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年届九旬的徐怀中先生创作出长篇小说《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一位评委回忆评奖过程时说，《牵风记》一开始就受到评委的广泛关注。徐老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闻所未闻的新的战争体验，而且这种体验是那么深入人心，那么美好。他似乎很早就找到了军事文学创作的另一扇奥秘之门，另辟蹊径，别有洞天，打破了军事文学创作的诸多惯性思维。讨论时有评委说，《牵风记》是一个老作家对于文学的致敬，我们也应该对这样矢志不渝的老作家致敬。在几轮投票中，《牵风记》都一路领先，并在最终以并列最高票数登榜。 长篇小说《牵风记》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作品中没有宏大的战争叙事，笔墨聚焦于三个人物和一匹马的故事。投奔延安的青年女学生汪可逾，随身带一把古琴，路经“夜老虎团”驻地，因一曲《高山流水》，与知识分子出身的团长齐竞相识，成为他部下的一名文化教员。汪可逾聪明灵动、冰清玉洁，是美的化身，小说因她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男主人公齐竞，是一名儒将，文武双全，儒雅健谈。在浪漫激越的战地恋歌即将奏响之际，却因性格的内在冲突而走向凄苦与悲怆。齐竞的通信员曹水儿，高大威猛、勇敢果决，非常男子汉，而一出出战场艳遇，终于酿成悲剧。还有一匹灵性神奇、善解人意的老军马“滩枣儿”，与三个人物的命运交织演绎，令人不胜感慨。评论认为，小说血色唯美，空灵奇崛。既有对战争、人性的深刻思考，也有人与大自然神奇关系的表现，亦真亦幻，拓展了战争文学的创作空间。 怀中先生说：“我对这次战略行动太熟悉了，从头到尾，我们怎么过黄河，怎么渡过黄泛区，怎么突破一道一道的关卡，直到过了淮河，上了大别山，都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过的。到了大别山后又经历了重重险恶，敌人的扫荡，大火烧山等，直到我们开辟根据地，站住了脚。” 那段难忘的战争经历，多少年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到1962年在西山八大处闷头创作近一年，写出了约20万字的初稿。但是，这部作品未及完成出版便被烧毁了。进入新时期，文艺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怀中先生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必须从零公里起步，再度开发自己。”从2014年开始，他重写50多年前的未竟之作。怀中先生说，如果当年的那部书稿出版的话，也就是一部平常的战争题材小说，那就不会有《牵风记》了，这两部作品不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次思想和艺术上的艰难蜕变，他形容：“我的小纸船在‘曲水迷宫’里绕来绕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才找到了出口。” 《牵风记》的主题，其关键词为：人性、自然哲学。而在作品中，这些都是通过人物和细节来体现的。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各有其不同的人生定位，汪可逾是自然本心的，本色纯真质朴；齐竞是社会中人，努力奋斗型的；曹水儿则是本能式的，刚烈而可爱，冲动而可叹。 汪可逾的乳名“纸团儿”，是整个作品的核心意象。我们的人生，拼搏也好，历练也好，磨难也好，好多都是一条单行道，缺乏向本来的回归。《牵风记》以纸团儿入水这个艺术意象，集中蕴含了揉皱与展平的双向人生之道。而齐竞则是到最后才懂得了纸团儿揉皱、又在水里展开的人生哲理，这一下他终于读懂了汪可逾。 《牵风记》浓缩了一位老作家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哲理，从中我们可以观照人性，反思人生。 二 怀中先生的文学启蒙，可以追溯到抗战时读小学。语文老师说，什么是小说呢？比如文章开头，第一句是：“‘咣’——一颗炮弹落在了身边。”这就是小说；如果开头写：“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了。”那是写历史。到现在，怀中先生对当年小学老师的话还有很深印象。小说的特质，不就是虚构，不就是充分发挥想象力吗？ 念中学时，老师引导他们读外国文学经典。怀中先生很推崇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用短短九万字就写尽了人性之美对战争力量的超越。“我觉得多少作家几百万字的长篇巨制都不能望其项背，我也要求自己的作品要精粹，但是还做不到。”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战争与人性如何成为贯穿怀中先生创作的主线。 怀中先生1945年入伍，到十八集团军前线剧团，从事美术工作。他之所以搞文学创作，还和他的夫人于增湘有关。于增湘女士是著名舞蹈家，荣获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的“卓越贡献舞蹈家”称号。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领舞的女游击队长就是她。当年他们还是朋友关系的时候，于增湘就对徐怀中说，你的战争生活积累那么丰富，如果能够写书多好啊。就从那时开始，他逐步转向文学创作。 这个细节应该说很重要，这里深藏着怀中先生文学创作的起点，可以说是他创作的原动力。他们二老已过了“钻石婚”（六十年），诚可谓白头偕老，相扶相依。爱的力量是永恒的，所以直到九旬高龄，怀中先生的文心还那么年轻，文笔还如此青春。 人性坚守成为怀中先生终始不渝的创作轴心，奥秘应该就在此中。作家在《牵风记》中一再提示“回返零公里”，就是人性之初、大爱之心，本真而圣洁的爱。 《牵风记》中的两位主人公汪可逾和齐竞，虽然彼此欣赏和相互吸引，尤其是齐竞对汪可逾追求不已，但到两人就要最终走到一起的时候，齐竞情爱中的世俗杂染稍一表露，率真的汪可逾立刻无法忍受，一句“齐竞！我从内心看不起你！”使得这段原本奇美的战地恋歌凄然而止。 生长在战争动荡年代，初中毕业就从军打仗，文化教育基础薄弱，读书自然有限。解放初期，二十出头的徐怀中参加工作组，在四川西南部一代活动。那时他抽空就到新华书店去看书，因为当时部队只是发津贴，没有工资，买不起书。时间长了，店员就经常给这位年轻军人留着新书，等他看过之后再卖。 这也是一幅画面：川西南小县城新华书店的一角，一位年轻军人站在那里静静地看书…… 我们问他印象最深的作家，他说是梅里美。梅里美是法国十九世纪作家，还是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他的作品简洁凝练，惜墨如金，还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神秘之美，被称为法国第一位中短篇小说大师，是法国十九世纪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从怀中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梅里美某种潜在的影响，文字精道，人性关怀，唯美的追求。 怀中先生说，小说应该是生机盎然的，像是一片草地般郁郁葱葱。如果写得不好，就可能是一块防雨布，虽然也是绿颜色，但是没有生机。作品里要有大量的生活细节，特别是战场上的细节，这样才能征服读者，才能让观众觉得是立体的，而不是哲理概念的演绎。怀中先生从军之初就搞美术，视觉感很敏锐，转到文学创作，描写具体细节，就像是在画布上作画，通过文字而呈现画面，小说就有了很强的视觉感。“所以我写每一个视觉形象都尽可能写得很细，细到让读者产生兴趣，自然就立体化，自然就视觉化。我努力让文字在视觉上有冲击力。” 《牵风记》13万字，陆陆续续写了四年。怀中先生说：“我年老多病，写作习惯也不好，总要在脑海里把准备写的情节清楚过一遍，背诵下来，才能落笔，再继续写后面的文字。其间不断修改，近乎爬行状态，写得很慢。我没有多少时间，本来这一题材能写出更多的字数，但我恐怕来不及，所以希望这个文本尽可能精粹，聚焦三个人一匹马，也就够了。我对写作的追求，是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 三 怀中先生一生创作，严格遵从厚积薄发的原则，力主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则必须长时间下去做深切体验，完成必要的创作准备，才可以动笔。 1950年怀中先生第一次进藏，参加慰问团到西藏，接着就是和十八军进军西藏，修筑川藏公路。 川藏公路，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公路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为了修筑这条天路，三千志士英勇捐躯，平均每公里留下一个英魂。怀中先生不是采访体验生活，而是在筑路部队代职连指导员。那时候基本上没有机械设备，完全靠人力劈山凿岭。他和战士们一起干，角色就是一名筑路军人。虽然年轻，但是体力毕竟比不上士兵，结果很快身体就垮了，血压高，心动过速，他还是坚持不下山。因为如果一下来，就被归入不适合上高原的人员，不能再上去了。 他们连队施工开始是在川藏北线的达马拉山，公路垭口海拔近5000米。达马拉山公路修通之后连队转场，他在后面收容组，结果就剩他自己身体最差，一个人落在后边。到最后体力不支，根本走不动了，就一点点往连队的方向爬，不爬就只有死在荒野大山上。他拼着命终于爬到了炊事班帐篷边上，从锅里舀了一大勺热水灌下去，这才慢慢缓过来。 怀中先生回忆，大别山是危险，西藏是苦，特别艰苦，海拔高，条件非常差，后勤保障困难，他的身体又不行了。那时候早晨起来穿衣服，穿上一个袖子之后，都要深深喘几口气，才能再穿另一个袖子。有时候早晨起来头抬不起来，原来是头发都和枕头冻在一起了。 再苦再累，他还要挤出时间创作。就是在那种条件下，以西藏筑路部队为题材，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由《解放军文艺》刊出，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出版了单行本。他还是从西藏回来的路上，在地摊上看到的这本书。 1957年，怀中先生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著名学者叶圣陶先生非常赞赏《我们播种爱情》，亲自为这位当时二十几岁的年轻作者的小说作序：“一看就让它吸引住了，有工夫就继续看，看完一遍又看第二遍”，并评价“是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总政组织作家到前线，怀中先生接到命令，当时他大病初愈，还正在服中药，去前线没办法每天熬药，他就到百草堂和人家商量，药店专门给他做好药丸，他就带着两个月的中药丸赴前线。临上飞机前，《人民文学》主编向他约稿，他答应下来，这就是反映那场战争的著名中篇小说《西线轶事》。 刘毛妹这个新的人物形象，代表了怀中先生关于战争与人性的新探索。怀中先生说，自从《西线轶事》以后，我在创作上多少有了一些觉醒。不是说你经历过了哪个战役，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了。军事文学有许多种写法，我下笔愈发慎重。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抛开过往创作上的窠臼，完全回到文学自身规律上来。 《西线轶事》作为怀中先生一次新的艺术探索，更体现了一种自觉回归本源的意识——回返零公里。 四 1984年，怀中先生创办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培养作家的先河。后来许多高校陆续开办作家班，而军艺文学系到现在为止还是最为成功的。 怀中先生虽然只担任了第一届系主任，但文学系的模式、开放式的教学、自由包容的学风、相互激励的氛围则一直延续，培养了大批部队作家。 文学系开办时，师资不足，只能以外请教师为主。很多都是怀中先生亲自登门拜访，一位一位请来的。当时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学者都到军艺来讲课。我们的中文课程，基本都是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给上的，吴组缃先生、吴小如先生、谢勉先生、洪子诚先生，还有当时年轻的曹文轩先生，都给我们开过系列课程。自己没有师资，结果我们得到的是最好的师资。 80年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都比较活跃，文学系促成了许多同学的文学再度启蒙和创作蜕变。比如莫言就是一看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突然开窍：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啊！那我从小听说的那些故事，不都是好小说吗！如同掘开了自心的泉眼，导致他的创作喷发。 通常在文学创作时，我们头脑里往往都有好多概念设定，以为小说应该怎么写，以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以为人物、主题如何如何等等。但那些全都是与实际不相干的概念，结果你始终不知道怎么写，在那些套子的束缚中怎么写都不对。直到突然发现“原来是这样”、“原来可以这样写”，这才终于突破了概念，贯通名与实，即知道了原本，找到了自己。 作为老师，怀中先生不仅组织教学，教我们作文，更用他的人格魅力，告诉我们如何为人立世。 我们念文学系那一届还没有毕业，怀中先生被任命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后来又当部长。当了领导，怀中先生还是永远谦和、低调、沉稳，没有一丝一毫官气。但他最为倾心的角色，还是当一名作家。真正淡泊名利的定力，来自内心清明而强大，始终有自己的内在追求，才会清楚如何面对人生选择。 五 到65岁，怀中先生离休，按说终于可以专心致志搞创作了。但退休本身是人生的一大转型，而那段时间他的老伴病了，他陪同治疗、关照，老两口相依为命。借此机会两人一同出游，遍访名山大川，探问名胜古迹。怀中先生同时集中精力研读老庄及诸子百家，多方面充实自己，构成了他思维观念的转型期。连续多年的沉寂，孕育着新的突破转折。 世纪之交，年届古稀的怀中先生，接连拿出三篇重要作品。先来看他的散文《回返未来——解读都江堰》。 位于成都平原顶端岷江上的都江堰工程，造就了“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已经连续运转了两千多年，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 当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建造都江堰，用了四十年。怀中先生则说，我也用了四十年，才找到理解都江堰的契机。 《回返未来——解读都江堰》堪称李冰的知音：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世事沧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都江堰实在是水利史上绝无仅有的神品。 “渠首分水鱼嘴，是顺水流方向，筑起一道河中堤，把岷江一分为二，内江引水灌溉，外江溢洪排沙。设计者精确地利用了弯道环流，为汹涌奔腾的岷江保留了它表现自己性格的充分自由。岷江则乘此兴会，乐得依从人愿，自动承担起了‘分四六，平潦旱’的义务。春灌季节，正是枯水期，经弯道自然制约，可集中主流六成水进入内江，保证春灌需求，而外江吞水只有四成。夏季洪水到来，内江受水限于四成，外江变为六成水，恰好可以顺利泄洪。 “几乎就是一条‘活’的岷江了，把自行调节作用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李冰并不喝令从万山丛中夺路而来的一条大江静止下来，并不猝然中断它的脉息搏动，而是在江水习常的流动中，解决了水利工程中历来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种种复杂矛盾。以时间截取空间，以空间赢得时间，取水和排沙泄洪同步，灌溉与航运放排并举。这分水堤，还只是都江堰三大主体工程之一，如果连同宝瓶口和飞沙堰，从整体布局来考察，其系统作用更加凸现出来，随机有序，浑然天成，奥妙之处简直不可思议。 “我来回答，就很简单，都江堰工程是李冰同日月山川达成的一个默契。 “李冰建堰，追求的是顺任自然，不施斧凿。他注重因其势而不逆其势，应其时而不违其时。仿佛工程的最高设计要求，便是效法天地而行无所事。你不能否认，都江堰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永远的经典。” 上面之所以大段引述怀中先生的文字，因为从《回返未来——解读都江堰》，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牵风记》的思想内涵。 而近二十年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两个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和《也许你看过日出》，则呈现了《牵风记》艺术基调的探索，为这部长篇打了一个前哨战。《牵风记》中有关纸团儿的一段“空白页寄语”，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以题记的形式而披露。汪可逾标志式的微笑，则在《也许你看过日出》中有过详尽的描述了。 六 世纪之初，伊拉克战争爆发，有感于美国逞霸世界到处发动战争，怀中先生决定先写出反映越南战争的长篇纪实文学《底色》，将《牵风记》向后顺延一下。原本是出于义愤，不想这一下顺延了整整八年。 原来，在上世纪60年代，他还有一段特殊经历。当时他参加中国作家记者战地采访团，担任组长，绕道柬埔寨金边悄悄深入到南越，一直到了美军和南越军队控制的核心地区西贡（现胡志明市）郊区。白天，美军扫荡，他们钻地道，躲避B-52地毯式轰炸，晚上出来活动。有一次，实在是太危险了，越南同志也感觉没有办法，最后唯一的安全办法，就是干脆把中国同志直接转移到西贡市内去，由城市地下武装人员保护。他们计划怀中先生打扮成一位华侨猪鬃商人，语言不通就有理由了。怀中先生说，越南同志游击战的水平，比我们当年还要高明，你完全想象不到，城市游击战能够打成那个样子。不过，他还是没有同意进入西贡市内，最终在地道里坚持下来了。 那段经历非常奇特，几次听怀中先生顺便谈起，我们都觉得应该写下来，很有价值。但又觉得他如果亲笔写太费心力，那么大年纪了，我就曾建议用采访对谈的方式，然后录音整理，他再做文字修改。结果，他还是坚持亲自写。语言讲说与直接用文字表现，境界当然不同。 《底色》还原历史，再现历史，呈现心中的历史。虽然是非虚构的纪实文学，但它也是作家的精神创造，是作家心灵世界的外化。它表现战争中的人，通过严酷的战争环境反观和彰显人性。同时深刻反映了冷战时期中美苏三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联合与斗争关系。一位国际史研究学者也说，只有作者这样一位老军人，才能写出《底色》，才具有这样敏锐犀利的观察力。不只是在文学上做了新的开拓，而且也具有很深的思辨内涵，富有史学资料价值。 写作《底色》时，怀中先生已经八十岁，还不时住院。他后来对我说起说，开始有几年，心里也比较着急，总想着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写完啊？如果写不完怎么办？再后来，他突然想通了，再着急也没有用，写一点就是一点，自顾耕耘不问收获，只要每天能够写一点，写到哪里就在哪里打住。心里坦然起来，反而越写越顺手。 到84岁，怀中先生完成了这一部大作。随后，《底色》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七 八十多岁写出长篇，并获得国家文学最高奖，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但是，怀中先生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要接着再写！ 长篇小说如编织系统之网，整体构思，布局谋篇，节奏控制，故事、细节、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交错推演，非常熬心血、耗心力。人们都说长篇小说是文艺创作中的重体力劳动，许多中青年人写一部长篇，都近乎扒一层皮。年近九十高龄还能写长篇小说，确实是文学的奇迹，生命的奇迹。 作家王蒙八十来岁还创作精力旺盛，人们赞赏纷纷，他却谦虚地说：在徐怀中面前，我骄傲不起来！ 去年年底，人民文学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奖，授予徐怀中、王蒙、蒋子龙和刘心武等四位著名作家。给怀中先生的授奖词为： 徐怀中向来以独特的美的发现观照战斗岁月，他以清新俊朗的审美风格和内外兼修的文化素养引领着军事故事向军人文学融合转型的创作征程。从1958年第4期的小说《卖酒女》开始，到1960年第2期的《崭新的人——记女英雄徐学惠》，再到1980年第1期《西线轶事》，然后是1999年第1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和2000年第1期《或许你看过日出》，还有2017年第8期的《不忘初心 期许可待》，直至最近的《牵风记》，从三十岁到年届九旬，我们杂志的编委徐怀中先生，始终是《人民文学》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作为以里程碑般的《西线轶事》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以《底色》对非虚构创作做出突出贡献的著名作家，以及作为曾经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教育家，徐怀中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记。而刚刚在2018年第12期《人民文学》问世的长篇小说《牵风记》，则是这些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文学史的印记之后的一次新的镌刻。 经历四年多的打磨，《牵风记》初步完成，怀中先生又打印出来各方征求意见。 比如小说的结尾，他就先后写出了两三个。定本的尾声，齐竞从纸团儿投入水中的“空白页寄语”，终于完成了《银杏碑文》，传递了生命意象中的哲理思考。 南方一位老作家对他说，我都为你捏一把汗，战争文学居然能够这么写吗？ 一位朋友说得更直率：如果是年轻作者写的那可以理解，而您是战争的亲历者，德高望重的作家前辈，人们就要质疑，难道我们的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是这样的吗？ 人们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很正常。如果所有人的理念都一致，那反而不正常。马克思就说过，人们不会希望自然界中只有一种花一个颜色，为什么要强求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思想一种观念呢？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百花齐放。 而在怀中先生，风风雨雨都经历了，更知道夕阳已经近了，不管那些，放开手脚，尽最大力量，完成人生精彩的一击。 怀中先生在一封信中说： 书中有意避而不提西方诸哲学家，不提老庄，也未再引述经典语句，连一个道字也不曾出现。我如果宣称小说意欲阐释中国古老的经典哲学，那只能暴露自己的浅薄不学。我从事文学写作的根基，是战争生活的积累。如果读者在这本小书的字里行间，能够领略到自然哲学的一缕气息，就够我自满知足的了。实在说来，我的写作状态，诚如惠施所言，“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未知，而使人知之”，难免尴尬。 《牵风记》出版后，怀中先生寄赠我一本。收到书，正是2019年春节，我给先生回信，谈这部作品，同时写我心中的怀中先生。我在信中写到：探索人性奥秘，展示人性至善，是您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创作主旨。在您鲐背之年完成的这部心血之作中，这一庄严主题得以更丰厚的深化与升华。这既是战争文学创作空间的拓展，更为净化人心灵的德然清风。 主人公汪可逾的乳名“纸团儿”，平实轻灵而意象深远，小说到最后以“银杏碑文”而解义，是为点睛之笔。齐竞所作的这篇碑文，明写汪可逾生平与寄思，实则为其自我人生的总结与反省。作为一名戎马一生的军事将领，尽管与年轻女子汪可逾接触时间并不长，却从内在改变了他的人生定位。使他功成名就的诸般学识与才华，在汪可逾面前似乎都无可无不可；而汪可逾的自然纯真，却始终对他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对于这位心仪一生的姑娘，齐竞一生也未能竞齐这种落差，因为他一直没有真正心知汪可逾。直到晚年偶尔看到那篇“空白页寄语”，他才恍然有悟，多少年无从下笔的《银杏碑》于是一挥而就： “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 ——这句话，也是齐竞的人生回眸和觉醒。人如其名，“齐竞”者，是之也。当然，大多数奋发有为之士，皆之如是。 “而汪可逾却是刚刚起步，便已经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呱呱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去整整十九个春秋，才在清水浸泡中逐渐展平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 ——此时，齐竞终于明白了汪可逾。实则是他自己豁然心平如纸，才最终与汪可逾心曲相合。而此前的种种参差，皆因为他的心神困于被揉皱的状态。他从纸团儿入水这一生命意象，即刻切身体会到了人生的扭曲与展平；心舒气和之际，不仅一了为汪可逾写碑文之夙愿，更在于他终而初达本来之复归。相比外在的事功名位之类，精神的解脱之于人当然更其重要。古圣云朝闻夕死，以故齐竞去而无憾，安然以终。 齐竞说汪可逾像纸团儿入水，而展如本来——这一认知对他自己来说已是难得的精神跃升；然而，这毕竟还是他所思议的汪可逾。所以者何？因为在汪可逾，本色天然纯然，自来不曾揉皱。汪者，水深广也；逾者，远也，更也，超越也。这位遭逢乱世的小才女，自身即如一汪清水，润之、涤之、美之、善护之，故始终冰清玉洁，在在灵动舒展。即使是血与火厮杀毁灭的严酷生境，她也从来不染不折，无惧无忧，从来以她那发自内心的“标志性微笑”面对一切，感染周围。——您落笔极准，心性之自然与习性之使然的细微差异，便导致两位主人公的不同性格及其命运之错过。质本洁来还洁去，永留清白在人间。怀中先生倾心塑造的汪可逾这一独特形象，犹如文学天幕上的一颗清澈明星，以其透心的人性光辉，给人以真善美的永恒启迪。 先生经历那么多磨难坎坷，然则不怨天不尤人，亦不见伤痕累累。愈到晚年，愈发明透真纯，愈得自在淡然。 文学即人学，做文即做人。做文，难在找到自我；做人，难在明白自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找到自我再超越自我，明白自我复战胜自我。一次又一次超越与战胜而不知老之将至，是为徐怀中先生生命长征的知行合一。 （2019年9月29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