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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摆脱“大跃进”造成的困境并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1960年9月30日，由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开始向全国推广和执行。尽管“八字方针”到1962年底因“阶级斗争扩大化”受阻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制定与实施的短时段内，不仅宣告国民经济步入“调整期”，还意味着社会各领域“调整”与“转变”的开始。 受此影响，文学艺术领域获得了一次罕见的规划调整与宽松发展的良机，“派生性”审美文论话语再次获得弹性突破，并表现出一种对“苏化文论模式”的自觉改造，以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文论话语体系。这种在具体语境中对“本土化”文学艺术规律特性的求索与总结，充分体现在国民经济“调整期”（1960—1962）以周恩来为主导，以周扬为桥梁，以蔡仪、以群、邵荃麟、张光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艺理论家在“反教条化”与“去苏化”过程中试图创建符合中国实际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而努力的过程中。 一、模仿与独创：从以苏联为师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1949年“苏联模式”全面引进后形成的，其学科建设更被纳入到共和国早期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中。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文艺界，便出版了一大批颇具影响的文学理论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指引下，“必须肃清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文艺及其在新文艺中的影响”，并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原则进行话语重建，尤其是要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一“延安文艺传统”推向全国，以尽快适应新的意识形态国家话语的统一性要求。 问题在于：1949年前的文论话语基本是在古代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的融合中进行体系创建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方法和原则的系统性文学理论著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然而，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又亟需文学理论话语作出调整与改变。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加之“以苏联为师”的政策，全面引进、学习、模仿苏联文学理论话语，便成为新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的必然选择。 毋庸置疑，对苏联文论范式的模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其特殊意义：一是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建构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提供了话语框架和经验范式；二是实现了由“旧”到“新”、从“无”到“有”，迅速建立起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方法的文艺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三是通过模仿与学习苏联，掀起了理论学习与讨论的高潮，在文化水平和学术训练普遍较为低下的状况下，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知识人才，为后期文艺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起到奠基性作用。与此同时，必须清楚地看到，对苏联话语模式不加选择地移植与模仿，也对后来文学理论的建设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后果：一是“左”的思想甚嚣尘上，造成学术话语成为意识形态话语的附庸品；二是苏联模式话语框架强行阻断了传统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术发展上的倒退；三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原则及其思想命题被不加批判地移植到中国文学经验中，造成对中国文学独特经验及客观规律的忽视。 这种不加分析的模仿与“全盘苏化”，因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到1958年前后引起毛主席的重视，由此得到扭转。毛泽东针对各领域就“苏联制度”不加反思地“照搬”这一教条主义路线的批判以及“以苏联为鉴”进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却为文学艺术领域一系列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新政策、新路线、新思路的出台，奏响了先声。 二、文艺政策路线调整及其对中国特色文论话语生产的制度影响 1960年9月，为克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向全国正式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由此对社会各领域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可以说，“八字方针”意见的形成、制定和实施，从实际出发，不仅在极左的革命政治语境中为国民经济的调整起步作出巨大贡献，还为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转变赢得了一定的宽松气氛，更在文学艺术等精神生产领域为文艺思想观念的转变及本土特色文论话语的生产提供了制度性的政策保障。 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几次会议以及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不仅对各种“左”的倾向对文学艺术的扼制提出了批评，还鼓励作家艺术家要敢于发言、勇于创新。由此，经济调整期的文学艺术获得了十分短暂而又难得的学术发展机遇。包括“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编写”在内的文化艺术新探索，努力建立符合中国实际道路的理论话语，由此拉开帷幕。仅就文艺政策路线“调整”及相关指导方针、报告讲话对文论话语产生的积极影响来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其一，尊重并掌握文艺发展规律，反对“唯政治标准论”，防止政治对文化艺术的粗暴干预。其二，改进领导作风、改善文艺风气，鼓励作家艺术家解放思想、敢于发言，实事求是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其三，倡导“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中国的”与“外国的”相结合，进而在“有机地结合”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理论话语。 总体而言，在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挖根子等不良风气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层，通过各种文艺讲话和座谈，不仅竭力扭转“极左”的政治局面和文艺风气，更向文艺界人士传达了“敢说、敢想、敢做”的信号。这些方针政策，不仅接续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血脉，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提出了并部分回答了文学理论在中国遇到的新课题，更在中国实际路线的探索中为推进文学理论发展、建设民族理论话语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