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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阐释 要比较全面而相对客观地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状貌、精神、气度和价值，实非易事，但学人必须尝试。于是，我们自然可以围绕如下层面进行相应的诠释与解析。 梳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在这个方面，学界的相关成果已经为后来者指明了路径。比如，以各个民族或语种来划分而著成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诸如《壮族文学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藏族文学史》(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4年版) 、《蒙古族文学史》(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满族文学史》(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中国回族文学史》( 阳光出版社 2012 年版)等等的文学史之中，都涉及清代各民族文学演变史的内容，我们自然可以通观各民族文学历时性的发展轨迹和作家们的创作成绩。当然，有的民族文学史在“民族性凸显、作品批评的精细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14］但为进一步完善留下了空间。再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由五部专著构成，按照文体样式划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小说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散文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戏剧卷》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批评卷》，这套丛书从史的角度论述了不同时代产生的作家和作品，兼顾出现的文学现象和思潮，“阐述这些作家及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阐述与评价在以往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15］(P．1)。其中自然也涉及清代诸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和文学样式，如“清代的戏剧”一章之中就包括满族戏剧、壮族戏剧、傣族戏剧、侗族戏剧和布依族戏剧等内容，认为“清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的辉煌时期，其剧种产生之多，剧目影响之大，在少数民族戏剧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6］(P．139)这些论断无疑拓展了民族文学阐释的空间，丰富了“民族文学史观”的话语体系。秉承和接受这些研究成果，今人可以继续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演变历史、发展脉络和映射出的审美精神主潮。 研究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即通过多元视角和整体思辨，感知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多样性、区域性和差异性等属性，还原文学史的面貌，阐释蕴含其中的民族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关纪新《〈儿女英雄传〉管见》、多洛肯《明清白族文学家族诗歌创作述论》、马志英《论清中后期云南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形成———以回族文人交游为中心》等论文，或立足个案研究，或立足作家群研究，围绕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特征开展了颇有新意的阐释。《〈儿女英雄传〉管见》以为，清代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宣扬人的‘儿女’属性须跟‘英雄’属性相辅相依的思想，是对满洲民族精神传统的继承和诠释。”［17］《明清白族文学家族诗歌创作述论》一文，聚焦云南大理地区浪穹何氏家族、剑川赵氏家族、太和杨氏家族、赵州龚氏家族、太和赵氏家族、赵州师氏家族、赵州赵氏家族、剑川张氏家族、鹤庆李氏家族等九个对云南地方文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力的白族文学家族，从诗文作品存佚情况、诗歌创作的内容、形式以及对唐诗的接受等方面，全面考察了这九个文学家族的诗歌创作成就，阐释并归纳了家族文学独特的创作风貌［18］。《论清中后期云南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形成———以回族文人交游为中心》认为: “清乾嘉之际，以沙琛与马之龙为代表的回族文人广泛地与白、彝、纳西等民族的文人墨客交游往来。这些交游酬唱活动使各族文人互相学习、转益多师，扩大了创作视野，丰富了云南文学的创作主体，对清中后期云南多民族文坛格局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19］。这些文章立足文学文献的实际，对一些关键性的文学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释，足以启发学人做出再思考和再诠释，深究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丰富程度。 探寻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审美精神。“审美精神就是指那种在活的形象中并通过活的形象去呈现人类生存意义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态度或意向。”［20］(P．117)诸如弥漫着迷惘、伤感的文学旨趣，浸透着言志抒情、关注民生并抨击社会时弊的现实主义精神气度，洋溢着美不胜收、异趣沟通的风情韵致，张扬着反抗呐喊的血性气魄等精神气度，便构成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精神的主脉。反观文学精神，可以解读作家作品的味道，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就格外推崇纳兰词，他曾评价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山一程》等作品极其哀怨沉痛，“在即使繁华富足、醉生梦死的环境里，也仍然发出了无可奈何的人生空幻的悲叹”，“北宋而后，大概还没有词家达到过这种艺术境界”［21］( P． 192 － 193)。而晚清的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面对列强的侵略，发出愤怒的吼声，写出了诸多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作品，自然充斥着爱国主义情操，这正是审美精神的再次显现。 勾勒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朝戈金提出，可以从五个维度来阐释“文学的民族性”［22］，即从历史的维度、形式/内容的维度、功能的维度、比较的维度和文化的维度来阐释文学民族性的鲜明特色。他是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民族性而立论的，这种思路同样适用于清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探究。立足历史的维度，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传统与鼎新，阐释文体史的守成与变革，寻绎多种文学观念的彼此消长。立足形式/内容的维度，阐释多种文类的亲缘关系和各自的分野，阐释题材内容的相似度与立意指向性，阐释文学精神之所在。立足功能的维度，阐释兴观群怨的文学功能之外，还具有娱乐、禳灾、祈福、与鬼神沟通、重申伦理规范、怀念先祖的实用的、极具操作性的功能。立足比较的维度，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与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的异同与关联，阐释各民族文学关系的互融性与独立性，阐释文学媒介与文学传播的畅通与壁垒。立足文化的维度，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属性与文学人类学的价值空间，阐释民族文化整体图景的文学折射色彩。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整合性质与单一民族文学的独立性质，如此，方才是清代“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真实状态。 以上阐释内容无疑丰富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话语内涵，为我们开展综合研究和新的阐释提供了学理基础。当然，还有诸多的重要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再反思和再阐释，兹举几个论题。 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格局。文学格局是文学实力的具体显示，是考察文学地理布局的参照系统。我们当然可以将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学格局概括地总结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影响我，我影响你的互动格局。但是，这样的概括稍显粗放，还需阐释其中的关节部分，主要包括: 第一，尽管在文学版图“东西南北中”的各个幅面上，各个民族的文学创作气象峥嵘，然而，却存在创作数量不均衡、创作质量不整齐的现象，由此导致文学格局的大小之分和影响轻重之分。第二，文学格局的形成过程之中，汉语文学创作的比重显著加强，这与清代统治者全面接受汉文学的熏陶有关，也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有关。于是，无论是汉族作家，还是采用汉语写作的各个民族的作家，俱积极加入到文学建设中来。第三，文学格局的形成与汉文学传统的关系愈加密切，比如，清代北方文学格局中的著名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把汉族古典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巧妙地用于他的蒙古文学创作，“突破了蒙古族文学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传统发展方式，结束了此前作家文学处于文史不分、受制于民间文学支配和宗教训谕目的制约的不自觉阶段，被誉为蒙古族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作家”［23］(P．144－145)。反思诸如此类的关节问题，我们的解说还需立足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深究不同理路或相同理路的文学发展局面，从而把握整个文学格局的动态，进一步阐明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互动关系。 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按照某些学者的看法是: “汉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都将被放置于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史结构框架下，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二元分置的结构性问题，汉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整体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不但未因此动摇， 作为民族文学之一的，汉族文学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史中的‘凝聚核心’的地位还会得到突出。”［24］(P．32)换言之，汉族文学自然处于“多民族文学”的中心地位。如果进一步考察文学生态的话，清代“少数民族文学”文人创作的中心有两个， 一个是京畿地区; 一个是西南地区。前者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承载地区，也是多民族文学大家名家汇集之地和文学思潮的生成之地; 后者是多民族聚集地，富有丰富的文学资源，无论是少数作家群的构成，还是少数家族文学的兴盛，自然多与西南地区结缘。而其他区域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对处于边缘地带。当然，这种解释并非意味着边缘地区的作家没有写出好的作品，如地处福建的清代回族诗人不仅有丁炜、萨玉衡等名家，还有大量高水平的作品集存世。因此，以中心论和边缘论来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并非刻意将文学成就分出三六九等级，而是使富有弹性的民族文学的关系更加明朗化，须知文学发展有时很势利，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应成为离心力［25］。学相对处于边缘地带。当然，这种解释并非意味着边缘地区的作家没有写出好的作品，如地处福建的清代回族诗人不仅有丁炜、萨玉衡等名家，还有大量高水平的作品集存世。因此，以中心论和边缘论来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并非刻意将文学成就分出三六九等级，而是使富有弹性的民族文学的关系更加明朗化，须知文学发展有时很势利，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应成为离心力［25］。学相对处于边缘地带。当然，这种解释并非意味着边缘地区的作家没有写出好的作品，如地处福建的清代回族诗人不仅有丁炜、萨玉衡等名家，还有大量高水平的作品集存世。因此，以中心论和边缘论来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并非刻意将文学成就分出三六九等级，而是使富有弹性的民族文学的关系更加明朗化，须知文学发展有时很势利，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应成为离心力［25］。学相对处于边缘地带。当然，这种解释并非意味着边缘地区的作家没有写出好的作品，如地处福建的清代回族诗人不仅有丁炜、萨玉衡等名家，还有大量高水平的作品集存世。因此，以中心论和边缘论来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并非刻意将文学成就分出三六九等级，而是使富有弹性的民族文学的关系更加明朗化，须知文学发展有时很势利，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应成为离心力［25］。 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构成。“话语”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按照当下学术界的基本定义，文学话语的基本内涵是超出句子之后的语言组织规则，映射出外部文化政治语境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程度，即文学话语背后还存在着一些不易察觉的社会文化层面的规定性和制约性［26］。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构成自然与清代的文化政策和封建体制息息相关。而文化政策和封建体制至少从四个层面影响到文学话语的构建: 一是对儒家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二是对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吸纳与转化; 三是对各族作家文学资源的开掘与引导; 四是国家意志直接参与到民族文学的话语构建之中。这些举措势必介入到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模式的建立之中，影响、干预乃至决定各种类型的话语构造和生产机制。更为复杂的是，某些少数民族的文学话语构成还呈现出重组的情况，如由于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存在着分野的状态，“使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成长变迁”［8］(P．124)，针对其话语形式的特征我们还缺少应有的描述，这陡然增强了阐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构成的难度。 显然，有一条红线始终贯穿着这三个论题，即如何解释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一体”性质。通过格局问题和中心、边缘问题的解说，通过文学话语如何构建的解释，我们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 由“多元”出发，清代“少数民族文学”之中，不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作家作品，那些能够提供中国文学的经验，充满着中国智慧，彰显伟大的民族文学精神的作品便是赢得后人尊重的作品，而且以“文学性的高低”为根本参考体系的评判观念并没有被颠覆。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认可文学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认可作家的独立人格和语言表达的自由性，认可文学的地域特色和跨文化特色，也认可经典文学的引领作用。因而，对于这些文学领域的问题，我们的阐释不能绝对化，也不必一概而论。由“一体”出发，清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华文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充满着东方智慧，是各民族作家集体智慧的象征。“一体”是文学存在时间和存在空间相交的一体;是主流文学兼容支流文学的一体; 是多民族作家互文写作的一体; 是文学话语有机组合的一体; 是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与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境共同拓展的一体。“多元”为“一体”提供了文学存在的土壤，“一体”为“多元”提供了文学存在的趋向，两者统一于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奋力实践之中，为近现代中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生存空间。 作者简历：孙纪文，教授，硕士生导师。1967年出生于山东泰安。先后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分别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后。曾任宁夏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本文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参考文献已略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