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杭伦
    摘要：明初帝王太祖朱元璋（1328-1398）和太宗朱棣（1402-1424）具有君临天下的雄才大略，他们将东洋南洋诸国认定为应当向明廷称臣纳贡的外藩之国，逐步建立起明朝与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宗藩关系。通过考察明太祖颁布的涉及宗藩关系的诏书和明太宗颁赐满剌加、日本、勃泥、柯枝四国碑文和诗歌，我们可知其既有恩威兼施的政治智慧，又有风雅翩翩的文学意味。
    关键词：明朝  君主  诏书  碑文  诗歌
    前  言
    古代中国人以本国为中心观照世界，其地理方位名词随时代有所不同。明朝时期的“东洋”则指文莱以东的东北亚海域和沿岸地区，“西洋”指文莱以西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明朝晚期学者张燮（1574-1640）所著《东西洋考》列有“西洋诸国考”和“东洋诸国考”，特别声明以文莱作为东西洋的分界线：“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1]“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也是用明朝的概念。晚清以后，“西洋”一词转而特指欧美国家，相当于今天的“西方世界”，而以“东洋”指东北亚，“南洋”指东南亚。可见，晚清以来“南洋”一词所指范围相当于明朝所说的“西洋”。本文中所用的“东洋南洋”概念，即沿用晚清以来的称谓。
    明朝是一个具有外向型视野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和明太宗朱棣（1402-1424）都有君临天下的雄才大略，将东南亚诸国认定为应当向明廷称臣纳贡的外藩之国，逐步建立起涵盖整个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宗藩关系。观察这两位君主涉及外藩诸国的文笔，可知既有政治的考量，也有文学的意味。笔者检阅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明朝帝王诗文的研究[2]，虽然各有所见，但多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分析，不大重视文学的描写; 即使从文学角度入手，也未能全面关注东洋南洋各国。有鉴于此，本文拟不仅从政治外交的角度，也尽力从文学角度，对明初两位帝王涉及东洋南洋的诗文作出分析，以期较为真切而全面地揭示明初帝王建立明朝与东洋南洋诸国宗藩关系的要义。
    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本文不拟采用问题论辩的写作方式，而是着力探讨明初君主对东洋南洋各国说了什么，他们是怎样说的、怎样做的，并进而分析他们建立宗藩外交政策和施行举措的意义。本文的探讨以明太祖颁布的宗藩关系政令诏书和明太宗对外藩之国的封山诗文碑为中心。
    一、明太祖颁布的宗藩关系政令诏书
    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1328-1398）非常重视与东洋南洋诸国的宗藩外交关系，体现在他即位初期颁布的几道诏书之中。
    （一）明太祖《即位诏》：
    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己亥（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次日即洪武元年正月丙子（1368年1月24日）颁布《即位诏》：
    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起（“起”字据《明太祖实录》补）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
    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部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里。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徇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以是年为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建太社太稷于京师，册宝立妃马氏为皇后，长子标为皇太子（以上两句据《皇明诏令》补）。布告天下，咸使闻知。[3]
    此诏见《明太祖集》卷首，又载《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皇明诏令》卷一。这份诏书可分成三段：首段讲天命国运，宋朝国运终结，代之而起元朝，元朝国运终结，代之而起应当是大明王朝。编修《明太祖实录》的史臣在〈即位诏〉之后注明：“上以元时诏书首语，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谓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易为奉天承运，庶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4]由此可见，将皇帝诏书起首套语由“上天眷命”改为“奉天承运”，实为朱元璋首创，体现了他奉行天命，遵循国运的精神。第二段讲自己出身庶民，奋扬威武，逐鹿中原，戡定局势，实属迫不得已。正如吴孟复《明太祖集·序》所说：“昔在梁溪，武进顾实先生讲授《中国文化史》，以为二千年间，朝代屡更，而得国之正，莫如汉、明。无寸尺之藉，起阡陌之间，复汉唐之衣冠，见中华之文化，则明主之功尤伟。”[5]顾实用“得国之正”四字来充分肯定朱元璋作为庶民出身的帝王，能够恢复汉唐盛世，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功勋。第三段是新皇帝即位的宣示，颁布新国号、新年号，册立皇后、皇太子的公告。
    这份诏书有两个特点：其一、改变了朱元璋团队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奉行的“尊华攘夷”论调，转而承认起于沙漠的蒙古人，可以入中国为天下主。将此诏与宋濂代作《谕天下诏》相比，改变相当明显。[6]充分表明朱元璋在即位之前，需要以“尊华攘夷”作为凝聚人心、夺取政权的政治口号；即位之后，则需要遵循天命，维护正统，将大明王朝继宋、元之后，列入正统国家序列。政治家在不同的时段需要不同的政治取态，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概莫能外。其二、诏书结尾所谓“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不是虚夸。洪武二年春正月乙卯（1369年2月26日）明太祖即“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诸国”[7]，表明其具有“君临天下”的态势。
    （二）明太祖《谕西洋诸番诏》：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戊寅（1370年7月14日），遣使持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畏吾儿等国曰：
    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无不欲其安土而乐生，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
    近者元君妥欢帖木儿，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杰，割据郡县，十去八九。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乱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
    其占城[8]、安南[9]、高丽诸国，俱已朝贡。今年遣将巡行北边，始知元君已殁。获其孙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
    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咸乐其所。又虑汝等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10]
    此诏又载《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外国五》，严从简《殊域周知录》卷八《琐里·古里》条。全文可分三段：首段声称首先必须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才来朝贡依附。次段宣示自己已经成为取代元朝君主，成为中国皇帝。末段诏谕外藩诸国，依例朝贡。这份诏书表明朱元璋在即位之初，即重视宗藩外交关系，并收到良好的回应。严从简《殊域周知录》记载：“既而遣前行人闻良辅，往谕西洋诸番。于是古里国主遣使来贡，进金叶表文。上以其国涉海道远，赐赉甚厚。”[11]古里国是位于南亚次大陆西南部的一个古代王国，其境在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zhikode）一带，为古代印度洋海上的交通要冲。古里国在中国古籍之中，宋时称作南毗国（Namburi），元时称作“古里佛”，明时称作“古里”。
    （三）明太祖《谕暹国王诏》：
    暹罗是泰国的旧称。《明史·暹罗传》记载：“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后分为罗斛、暹二国。暹土瘠，不宜稼；罗斛地平衍，种多获；暹仰给焉。元时暹常入贡，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遂称暹罗斛国。洪武三年（1370），命使臣吕宗俊等赍诏谕其国。四年（1371），其王参烈昭毗牙遣使奉表与宗俊等偕来，贡驯象、六足龟及方物。诏赐其王锦绮及使者币帛有差。”[12]明太祖《谕暹国王诏》云：
    君国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洪恩，曷能若是？华夷虽间，乐天之乐，率土皆然。若为人上能体上帝好生之德，协和人神，则禄给世世无间矣。
    尔哆啰禄自嗣王位以来，内修齐家之道，外造睦邻之方，况数遣使中国，称臣入贡，以方今时王言之，其哆啰禄可谓贤德矣，岂不名播诸番？
    今年秋，贡象至朝，朕遣使往谕，特赐暹国之印及衣一袭。尔当善抚邦民，永为多福。故兹诏谕，想宜知悉。[13]
    这份诏书可分为三段，首段论述天地人的关系，暹罗与中国相比，虽然有华夷之分，但在感恩天地、协和人神以立国的原则上，略无二致。次段表彰现任暹罗国王哆啰禄能够“内修齐家之道，外造睦邻之方”，并向明朝称臣纳贡，是一位贤德的国王。末段表明颁诏特赐是对暹罗国遵守宗藩礼仪称臣朝贡的回报。据《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吕宗俊自暹罗国（还），其王参烈昭毗牙遣其臣昭晏孤蛮等偕宗俊来朝，贡驯象、六足龟及方物。诏赐其国王织金纱罗文绮、使者衣，人一袭。”[14]由上可知，明太祖这份诏书是洪武四年（1371）九月颁布给暹罗国朝贡使臣的。
    以上三份诏书显示出朱元璋对外藩之国奉行“恩威并施”的基本国策，至于在何种情况下应当展示威严，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施行恩典，朱元璋也有明确的训示.
    （四）明太祖定不征伐外藩国名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1371），朱元璋驾临奉天门，对省府台臣晓谕对外政策：“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15]这段话后来收入《皇明祖训》，成为明朝的宗藩政策指导原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于后：东北：朝鲜国。正东偏北：日本国。正南偏东：大琉球国、小琉球国。西南：安南国、真腊国、暹罗国、占城国、苏门答剌、西洋国、爪洼国、湓亨国、白花国、三弗齐国、渤泥国。”[16]朱元璋认为，外藩诸国与中国山海隔绝，若举兵征伐，劳民伤财，即使得其土地也不足以供养，得其人民也不足以驱使。只要其国不侵扰边境，就不如相安无事，让其自己管理自己，并按时向明廷称臣朝贡就好。这一针对藩国的基本外交原则，体现在朱元璋对高丽、安南、占城等国的诏令之中。
    （五）明太祖《谕高丽国王诏》：
    洪武七年（1374）五月壬申，高丽王王颛遣其监门卫上护军周谊、郑庇等奉表贡方物，明太祖赐其国王诏书。《明太祖集》载《谕高丽国王诏》云：
    使者至，贡陈其礼，敷王极情。朕既听之，事大之心甚矣。表云‘守侯服于东隅，祖朝鲜之苗裔，自五季已事中华’，言无不当。然朕观上古之君，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大概圣人之心，体天道以行仁，惟欲民安耳，未尝夸侈，所以不宝远物，不劳夷民，圣人之心弘哉！今朕虽不才，敢不宝王之臣忠，却来诚之美贡，若汉唐之夷彼，隋君之伐东？在朕之今日，苟非诈侮于我，安敢违上帝而劳扰生民者乎？若或不守己分，妄起事因，其天灾人祸，必有至者。王其审之！自今以后，薄来而情厚，则可；若其厚来而情薄，是为不可。王其思之！[17]
    此诏书又载《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九：“王使者至，陈其贡礼。王事大之心见矣。表言：‘守侯服于东隅，祖朝鲜之苗裔，自五季以来常事中国。’王之言是矣。然朕观古昔自侯甸绥服之外不治，令其国人自治之。盖体天道以行仁，惟欲其民之安耳。不为夸诈，不宝远物，不劳夷人，圣人之心弘矣哉！朕虽不德，未尝不察王之忠，而却来诚之美。若汉唐之夷彼，隋君之东征，在朕今日，苟非诈侮于我，安肯动师旅以劳远人？若不守己分，妄起事端，祸必至矣。自今宁使物薄而情厚，勿使物厚而情薄。王其思之。”[18]两相比较可知，《实录》所载诏书，较近原始面貌，而《明太祖集》所载，应是编纂大臣对文字有所润饰。诏书中所谓“古昔侯甸绥服之外不治，令其国人自治之”，出自《尚书·禹贡》。王应麟《玉海》引《禹贡》曰：“甸侯绥服，谓之中国；要荒，谓之夷蛮。中国之地，方广不过三千里。圣人务广德，不务广地。”[19]由此可见，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制定的针对外藩国的政策，是效法古昔圣君贤王美德的举措。
    （六）明太祖《諭安南占城二國詔》
    皇帝诏曰：朕居中国，统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视同仁，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外诸国皆来臣服，贡献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连年侵境。’朕未知实否。令为尔两国言之，和睦邻境，乃保国之善道。故善为国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顺天道，天必佑之，世道得以乆长。若各不安分，构怨交兵，纵其君长身虽无损，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于天地神人同愤共怒，其患将有不可测者，此岂保国之道哉？朕为天下主，治乱持危，理所当行。今遣使谕尔两国，若彼此果有所争，当即罢兵，以和睦邻境为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传于子孙，岂不美欤？故兹诏示，想宜知悉。[20]
    此诏载《皇明诏令》卷三，又载明初名臣王祎（1321-1372）《王忠文集》卷十二，想是王祎秉承朱元璋旨意之作。安南和占城在明初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古国，互相接壤而构兵不断。朱棣的诏书为安抚安南、占城二国而作，其事由载《明史·占城传》：“初，安南与占城构兵，天子遣使谕解，而安南复相侵。四年，其王奉金叶表来朝，长尺余，广五寸，刻本国字。馆人译之，其意曰：‘大明皇帝登大宝位，抚有四海，如天地覆载，日月照临。阿荅阿者譬一草木尔，钦蒙遣使，以金印封为国王，感戴忻悦，倍万恒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扰疆域，杀掠吏民。伏愿皇帝垂慈，赐以兵器及乐器、乐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声敎所被，输贡之地，庶不敢欺陵。’帝命礼部谕之曰：‘占城、安南并事朝廷，同奉正朔，乃擅自构兵，毒害生灵，旣失事君之礼，又乖交邻之道。已咨安南国王，令即日罢兵。本国亦宜讲信修睦，各保疆土。所请兵器，于王何吝，但两国互构而赐占城，是助尔相攻，甚非抚安之义。乐器、乐人，语音殊异，难以遣发。尔国有晓华言者，其选择以来，当令肄习。’因命福建省臣勿征其税，示怀柔之意。”[21]明朝作为宗主国，对于外藩各国一视同仁，若外藩国之间互有争斗，兵戎相见，则安抚双方，劝谕休兵。宗主国不仅自己不占领外藩国的土地，不奴役外藩国的人民，而且对外藩国之间的争斗，负有仲裁和调停的义务。这样的宗藩政策举措在当时的国际外交关系中，允称典范。不过，在朱棣永乐时期，明廷对安南、占城的调停无效；加之安南内部发生篡位纷争，外部又与明朝发生领土纠纷，朱棣下令出兵，将安南收编为明朝直属郡县。[22]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明洪武三年（1371），朱元璋定宴飨乐章，第六奏《抚四夷之曲》，名《龙池宴》：
    海波不动风尘静，中国有真人。
    文身交趾，毡裘金齿，重译来宾。
    奇珍异产，梯山航海，奉表称臣。
    白狼玄豹，九苞丹凤，五色麒麟。[23]
    这只曲子有三层意思，首二句说，中国真命天子出现，抚平四海。次六句说四夷服膺，奉表称臣。结尾三句则展现进贡珍奇动物，在朝廷中呈现祥瑞景象。这是明初宗藩外交关系的理想图景。
    二、明太宗颁赐四国镇国封山诗文碑
    明太祖朱元璋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宗藩关系的政策得到明太宗朱棣（1360-1424）全盘继承。朱棣是明太祖第四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年号永乐。朱棣庙号本为太宗，但嘉靖皇帝认为：“太宗靖难，功与开创同，当称祖以别之。”[24] 于是在嘉靖十七年（1538）改太宗庙号为成祖。由于本文涉及的事件及其文献多沿用太宗庙号，故仍以太宗称之，以免混淆。朱棣不仅全面继承和推广朱元璋的宗藩政策，勤于诏谕藩国，而且为满剌加国（永乐三年）、日本国（永乐六年）、勃泥国（永乐六年）、柯枝国（永乐十四年）等四个外藩国颁赐了镇国封山诗文碑，将明朝君主对外藩国的文学书写推向了高潮。明代晚期学者沈德符(1578-1642)编著《万历野获编》卷一“赐外国诗”条记载：
    “盖封外国山者，凡四见，皆出睿制诗文，以炳耀夷裔。且词旨隽蔚，断非视草解（缙）、杨（士奇）诸公所能办。因思唐文皇兵力仅伸于漠北，而屈于辽水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被东南古所未宾之国，赑屃宏文，昭回云汉。其盛恐万祀所未有也。” [25]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是一部重要的明朝文学史料笔记，其对史料的选择、归类和评述，都很有见地，但如其《序》文所说：“余生长京邸，孩时即闻朝家事，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因喜诵说之。比成童，适先人弃养，复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与陇亩老农，谈说前辈典型。及琐言剩语，娓娓忘倦，久而渐忘之矣。困厄名场，梦寐京国。今年鼓箧游成均，不胜令威化鹤归来之感。即文武衣冠，亦几作杜陵夔府想矣。垂翅南还，舟车多暇，念年将及壮，邅回无成，又无能著述以名世，辄复绸绎故所记忆，间及戏笑不急之事，如欧阳《归田录》例，并录置败簏中，所得仅往日百之一耳。”[26]由于其著述每凭记忆，所以偶尔有些笔误，需要查阅更详实的史料来予以补正。以下即依据可靠史料来对明太宗封赠四国诗碑事件予以补充、校正和分析。
    （一）满剌加国镇国之山诗文碑
    满剌加国是今马来西亚所属马六甲州的前身。《明史·满剌加传》记载：“满剌加，在占城南。顺风八日至龙牙门，又西行二日即至。或云即古顿逊，唐哥罗富沙。永乐元年（1403）十月遣中官尹庆使其地，赐以织金文绮、销金帐幔诸物。其地无王，亦不称国，服属暹罗，岁输金四十两为赋。庆至，宣示威德及招徕之意。其酋拜里迷苏剌大喜，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三年（1405）九月至京师。帝嘉之，封为满剌加国王，赐诰印、彩币、袭衣、黄盖。复命庆往，其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列郡，岁效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帝从之。制碑文，勒山上，末缀以诗曰：‘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石草木浓。金花宝钿生靑红，有国于此民俗雍。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出入导从张盖重，仪文裼袭礼虔恭。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后天监视久弥隆，尔众子孙万福崇。’庆等再至，其王益喜，礼待有加。五年九月遣使入贡。明年，郑和使其国，旋入贡。”[27]《明史》将明朝与满剌加确立宗藩关系的过程叙述得相当清楚，但其仅列诗作，未录碑文。完整的碑文见于《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十七：“永乐三年冬十月壬午，赐满剌加国镇国山碑铭。时其国使者言其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郊职贡，请封其山为一国之镇。上嘉之，谕礼部臣曰：先王封山川奠疆域，分宝玉赐藩镇，所以宠异远人，示无外也，可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立碑其地。上亲制碑文曰：
    朕惟圣德之君，大有功于天地者，范围参赞，相协陶甄。日月星辰以之明，寒暑岁功以之成。天得以为天，地得以为地，各位其所而田宁，万物由是而化生。是其一心之运，经纶之妙，有出于天地之外而大于天地者，不可以名言也。
    昔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以圣人之位，为三才之主宰，和调阴阳，保合造化，贯通宇宙之中，包括天地之外，智无不周，动与神会。凡在天地之中，有生之类，莫不阴受其赐，自生自育而不自知，四十余年于此矣。
    朕缵承鸿业，祗迪先猷。膺兹福庆，嘉会万邦。
    乃永乐三年九月[28]，尔满剌加国王遣使来朝，具陈王意，以谓厥土协和，民康物阜，风俗淳熙，怀仁慕义，愿同中国属郡，超异要荒，永为甸服，岁岁贡赋。顿首请命，纯诚可嘉。实朕皇考余恩淑庆延及尔用，致于斯远。惟古先圣王封山奠域，分宝赐镇，宠异万国，敷文布命，广示无外之意，其封满剌加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锡以铭诗，勒之贞石，永示其万世子孙国人与天无极。诗曰：
    西南巨海中国通，输天灌地亿载同。
    洗日浴月光景融，雨岩露石草木浓。
    金花宝钿生青红，有国于兹民俗雍。
    王好善义思朝宗，愿比内郡依华风。
    出入遵从张盖重，仪文裼袭礼虔恭。
    大书贞石表尔忠，尔国西山永镇封。
    山君海伯翕扈从，皇考陟降在彼穹。
    后人监视久益隆，尔众子孙万福崇。”[29]
    这篇碑文可分为五段，第一段论天、地、君三者之关系，朱棣将圣德之君的功劳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有出于天地之外而大于天地者”。显然朱棣在此时脑袋有些膨胀，偏离了朱元璋“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的教训。第二段论定明太祖就是这样“为三才之主宰”的圣德之君。第三段论定自己就是“缵承鸿业，祗迪先猷；膺兹福庆，嘉会万邦”的正宗传人。第四段叙述满剌加国请求封西山为镇国之山的缘起。第五段是系诗。诗篇采用乐府歌行“相和歌辞·平调曲”形式，每句七言，句句押韵。全诗表达五层意思：其一，首二句讲地理位置，南海自古以来与中国相通。其二，次四句讲满剌加国气候、植被、物产、民俗。其三，次四句讲满剌加国王愿意尊崇华夏礼仪，称臣朝贡。其四，次四句讲封山立碑的意义，树立此碑，犹如明太祖神灵在此显示，山君海伯均受其指挥。其五，末二句讲后世子孙尊崇这一宗藩传统，可享福万年。
    明代学者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记载：“（满剌加）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又请封其国之西山，定疆域界，俾暹罗不得侵扰。上悉从之。诏封西山为镇国山。赐以御制碑文，勒石其上。上以蹇义善书，手授金龙文笺，命书其诏。偶落一字，义奏曰：‘敬畏之极，辙复有此！’上曰：‘朕亦有之。此纸难得，姑注其旁可也。’义曰：‘示信远人，岂以是惜？’上深然之。复授以笺，更书之。”[30]足见当时宫廷书家对于涉及外藩公文书写时特别慎重其事。
    此碑在马六甲竖立的位置何在？既然明太宗诏封西山，理当位于马六甲河口的西山（今名升旗山）。到底是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拉据明太宗颁赐的金龙文笺诏书在山上勒石树碑，还是郑和船队将刻好的石碑送来立碑的呢？据跟随郑和（1371－1433）三次下西洋的马欢《瀛涯胜览》记载：“永乐七年，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齎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是后暹逻莫敢相扰。”[31]本地历史学者刘崇汉（1950- ）认为：“从马欢的记载，我们知道该碑刻是在四年后（1409年）由郑和的宝船载来马六甲竖立的。”[32]其实不仅马欢《瀛涯胜览》有记载，费信所著《星槎胜览》也有同样的记载：“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其暹罗始不敢扰。”[33]费信《星槎胜览·序》云：“永乐至宣德间，选往西洋，四次随征正使太监郑和等至诸海外，历览诸番人物风土所产，集成二帙，曰《星槎胜览》。前集者亲监目识之所至也，后集者采辑传译之所实也。”[34]费信对滿剌加国的记述在《星槎胜览》前集，作为“亲监目识”的材料，应有一定的可信度。此碑的形制，应与现存南京静海寺的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刻成的“御制弘仁普濟天妃宮之碑”近似。明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此时明朝国势衰颓，已无力顾及外藩属国。葡萄牙人1521年在西山上建圣保罗教堂，后将其改名为圣保罗山。著名传教士圣方济各即埋葬于此，教堂前竖有圣方济各神父塑像。1670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后，将教堂用作城堡，今天在外墙上仍可见到不少子弹孔。1753年，荷兰人另建了一座教堂，而圣保罗山则做为荷兰贵族的墓地，现在仍保留了一些刻有拉丁文和葡萄牙文的墓碑。明太宗颁赐的〈镇国之山诗文碑〉则不知去向。
    （二）日本国寿安镇国之山诗文碑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遣使节晓谕日本取缔倭寇（海盗）和对中国朝贡。当时日本分裂为南北朝，有位于京都的北朝和位于奈良的南朝。南朝的怀良亲王率先向明朝朝贡，被册封为“日本国王”。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北朝的源义満统合南北朝。1401年（明建文三年），源义满派遣使节前往明朝。次年，建文帝遣使节送来封源义满为“日本国王”的国书。但明使滞留日本期间，明朝发生朱棣靖难之变，明太宗即位，于是，与日本交往事改由太宗掌控运作。《明史·日本传》：“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其国。永乐元年（1403），又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往。将行，而其贡使已达宁波。礼官李至刚奏故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宜敕所司核其舶，诸犯禁者，悉籍送京师。’帝曰：‘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实多，有所赍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值市之，毋阻向化。’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义表及贡物，帝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赉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明年（1404）十一月，来贺册立皇太子。时对马、台岐诸岛贼掠濵海居民，因谕其王捕之。王发兵，尽殱其众，絷其魁二十人，以三年（1405）十一月献于朝，且修贡。帝益嘉其诚，于是遣行人潘赐偕中官王进赐其王九章冕服及钱钞锦绮加等，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使者至宁波，尽置其人于甑烝杀之。明年（1406）春，遣佥都御史俞士吉赍玺书褒嘉，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立其上。”[35]
    明太宗永乐四年（1406），颁赐日本国王源道义（1358－1408）寿安镇国之山诗文碑，全文载《明太宗实录》卷五十：
    “遣使赍玺书褒谕日本国王源道义。先是对马、壹忮等岛，海寇劫掠居民，敕道义捕之。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而尽歼其党类。上嘉其勤诚，故有是命。仍赐道义白金千两，织金及诸色彩币二百匹，绮绣衣六十件，银茶壸三，银盆四，及绮绣、纱帐、衾褥、枕席、器皿诸物，并海舟二艘。又封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之山，立碑其地。上亲制文曰：
    朕惟丽天而长久者，日月之光华；丽地而长久者，山川之流峙。丽于两间而永久者，贤人君子之令名也。
    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智周八极，而纳天地于范围；道冠百王，而亘古今之统纪；恩施一视，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无逆其行；江河山岳，无易其位。贤人善俗，万国同风。表表于兹世，固千万年之嘉会也。
    朕承鸿业，享有福庆。极天所覆，咸造在廷。周爰咨询，深用嘉叹。
    惟尔日本国王源道义，上天绥靖，锡以贤智，世守兹土，冠于海东，允为守礼义之国。是故朝聘职贡无阙也，庆谢之礼无阙也。是犹四方之所同也。至其恭敬栗栗如也，纯诚恳恳如也，信义旦旦如也，畏天事上之意，爱身保国之心，扬善遏恶之念，始终无间，愈至而犹若未至，愈尽而犹若未尽。油油如也，源源如也。迩者对马壹岐暨诸小岛，有盗潜伏，时出寇掠。尔源道义能（服）朕命，咸殄灭之。屹为保障，誓心朝廷，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朕尝稽古唐虞之世，五长迪功，渠搜即叔，成周之隆，髳微卢濮，率遏乱略，光华简册，传诵至今。以尔道义方之，是大有光于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义，又自古以来未之有也。
    朕惟继唐虞之治，举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镇，号为寿安镇国之山，锡以铭诗，勒之贞石，荣示于千万世。铭曰：
    日本为国巨海东，舟航密迩华夏通。
    衣冠礼乐昭华风，服御絺绣考鼓钟。
    食有鼎俎居有宫，语言文字皆顺从。
    善俗殊异羯与戎，万年景运当时雍。
    皇考在天灵感通，监观海宇罔不恭。
    尔源道义能迪功，远岛微寇敢鞠讻。
    鼠窃蝇嘬潜其踪，尔奉朕命搜逋穷。
    如雷如电飞蒙冲，绝港余孽以火攻。
    焦流水上横复纵，什什伍伍禽奸凶。
    荷校屈肘卫以鏦，献俘来廷口喁喁。
    彤庭左右夸精忠，顾咨太史畴勋庸。
    有国镇山宜锡封，惟尔善与山增崇。
    宠以铭诗贞石砻，万世照耀扶桑红。[36]
    这篇碑文的写作层次与前述颁赐〈满剌加国镇国之山诗文碑〉格局略同，但语气上稍微谦和一些。首段也写天地人三者的关系，没有继续强调君主“大于天地”之功，只是说“贤人君子之令名”可以在天地之间永存。次段表彰明太祖的功勋。第三段谓自己是继承明廷皇位的正宗传人。第四段表彰日本国王“畏天事上之意，爱身保国之心，扬善遏恶之念”。第五段封山铭诗。诗篇分四层表意：其一、前八句写日本国地理、文明、风俗。其二、“皇考”两句写明太祖在天之灵监控。其三、“尔源道义”十句，叙述日本国王服从宗主国命令，剿除海盗，功劳卓著。其四、封山赐诗，表彰精忠。
    对于明太宗封赠日本国王源道义寿安镇国之山诗碑的这段史实，后世日本史学家有不同的阐释，如日本江户后期史学家岩垣松苗（1774-1849）著《国史略》记载：“（后小松天皇）十年，明燕王朱棣，弒其君建文，自立，是为成祖。（原注：燕王，建文叔父也。其凶虐无道，甚于桀、纣。彼邦历代篡贼，朱棣最恶。）赠书道义，告即位。十三年，壹岐、对马海贼寇明东边。明主请将军道义镇之。道义乃捕其酋诛之。西海无事，明主喜，赠书及宝器数种，又遣使赠以寿安镇国山碑文。”[37]岩垣松苗评价道：“明燕贼朱棣，大恶无道，遂以篡帝位。而为室町氏封我肥后阿苏山，而作此文，以学贤人君子之语。试以佛氏之言譬之。犹如焰王尝逞惨刻滥刑，而一旦篡弥陀佛位，自赞殊胜功德。而当时室町公失臣礼我天朝，私受彼篡贼封爵，以为宠光，且欲建其所镇山之碑，可谓无智而遗臭万年者也矣。”[38]在日本的后小松天皇（1377-1433）时代，将军源道义受封“日本国王”，权力极高，天皇和朝廷仅仅只是傀儡而已。明朝使者来日时，甚至不知日本有后小松天皇的存在，仅知道日本国王是源道义。显然，此时将军幕府的地位凌驾在天皇之上，后小松天皇之所以能够保持天皇之位，也是源道义扶持的结果。1408年，源道义逝世时，后小松天皇追赠其为“鹿苑院太上法皇”，这是只有皇室成员才能拥有的称号。江户时期的史学家用后代的认知评价前朝的史实，观点未免偏颇。
    （三）勃泥国长宁镇国之山诗文碑
    勃泥国是今文莱国的前身。《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六》开篇就是《勃泥国传》：
    “浡泥，宋太宗时始通中国。洪武三年（1370）八月命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阅半年抵阇婆[39]，又逾月至其国。王马合谟沙傲慢不为礼，秩责之，始下座拜受诏。时其国为苏禄[40]所侵，颇衰耗，王辞以贫，请三年后入贡。秩晓以大义，王既许诺，其国素属阇婆，阇婆人间之，王意中沮。秩折之曰：‘阇婆久称臣奉贡，尔畏阇婆，反不畏天朝邪？’乃遣使奉表笺，贡鹤顶、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龙脑、米龙脑、西洋布、降真诸香。八月从敬之等入朝。表用金，笺用银，字近回鹘，皆镂之以进。帝喜，宴赉甚厚。八年命其国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永乐三年（1405）冬，其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贡，乃遣官封为国王，赐印诰、敕符、勘合、锦绮、彩币。王大悦，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来朝。次福建，守臣以闻。遣中官往宴赉，所过州县皆宴。六年（1408）八月入都朝见，帝奖劳之。王跪致词曰：‘陛下膺天宝命，统一万方。臣远在海岛，荷蒙天恩，赐以封爵。自是国中雨旸时顺，岁屡丰登，民无灾厉，山川之间，珍奇毕露，草木鸟兽，亦悉蕃育。国中耆老咸谓此圣天子覆冒所致。臣愿睹天日之表，少输悃诚，不惮险远，躬率家属陪臣，诣阙献谢。’帝慰劳再三，命王妃所进中宫笺及方物，陈之文华殿。王诣殿进献毕，自王及妃以下悉赐冠带、袭衣。帝乃飨王于奉天门，妃以下飨于他所，礼讫送归会同馆。礼官请王见亲王仪，帝令准公侯礼。寻赐王仪仗、交倚、银器、伞扇、销金鞍马、金织文绮、纱罗、绫绢衣十袭，余赐赉有差。十月，王卒于馆。帝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赙以缯帛。东宫亲王皆遣祭，有司具棺椁、明器，葬之安德门外石子冈，树碑神道。又建祠墓侧，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谥曰恭顺。赐敕慰其子遐旺，命袭封国王。”[41]
    明太宗颁赐勃泥国《长宁镇国之山诗文碑》全文既载《明史》，又载《明太宗实录》卷八十六，《明史》所载碑文，个别文字疑经使臣润饰，《实录》本能存原貌，故录于下。
    “永乐六年十二月丁丑（1408年12月20日），遣中官张谦、行人周航，护送嗣浡泥国王遐旺等还国。赐送遐旺金相玉带一，金百两，银三千两，及钱钞、锦绮纱罗衾褥、帐幔、器皿，王母、王叔以下各有赐。初，故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言，蒙朝廷厚恩赐封王爵，国之境土，皆属职方，而有后山，乞封表为一国之镇。至是，其子遐旺复以为请。遂封其山为‘长宁镇国之山’，命谦等即其地树碑。上亲制文曰：
    上天佑设我国家万世无穷之基，肆命朕太祖高皇帝全抚天下，休养生息，以治以教，仁声义闻，薄极照临。四方万国，奔走臣服，充辏于庭。神化感动之机，其妙如此。
    朕嗣守鸿图，率由典式。严恭祇畏，协和所统，无间内外，均视一体。遐迩绥宁，亦克承予意。
    乃者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诚敬之至，知所尊崇，慕尚声教，益谨益虔，率其眷属陪臣，不远数万里，浮海来朝。达其志，通其欲，稽颡陈辞曰：‘远方臣妾，丕冒天子之恩，以养以息，既庶且安，思见日月之光，故不惮险远，輙敢造庭。’又曰：‘覆我者天，载我者地。而凡使我有土地人民之奉，田耕邑井之聚，宫室之居，妻妾之乐，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资其生，强罔敢侵弱，众罔敢暴寡，皆天子之赐也。是天子功德加于我者，与天地同其大矣。然天仰则见之矣，地蹐则履之矣，惟天子远而难见，故诚有所不通。是以远方臣妾，不敢自外，踰历山海，躬诣阙下，以伸其悃。’朕曰：‘惟天惟皇考付予以天下，子养庶民，天与皇考视民同仁，予其承天与皇考之德，惟恐弗若汝言。’乃又拜手稽首曰：‘自天子建元之载，臣国年和时丰，山川之藏珍宝者流溢焉，草木之无葩花者皆华而实焉，异禽和鸣而走兽跄舞焉。国之叟曰：中国圣人，德化所暨，斯多嘉应。臣土虽远京师，然实天子之氓，故奋矜而来觐也。’朕观其言文貌恭，动不逾则，悦喜礼教，脱略故习，非超然卓异者不能若此也。稽之载籍，自古逷远之国，奉若天道，仰望声教，身至阙庭，盖有之矣。至于举妻子兄弟亲戚陪臣，顿首称臣妾于阶陛之下者，惟浡泥国王一人而已。西南诸蕃国长，未有如王之贤者也。王之至诚，贯于金石，达于神明，而令名传于悠久，可谓有光显矣。
    兹特锡封王国中之山为‘长宁镇国之山’，赐文刻石，以著王休，于昭万年，其永无斁。系之以诗曰：
    炎海之墟，浡泥所处。煦仁渐义，有顺无忤。
    慺慺贤王，惟化之慕。导以象胥，遹来奔赴。
    同其妇子，兄弟陪臣。稽颡阙下，有言以陈。
    谓君犹天，遗其休乐。一视同仁，匪偏厚薄。
    顾兹鲜德，弗称所云。浪舶风穑，实劳恳勤。
    稽古远臣，顺来怒趌。以躬或难，矧曰家室。
    王心亶诚，金石其坚。西南君长，畴其王贤。
    矗矗高山，以镇王国。镵文于石，懋昭王德。
    王德克昭，王国攸宁。于万斯年，仰我大明。”[42]
    这篇碑文的写作格式，从大节上看，稍有变化。全文分四段，首段不再泛论天地人关系，而是直接切入主题，谓上天眷顾，让明太祖统领天下，而四方万国，也奔走臣服。次段谓自己继承宏业，兼顾中外，而外藩也能臣服安宁。第三段详细叙述自己与勃泥国老国王之间的几段对话，表现出谦和诚恳的态度。第四段，封山赐诗，表彰王德。诗篇为四言体，两句一韵，或八句一转韵，或四句一转韵。全诗分五层意思：首八句谓勃泥国受中华仁义之风感召，贤德君王愿意来明廷称臣纳贡。“同其父子”八句，谓勃泥国外率领妻小陪臣，前来朝拜。“顾兹鲜德”八句表达谦虚之意，并慰问远来辛劳。“王心亶诚”八句，表彰王贤，封山刻碑。结尾四句，表达宗藩关系长久友好愿望。
    明朝与勃泥国维护宗藩关系良好。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在中国访问期间，不幸病故，留下遗言，愿意埋葬在中国。明廷以王礼隆重安葬，一直保存完好。浡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之墓，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外石子岗乌龟山南麓，是中国现存仅有的两处外藩国王墓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四）柯枝国镇国之山诗文碑
    柯枝，古国名。国境在今印度西南岸柯钦（Kochin or Cochin）一带。为东西方交通重要港口所在。与明朝有宗藩关系，郑和下西洋，多次到此。《明史·外国传》、《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书均有专条记述。
    《明史·外国传七》：“柯枝，或言即古盘盘国。宋、梁、隋、唐皆入贡。自小葛兰西北行，顺风一日夜可至。永乐元年（1403），遣中官尹庆赍诏抚谕其国，赐以销金帐幔、织金文绮、彩帛及华盖。六年（1408）复命郑和使其国。九年（1411），王可亦里遣使入贡。十年（1412），郑和再使其国，连二岁入贡。其使者请赐印诰，封其国中之山。帝遣郑和赍印赐其王，因撰碑文，命勒石山上。”其词曰：
    “王化与天地流通，凡覆载之内、举纳于甄陶者，体造化之仁也。盖天下无二理，生民无二心，忧戚喜乐之同情，安逸饱暖之同欲，奚有间于遐迩哉？
    任君民之寄者，当尽子民之道。《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恐后也。
    柯枝国远在西南巨海之滨，出诸蕃国之外，慕中华而歆德化久矣。命令之至，拳跽鼓舞，顺附如归，咸仰天而拜曰：‘何幸中国圣人之教，沾及于我！’乃数岁以来，国内丰穰，居有室庐，食饱鱼鳖，衣足布帛，老者慈幼，少者敬长，熙熙然而乐，凌厉争竞之习无有也。山无猛兽，溪绝恶鱼，海出奇珍，林产嘉木，诸物繁盛，倍越寻常。暴风不兴，疾雨不作，札沴殄息，靡有害灾。盖甚盛矣。
    朕揆德薄，何能如是，非其长民者之所致欤？乃封可亦里为国王，赐以印章，俾抚治其民。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之山，勒碑其上，垂示无穷。而系以铭曰：
    ‘截彼高山，作镇海邦；吐烟出云，为下国洪庞。
    肃其烦歊，时其雨旸；祛彼氛妖，作彼丰穰。
    靡菑靡沴，永庇斯疆；优游卒岁，室家胥庆。
    于戏！山之崭兮，海之深矣；勒此铭诗，相为终始。’”[43]
    根据《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记录，明太宗为柯枝国封山赐诗文碑事，发生在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1416年12月28日）。碑文可分为五段，首段论述天子的教化在天地间流通，无分远近。次段引诗论证，自己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第三段写柯枝国在成为中国之藩属之后，丰衣足食，国家繁荣。第四段表达谦虚之意，肯定柯枝国王的功劳，决定封山立碑，以示嘉奖。第五段是铭诗。诗篇主要为四言，亦有杂言。全诗两句一韵，每四句一转韵，可分为四个层次：首段描述柯枝国地理，所谓“下国”，指诸侯国、外藩国，并无贬斥之意。次段叙述柯枝国气候和出产。三段祝愿柯枝国无灾无害，生活优裕。四段宣示铭诗，山海作证。
    结论
    明朝是一个具有外向型视野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和明太宗朱棣都有君临天下的雄才大略，将东洋南洋诸国认定为应当向明廷称臣纳贡的外藩之国，逐步建立起涵盖整个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宗藩关系。综观明太祖颁布的几道涉及宗藩关系的诏书和明太宗颁赐四国的镇国封山诗文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明朝奉行的以“宗藩关系”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和平的、和谐的国际关系。明太祖认为：外藩诸国与中国山海隔绝，若举兵征伐，劳民伤财，即使得其土地也不足以供养，得其人民也不足以驱使。只要其国不侵扰边境，就不如相安无事，让其自己管理自己，只要其国尊崇明朝为宗主国，并定时向明廷称臣朝贡就好。明太宗继承太祖遗志，宣称：“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惑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竞惕，惟恐弗逮。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44]这说明，明朝奉行的以“宗藩关系”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是和平的、和谐的国际关系。藩国“以小事大”，奉行朝贡；宗主国“以大字小”，保护小国，并在外藩诸国之间充当调解仲裁的角色。西方以“殖民主义”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则是武力占领，直接管理、强制改造、掠夺资源的关系。虽然，无论“外藩国”还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在政治上都是不平等的，但是，宗主国的先进文化对“外藩国”或“殖民地”在客观上的确有所影响。宗藩关系带来了礼仪文化传统，殖民关系（尤其是英属殖民地）也留下了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和营商体系。因此，今日的相关国度地区都应该善于利用这种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
    （二）明太宗颁赐满剌加、日本、勃泥、柯枝四国的镇国封山诗文碑，有大致统一的五段式写作格式。首段论述天地君三者之关系；次段谓明太祖秉受天命，君临天下；第三段谓自己是继承太祖治理天下的正宗传人；第四段表彰受封国王，指明封山缘由；第五段为系诗。这种大致统一的写作格式，说明朱棣写作颁赐外藩国的诗文碑，相当郑重其事。需要说明的是：明朝皇帝为外藩国封山立碑，只是确立宗藩关系的证明。当时的明朝，并未提出对外藩国拥有领土和人民的主权，两国之间只有朝贡关系，明朝并未将外藩国纳入直接管理的统治范围。
    （三）随着时间的推移，明太祖在诗文碑写作上强调的重点也逐渐有所变化。永乐三年（1405），在〈满剌加国镇国之山诗文碑〉中，朱棣将圣德之君的功劳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有出于天地之外而大于天地者”，反映其时得天下尚未算久远，头脑膨胀，相信自己武功盖世，有不可一世之慨。永乐四年（1406），在〈日本国寿安镇国之山诗文碑〉中，朱棣则没有继续强调君主“大于天地”之功，只是说“贤人君子之令名”可以在天地之间永存。永乐六年（1408），在〈勃泥国长宁镇国之山诗文碑〉中，朱棣则说明，太祖高皇帝全抚天下是出自上天的“肆命”。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则不再特别提及明太祖，只是说：“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间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这种情形说明，在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天下之初期，在颁赐封山诗文碑中，的确有向海外藩国宣示自己出自帝系正统的意涵。十年以后，朱棣增强了自信心，认为自己地位稳固，已经无需再提及继承太祖正统了。
    （四）朱棣为外藩国写作封山诗文碑，态度上由威严逐渐过渡到谦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如果说在封赐满剌加国和日本国诗文碑中的基调是“威严”的话，那么，在封赐勃泥国和柯枝国诗文碑中，表现的情感基调则是“谦和”。如其在封赐勃泥国碑文中详细记述自己与勃泥国老国王之间的几段对话，又如封赐柯枝国碑文中谦称：“朕揆德薄，何能如是？”充分肯定柯枝国王治国功劳。这些都表现出朱棣作为天子对外藩国谦和诚恳的态度。朱棣的这种态度得到《明史》编纂大臣的高度肯定，朱棣颁赐勃泥国与柯枝国的碑文全文登载于《明史》，而颁赐满剌加和日本国的则仅仅存诗而删削了本文，不是没有原因的。
    （五）朱棣颁赐四国的诗歌，两首是七言乐府歌行体，两首是四言转韵体。虽然目前发现的《大明太宗皇帝御制集》仅存卷三卷四两卷明内府精抄本，不过，其它文献中仍能见到部分朱棣诗歌遗存，两相比较，朱棣对这两类诗歌非常熟悉。如南京静海寺所藏朱棣撰《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所系诗即七言乐府歌行体；又如山东曲阜孔庙所藏朱棣撰《御制重修孔子庙碑》，所系诗即四言转韵体。由此可见，这两种诗体适合刻碑，既庄严大气，又流畅自然，便于瞻仰诵读。由此可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对封外藩诗出自明太宗亲笔的判断“盖封外国山者凡四见，皆出睿制诗文，以炳耀夷裔；且词旨隽蔚，断非视草解（缙）、杨（士奇）诸公所能办”，应属实情。
    注释：
    [1][明]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102。
    [2]参见赵中男《宫廷诗人朱瞻基的作品及其艺术成就》（《湖南科技学院学报》，永州：2006），页 76-81；刘秀红《明宣宗与宣德诗坛研究》（长沙：中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08）；郭万金《明代文学生态与帝王的诗歌态度》（《求是学刊》，哈尔滨：2009），页 112-117;晁中辰《明永乐年间为满剌加封山考述》（《史志学刊》，2015，3，页9-12）；郭家辉：《明洪武时期朝贡制度之研究》（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论文，2015）；连文萍《明代皇帝的诗歌创作与传播》（《清华学报》，新竹，2016，2），页277-317。
    [3][明]朱元璋撰、胡士萼点校：《明太祖集》（合肥：黄山书社，1991），页1。
    [4][明]夏原吉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北平图书馆校印红格钞本影印，1962），卷二十九。
    [5][明]朱元璋撰、胡士萼点校：《明太祖集》（合肥：黄山书社，1991），页1。
    [6]参看詹杭伦：《学术文章一世宗——论宋濂在朝鲜王朝的影响》，南充：《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7][明]夏原吉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
    [8]占城Champa Kingdom ，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简译占婆、占波、瞻波。位于中南半岛南部，北起今越南河静省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王都为因陀罗补罗（今茶荞）。
    [9]安南 An Nam，得名于唐代的安南都护府，五代以后作为中国的外藩国。明朝永乐年间曾被收编为直属郡县，改名为交趾布政司；宣宗时再次独立为外藩国。位于中南半岛北部，南起今越南河净省，与占城接壤；北与中国接壤。
    [10][明]夏原吉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
    [11][明]严从简：《殊域周知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八，页305。
    [12][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三二四《外国五》，页8396。
    [13]朱元璋撰、胡士萼校点：《明太祖集》（合肥：黄山书社，1991），页3。
    [14]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香港：学津出版社，1968），页13。
    [15][明]夏原吉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
    [16][明]徐溥等编修：《明会典》（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卷九十六，页9。
    [17][明]朱元璋撰、胡士萼点校：《明太祖集》，卷二，页23-24。原标点“自甸侯绥服之外，不治其令，土人主之”有误，今予以更正。原“在朕之今诈侮于我”缺三字，据《明太祖实录》补正。
    [18][明]夏原吉等编纂：《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九。
    [19][宋]王应麟：《玉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五，页47。
    [20]不著撰人：《皇明诏令》（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卷三。
    [21][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三二四，页8384。
    [22]所谓“郡县安南”是指永乐五年(1407)六月,朱棣讨平安南后,置交趾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管辖其地。其后黎利起兵反明，明军剿抚不力，至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退兵、撤三司，安南重新独立。参看杨永康 张佳玮：《论永乐“郡县安南”对“郑和下西洋”之影响》，济南：《文史哲》，2014年第5期。
    [23][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六十三，页1561。
    [24][清]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十，页40。
    [2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页14-15.
    [2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首，页3。
    [2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五《外国六》，页8416。
    [28]“永乐三年”《明太宗实录》作“永乐五年”，据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改。
    [29]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香港：学津出版社，1968），页90-91。书中有一些排印错字，据《明太宗实录》校正。
    [30][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卷八，页287。
    [31][明]马欢撰、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页22。
    [32]刘崇汉编著：《历史与传说——郑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2016），页34。
    [33][明]费信撰、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页20。
    [34][明]费信撰、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页10。
    [35][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三二二，页8358。
    [36][明]杨士奇等编纂：《明太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據北平圖書館校印紅格鈔本影印，1962年），卷五十。
    [37][日]岩垣松苗：《国史略》（京都:五车楼刻本，1865），卷四，页74。
    [38][日]岩垣松苗：《国史略》，卷四，页75。
    [39]阇婆：古国名，又称阇婆婆达、阇婆达、诃陵、社婆或有莆家龙。位置约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
    [40]苏禄：古国名，位于今日菲律宾的南部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巴西兰省及民马罗巴区巴拉望省。
    [4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五《外国六》，页8411-8415。
    [42]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香港：学津出版社，1968），页150-152。
    [43]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六《外国七》，页8441-8443。
    [44]朱棣：《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文，今藏南京静海寺。
    作者简介：詹航伦，马来西亚南方大学中文系。
    原载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报》2018年8月号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