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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宏顺的长篇小说《铁血湘西》 ，从上世纪20年代末的湘西社会理出头绪，着重描述抗战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湘西历史。在这块土地上，湘西民众与中国其它地方的百姓一样经历了抗战和两次内战的洗礼。但与其它地域不同的是，几次战争以及伴随战争而来的历史风云，给湘西古朴的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改变，不仅使湘西成为湖南省乃至中国当时各种政治、文化力量交锋的节点，而且使湘西内部也发生剧烈震动，使其在急遽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亮丽的一笔。 秉笔直书一直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 《铁血湘西》在以小说的形式记录湘西的现代史时，也体现出这一古老的历史书写原则。在《铁血湘西》中，湘西偏安于湖南一隅，虽然依靠沅江水系保持着与外界的商贸往来，在长江流域的经济版图上不可或缺，但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长期处于化外之地，被置身于边缘而不被重视。这种边缘性由于抗战而得到了改写。 《铁血湘西》以辰溪县为背景，展示了被改写的过程。武汉失守之后，抗日中心向湖南转移。随着战火往长沙蔓延，湖南和华中地区的党、政、军、工、学、商等机关陆续迁往沅水两岸的大湘西。1938年湖南省政府西迁沅陵，湘西由此成为当时中国大后方的前沿。全国各地难民也有很多逃往湘西，或经湘西逃往川、滇。相继迁至辰溪的有十多支国民党的部队及隶属于部队的医院、仓库，还有华中水泥厂、汉阳兵工厂等。因工厂用电量大，国民政府在沅水和锦江的交汇处投资建起了发电站。湖南大学和桃源女中也迁来辰溪。之后又有军事机关和厂矿企业不断迁往辰溪，不足万人的小县城猛增至十几万人。这些外来的经济、文化力量直接催生了辰溪的畸形繁荣。 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这个古老的小县城变得日趋开放和活跃。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辰溪和湘西如火如荼地开展，湘西成为宣传抗战的重镇，民众也进行各种捐助，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抗战。这样的时代变动不仅让湘西人意识到湘西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自觉地跨出地域的局限，走向更广阔更深远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表现在小说中的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救陈策出狱一节。湘西人身上的这种强烈的国族认同意识正是湘西借助历史的机遇融入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体现。湘西已打破了自足与封闭，从之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逐渐向中心位移。小说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是丰富而深刻的。 其次，小说细腻生动地描写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湘西党、政、军和地方各种武装之间，地方统治者与民众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纠葛，它们掀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最波谲云诡的一页。但小说的可贵不只是向我们真实地展现中国和湘西的这段特殊而动荡的历史，而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描写，让读者深刻体悟历史中的人那种致命纠缠。有学者曾经解释过这种脆弱的含义，认为人类对自身的行为不可预见，原因在于人类没有能力预测一个特定行动的逻辑后果。另外，这种不可预见还直接来自于故事本身。因为故事作为行动的结果，只在结尾的时候才透露出来。 换言之，尽管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行为的依据和力量，但因为不可预见性的存在，使得个体在非稳定的历史情境中的选择具有了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一旦与人性产生联系，它便更真切地显示了历史与人性之伤。小说因为有对历史和人性之间这种辗转往复的思考，使得这部地方史写作同时实现了纵深感和厚重感，实现了悲观生命和乐观历史的统一。 总之， 《铁血湘西》以极具现场感的场景和事件建构起湘西的一部现代史，它依靠外力催化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了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同步。但正是这种同步显示出湘西地方史被中国大历史有效吸纳、改造、合并的性质与过程，使得《铁血湘西》这种地方史的写作最终呈现出地方化与去地方化的悖论的统一。 《铁血湘西》中的湘西已褪去了古已有之的神秘、野蛮、没落的地方色彩，成为中国大一统政治版图中的一角。从化外走向化内，从边缘走向正统，完成了“湘西—中国”历史经验的复制，成为无数个被复制的“中国经验”中的一个。然而正是作者对这种经验的复制折射出这部湘西历史题材小说的独特价值，和对湘西历史叙事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和突破。正如评论家刘启林所言，“ 《铁血湘西》所显示的，是一种文献价值与审美价值兼具的境界，具有真正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