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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字》创作谈:总想矫情矫情

http://www.newdu.com 2019-11-21 《收获》 王松 参加讨论

    我总想让自己小说的故事飞扬起来。传统意义的故事都是沿着经典的线性时间发展的。这不能说不好,也好。这样的故事逻辑严谨,脉络清晰,循序渐进,丝丝入扣,读者阅读起来会有一种“早已料到”、“心照不宣”或“理所当然”的快感,当然,如果有出乎意料的情节出现,读者就更高兴了。这也就是常说的“可读性”。但故事一飞扬起来就不一样了,线性的时间也许停滞,也可能凝固,或被延长、切割、重组,这也就为叙事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也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这种让故事飞扬起来的小说,似乎总不如不飞的小说读着流畅,或者反而更加流畅,甚至流畅得可疑,乃至让情节和情绪都进入了一种狂欢。也正因如此,在写这篇小说时,我不想让读者产生任何我不希望的感觉,或增加任何阅读障碍。所以,这回写的比较老实,随时提醒自己,尽量不让它飞。
    当然,有翅膀不飞,和本来就没肢膀,还是不是一回事。
    既然不飞,就说不飞的。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忘记在什么地方,看到一则报道,说的是发生在某个城市街上的一件事,一个已不太年轻的年轻人,在路边把一个还不算太老的老人给打了。这则报道说,这件事影响很坏,当时街上的人看了都很气愤;街上谁跟谁发生争执,进而矛盾激化动起手来,乃至一方把另一方打了,甚至打成轻微伤或轻伤甚或重伤,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谁打人,把人打成什么样就承担什么责任,真触犯了法律承担刑事责任也就是了。但这则报道接下来说的,就让这件事不简单了。报道又说,这打人的已不太年轻的年轻人,当年曾是那个被打的还不算太老的老人的学生,也就是说,这被打的是一个教师,而他挨打的原因,是当年曾体罚过这个学生,但当初具体怎么体罚的,没说,报道只强调,这个学生声称,这些年,这件事在他的心里留下阴影,所以这回在街上遇见了,上去不由分说就把这老师给打了。但我在看这则报道的视频时注意到一个细节,这学生似乎并不是上去不由分说,而是一直在情绪激动地跟这个老师掰扯当年自己受体罚的这件事,似乎这件事的本身就值得商榷,由此看来,应该确实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而且应该是屈辱的阴影,他只是这些年始终没找到跟这个老师掰扯这件事的机会,这次终于逮着机会了,就决定跟他好好儿掰扯掰扯,后来是掰扯急了,才情不自禁动了手。不过我觉得,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一个人在街上因口角而动手打人,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也不对,不对就是不对,除去“正当防卫”一类理由,跟打人的原因没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可这则报道却反复强调,打人的是学生,挨打的是老师,是当年的学生把老师打了,这就让这件事的味儿有点变了,似乎是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上去了。于是,我开始替这个打人的年轻人担忧起来。我倒不是担忧别的,是担忧这个年轻人在接受处罚时会受到“人物关系”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中,除去抚养与被抚养、监护与被监护的关系之外,没有特别规定谁不许打谁,比如儿子不许打父亲,儿媳不许打公公,下级不许打上级,学生不许打老师,也就是说,甭管谁打谁,只要打人就不行,但除去前面所说的两种关系之外,无论谁打谁在罚惩上也都不会做特殊考虑。可这件事闹成这样,且这报道一再强调,是学生打老师,最后对这个年轻人的处罚会不会被道德绑架呢?
    这以后,我没再关注这件事,最后结果也就不得而知。
    但这事儿一直搁在心里,想起来就想矫情矫情。
    矫情本来是指强词夺理,无理取闹,但在天津俚语中还有争辩的意思,也近似于“口角”。正如坊间所说,理不辩不明,木不钻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当然,也是因为这件事勾起了我的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一直以来总是横亘在我的心里。
    所以,这矫情,也是自己跟自己矫情。
    “教师”是一种职业,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在不知不觉中,这个职业却似乎已被我们当成一种角色。角色和职业就是两回事了。职业是社会分工。既然是分工,也就什么人都可以干,比如会计,只要你有专业知识,考到证书就可以从事;商人,你只要有这本事就能经营。教师也如此。但“角色”就不一样了,角色有“正”“反”之说,也就是所谓的“正面角色”和“反面角色”。可现在,我们却经常把某种职业当成某种角色,而且一上来就先认定是“正面角色”。比如医生,我们总是一概统称为“白衣天使”,不管有没有翅膀也叫“天使”。我曾看过一些关于发生在医院的“伤医事件”的报道,其中经常说这样的话,医生每天的工作如何辛苦,患者这样对待他们是不公平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很多医生的工作确实很辛苦,但是所有的医生都这么辛苦吗?而且,也从来没有人反问,有的医生用他们的那种态度对待患者,这公平吗?每个患者也都有,或曾经有他们的职业,不能说,因为医生这个职业辛苦,患者的职业就不辛苦,更何况,患者这时在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当然,这里也要说明一点,并不是说,因为患者在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如果“伤医”就是对的,就有理了,倘这样说就真的是“矫情”了;可是舆论只要求患者理解医生,又何曾要求过医生理解患者呢?我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恐怕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生了什么病,去医院看医生,却遇到个满脸丧气说话更丧气,或根本就不着调的大夫,让你本来因为生病就不好的情绪雪上加霜,病没看好,反而更堵心了。倘再遇上个身边跟着两三个实习医生,尤其其中还有女学生的“男主任专家”,说话倒不一定丧气,却故意在学生面前跟你玩儿潇洒,装幽默,用句天津的土话说稀不溜丢,一点儿正经没有,让您说,这种“主任专家”如果真遇上个脾气大又正让病痛折磨得心烦意乱的患者,实在忍不住了上去给他一下子,这他冤吗?我还真遇上过这么一位所谓的主任专家,我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心平气和地看着他说,您今天真走运,这是遇上我了,要赶上个浑的愣的,您这儿今天就又得发生一起“伤医事件”了;但今天在医院,只要一有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冲突,就一概说成是“伤医事件”。其实有的关于“伤医事件”的报道,如果仔细看一看视频录像,就不难看出端倪;我总在想,为什么就没有过一次“伤患事件”呢?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汇?
    话题好像扯远了。其实也不远。教师也如此。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关于我老师的事,其中历数了我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的所有老师,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让我念念不忘的老师现在都已不在人世,剩下的不能说不好,也好,如果放到今天的话语系统中说,应该也都是“燃烧的蜡烛”,就算烧成“洋蜡头儿”了也还是蜡烛。但倘若换个角度矫情矫情,很多“洋蜡头儿”就有些可疑了。当年不教文化课,只有“辅导员”名分的就不说了,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正经老师。就说教文化课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比如初中,我是1973年毕业,那是个什么年代,教师的情状不言而喻;曾经有一年的教师节,我不知动了哪根神经,想给一个初中时的老师打个电话,过节了么,又是教师节,问候他一下。但时过境迁,好容易找到我当年初中母校的电话,一拨过去才知道,现在已是一所外资学校。后来几经辗转才找到这个老师的下落,他已退休,学校又显然不想告诉我他的电话。我只好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没过多长时间,这老师的电话打过来了。
    这竟然是一次既乏味又莫名其妙的通话。我这个老师一上来先告诉我,他刚从英国回来,他的孩子眼下在英国那边混得如何有颜色,如何得到英国人的赏识,接着又跟我大谈英国的各方面如何好,如何发达,如何先进。我当时越听越糊涂,不知跟他说得好好儿的,这个弯儿怎么一下就让他拐到英国去了。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才不得不打断他,对他说,我今天电话您,是想跟您说中国的事儿,今天是中国的教师节,所以想问候您一下。他听了稍稍一愣,似乎没听懂,或没反应过来。我当时立刻断定,至少在这一年的教师节,我这个问候电话对他来说是第一个。然后,他才字斟句酌地对我说,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接着又感叹一声,现在就是这样啊,人走茶凉,年前为一个老同学的孙子办上学的事,费了半天劲最后也没办成。我一听这话越说越没溜儿了,赶紧告诉他,我女儿已经工作了,她还没生孩子,就是生了,这孩子也不可能一出来就上初中。我本来还想说,在您的有生之年,我恐怕没有上学之类的事再求您了。但这后半句话在嘴里转了转,还是没说出来。我本来已经后悔了,挺心疼教师节这一天的时间,用句天津的土话说,不光正经事没干,还一点儿正格的没有,净打八岔了。但撂了电话再想,又觉得挺值。只因为这一个电话,我把当年上初中时的很多事都想起来了,如同进入了一条时空隧道,乌云滚滚,光怪陆离,一下子翻腾着扑面而来。
    也就从这一年的教师节,我开始关注这个有些独特的节日了。每到这天,我在听到一片歌颂、赞美的声音同时,总希望听到另一种声音,提醒我们的老师们,在全社会都尊重这个职业的同时,他们自己也能尊重,真把“教师”这个称号当成自己的眼睛一样地小心爱护,不让它沾染一丝一毫的灰尘——就如同护士节,也提醒我们的护士一样。但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每到这个节日,也就成了老师们最幸福的一天,有的初中尤其小学,甚至包括幼儿园的老师,在收获歌颂和赞美的同时,还会收获一大堆价值不菲的礼物。
    写每一篇小说,都会有一个契机。我相信别的作家也一样。
    写这篇小说的契机,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一次和一位杂志的编辑通电话,她当时正编我的一篇稿子。她无意中说,编您的小说很省事,文字很干净,几乎不用动,不过(她在电话里笑了一下),改的都是您习惯用的错别字。这个电话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位编辑说的话。她的头半句显然是夸我的,我倒没入心,入心的是这后半句。我这时才意识到,敢情我这些年一直有很多习惯性的错别字。我在大学读的是数学,数学系的老师当然不会给我纠正错别字,也没这义务,他们只要保证自己别写错字就行了。这以后,我就有了一种强迫心理,再写小说时,稍微拿不准的字就要停下来反复查,直到确定无疑了还是不太放心。这一下也才发现,我这些年竟然真有很多早已用习惯的错别字。这时再回想,甚至哪个错别字,当年是哪个老师,在哪篇文章里教的,有的还能回想起来。这事儿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再后来我还特意写过一篇文章,把我的这些已经用惯的错别字一个一个地数落了一遍,也算是对我这些年来的责任编辑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宽容和给我留的面子,表示歉意和谢意。
    而这篇文章,再后来也就成为写这部小说的契机。
    直到今天,我仍然怀念一位姓尹的老师。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尹敬怡,是不是这几个字,已经不得而知。尹老师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我从3岁进幼儿园,直到7岁毕业,一直是在她的班里。记忆中她的样子很清晰,当时应该30多岁,平时戴一副深色镜框的眼镜,度数不太深,看书时则换成另一副浅色的,很文静。我当时去的是一个寄宿幼儿园,每到夜里,别的老师值班时,不知为什么,不准小朋友起来尿尿,大概是担心夜里冻感冒了,麻烦。于是很多小朋友就只好尿在床上。第二天天亮时,老师一边晒被褥,一边凶神恶煞地训斥这些小朋友。如此一来,很多小朋友到夜里就不敢再睡,只好咬牙憋着,甚至憋得第二天都尿不出尿了。而每到尹老师值班,是我们最幸福的夜晚。她总是先把灯拉得低低的,再罩上一张纸,然后坐在灯下,捧着一本书看。小朋友们则可以随意起来,去尽情地尿尿。也正因如此,每到尹老师值夜班,对于我们就如同是节日。所以,直到现在,我每当尿尿时,还经常会想起那淡灰色的,却又非常柔和的灯光。那时,我以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老师都是尹老师这样。幸运的是,后来虽喜忧参半,但也确实遇到过。
    2019年11月19日 改毕于天津木华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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