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必须正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传奇叙事中不能缺少超越与救赎主题，这就是我们在检视从《青春之歌》到《绿化树》再到《废都》的知识分子形象史时所获得的文学启示。 作为一个曾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确立过自己艺术界碑的作家，张贤亮的文学成就不应该被后来者遗忘。《宁夏出了个张贤亮》，老一辈评论家阎纲的那篇名文至今言犹在耳。然而，斯人已去，重读张贤亮的名篇佳作就成了我们对这位中国当代作家的最好纪念。在张贤亮颇具传奇性的一生里，他既遭遇过政治劫难，也拥抱过商场繁华，各种斑驳复杂的人生体验一一化入他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谱系中。这里有艺术上的成功，也有探索中的教训。 当然，最让张贤亮显得与众不同的还是他笔下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系列，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灵与肉》中的许灵均，还有《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而在这三部作品中，《灵与肉》其实可视为《绿化树》的艺术雏形，而《绿化树》则是《灵与肉》的艺术深化，至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是《绿化树》的艺术延伸与变异。这三部作品的叙事重点都在书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遇，都是为了揭示深陷困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与肉体的双重变化。但相对而言，《绿化树》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更为厚重与纯熟，虽然小说结尾主人公走红地毯的场景颇遭诟病，但瑕不掩瑜，它依旧能集中代表张贤亮一生中所抵达的最高文学境界。 张贤亮在《绿化树》中的个人化审美探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小说史）上是否冲破了某种叙事模式的拘囿，或者说是否实现了某种叙事模式的转换，从而不仅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史（精神史）的意义上，而且也在中国当代小说形式史上确立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结论不一，但在我看来，《绿化树》的经典性主要在于，它在70年来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史价值，它的产生既是对新中国前30年流行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改造”叙事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同时也开启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文学中知识分子“颓废—救赎”叙事的新形态。虽然《绿化树》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十七年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印痕，而就后者而言，《绿化树》已然超越了“八十年代文学”的时效性，而对近30年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叙事或显或隐地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确认，《绿化树》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事件，一方面它打破或改造了固有的文学史秩序和语境，另一方面它又确立了新的文学形态或预示了新的叙事可能性。 文人传奇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化 今天我们重读《绿化树》，由于置身于新世纪中国文学传统复兴的历史新语境中，必然与上世纪80年代读者的同步阅读存在一定差异。我们固然需要重视《绿化树》中的小说现代化的诉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绿化树》中的深层次本土化和民族化诉求。当然这一切都得建立在作家深厚的古典文学积淀和民间文艺素养上。换句话说，张贤亮其实在借助西方现代性话语来激活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学传统，以期实现中国文学传统的现代转换。 张贤亮并非出于民族文学惯性思维而无意中跌入这种古老的本土文学叙事圈套，恰恰相反，这在他是一种清醒的或者自觉的艺术选择。作家在小说里借主人公章永璘之口说道：“公子落难，下层妇女搭救了他，他只要一脱险，马上就想着占有这个妇女，并把这种举动当成一种报答，这不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古老的故事吗？”这清楚地表明张贤亮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有着理性的判断。显然，他并不想简单重复那种民族传统叙事俗套。但文学史又清楚地表明，从中国古代盛行的唐宋传奇小说、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到近现代中国依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侠义言情小说中，“多情女子负心汉”的人物情节模式一直都在不断上演，这说明作为民族文学集体无意识，这种看似俗套的叙事模式其实有着深远而稳定的心理结构基础。 张贤亮的文学血液中流淌着这种隐性的民族文学基因，这是他无法拒绝的民族文学宿命。但张贤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调动西方现代性话语资源来激活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创造性地改造或重新编辑本土文学基因，给古老的民族文学叙事模式灌注新鲜的思想和艺术滋养，让旧模式有了新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传奇的《绿化树》自然就超拔于中国古代文人传奇之上了。实际上，以唐传奇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人传奇不同于西洋式传奇，前者以“史传”为核心，后者以“罗曼蒂克”为标志，一个重在塑造人物，一个重在编排情节，故而中国式传奇大抵以“某某传”命名，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之类。由此我们当然可以把《绿化树》视为《章永璘传》。单就文本而言，这部力作完全可以当作男主人公的人生传记来阅读。 但与古代文人传奇相比，《绿化树》或《章永璘传》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古代同类题材的文人传奇大多以男性文人视角去观察女性，虽然貌似女性成了主人公，但往往无法摆脱封建男权意识，甚至是玩弄女性心态；而张贤亮的笔下虽然也难免男权意识熏染，但其叙述中心是男性知识分子的自我观照和反思，故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封建意识形态残余。因此，《绿化树》虽然有着古代文人传奇的流风遗韵，但依旧难掩其主体的现代性特征。二是古代文人传奇大都喜欢以作者或叙述者名义发表酸腐迂阔之论，且以程式化的方式强行将理论文本（议论）植入审美文本，而在《绿化树》中，虽然主人公章永璘的议论文本有时依旧难免空疏迂阔之言，但总体上已然成为审美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章永璘依照《资本论》所做出的唯物论反思和启示，是立足于他的深刻人生体验和生命困境的终极思考，这就完全不同于古代文人传奇的皮相之语。三是古代文人传奇中往往习惯性地穿插格式化的古典格律诗词，以此制造抒情氛围与格调，但在《绿化树》中，张贤亮把古典诗词融入到人物的对话中和场景里，而且将“花儿”和“信天游”之类的本土民歌乃至于西方现代抒情诗文本融入叙事，以此置换古代文人传奇中单一的格律诗词文本，营造出整体性现代抒情特征，可谓是对中国古代文人传奇抒情传统的现代转化。 苦难历程中的精神蜕变 章永璘这个典型形象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引发争议。倘若我们立足于文本，不脱离人物的特定政治历史语境来作分析，那就必须承认，张贤亮在《绿化树》中确实真实地书写了章永璘的心灵史（精神史）。张贤亮在《绿化树》题记里说得很清楚，他是想仿照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而“形象地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按照作家的初衷，《绿化树》“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确实如此，《绿化树》的主人公章永璘的父亲就是个资本家，即使身在牢狱或农场，章永璘还是时常会回忆起童年时期锦衣玉食的资产阶段生活。张贤亮在《绿化树》中特别注意从章永璘的政治身份切入，着力透视和解析章永璘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给他的心理与行为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 西方人说“知识就是力量”，但章永璘的知识不是用来奉献而是用来求生和苟活。他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数学知识改良餐具，让食堂师傅产生误差和错觉，由此他得到了比其他犯人更多的食物。他还熟练地运用自己的工程技术和运筹学知识为农场打制灶台，以便可以偷食私制的煎饼。更有甚者，他还狡猾地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从善良的老乡手里骗来几斤黄萝卜。知识在章永璘那里不再是价值尺度，而是纯粹的生存工具。 如果将《绿化树》的题记和杨沫《青春之歌》的后记稍作比较即可发现，这两部当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在创作意图上何其形似乃尔。它们的作者都声明要写“知识分子改造”主题，但毋庸讳言，两部知识分子小说都有“革命＋恋爱”现代小说叙述模式的痕迹，都有“革命才子佳人小说”色彩。与《青春之歌》的历时性改造叙事模式不同，《绿化树》采用了共时性改造叙事模式。张贤亮将主人公基本上置放在同一个空间（劳改农场）中予以观照，让章永璘共时性地接受三个民间底层人物的审视，即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而这种审视的本质就是改造。从章永璘的角度看来，三个性格各异的底层劳动者其实就是照见他的知识分子灵魂弱点的三面镜子，从中章永璘看见了自己完整的心灵世界及其扭曲和变异。 毫无疑问，女主人公马缨花是照见章永璘知识分子灵魂弱点的第一面镜子。这个绰号叫“美国饭店”的女人其实根本不是水性杨花，只有“绿化树”才配得上她的清刚人格。“喜光，耐干旱瘠薄”的绿化树正是马缨花底层性格的艺术写照。马缨花善良多情，她并不嫌弃或歧视章永璘的带罪之身，而是出于对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尊重而发自内心地喜欢章永璘，没有任何的虚伪和矫情。从食物到衣物，马缨花尽其所能地满足章永璘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对于神秘的性事则始终保持克制，这是她对章永璘更深沉的爱的特殊表达。即使在章永璘重新接受管制后，马缨花依旧在等待他释放归来，直至最后被迫远走青海。“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马缨花的爱情宣言是促使章永璘发生精神升华或心灵蝶变的根本性因素，正是马缨花让章永璘看见了自己灵魂中的渺小与卑污。 第二面镜子是海喜喜。作为章永璘的情敌，海喜喜尽管最初充满敌意，但最终这个豪侠仗义的西部汉子还是以无比的宽容和大度接纳了章永璘，他希望章永璘能够与马缨花结为夫妇，而他自己则选择远走高飞，且在离去之前还想着在物质上接济章永璘。这让章永璘进一步意识到了自己表面高尚的灵魂内部的渺小。至于第三面镜子谢队长，这个看似粗俗、没有文化、未老先衰的基层干部，其实洞达事理人情，他故意不派人去追索海喜喜最可能逃亡的小道，而且特意设计了寒夜火车小站里与章永璘作推心置腹的长谈，这让落难的章永璘体会到了慈父般的温暖。显然，正是底层的劳动人民让知识分子章永璘实现了在苦难历程中的精神蜕变。 知识与饥饿的搏斗 如众多评论家所津津乐道的那样，《绿化树》在刻画章永璘的饥饿心理上确实别具一格、尤见功力。这种饥饿简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渗透在章永璘的所有日常生活细节中，它支配着章永璘的所有心理与行为选择。饥饿在章永璘那里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实体，仿佛野兽在身体里冲撞。无论是劳动还是休息，也无论是爱情或赶集，章永璘始终摆不脱饥饿的纠缠。劳动因饥饿而变得沉重，为此章永璘运用劳动生理学知识来化解自己的难堪，而就在知识与饥饿的搏斗中，章永璘走到了知识分子的反面。 终于，章永璘为了摆脱物质饥饿而扭曲人性，从知识分子异化为“狼孩”，甚至丧失了人性底线。他竟然利用自己的所谓知识算计无辜的乡民，而就在他自以为得意之时乐极生悲，他从乡民那里骗来的黄萝卜几乎化为泡影，而且他整个人掉进冰冷的河水中，一瞬间饥寒交迫。这就是丧失良知的代价。不仅如此，一旦物质饥饿得以满足，章永璘的精神饥饿开始上升，他身上好不容易被培植出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心或认同感又开始松动，他低看马缨花、蔑视海喜喜，瞧不起他们的卑微和无知。他被爱情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至于不把海喜喜放在眼里，甚至还对谢队长不屑不敬，但最终在三位底层劳动者的自我镜像中，章永璘还是完成了自我良知的救赎。 小说中不断写到章永璘的自我超越冲动，但章永璘的“超越自己”始终无法掩盖其自私心理和人性弱点，甚至给人留下了为抛弃马缨花而寻找借口的印象。由此，《绿化树》与《青春之歌》区别了开来。同样是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青春之歌》将日常叙事和爱情叙事纳入政治叙事和宏大叙事中，而《绿化树》将宏大叙事和政治叙事融入日常叙事和爱情叙事中。两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绿化树》是对《青春之歌》知识分子传奇叙事的置换、深化与超越。 继《绿化树》之后，张贤亮又以章永璘为主人公创作了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但这部作品开始淡化《绿化树》中的知识分子改造主题，除了继续强化章永璘的饥饿叙事以及由此导致的身心双重扭曲外，作品还着重强化了章永璘的自我超越主题。在《绿化树》中，章永璘的自我超越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救赎，不断通过底层民众之镜发现并改造自己的灵魂。正如小说结局中所言：“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但也就是在这里开始认识到生活的美丽。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虽然都和我失去了联系，但这些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心灵中的闪光点，和那宝石般的中指纹，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中，成了我变成一种新的人的因素。”而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马缨花那留在馒头上的“宝石般的中指纹”已经烟消云散，而化作了黄香久给章永璘带来的深深的性屈辱和人格扭曲。黄香久不是马缨花，曹学义也不是谢队长，同样是底层民众，但此时权力和背叛已经代替了底层的善良与纯真。这就为章永璘的自我超越提供了更为强大的理由或借口，正所谓“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章永璘在恢复男性尊严后选择了离婚和出走，他要去寻找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由饥饿到扭曲和堕落，再到拯救和超越，章永璘的受难知识分子形象于是日益丰满、日渐立体。 但这也暴露了张贤亮的创作危机，其实也是章永璘的形象危机。张贤亮在刻画章永璘的饥饿心理及其人性扭曲时，由《绿化树》中的物质饥饿转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性饥饿，这虽然无可厚非，但确实打开了人性的潘多拉之盒，给张贤亮此后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无法预估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张贤亮推出了长篇小说《习惯死亡》，但男主人公已经不再名之为章永璘，而干脆选择了无名。这部长篇放弃了作家此前熟稔的写实手法，转而用荒诞的手法讲述一位匿名的昔日受难知识分子在新时期“以堕落实现超越”的黑色幽默故事。而所谓的堕落则不外乎滥性，这就不仅与《绿化树》拉远了审美距离，而且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自我超越也渐行渐远。 而就在张贤亮彻底告别中国知识分子传奇叙事之时，年轻一辈的贾平凹以《废都》实现了对当代知识分子传奇叙事的突破与深化。与张贤亮相比，贾平凹的知识分子传奇进一步强化了叙事形态的中国化，且彻底摆脱了知识分子改造主题的阴影。从章永璘到庄之蝶，知识分子改造早就成了远去的历史记忆，庄之蝶肯定无法想象章永璘的双重饥饿，他体会到的只是物质繁荣和经济饱和后的精神空虚与心理迷惘。于是，庄之蝶选择了《习惯死亡》中那位匿名者的同样方式，“以堕落实现超越”，但最终还是无法安妥自己的灵魂，无法实现终极救赎。从章永璘的“堕落—超越”到庄之蝶的“颓废—救赎”，当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悄然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双重转换。 总之，我们必须正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传奇叙事中不能缺少超越与救赎主题，这就是我们在检视从《青春之歌》到《绿化树》再到《废都》的知识分子形象史时所获得的文学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