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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鼐：《述庵文抄序》，载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页。 [2]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载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504页。 [3]苏轼：《答谢民师书》，载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 [4]参见倪梁康《学术与思想：是否对立以及如何对立？》，载倪梁康《思想散论会意集》，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1页。 [5]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们的思想水平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不怕得罪人地说，我认为总体上，该领域的思想水平总体上并没有大大超出西方的启蒙思想所达到的深度。 [6]“守寡”一说，我挪用自陈晓明教授某次开会发言，我以为他说得十分形象而幽默。 [7]我后来才了解到，其实西方大学也并没有他们的经典文学教研室，更不必说现代文学教研室了，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却又构成了他们的基础课程。 [8]关于这个方面，我在一篇小文中有所分析。参见拙文《文化政治之外的政治：重思法兰克福学派中国之旅》，《兰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9]此为吴宓所记载之陈寅恪的言论。参见吴宓《吴宓日记》第二册(1917-192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3页。 [10]陈嘉映：《科学哲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11]关于这里提到的认识型(épistémè)，我借用自福柯的概念。作为某个长时段所有话语和知识的结构原则或存在条件，它可以理解为某种深层的精神秩序。此段相关内容的论述参见拙文《认识与智识：跨语境视阈下的艺术终结论》，载《乌合的思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51页。 [12]怀特海曾经在讨论古希腊悲剧时指出：“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事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载怀特海《科学与近代社会》，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页。 [13]陈嘉映：《科学哲学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14]历史学家巴尔赞提到人文主义对后世的影响时说：“有谁能逃脱‘研究’呢？又有谁敢不提出确切的引文和时间，不参考以前的作品，不引证出处，不开列参考书目，或者不使用脚注这个表示坦诚的标记呢？”参见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