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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民性”的系统辨析——评刘永明著《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人民性》

http://www.newdu.com 2019-11-20 文艺报 朱辉军 参加讨论

    理论的力量,来自能抓住问题的根本。而文艺的根本,就是艺术人民性。
    在“艺术人民性”问题上,历来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坚决主张艺术人民性;二是虽也倡导,却比较含糊甚至有偏差;三是完全否定艺术人民性。
    艺术人民性是客观存在于艺术实践之中的,不以否定者及误读者的意志为转移。但如何准确地、恰当地高扬艺术人民性呢?这就需要从历史到现实、从实践到理论,从中国到世界,来加以梳理和辨析,使之立于深厚的历史与学理基础之上。
    刘永明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人民性》(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5月版),就在这些方面做了扎实而深入的探索。
    “人民性”理念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就已出现。据考证,最早提出文学艺术意义上的“人民性”,是德国哲学家、神学诗人赫尔德(1744—1803)。他在1778年出版的《诗歌中各民族的声音》中首先提出并作过初步探讨。“人民性”得到系统阐述,则是由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实现的。俄国诗人、批评家H.维亚杰姆斯基在1819年给A.屠格涅夫的信中,在俄国第一个使用“人民性”这一术语。到普希金那里,他不仅撰写了《论文学中的人民性》等理论文章,而且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小说和剧作中努力体现人民性。此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赫尔岑等发展了“艺术人民性”思想,使之成为一个比较系统而又重要的文艺理论范畴。
    那么,艺术人民性的思想和表现,在这一理论范畴形成之前是否有过呢?刘永明答:有,而且很丰富。他由此转向中国古代。尽管“人民性”概念进入中国,最早出现于1944年《中苏文化》文艺专号刊登的《文艺论争中的几个教训》译文中,但至少迟至西周采风时,就有早期的体现人民性精神的民歌;到春秋时期,产生了比较明确的艺术人民性思想。此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艺术人民性在中国终于成为历史洪流和时代主潮。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是人类思想史历程中的一大飞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在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实践中,艺术人民性有着怎样的地位,又有着怎样的演化呢?这是本书探讨的重点。
    以往的艺术人民性思想,虽然有十分精辟和深刻的地方,但也常常错讹杂陈。是马克思恩格斯将艺术人民性置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使之发生了革命性的突破。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从“抽象人性论”到“人的现实存在方式”、人的本质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现成人”到“生成人”的这三大变迁,为马克思主义艺术人民性思想奠定了坚实的人学基石。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对艺术人民性的一些重要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说。列宁则将“艺术的人民观”提升到“人民的艺术观”,在艺术人民性思想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划时代的意义。列宁对艺术人民性各个方面的论述,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格局,我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模式与苏联、西方模式之比较》(1992)中曾分析过,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此一分为三,形成了三大模式。刘永明的著作基本上也依此线索展开。从列宁到斯大林,作者自然进入到对苏联模式的梳理,对斯大林、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托洛茨基及巴赫金、季莫菲耶夫等在艺术人民性问题上的贡献,作出了客观的评述和公平的评价。相比之下,对西方模式的评说比较简略。除了卢卡奇(而且还偏重其早期)、葛兰西之外,对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尔都塞、伊格尔顿等,或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是一遗憾。
    再转回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模式,作者下的功夫较深。对中国模式的形成,作者从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溯起,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十七年、新时期40年,直到2016年的《从党性、阶级性到民族性与人民性——两个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比较研究》(评论)和《人民的名义》(创作),都细致地做了描述,可谓呕心沥血。不过,我以为还是太芜杂了,可以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和理论,概括得精练一些。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道路可以说十分曲折。就艺术人民性理论而言,便既有高潮,也有低谷。从总的方面看,1950年代、1978—1980年间是艺术人民性研究的高峰,而1980—1990年代则是低潮。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艺术人民性研究得到全面提升,获得了许多新进展。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做出了卓越而独特的贡献。作者不仅重点评述了鲁迅、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及郭沫若、周扬、林默涵、冯雪峰、何其芳等人的重要思想,也发掘了张闻天、巴人、徐中玉、钱谷融、黄药眠等人的独到见解,殊为可贵。但我以为,作者在本书中对钱谷融等评价偏高,对周扬等的作用评价偏低。在《西风东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1993)一书中,我依据历史事实和中外专家的研究成果,提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瞿秋白、周扬之功卓伟,应予充分评估。
    在系统梳理艺术人民性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之后,作者对艺术人民性的内涵、外延及其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阐说,其中有不少见地,给人以启发和思考。
    马克思主义艺术人民性的本质是什么?作者认为:它是一种革命的艺术伦理或艺术的革命伦理,以此与把艺术人民性当作审美本质和政治本质的观点相区别。这一看法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既可避免唯艺术论,也可避免庸俗社会学,而真正回归到艺术人民性的本体诉求。艺术人民性至少有五种表现形态:主观的和客观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显性的和隐性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高层次的和低层次的。这一分析十分精辟,同时也给人以启迪:艺术诸特性,大多也可从这五方面分析,从而使我们对艺术获得更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无论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曲折发展和表现,艺术人民性的基本内涵依然是相对稳定的,即创作主体的立场态度、作品本体的真实性倾向性、作品的客观效果、艺术追求和成就。在这一基本内涵中,就自然会延伸出艺术人民性的相关问题,如与阶级性党性、人性人道主义、主体性、本体性、民族性、地方性、世界性、现代性等的关系。至此,作者基本完成了对“艺术人民性”的系统考察。
    之所以说是基本完成,是因为在艺术人民性基本内涵里的创作主体一项中,就指向着艺术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换句话说,艺术人民性与艺术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是整个问题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但因作者思考研究得还不够成熟,故涉猎不多。对此不予苛求,期待作者继续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论述了五个问题,其中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部分谈的最多。他说了三个要点,第一是人民需要文艺,第二是文艺需要人民,第三是文艺要热爱人民,核心意思是更好地以文艺方式为人民服务。这一阐述有助于我们对艺术人民性问题认识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明确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艺术人民性思想从此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本书以此为指导,回溯历史,着眼未来,堪称艺术人民性研究的新收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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