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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耿朔、仇鹿鸣编，中华书局2019年5月第一版，49.00元 中国。聆兹伊洛，问彼嵩高，总成沉默。 纵使年年，踏遍人间阡陌。 古今同梦，梦断梦续何方？精神都付斑斑墨。 暗处再燃犀，读当时魂魄。 新书《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封底上，印有这样半阕词，出处是此书九位作者之一的王煜，在中原行归来后写的《石州慢》长调。很明显，书名“问彼嵩洛”四字即从其中提炼而来。但这首词更动人处，是用文学语言，点明了这本书背后的作者，以及他们代表的更广大学者群体，踏遍中国大地，在笔墨中投注无限精神，追寻历史真相、重现古人精魂的持久努力。 燃犀的典故，出自《晋书·温峤传》，说他经过牛渚矶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意即燃起犀角，可以照见常人看不见的精怪。后此典常被用来形容寻觅、体会古书中幽深的含义，仿佛照见古人之魂魄。历史长河滚滚向前，伟大的作品、重要的史实，或激越或柔婉的情感，生前的荣华或死后的静寂，都沉没在这长河中。要将它们打捞出来，还原于当下，最基本的方法，自然是细读传世文献，于文字中爬梳寻觅，与千载之上的古人交流。中国自上古便有修史的传统，又以立言为三不朽之一，数千年来文字史料始终不绝，自不待言。近代以来，出土文物逐渐进入学界视野，与传世文献相参，王国维先生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傅斯年先生倡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而在传世文献和深埋地下的甲骨之间，还有一部分，即碑铭石刻。南朝梁元帝汇碑刻文字为《碑英》，宋代欧阳修编《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编《金石录》，但均为多方购求或派下属收集而来，作者本人以安坐书斋为主；后世学人渐有亲自访碑之举，如清代黄易、吴大澂等，虽目的更多出于收藏、鉴赏，与如今之学术研究有别，或亦可算滥觞。 然而真正的实地调查与现地研究，在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固然不可或缺，无人无之，但在传统文史研究领域，却并不多见。当然，有前辈早着先鞭，如陈尚君教授所言，“1980年代初，山东大学拟注释杜甫全集，首先考察杜甫游历之地，出版《访古学诗万里行》，具典范意义。二十多年前，台湾学者简锦松到夔州作杜诗现地研究，日本学者户崎哲彦到永州作柳宗元诗文现地研究，所著皆新见纷呈，中外瞩目”。但反过来说，又何尝不是因为相关案例太少，故须将这些早年案例特别拈出呢？这种情况，近年来逐渐有所改变。一方面，行走写作成为读书界新宠，比尔·波特《空谷幽兰：寻访中国现代隐士》畅销数十万册；学术界，罗新教授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罗丰教授的《蒙古国纪行》，都是历史学家亲身踏勘历史现场的经典之作。张明扬先生在“华文好书”6月榜单推荐《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时，还举出李礼《求变者》、陆波《北京的隐秘角落》，更提到李洁在新书《晚清三国》中“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实地历史’的口号”，可见一时风气。 历史并不仅仅属于历史学家，寻觅古人精魂的旅途，诸多领域的学者都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但正如上举诸书，考察虽多有友朋同行，成书则往往出于一人之手。而在一次考察中汇聚中古史、美术史、文学、考古、历史地理等各专业的学者，且将各自的心得汇于一书正式出版，则此前似尚未见，有之，或自《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始。复旦大学仇鹿鸣、上海师范大学范兆飞、首都师范大学孙正军、武汉大学胡鸿都是活跃于中古史领域的出色学者；中央美术学院耿朔、四川大学王煜出身考古专业，而耿朔更偏向于美术史；武汉大学毋有江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在史地领域卓有建树；浙江大学林晓光、复旦大学唐雯则是中文系的佼佼者。当这群出色的青年学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到嵩洛——这个在中国古代长期被视为“天下之中”的地区考察时，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大约在其他书里，很难看到这样一个由众人共同描绘的既历史又当下、既沉默又生动、既宏观又微观的地域形象。嵩山海拔1492米，以其“紧傍广袤富饶的东部大平原，山南山北均有道连通黄淮地区。在东西频繁人文互动的历史情境里，极具政治象征意义”，故如《史记·封禅书》所言，“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其被视为五岳之中，“显然是政治话语编排、整合的产物”。嵩山对“北魏王朝政治合法性的构建过程”如何产生影响；邙山作为嵩洛北面的屏障，曾发生过哪些事关国运的战役，又埋葬了多少帝王将相；洛阳位处资源供给量有限的小盆地，如何逐步确立“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这座城市有过怎样的繁华，又遭受过怎样的劫难……诸如此类，都是对作者们而言信手拈来的历史背景知识。而现在的嵩山与洛阳是什么模样？少林寺的人头攒动、嵩山脚下大碗面的价廉物美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但少林寺有多少建筑真正值得看、河南物产丰富的历史数据，才是平淡中见功力之处。至于发掘中的考古工地、重重保护的古碑、古碑从文字到图案的种种讲究，更是一般人无从得见，见了也不知所以然的。升仙太子碑目前已被封入砖瓦保护房因而难以得见全貌，但二十世纪初的文献中还能找到它在露天光影下的照片；东汉启母阙上的图案，究竟是不是中国最早的蹴鞠（足球运动的前身）记载？巩义石窟在大众中的声望远不如龙门等四大石窟，但其帝后礼佛图却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一件，游嵩洛而不知情的话，很容易错过这样的珍宝吧。 除了这些信息量巨大却因出以游记形式而不显枯燥的专业知识，对我而言，更感触动的是这些学者身临其境后，对文献记载之史事的深入探究与体会，亦即“暗处再燃犀，读当时魂魄”的努力。因亲身感受到中原之酷热，胡鸿想起北魏孝文帝的太子元恂希望回北方，竟手刃屡次阻止他的大臣。“一位皇太子竟然因为怕热而公然反抗，后世看来确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学者们研究起来，大多从支持汉化政策与拥护拓跋旧俗的路线斗争上找原因，也有人强调他知悉生母被处死后受到的冲击”，但是，这一行为除了泄愤之外毫无用处，太子几乎是立刻被控制起来，因而很难说真系处心积虑的政变。一个十来岁的少年，难道不可能被“热昏了头”吗？“一场重大事变，往往是多重因素交叠而造成的，各种原因分析原不必非此即彼，不过，‘深忌河洛暑热’似乎一直是被忽略的那条”，若不曾亲身体会在酷暑下抓狂之心情，大约是很难设身处地做此想的。 唐雯考察升仙太子碑的生成史，探索在为传说中的仙人王子乔所立的官方说法之下，对武后而言是否有怀念其与高宗的长子——太子李弘的意义。她敏锐地指出：“在缑山西北7公里左右，即是死后被谥为孝敬皇帝的李弘恭陵所在之地，即使在今天，从缑山北望，恭陵所在仍隐约可见，很难想象武后经行此地之时，会完全没有想起长眠于此的故太子。”诚然，武则天雄才大略，手段狠辣，方能以女子之身登上至尊宝座，达到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成就。但即便如此，在帝王心术背后，她就不是一个人了吗？心底里难道就真没有一丝柔软之处，而只是一个政治的符号？正如胡鸿所言：“踏足历史现场的一大好处，是可以追想历史事件的场景，注意原本不注意的细节，有利于把历史人物从符号还原为人。” 当然，《问彼嵩洛》也有它明显的不足之处。作者们前往考察时，初未有写书之念，恰巧编辑在朋友圈内看到他们旅途中所发种种见闻，忽发奇想，遂往约稿。事先既未准备，于各领域作者的分工、旅途中资料收集、路线安排之均衡考量上，难免有所遗憾。因此，毋宁说它是一本充满探索性的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大胆尝试。听说，已有数所高校的青年学子组成联合考察团，决定按图索骥，重走《问彼嵩洛》之路，想来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这些更年轻的学人们会有怎样的感受与收获呢？“在后现代的冲击挑战甚至瓦解了文本的坚固性后，走出书斋，重返现场，就能自然而然地与古人处于同一情境了吗？”在这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学者走出书斋，去探索“历史的现场如何抵达”？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