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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了一点体验，你就会同意，在莫高窟工作的人，待在那里就是贡献。——郝春文 一 我特别特别敬重莫高窟人。这是因为：我深知他们背负的重担，我自己背负不动；他们承受的艰辛，我也承受不起。而且，我敢断言，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承受不起。 我说这些话，在座的多数人应该会同意，凡是读过《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人也都会同意。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要想真正读懂这本书，要想真正懂得莫高窟人，需有一点实际的体验。没有体验，你读的只是故事，故事背后莫高窟人背负、承载的东西有多重，你根本就掂量不出来。 这里我想讲自己的三个小的体验。 1984年，我第一次去敦煌，那个时候是施萍婷老师和贺世哲老师接待我们。我到他们的宿舍去，看到他们家里的写字台是土坯搭的。而且他们那里冬天三个月没有蔬菜。我自己也曾在乡村生活过，别管好坏，上一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家里用的就是木头桌子。至于冬天的蔬菜嘛，1980年代大白菜总还是有的。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如此简陋的生活条件时，心灵确实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其实，1984年的时候，莫高窟人的生活条件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了，喝的水已经不是宕泉河的苦水了，电也通上了，但是其他的生活条件依然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在那里生活的艰辛。 我想谈的第二个体验是敦煌的沙尘暴。《我心归处是敦煌》讲到了敦煌的大风和沙尘，特别是春秋两季。我觉得只有去过敦煌才能真正体验到沙尘暴的厉害，春天和秋天有时候就是没日没夜的刮风。我在1996年7月在敦煌曾经遭遇过一次沙尘暴。那年我带学生去莫高窟，就在游览鸣沙山的时候，遇到了沙尘暴，那个沙尘暴是个什么情况，真的就跟核爆炸一样，遮天蔽日，一堵黄墙整个就横推过来了……我带着十几个学生只能背着风趴着，不能张嘴，只要张嘴，嘴巴里就全是沙子。就这样趴了大概有二十多分钟，等到风沙过去，沙子基本把我们给埋了。等我们从沙土里爬出来，再回到莫高窟山下的时候，山下卖东西的小摊一个也没有了，莫高窟也关了，地上只留下厚厚的一层沙子。我想这不就是《西游记》里写的“黄风怪”嘛！我只体验过这一次这样的沙尘暴，可是他们在一年中要承受二十多次这样的沙尘暴，可想而知，常年生活在莫高窟要承担多么大的艰辛！ 我想讲的第三个体验是，《我心归处是敦煌》回忆了樊锦诗老师和彭金章老师的故事，虽然书中叙述的事我早就知道，但我读这一段的时候还是落泪了。我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泪点还是比较高的，使我落泪的原因也不是他们的爱情故事，那当然也是很动人的。使我落泪的原因是感觉他们真的太难了。他们承受了一般人无法承受的重负，而且这样一种经历不但影响了夫妻的生活，还严重地影响了对子女的教育。你想想，整整十九年，我们真的是没法想象他们是怎么度过的。彭老师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武汉，夫妻两地分居，这真是我们一般人忍受不了的。而且对我来说，这两个人是鲜活具象的人啊！我的感受和不认识他们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他们两个人的经历不是故事，而是实实在在的身边朋友的生活。相比樊院长的内敛，彭老师更加活络，他总是乐呵呵地主动和你攀谈。我们每次见面都聊得很开心。在与他的接触中，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有一颗值得我们仰视的强大的内心。 如果有了一点体验，你就会同意，在莫高窟工作的人，待在那里就是贡献。这句话是我在2011年段文杰先生追思会上说的，今天我愿意再说一遍。 可能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了，包括樊院长和彭老师在内的莫高窟人，都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淡定气质，宠辱不惊。这样一种气质其实就是常年风沙陶冶的结果。莫高窟人放弃了大城市的优越生活，甘愿接受艰苦环境的洗礼。“此心安处，是吾故乡”，他们将自己的心安在敦煌，把敦煌当作自己的故乡。和莫高窟人的付出相比，多高的奖赏都会显得那样地苍白无力。 二 反映樊院长的担当精神和风骨的事例有很多。当然最重要的是她顶住了“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和将敦煌莫高窟和月牙泉捆绑在一起的大景区规划。这两件事情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都提到了，在298至306页。具体情况大家应该都了解了。我这里想说的是，这两件事实际都是政府行为，以下级的身份来顶住这样的政府行为需要多么大的担当精神，而樊院长以其瘦弱的身躯大声疾呼、四处奔走，愣是顶住了可能毁坏莫高窟的错误规划。 需要说明的是，在2014年，伴随着所谓“大景区规划”，当时甘肃省的某位领导还给敦煌和敦煌学做了重新定义，声称我们敦煌学界过去从事的敦煌学都是小敦煌学，他们定义的敦煌学是大敦煌学。由于这些宣传具有政府的背景，大家都不敢发表反对意见。当年6月，甘肃方面组织了一场高层论坛，把我也请去了。估计是希望我能表态支持大敦煌学。我说我是北京来的，甘肃省管不着我，所以我可以讲些不同意见。我在论坛上向甘肃的干部讲了两个意思，一是什么是敦煌学应该多听听敦煌研究院和兰州大学专家的意见。领导不是敦煌学专家，不能自己定义敦煌学。二是莫高窟的开放必须考虑到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我们为了发展旅游而毁了莫高窟，那就是对民族的犯罪。我的演讲，甘肃电视台、报纸都报道了。看来舆论界也不认可某些领导定义的大敦煌学。据说从那以后，甘肃省就不让再提大敦煌学的事了。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这是樊院长的口头禅。在当今学术界，特别需要樊院长这样讲大实话的人。樊院长的担当意识和俊朗风骨，特别值得表彰！ 三 樊院长，包括其他莫高窟人，虽然说待在那里就是贡献，但是他们在业务上并没有懈怠。 樊院长的学术成果表现在很多方面。当然最重要的是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首卷，即《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这本考古报告的意义在于：一、改变了过去一提石窟报告就提日本学者成果的状况；二、创造了石窟报告新的范式，为以后编写莫高窟其他洞窟和我国国内其他石窟群的考古报告提供了模板；三、首次采用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如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和GPS定位等）。 我最近在总结敦煌学学术史，将有价值的论著分为带有总结性的论著和带有开拓性的论著两类。推出一个领域带总结性的成果，等于给这个领域树立一座里程碑，后来者要在这一领域继续前进，必须要瞻仰它，也就是绕不过去它。开创某一领域或专题研究的学者实际上是拓荒者和奠基人，通过披荆斩棘，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而《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既具有总结性，又具有开创性。所以它既是一座丰碑，又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 在座的各位都应该知道鲁迅关于中国脊梁的论述，他用的是例举法，举了几种人是中国的脊梁。我觉得应该再加一种，即加上“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窟人，他们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最近40多年来，中国的敦煌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局面。完全取得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我国的敦煌学所以能够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是我国的敦煌学家在最近数十年来创造了一大批为国际敦煌学界公认的原创性成果。而这些成果的出现，就是因为我国敦煌学界有一批像樊院长这样不图名利默默奉献的学者。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本文为作者在《我心归处是敦煌》座谈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