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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江西宗派”的诗味与诗法

http://www.newdu.com 2019-11-20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摘要:“江西宗派”成员并非皆江西人,之所以用“江西”命名,杨万里以为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味”指诗味,它源自黄庭坚所创建的诗法体系,特点是从书本中讨生活,非常适合当时知识分子在高压政治环境下的生存需要。因此,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由于后继者不知变化,蹈袭陈言,将诗法变成死法,于是吕本中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延续诗社香火。不过“活法”论对江西诗派的救弊效果似乎不大,但却促进了诗学理论的转型,催生了“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
    关键词:江西宗派  诗味  诗法  黄庭坚  吕本中
    南北宋之际屹立于诗坛的“江西宗派”,有一个令当时人似乎也不太明白的问题,即诗派既称“江西”,应该是江西人所结诗社才对,但诗派成员却并不全为江西人。吕本中曾作《江西宗派图》,宋末作家刘克庄对图中所列诗人籍贯作过统计,在所作《江西宗派总序》中,他写道:“派中如陈后山(师道),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韩子苍(驹),陵阳(今四川仁寿)人;潘邠老(大临),黄州(今湖北黄冈)人;夏均父(倪)、二林(敏功、敏修),蕲(今湖北蕲春)人;晁叔用(冲之)、江子之(端本),开封(今属河南)人;李商老(彭),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属九江市。按:南宋初南康军曾属江南东路,不属江南西路即江西。但大多数时候仍属江西。见《宋史》卷88《地理志》四)人;祖可(俗名苏序),京口(今江苏丹阳)人;高勉(荷),京西(今湖北荆州)人,非皆江西人也。”[1]以上凡十一人,再加上吕本中,祖籍安徽,生长于开封,共有十二人。在江西宗派二十六人中,非江西籍诗人占了近一半。那么,“江西宗派”得名的原由是什么?对此,杨万里(1127-1206)在所作《江西宗派诗序》曾自问自答道:“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2]他是说,江西宗派之所以冠名“江西”,只是为了取个名而已;但既然诗社成员并非全是江西籍,为什么又要以“江西”命名呢?他的解释是:以“味”不以“形”。所谓“形”,指诗之外的各种附加因素,比如籍贯。就是说,这个诗人群体虽然籍贯不尽相同,但其作品却有共性,即“江西味”,并不在乎外在因素的相似与否。今天,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这群形如散沙的诗人,既然是以“江西味”相维系,而“江西味”又是什么?“味”之源头何在?如何长久地维持这个“味道”不变?这些似乎都不是小问题,如果通过较深入的探讨,也许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江西宗派。本文试论之。
    一、江西诗与“世俗之作”的区别:味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继续考察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由于杨万里不仅是江西人(今吉安吉水),而且曾深受江西宗派影响(他自称少时学于陈后山,作诗千余篇,“大概江西体也”,见所作《江湖集序》),加之他的时代较晚,由他来总结江西宗派的历史,也许更公允,更真实。在该序中,他首先揭示了“味”与“形”的关系:
    东坡云“江瑶柱似荔子”,又云“杜诗似太史公书”。不惟当时闻者呒然阳应曰“诺”而已,今犹呒然也。非呒然者之罪也,舍风味而论形似,故应呒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荷)不似二谢(逸、薖),二谢不似三洪(朋、刍、炎),三洪不似徐师川(俯),师川不似陈后山(师道),而况似山谷(庭坚)乎?味焉而已矣。酸咸异和,山海异珍,而调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与不似,求之可也,遗之亦可也。[3]
    按:江瑶柱,一种海生蚌类动物,其形如牛耳,故又称牛耳螺,壳薄肉嫩,美味可口,是海鲜中的珍品;而荔子(又作荔枝)却是水果。杜诗是诗歌,太史公书(《史记》)乃史学散文,两者并非同类,若论其“形”,差异极大,苏轼却说二者相似。这似乎违背了普通人的常识,所以闻者慑于苏轼的名气,只好“呒然阳应”。但是,“闻者”只是“舍风味而论形似”,不懂舍“形”而论“味”的道理。在苏轼看来,若论“味”,则江瑶柱与荔枝,《史记》与杜诗却有共同点。因此,诚斋推论道:在江西宗派中,高子勉的作品不似二谢,二谢不似三洪,三洪又不似徐俯,等等,但若以“风味”论,则是相似的,仿佛同出一个调味师。同理,江西宗派中“人非皆江西”,但所作诗有共同的江西“味”,这是本质的“同”,也是取名“江西宗派”最根本的原因,至于外在形式如籍贯之类的差异,“求之可也,遗之亦可也”,并不重要。
    文学艺术理论中的“味”,又称“风味”“滋味”等,概念较抽象。简单地说,它是作品中思想与艺术相结合所产生的感染力,属精神层面。读者在阅读诗文作品时,在咀嚼和接受中受到强烈的情感刺激,留下深刻的印象,故将它喻之为酸甜苦辣之类的“味道”,而并非真正形之味觉。在我国古代文论史上,以“味”论诗文历史悠久,如《文心雕龙·史传》就曾指出史传文“儒雅彬彬,信有遗味”[4]。又如钟嵘《诗品·总论》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又曰:“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5]至于“江西味”,与泛指的“诗味”犹有区别,它既指普遍存在的诗味,又包括地域特有的风格和风情,即江西人大致相似的表达习惯和写作风貌。
    对于诗、画等文学艺术作品,形、味一般指形、神,苏轼早就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在所作《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他说: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6]
    画家作画,不以“形似”为贵,他显然是说贵在“神似”。所谓“形”,特指画的物质载体,包括画布、颜料、色彩等等,而此处的“神”与“味”“风味”的内涵相当。如果以形似论高下,苏轼认为那种见解和审美层次大约与小儿差不多。这体现了我国传统审美价值观,与西方大相径庭,——西方人不仅以形似,而且以逼真为贵,这只要看看巴黎卢浮宫、凡尔赛宫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与中国古代绘画的区别极其明显。诗歌与绘画的道理相同,若只论形似,苏轼认为那决不是诗人。
    接着,杨万里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
    大抵公侯之家有阀阅。岂惟公侯哉,诗家亦然。窭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纡以银黄,缨以端委,视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则公侯乎尔,遇王、谢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诗,世俗之作[7],知味者当能别之矣。
    阀阅,指功绩、资历,谓公侯家自有他兴起的原因和历史,有深厚的文化积累。窭人子,《汉书·霍光传》:“诸儒生多窭人子。”颜师古注:“窭者,贫而无礼。”[8]又《诗经·邶风·北门》:“终窭且贫,莫知我艰。”毛传:“窭者,无礼也。”陆德明《音义》引《尔雅》:“贫也。”案曰:“谓贫无可为礼。”[9]此言若暴发户(崛起之窭人)之子纡金戴银,也自称公侯,即使言、貌相似甚至相同,若遇上王、谢世家子弟,区别便一目了然。这里,杨万里以“窭人子”喻所谓“世俗之作”,而以王、谢子弟喻江西派诗,二者即便形貌相似,但举手投足之间,则神采迥别。总之,杨万里反复论证江西宗派诗人无论籍贯如何,其作品皆具有共同的“江西味”,较之宗派外的“世俗之作”高出一头,俨然鹤立鸡群。这是否对江西诗有过于夸大、抬高之嫌?值得研究,但我们由此可以探讨并解答另一个问题:江西派作品异于其他诗人的“味”到底是什么,它从何处来?
    二、“江西味”源于黄庭坚诗法
    说到江西诗,首先要简介江西派首领黄庭坚(1045—1105)。其人字鲁直,号山谷,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哲宗时官至起居舍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称“苏黄”。方回标榜江西宗派“一祖三宗”,他为“三宗”之首(另两“宗”为陈师道、陈与义)。对于黄诗,当代评价极高。苏轼曰:“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超绝,盘飧尽废。”[10]又曰:“每见鲁直诗文,未尝不绝倒。”[11]理学家朱熹本来排斥诗歌,但仍称山谷诗“精绝! 知他是用了多少功夫”。又感叹道:“山谷诗忒好了!”[12]即便对江西宗派颇有贬辞的金代诗人元好问,对黄诗也甚为推崇,其《论诗绝句》说“论诗宁下涪翁拜”[13],可见一斑。故所谓“江西诗味”,无疑即在江西人黄庭坚影响下形成的诗歌风貌,赵构(宋高宗)曾说:“大率川人多学苏轼,如江西人尽学黄庭坚。”[14]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他的诗歌“味道”很浓,像是江西地面特产的五谷杂粮酿造出来的一瓮酒,醉了许多人,而生成这瓮酒的曲(俗称酒母)——便是他创立的“诗法”体系。
    黄庭坚及其追随者创建并记录的诗法体系,是所有江西“味”的源头。它是由前人创作的佳篇俊句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无奈该体系过于庞大,我们只能选取数端,举例略论之。
    (一)谋篇布局
    山谷云:“诗文唯不造恐(疑当作‘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山谷谓秦少章云:“凡始学诗须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能成章。”[15]
    潘淳字子真,南昌人,尝以诗呈山谷,山谷云:“凡作诗须要开广,如老杜‘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浮’之类。”子真曰:“淳辈那便到此。”山谷曰:“无此只是初学诗一门户也。”[16]
    以上两条,前者言诗文不能强作,应有感而发,下笔时先立大意;后者谓构思要意境开阔。
    (二)注重句法
    范温《潜溪诗眼》曰:
    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功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盖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也。此句法出《黄庭经》,自“上有黄庭下关元”已下多此体。张平子《四愁诗》句句如此,雄健稳惬。至五言诗亦有三字二字作两节者。老杜云:“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肯别邪?定留人邪?山谷尤爱其深远闲雅,盖与上七言同。[17]
    此是论语言节奏。诗歌原本具有音乐性,后代作品虽与音乐分离,但注意诗的人工节奏,读来铿锵动听,仍具一定的音乐美。
    又如:
    徐师川云:“作诗回头一句最为难道,如山谷诗所谓‘忽思钟陵江十里’是也。他人岂如此,尤见句法安(疑当作“完”)壮。山谷平日诗多用此格。”[18]
    徐俯所举,见《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乃七言律诗,前四句曰:“西来雪浪如炰烹,两涯一苇乃可横。忽思钟陵江十里,白苹风起縠纹生。”任渊注锁江亭在戎州,即今四川宜宾。钟陵,任注引《舆地广记》:“唐改豫章曰钟陵,又改曰南昌,今属洪州,山谷乡里也。”[19]则所谓“回头一句”,乃由贬谪地宜宾回望故乡,以引起对往事的回忆。徐氏以为要写好这句很难,而山谷常用此格。
    (三)善于用事
    古代诗文使事用典,乃是修辞常态,最重要的方法为“使事不为事使”[20]。黄诗以用事繁密著称,同时又以善于用事闻名,而用事精当,是酝酿诗味的重要途径。黄诗用事之妙,诗例很多,古今常奉其《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为典范。诗曰:
    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通篇用事,所用事典参见宋人任渊注[21],文多不录。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引《类苑》云:“鲁直善用事。若正尔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如《咏猩猩毛笔》诗云:‘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又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精妙隐密,不可加矣,当以此语反三隅也。”[22]杨万里又评曰:“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笔》是也。猩猩喜着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笔,用之钞书,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事以咏物,初非猩猩毛笔事也。”[23]又方回评曰:“此诗所以妙者,‘平生’,‘身后’,‘几两屐’,‘五车书’,自是四个出处,于猩猩毛笔何干涉?乃善能融化斡排至此。末句用‘拔毛’事。后之学诗者,不知此机诀不能入三昧也。”[24]精妙隐密,借人以咏物,善能融化斡排,皆是他善用事的方法,也是特点,读来幽默风趣,确然诗味浓郁。
    (四)提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
    在《答洪驹父书(三)》中,黄庭坚对其外甥洪刍道:
    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25]
    又释惠洪《冷斋夜话》卷1《换骨夺胎法》,对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法,论之尤详:
    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如郑谷《十日菊》曰:“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西汉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气长故也。曾子固曰:“诗当使人一览语尽而意有余,乃古人用心处。”所以荆公作《菊诗》则曰:“千花百卉雕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东坡则曰:“万事到头终是梦,休,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诗曰:“鸟飞不尽暮天碧。”又曰:“青天尽处没孤鸿。”然其病如前所论。山谷作《登达观台》诗曰:“瘦藤拄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界开。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凡此之类,皆换骨法也。顾况诗曰:“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其诗简缓而立意精确。舒王作《与故人诗》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江头路,到老相逢得几回。”乐天诗曰:“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南中作》诗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凡此之类,皆夺胎法也,学者不可不知。”[26]
    对所谓“换骨法”“夺胎法”的理解和具体操作,宋人讨论热烈,当今学界亦有争议,此不论。要之,盖谓对旧句进行改造,使陈言发生质变,化腐朽为神奇,从而获得新的意趣,由此生出比先前更美的“味道”。
    (五)提出“言用不言名”说
    《冷斋夜话》卷4《诗言其用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东坡《别子由》诗:“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见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后汉》注云:“常置人于险处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27]
    此所谓“法”,既是造句法,也是用事法,它实质上是用僻典设置如同谜语般的句子,让读者大致知道其意,但又难以指明出处,以营造典雅的效果。所谓“今之蹙融”,蹙融乃游戏,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9《格五》曰:“世俗有蹙融之戏,谓以奕局取一道,人各行五棊,即所谓格五也。唐《资暇集》谓‘融’宜作‘戎’。此戏生于黄帝蹙鞠,意在军戎也,殊非圆融之义。”又引庾元威著《座右方》所言:“‘蹙戎’者,即今之蹙融也,其说甚佳。”[28]所谓“句中眼”,《冷斋夜话》卷5《荆公东坡句中眼》曰:
    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荆公曰:“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皆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语,韵终不胜。”[29]
    则所谓“句中眼”,惠洪称“世尤不能解”,兹仍置之待考。
    黄庭坚的诗法体系包括字、词、句的用法及篇章结构布置等等。由上举可知,山谷及其追随者们很少架空立论,其所谓诗法,多为论析前辈著名诗人(包括黄庭坚)的名篇佳制,散见于宋人诗文集、诗话、笔记小说、类书等集部、说部书中,林林总总,内容极为丰富,如陆九渊《与程帅》所言:“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30]其目的盖欲从方方面面探讨、总结江西宗派的作诗法门,相互授受,并以此开宗立派。因此,江西诗法带有黄庭坚鲜明的个人特色。所谓“个人特色”,由上举诗法例可以看出,即充满书卷气和学究味。汉人早已说过,诗乃“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31]。但在黄庭坚等人这里,研讨的却是如“换骨法”“夺胎法”之类的文字功夫,教人如何在书本中讨生活。这种诗法我们并不陌生,很容易想起宋初杨亿、刘筠的“西昆体”,所以宋、元学者又称江西诗为“变昆”[32]。宋代江西地区文化教育发达,著名诗人、作家、学者指不胜屈,检书是他们的优势。当然,江西诗法的诞生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宋神宗至徽宗时代,新旧两党斗争激烈,统治集团实施高压政策,而江西派中许多成员或为元祐党人及其子孙,或为同情元祐党人的知识分子,政治上动辄得咎,备受压抑,包括黄庭坚在内的多数诗人都有疏离政治的倾向,搬弄书卷非常适合他们的生存状态。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所谓“江西味”,其实就是书卷味、学究味,它既是江西地区丰富的人文资源的积淀,更是北宋后期政治生态的产物。
    三、江西诗法的转型:吕本中的“活法”论
    欲考察江西宗派诗论,除黄庭坚外,还必须关注一位著名诗人,即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他是元祐宰相吕公著之曾孙,既亲历过元祐党禁,又遭遇过靖康之难,大半生穷困潦倒,转徙流寓于各地,阅历十分丰富。绍兴初赐进士第,官至中书舍人,因受主和派秦桧打击,不到一年即被罢官。今存《东莱先生诗集》20 卷、《外集》3 卷。前面说过,吕本中不是江西人,但他“自言传衣江西”[33],是后期江西诗派的领袖。在所著《师友杂志》中,他曾记录过一件往事:“徐俯师川,少豪逸出众,江西诸人皆从服焉。崇宁初,见予所作诗,大相称赏,以为尽出江西诸人右也。其乐善过实如此。”[34]“崇宁初”指崇宁元年(1102),吕本中十九岁,徐俯评其诗“尽出江西诸人右”,当然是印可了这位年轻诗人作品中的“江西味”。是时黄庭坚尚在世。四年后(1105),山谷遽归道山。显然,作为黄庭坚外甥的徐俯,他的评论、印可具有权威性。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 著录《江西诗派》《续派》诗集时,解题谓“诗派之说本出于吕居仁”[35]。陈氏是说,“诗派”的名称是由吕本中拟定的,但并非因为有了吕本中,才有这个诗派,“江西宗派”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只是由吕本中将它发掘、整理出来而已。除丰硕的创作成果外,吕本中对江西宗派的最大贡献盖有两点:一是将它命名并作《江西宗派图》;二是创立了“活法”诗论。这里只论其二。
    前已论及,诗味源自诗法,而吕本中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屡屡言及“诗味”,其背景正是诗法。如曰:
    论诗得奇味,当使阿戎知。[36]
    ——《东莱先生诗集》卷2《晚春即事》
    粗知诗有味,宁使妇无裈。
    ——同上卷4《即事戏答季一》
    稍知诗有味,复恐道相妨。
    ——同上卷7《试院中作二首》其一
    忍穷有味知诗进,处事无心觉累轻。
    ——同上《试院中呈工曹惠子泽教授张彦实》
    好诗有味终难舍,俗事无功莫羡渠。
    ——同上卷8《次韵答曹州同官兼简范寥信中》[37]
    其中第二条“宁使妇无裈”句,用《世说新语·德行》事:“(范)宣洁行廉约,韩豫章(伯)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裈邪?’范笑而受之。”[38]裈,满裆裤。此言晁贯之(字季一)特好诗,只要能写出有味道的诗来,哪怕穷到老婆没裤子穿,也不在乎。这其实也是吕本中的夫子自道,可见其人对诗味的苦心追求。
    在《江西宗派诗序》中,杨诚斋有如下一段话,实际上暗指吕本中的“活法”论。其曰:
    昔者诗人之诗,其来遥遥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苏、黄,将四家之外举无其人乎?门固有伐,业固有承也。虽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盖尝观夫列御寇、楚灵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舆,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独御风而行,十有五日而后反,彼其于舟车且乌乎待哉。然则舟车可废乎?灵均则不然,饮兰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宝璐其佩,去饰乎哉?乘吾桂舟,驾吾玉车,去器乎哉?然朝阆风,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忽然耳。盖有待乎舟车,而未始有待乎舟车者也。
    作者表达的意思较屈折,举例不够贴切,但大意是明白的。他是说,上古诗人之诗,起源十分遥远,姑且不论。就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宋代苏轼、黄庭坚而言,并非他们之外没有诗人,只是这四家各有传承,这叫“门固有伐,业固有承”。四家诗或形貌相同,而“味”各有别;或“味”不同,而诗法相同。举例说,列子、屈原二人行走天下,陆行的交通工具是车,水行是舟,这是“古”法,但列子却自出心裁,“御风”而行,不再依靠舟车。这是对古法的“变”,但并不等于废除舟车。屈原虽然“饮兰之露,餐菊之英”,仍然没有“去食”;他“芙蓉其裳,宝璐其佩”,也没有“去饰”;他“乘吾桂舟,驾吾玉车”,但并没有废除古老通工具(“去器”);他“朝阆风,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忽然”,更甚于列子的“御风”而行。意思是说,无论怎样变化,最根本的法则是亘古不变的;同时也表明,出行虽然靠(有待)舟车,但舟车之外其他方法也可实现相同的目标,并不是非舟车不可(未始有待)。诚斋的意思是:作诗亦然,最基本的“规矩”不能变,但具体方法不仅可以变,而且必须变,否则就没有进步,“有待而未始有待”,才是最好的诗法,也是诗人创造力之所在。这里,作者将舟车比作“法”,经过多重论证,终于回到了诗法中一个命题,即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见下)中的那句名言:“(诗)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吕本中称之为“活法”。
    吕本中在勤于创作的同时,十分重视对诗法的探讨。他明白,卓有成就的诗歌宗派,必须打造出共同的诗“味”。这目标不是凭空可以获得,只有“诗法”才是“灵丹妙药”,因为它便于传承。陈师道曰:“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39]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江西诗人颇重视群体性,所谓“一祖三宗”、左规右矩之类,于是乎出。但问题也往往出在这里,所以才有了“活法”说。
    对吕本中的“活法”理论,本文拟讨论如下几点。
    (一)吕本中探讨“活法”的年代很早
    约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吕氏作《外弟赵才仲数以书来论诗因作此答之》诗,第一次提出作诗“活法”:
    前时少年累,如烛今见跋。胸中尘埃去,渐喜诗语活。孰知一杯水,已见千里豁。初如弹丸转,忽若秋兔脱。旁观不知妙,可爱不可夺。[40]
    后来,吕本中屡以“弹丸转”喻活法。约政和四年(1114),他又在《别后寄舍弟三十韵》中写道:
    惟昔交朋聚,相期文字盟。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敢计千金重,尝叨一字荣。因观剑器舞,复悟担夫争。物固藏妙理,世谁能独亨。乾坤在苍莽,日月付峥嵘。凛凛曹刘上,容容沈谢并……力探加润泽,极取更经营。径就波澜阔,勿求盆盎清。[41]
    “弹丸转”一语出《南史·王筠传》:“谢朓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42]“因观剑器舞,复悟担夫争”二句,用了两个典故。《新唐书·李白传》:“(唐)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张)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43]可见,吕本中吸收了前人的艺术体验,加上自己的生活历炼,反复探索修正,终于明白了创作中流动不居的普遍适用性。
    (二)作《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
    绍兴初,吕本中在桂林丁父忧,时友人曾几避地柳州,曾“作书请问句律”[44]。吕本中作《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为答,曰:
    《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45]
    这段话虽文字不多,诗人也没有直接谈“活法”,但非常重要,其实是在更广阔的维度上谈“活法”。它使我们认识到,吕本中的所谓“活法”看似简单,其实内涵十分丰富,甚至超过了他后来所作的《夏均父集序》。他要求学诗者的视野十分开阔,从屈、杜、黄以来所积累的所有文章法度中“遍考精取”,“不窘一律”,方能度越前贤。曾季狸《艇斋诗话》曰:“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徐俯)论诗说中的,东莱(吕本中)论诗说活法,子苍(韩驹)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46]什么是“悟入”?许多人理解为禅悟,其实非也,吕本中说得很清楚,就是要勤下功夫思考,融会贯通,醒悟其中的道理,除此外别无他途。
    (三)作《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
    在上引《别后寄舍弟三十韵》中,吕本中已言及“径就波澜阔”,而此帖则专论“波澜”。无论诗文,行文中有无波澜,既可以区别艺术技巧的高下,也是“活法”运用的表征。在《第二帖》中,吕本中肯定了曾几诗作的成绩,也同时指出其不足,并提出建议。他说:
    其间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观之,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须于规摹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摹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试取东坡黄州已后诗,如《种松》《医眼》之类,及杜子美歌行及长韵近体诗看,便可见。若未如此,而事治择,恐易就而难远也……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47]
    所谓“波澜”,乃以江海波涛翻腾喻文章,指开合、起伏、曲折等行文样态,谓行文不能平铺直叙,而要在文意的起落变化中,给人以廓大感,灵动感。同时,吕本中批评了部分“江西学者”,认为他们只会循规蹈矩,默守死法,很难走出这个怪圈,看似忠于师说,其实背离了黄庭坚的诗法本意。
    (四)作《夏均父集序》
    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吕本中为其友人夏倪之子作《夏均父集序》[48],再次论及他所倡导的“活法”,最为简要明晰,略曰: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按:毕,原作‘必’,据《四库全书》本《后村集》卷24 所载改)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予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吾友夏均父贤而有文章,其于诗盖得所谓规矩备具而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者。后更(按:更,原作‘果’,据四库本改)多从先生长者游,闻人之所以言诗者而得其要妙,所谓无意于文之文,而非有意于文之文也。[49]
    序中这段话,集中论述了所谓“活法”,要义其实很简单,就一个字:活。他认为,虽有“规矩”“定法”,但“法”“规”仅是大概率,理想的状态是“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或者说“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实现有无、动静相兼的矛盾统一。因此,诗人常用盘中“转弹丸”为喻:“盘”是规矩,是“法”,弹丸转动时不能逾越盘的边界,但转动着的“弹丸”轨迹却又处于瞬间变化状态,吕本中称之为“庶几至于变化不测”。这些道理并不深奥,问题是,作者在具体运笔时,如何才算“活”?学界的观点不尽相同,窃以为距吕本中时代较近的南宋庆元间学者俞成盖得其本意,他曾阐明所谓“死”“活”的道理,曰: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法。死法专相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活法夺胎换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毙吾言者,生吾言也,故为活法……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杨万里又从而序之,若曰:学者属文当悟活法,所谓活法者,要当优游厌饫。是皆有得于活法也如此。[50]
    俞氏认为,所谓“死法”,其实就是蹈袭,是胶着古人“陈迹”而不知点化,不能使读者了解作者在语言文字之外所要表达的丰富思想。“活法”正相反,它是改造前人的语言,使之“夺胎换骨”,让作者的思想不致僵死在语言文字之内。只有除去那些陈词滥调,方能让语言活起来,所以叫“活法”。其下,他又征引了吕本中、杨万里的两段论述,以印证其说。要之,所谓“活法”,即当今常说的语言富于张力,思致新颖,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想象、发挥的巨大空间,而“死法”正相反。这正如胡仔(苕溪渔隐)所说:学诗“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51]善哉是言!
    关于文句之“死”“活”,不少学者会联想起禅宗的“死句”“活句”来[52],但明末清初诗论家冯班不以为然,他说禅家之死句、活句,与“诗人所谓死、活句全不同,不可相喻”。他说:“诗有活句,隐秀之词也。直叙事理,或有词无意,死句也。隐者,兴在象外,言尽而意不尽者也;秀者,章中迫出之词,意象生动者也。”[53]按《文心雕龙·隐秀》曰:“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又曰:“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54]谓活句即“隐秀”,有一定道理,所谓“兴在象外”“义生文外”,其实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活法。不过,认为禅家之“死句”“活句”与诗法“不可相喻”,恐太绝对,两家本意虽有区别,但并不影响我们对“死”“活”思想的追溯,二者应该是有关联的,诗家当是从禅宗处得到启发。
    诗文至于能“活”,既是写作技巧,更是学问功夫,非轻易可得。吕本中的朋友张元幹说:“文章盖自造化窟中来,元气融结胸次,古今谓之活法。所以血脉贯穿首尾,俱应如常山蛇势,又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55]这是将“活法”比作天地人“三才”,言其气势磅礴,充塞宇宙,奔流不息。方回在所作《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中,曾举杜甫《扑枣》《忆梅》等诗为例,以为“此等诗不丽不工,瘦硬枯劲,一干万钧,惟山谷、后山、简斋得此活法,又各以其数万卷之心胸气力,鼓舞跳荡。初学晚生,不深于诗而骤读之,则不见奥妙,不知隽永”[56]。要之,若无深厚的学问功底和高超的文化修养,内里枯瘁,是不可能有所谓“活法”的。
    结论
    陆九渊在《与程帅(叔达)》的信中尝述隋、唐以下诗坛流变道:
    隋、唐之间,否亦极矣。杜陵之出,爱君悼时,追蹑骚雅,而才力宏厚,伟然足以镇浮靡,诗家为之中兴。自此以来,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致思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57]
    陆氏高度肯定了杜甫的“诗家中兴”之功,同时赞扬了黄庭坚集大成之盛,并认为黄庭坚时代诗坛的繁荣,乃是自杜甫以来众多诗人长期积累的结果,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作为江西派诗人,吕本中对这个群体也充满热情,他之所以作《江西宗派图》,正是为了“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原流皆出豫章”[58],使之成为时代的见证。在吕本中看来,江西诗乃诗人们“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指同属山谷所传诗法)”的实绩[59],黄庭坚的贡献和地位不可动摇。
    不过,当吕本中对“江西宗派”之盛欢心鼓舞时,似乎已觉察到诗派自身的危机:后继者多蹈袭陈言,左规右矩,将山谷所传诗法变为“有意于文者之法”的工具(《夏均父集序》),甚至被曲解。如黄庭坚《题意可诗后》所说:“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信)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陶)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60]于是,优秀诗人的传统价值观被扭曲甚至颠覆,“有意为诗者”追求格律谐美,用字工巧,而诗人的最高层次是“无意为诗”而自合,反被讥笑为“拙”“放”。当然,黄氏诗法自身也存在瑕疵,此点吕本中并不忌讳,偶有论及[61]。前文说过,“江西味”即书卷味、学究味,但并不等于死气沉沉,毫无诗味。吕本中担心若按“有意为诗者”所为,长此以往,借以维系诗派的“江西味”很可能被异化而变“味”。无论江西宗派或“后江西诗派”(江西宗派之后学习江西体的诗人群),只不过是个非常松散的组织,——甚至并无所谓“组织”,仅仅是个“概念”。吕本中既缺乏黄庭坚那样的影响力,又身处乱世,只能适时地提出“活法”论,欲以正宗的“江西味”规范江西派诗人,以延续诗社香火。但事实上,他的目标很难实现,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活法论”对江西诗派救弊的效果似乎不大,却促进了诗歌理论的转型,催生了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中兴”诗人活泼泼的新诗风。当然,这个转变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风气的变革。这是后话,本文不述。
    综上所论,前引杨万里称江西宗派得名于“江西味”,而诗味源自黄庭坚的诗法,主要特点是书卷气、学究味。诗法既是规矩,是约束,更应当是创新的基础和动力。不过,黄庭坚那辈人的诗法已逐渐被固化为死法,很难再承担这个职能。吕本中于是从前人经验和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体悟出“有定法、又无定法”的新学说,并将其运用于诗学批评,命之曰“活法”。这不仅对江西诗派,也对南宋以后的诗坛、文坛产生了重大而广泛的影响,风行数十年的江西“诗味”“诗法”,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注释:
    [1]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5,《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重印本。
    [2]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79,《四部丛刊》初编本。后文所引该文均自此本,不再另行出注。
    [3]杨万里:《江湖集序》,《诚斋集》卷80,《四部丛刊》初编本。
    [4]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84页。
    [5]钟嵘:《诗品·总论》,陈延杰注:《诗品注》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6]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25页。
    [7]江西派诗人以“江西宗派”诗歌为正宗,故称宗派之外的作品为“世俗之作”,亦称“旁枝别流”。方回在评《瀛奎律髓》卷16陈与义《道中寒食》二首时写道:“予平生持所见,以老杜为祖……宋以后山谷一也,后山二也,简斋为三,吕居仁为四,曾茶山(几)为五,其他与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诗之正派也。余皆傍支别流,得斯文之一体者也。”见方回选评,李庆甲撰辑:《瀛奎律髓汇评》卷16,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新一版,第591页。
    [8]《汉书》卷68《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54页。
    [9]《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9页。
    [10][11]苏轼:《书黄鲁直诗后二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7、6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22,2135页。
    [1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40《论文》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329页。
    [13]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遗山先生文集》卷11,《四部丛刊》初编本。
    [14]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0,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417页。
    [15]《童蒙诗训》,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95页。
    [16]引《仕学规范》卷39,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册,第622页。
    [17]范温:《潜溪诗眼》,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册第330页《句法》。
    [18]《童蒙诗训》,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册,第597页。
    [19]原诗与任渊注,见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13,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75页。
    [20]关于用事的基本原则,参见拙著《宋元文章学》第9章第1 节(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83页) 。
    [21]原诗及任注,见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卷3,第149—150页。
    [2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29页。
    [23]杨万里:《诚斋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1页。
    [24]方回选评,李庆甲撰辑:《瀛奎律髓汇评》卷27,第1164页。
    [25]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18,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5页。
    [26]释惠洪:《冷斋夜话》卷1,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7-18页。
    [27]释惠洪:《冷斋夜话》卷4,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第43页。
    [28]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9,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释惠洪:《冷斋夜话》卷5,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第49页。
    [30]陆九渊著,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4页。
    [31]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十三经注疏》本。
    [32]南宋初人朱弁曰: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风月堂诗话》卷下,《宝颜堂秘笈》本)。宋末诗人赵汝回曰:“近世论诗……本朝有江西体,江西起于变昆。”(《云泉诗后序》,陈起编:《江湖小集》卷55薛嵎《云泉诗》卷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方回评黄庭坚《咏雪奉呈广平公》诗,谓“山谷之奇,有昆体之变,而不袭其组织”(方回选评,李庆甲撰辑:《灜奎律髓汇评》卷21,中册,第886页)。
    [3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8,第327页。
    [34]吕本中:《师友杂志》(一卷本),清光绪初陆心源刻《十万卷楼丛书》本。
    [3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9页。
    [36]阿戎,“戎”当是“咸”之误。引潘惇《诗话补阙》,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6,第36页。阿咸,即阮咸,阮籍之侄。
    [37]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四部丛刊》续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3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页。
    [39]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4页。
    [40][41]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3,《四部丛刊》续编本。
    [42]李延寿:《南史》卷22《王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9页。
    [4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02《李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4页。
    [44]曾几:《东莱诗集序》,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卷首,《四部%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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