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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部分地，我会把田耳的《吊马桩》看作是混杂了个人经历和经验，混杂了自我情感情绪和曾有“真实”境遇的书写，我部分地会把小说中的“我”和它的写作者田耳用一种想象化的方式粘接起来——这样说，并不意味我否认这篇小说的虚构因素，也不意味着我会将真实和田耳和小说中的“我”等同。这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田耳们、张楚们、弋舟们那里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趋向，就是，他们的写作有意识地把个人经历和经验加注于小说之中，甚至将它作为叙事的支点。他们的书写往往以自我的经历、境遇出发，让小说更多地带有写实的、“真实生活”的影子，然后在叙事过程中策略地加入虚构，加入来自想象、设计、历史的碎片和道听途说中得来的“另外之物”，使小说更显得亦真亦假，至少在阅读感受上让人感觉真多假少，从而产生更强的“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趋向已有不同。那时候，我们的文学更关注于外部和“他者生活”，我们需要从文学的阅读中获取不一样的见解和陌生，我们需要一个故事的、以虚构为主旨的世界，而时下的文学写作，我们似乎更关注于自我之谜，更关注于在我和我们的生活中沉默的、被隐藏的发生，更关注“我”的情绪和情感的放置。两种趋向都有它的道理和深刻在，它有作家的主体自觉也有时代变迁下的审美使动，在这里我不会简单地偏袒于任何一方。 有造境，有写境。在阅读田耳的《吊马桩》的过程中我偶尔会出神，思忖他的这段描写是造境还是写境，在整体上，他是造境多一些还是写境多一些？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当然是田耳写得太过逼真，仿佛完全是生活里的发生那样，仿佛他在小说中记录着自己曾经的生活，他很容易能把我们带入到他所营造的情境氛围里。如果是写境，田耳的写实能力足够高超，而如果是造境，能做到如此逼真，则说明田耳化虚为实的虚构能力让人服气。“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王国维的这段话用在田耳的写作上当是恰合的，他能够在造境和写境之间来回穿行而丝毫不叫人看出二者的差别。当然，我个人暗暗地倾向于，他的这篇《吊马桩》可能写境会更多一些，也就是说，来自于生活和经验的成分更重一些。我猜度，我的这一“倾向”很可能会遭到田耳的暗自嘲笑，我把明明的“无中生有”竟然看成是现实发生——我猜度，田耳们、张楚们、弋舟们也都发出暗自的嘲笑，像我这样的小说写作者竟然也把他们创造出的情境看成是真实生活的取自……当然，他们在嘲笑过我的天真之后也会有小小的暗自得意：他们已经“欺骗”到我了。他们欺骗到了另外一个自以为懂得小说的作家。 是的，他们是成功的。他们故意将虚构向生活的容器里挤压，让它们仿若是生活的一部分，将它们从中取出的时候它们已不复“虚构”的模样。正是因此，这类小说更会让我们信以为真，让我们觉得生活即是如此，我们共同拥有着如此的生活和如此的人性，人生。 立足于生活和生命体验，不断地向“生活”的容器里注入虚构、想象和道听途说的故事，注入记忆和谈话和从报纸书本中得来的片段，精心地控制着其中的比例使它不会从这个容器里有所溢出，这是田耳的小说《吊马桩》让我反复打量、并试图裨益我的写作的地方。 2 在我印象中极为善于讲述故事的田耳在他《吊马桩》的写作中有意调整，他冒险性地“放弃”了惯常故事的波澜起伏，冒险性地“放弃”了惯常高潮的营造，而使用平静甚至略显平淡地叙述方式来讲述拥有“吊马桩”这一风景点的鹭寨在时间的淘洗下的发展与变迁。当然，小说关注的还是人，具体的人们，其中最重的变迁当然是人。没错儿，田耳有意地选取了这样一个没有太多诗意也没有太多波澜的“题材”来书写，当然包含着冒险。他试图，不让我们看出半点儿“虚构”的痕迹来，让它只呈现“生活的样貌”。是故，按照生活的样貌，马赤兵和杨青露刚刚开始的“自由恋爱”很快被杨青露的父亲牛痣打散，波澜未起就进入到无疾而终，它对两个人的命运甚至不曾有任何的痕迹感，这样的事件在乡村里多着，田耳也未安排他们之间存在一个丝连的藕；红露和榔壳寨的后生晚上叫出两个人看着月亮说话说到半夜，然后再次是无疾而终，他们之间不再有联系，只是被“我”这个写点文字的文青记着，或轻或重地记着。 《吊马桩》中出现的其它事件也具有相同的无疾而终的性质，譬如鹭寨和马王塘之间关于“吊马桩”旅游范围的争斗，譬如上，两个村寨和村民们关于“抬滑竿”权利的索取与放弃，譬如……作为小说，《吊马桩》并没有完全地放弃故事的围绕，但田耳不做惯常的穿插、推进和耸起，他甚至有意抹平，让它像极生活里的日常发生，没有惊乍，没有大喜悲，甚至没有用强光照亮的“主要人物”和对他的塑造。在这里，“我”是叙述的核心而不是故事的核心，甚至韩先让、红露、老瓢也不是。小说中占居主角位置的是时间，只有时间。 他写下的似乎就是种种在时间里发生的和变化的，在鹭寨的旅游发展中的那些经历和事件，它们多是因事而生后来又因时而解，“无疾而终”，但日子在进行，正常的生活也依然在进行，有些事与物在时间之中投下阴影或微澜，随后便消失得无影，交给了遗忘。生活如此。我们如此生活着，也许从未曾对平常日子有过如此的打量。 “无疾而终”，在田耳的《吊马桩》中，最大的、最为用力的无疾而终当然是“我”和红露之间的“爱情”故事。它是爱情么？是那种，我们以为的爱情么？在小说中，它“草色遥看近却无”，从“我”的角度来说它很难算是那种真切的、试图拥有的爱情，“我”的躲闪、“我”的不经意似乎都只是指向——它经不起仔细打量，它其实是诸多男人们普遍的、真实的心态，不甘，不愿，在掂量的天秤上它显得有些轻，但聊胜于无，但失去的时候会有失落和妒忌的产生……在红露那里或许曾是“爱情”，但她最终走向拒绝，她选择让这份从少年时代就有萌发的情感“飞快地”无疾而终，她用飞快和决绝找到了一个男友，然后在经历了无疾而终之后又同样飞快而决绝地答应了另一个男人，成为了他的妻子。她的选择当然具有强烈的实际性，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又有多少人不是如此呢？这，应当是我们更应看到的生活，更应看到的现实。 《吊马桩》，被它所塑造起的其实是时间，影响我们、改变我们、作用于我们而后抛弃掉我们的时间。在时间的击打下站稳的，和比倏忽的时间消失得更快的—— 看到最后，我们或许心生感吁，从心底暗暗地泛起一些……酸，或者别的什么。但它很快又会淡下去，沉入到无疾而终的消散中。 3 田耳的这篇小说没有相互穿插、勾连前进的事件起伏，它们只是简单围绕，然后一一消失于无疾而终。它，不是依靠事件来推进的小说。大凡大作家，都有那种超强的“无事生非”的能力，就是说，他们都有能力在别人视而不见（即使看见也不觉得有什么意思）的地方“津津乐道”，那些貌似的平淡无奇的日常、风俗和景致，那些家长和里短，那些贮藏在内心的微澜起伏，在那些大作家的笔下竟然生出趣味、生动和妍妙，让你沉浸其中，让你欲罢不能。这样的作家应不在少数，譬如屠格涅夫，譬如福楼拜，譬如沈从文，玛格丽特·杜拉斯，普鲁斯特，纳博科夫……然而田耳的《吊马桩》较之他们还走得更远了些，他整个中篇都有意“无事”，没有大波澜，多少具有“反故事”的倾向——这样的小说，能够做好的不多，能够让人在阅读中一直被牵引、津津有味地读完的并不多，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而言，在我印象中能够把“无事生非”做到极致并让我保持着巨大兴趣读完的此类小说大约只有三五篇，加缪的《局外人》，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以及韩东的《在码头》。我能数到三，而将它加到五就显得困难了。 田耳“无事生非”的能力超强，之所以他能把“无事生非”经营得如此有趣、令人感叹，在我看来一是源于语言上的魅力感，节奏上的精心掌控，叙事上的灵魂活沷，它是艺术的，更艺术的；一是源于对内心细微的勾连，它让我们随之沉入与小说中的人和物融为一体，能够把我们的经历和经验叠加进去；一是源于他良好的、卓有才华的“造境”能力，它构成着吸力。另外一点儿，在小说中，田耳笔下的“我”是一个真实的、多面的、圆形的、生活化的人，他有着私，有着巧，有着计较和不那么坦荡的亏和弱——他在这点上获得了某种亲和力，他是我们的亲戚，邻居，和我们自己。 田耳用一双略含小恶的眼，盯着她和他们，也盯着自己。他在审视中的发现有时会让人隐无可隐，藏无可藏——“你们是在‘三创四争’颁奖会上认识，彼此都就自身的经历做了长篇的演讲，再说你还看过我写红露的文章，一个字一个字……怎么还搞得像今天才知道，她曾经每天抬人上吊马桩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