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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岛性与人性——林森的《岛》及其所开创的新局面

http://www.newdu.com 2019-11-05 《十月》 谢尚发 参加讨论

    在80后的创作格局中,林深的写作显得独具一格,是因为在他的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但带着深深的“时代思考者”的质素,也同样对文本进行着不懈的雕琢,从而使得其作品带着深邃的思想与机巧的结构展现在读者面前,既能享受文学的审美愉悦,也能在这种愉悦中收获哲思的教益。如果说“寓教于乐”的传统还显示出文学道德说教的面孔的话,那么林森的创作更多的是牵引着阅读者去沉浸在他所沉思的问题之中,甚至连问题的答案都不提供,而只是把思索的方向纳入到问题本身,令问题呈现出来,开敞出自身的答案性。将之界定为“提出问题型”的小说,或许有些牵强,因为毕竟,有些问题一经提出,就意味着“作者态度”的若隐若现。
    在更早的《关关雎鸠》中,他把小镇传统文化的丢失、现代人性的迷失、风俗习惯的走失、小镇青年的失足等,用了哀婉的方式展示出来,本身就吁请着对地方传统风俗文化的保护,更是对这一传统文化丢失的过程中人性衰退的关切。而到了《岛》,林森的探索更为直接、本质化,甚至可以将之称为“80后的寻根之作”,或“寻根之思”,提供了“年轻的80后作家们”所很少触及的问题——地方性,及其前世今生的命运。林森几乎以超出同龄人的老成熟稔,跋涉于文学的试验田,于此获得对其居住地的洞悉,包括自然的与人性的,历史的与现实的,地方的与整体的。
    一、海南的岛性:历史与现实作为双重线索
    不同于《关关雎鸠》,林森在《岛》的叙述中一直做减法,而在文本的思想含量上则做足了加法——所谓的做减法,是文本的构成与叙述上,更为简洁明了,不再纠缠于具体的物事与人物进行事无巨细的摹写,必欲铺排得酣畅淋漓而后快,而是言简意赅地讲故事,类似于勾勒的方式,更想说书人的娓娓道来;所谓的做加法,是指小说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都有着令人深思的隐喻性意义,它仿佛是一个个关于海南岛的寓言,在简约的文字中蕴藏着海南岛为人知与不为人知的历史与现实,从而勾连起海南岛的地方性,并围绕这一地方性的获取与丢失,提请对“海南的岛性”的追问与思索。文本尽管简单,而文思却得到加强,不得不说的是,林森的创作走向了更为成熟的一面。
    《岛》的故事讲述流畅,是一部很好读的小说,几欲令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它所采用的是“双线结构”的叙述方式,但林森改良了这一作为文学常识的叙事手法,令一个叙述者将两条线索融合为一,使之看上去是一个“听古计”的叙事线索被纳入到现实生活行进方向的故事线索之中,从而获得了故事散枝开叶的效果。
    从小父母双亡的叙述者“我”被伯父收养,过着颓废的日子,在海涯村被拆迁之际,奉伯父寻找建新房以供奉祖宗牌位之命,开始驾车环游海南岛。当他到达博济村的时候,听到了鬼岛的传说。觉出生的无意义的他,为求奇妙特意前往一探究竟,寻找鬼火,却寻找到了居住于此地几十年的孤独老人吴志山。小说从此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穿插来回于博济村和海涯村之间。鬼岛是一个靠近海岸的孤岛,命运多舛的吴志山老人被历史抛弃,不愿见人,一个人一头闯入了这个孤岛,过着类似于原始人的生活。然而鬼岛最终也无法摆脱海涯村的命运,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资本裹挟着权力之威势,滚滚而来,被带入到搬迁、开发的历史洪流之中,吴志山想要保守的一点点孤岛的私人性、原始性甚至是蛮荒性而不得,最终在一个风暴之夜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上。海南岛的小渔村海涯村一开始就面临着拆迁,村人奋力抵抗,陆续有人抵抗而殒命,叙述者的二堂哥也在悲愤之中驾船出海而入于大海肚腹之中。无力反抗资本与权力的渔民,只能以死亡的方式作最悲壮的抵抗,然而终究毫无用处。自从被拆迁之后,伯父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寻找一块宅基地,重建昔日家园,来供奉祖先牌位,因此,当家园重建之时,在城市小区居住不习惯而几欲疯癫了的伯母重新焕发了她生命的光彩。小说的结尾,再次前往鬼岛的叙述者,孤身登上小岛,迎接他的只有孤独、苍凉与悲戚,而小说开头的那一段追问,再次出现——人们终究要经历一个轮回,才能发觉昔日的美好,而要重回那个起点,还需要丈量终点的距离与到达终点的时间。一经这样丈量,人的生命就显得脆弱不堪,而折腾不已的人的本性,促使人很难再重回自身,而是愈发远离了他的本性。
    历史上,海南岛作为蛮荒之地,向来是贬谪和流放的代名词——而贬谪与流放,不管是来自于权力,还是来自于人性的自我,它总带着穷途末路的感觉。海南岛的偏远、大地末段的悲怆也就于焉而生,恰是因为此,海南的岛性构成中,就自然地将其“地方性”凸现出来:作为海岛,偏居一隅,蛮荒与苍凉伴随始终。小说中,吴志山的故事毋宁说是“一部微型海南岛的历史”,是海南岛历史的象征与隐喻。应征入伍,前途无量的吴志山,竟然因为一个爱他的女人一声强奸的呐喊,而锒铛入狱。大历史抛弃小个人如敝履泥丸,作为沧海一粟的个人,只能在历史的沉浮中沉浮着个人命运。吴志山服刑期间上诉的失败、儿子死去与妻子被逼改嫁的惨痛,以至于出狱前几天父母双亡的悲怆,都是可谓是“到达海南岛的前史”,也是促成海南岛之成为海南岛的那个“前因”。无法生存在博济村的他,唯有选择避开人世的热闹而归于生命的原始,前往鬼岛,既是寻死,亦是一种悲怆命运的一览无余的展示。只不过能够懂他、聆听他的,唯有大海与风浪,唯有岛屿周围的生灵,孤独、悲凉、凄然,顿时拢归而来。于此,鬼岛毋宁说是海南岛的一个化身,林森为了凸显海南岛的岛性,故意“此亦一岛屿,彼亦一岛屿”地玩起了“文学的双关”——吴志山被红尘遗弃,正如历史上被贬谪和流放的人物;鬼岛之成为“有人岛”,其“文明的源头”盖出于被遗弃之人,恰似海南岛的源远流长的历史中众多人物的加入;其地众多生灵的存在,毋宁说是海南岛蛮荒时期土著人的活跃……林森总是在用双关隐喻的手法,探求海南之为海南的“海南性”,而这一“海南性”,正是它的“岛性”,是使海南成为海南的那个东西,并使之如其所是地是其所是着的那个独特的东西。它其中所包裹着的孤独、苍凉、悲戚、蛮荒、偏远、末端等,携带着痛苦、伤疼、悲惨,一股脑交托给曾驻足海南的人们。海南岛的伤痛如斯,海南岛的命运如斯,而它的美景、海产与风光,与络绎不绝的游人品鉴的目光、开发商们资本的如意算盘、权力的翻云覆雨的威力等,交织在一起,更令人去反思“海南的岛性”,到底为何?又失落何处?
    海涯村的拆迁命运,最终也落在了孤岛之上,隐喻着全国化的现代性拆迁、扩张浪潮,也不可避免地到达海南岛,甚至首先到达海南岛。而生态破坏之结果,又令开发中途而废,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破烂不堪的钢筋混泥土的战场,会否成为海南岛当下的现实之一面,居住于海南或对海南有了解的人,或许不难揣摩出小说中的别样意蕴。原始与现代、蛮荒与文明、传统与当下……一组组对立的概念,被叙述者的两条线索牵扯着前行,孤岛的被开发又把两个线头交织为一,也喻指了海南岛偏居一隅、独具一格历史的终结,它独特的岛性只不过是历史中被维持着的一段传奇罢了,末了,不得不在现代化的浑然一体中泯然众地,所谓地方性的保持,也拷问着每一个关注海南岛的人。
    二、海南的人性:它的善良与丑陋
    无论如何闹腾,关于海南的地方性,关于海南性与岛性,终究不过是历史和现实的各种人物粉墨登场,所唱出的一幕关于生离死别、爱恨情仇的大戏。地方之为地方,一则是自然风光的独特构成,一则又是人文景观的加入而丰富之、扩充之,凡谓地方,皆得人文之附丽与积累,方显自然之灵妙;凡人气之聚集,必得自然之钟灵,方能尽出人性之臧否与善恶。海南岛独特的历史,和它必然遭遇的现实,逃脱不开以之作为舞台而展演人生的芸芸众生,他们的善恶生死,正是海南的善恶生死。
    对于伯父而言,善良、责任、沉稳大约是他身上最重要的性格。也是他的这种性格使然,让他在年轻时期就独自闯荡到三亚的亚龙湾,在收获颇丰之后,他的善良让他始终以豁达、慷慨的一面示人,回到村子中带领年轻人发家致富,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村庄。这可谓是对众人的爱,是一种广泛的爱的善良的体现。到了自己的家族,因为弟弟出海打渔葬身其中,弟媳改嫁,他不但收留、抚养了侄子,还颇为关心他的心理健康,以至与为让他不会产生被丢弃的感觉,处处以之马首是瞻。这可谓是家庭的爱,是略小于社会的广泛的爱的一种家族之爱。而正是靠着家族的这种关怀与爱,海南的一个个小小的渔村,都在竞相上演着人性的感人一幕。
    吴志山的遭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因为他彰显着人性的善与恶。在部队服役期间,获得了少数民族少女阿荣如此纯粹的爱,起因竟是不显眼的民歌。出于家庭责任,吴志山躲避着阿荣的追求,既是对妻子的负责,也是对阿荣的负责,而这竟成为善良人的悲歌之起因。待到他躲在孤岛上,族里的人也并未忘记他,年轻人穿梭于博济村与孤岛之间,替他送去淡水,带回鱼虾换取生活物资。也是族人们的善良,促使他们替吴志山盖房,又在得知他并不愿意住在村庄、鬼岛被拆迁后,去往更远的地方寻得无名岛,为他构建新的家园。风暴来临,也是族人硬性把吴志山带到安全的地带——他们每一次看似微不足道、出于家族责任而来的小小行为,都体现着海南岛人们的淳朴、善良,与骨子里的自然。对于他们而然,这些良善之事与其说是出于道德,不如说是出于他们人性的自然,是天然的纯良之性。
    及于此,陈爱珍对吴志山的爱和她的被逼无奈的改嫁、得知吴志山仍在人世间活着后的孤岛看望;伯母对二堂哥的怀念,伯父对村人利益的考虑,甚至不惜以问神的方式来达成最终的效果……这一桩桩一件件,都闪烁着海南的人性。那些土著的、非土著的人们的身上,所浸染着的海南岛地方性的纯然又天真的人性,被如此优美地保存着,熠熠生辉。即便如阿荣这样的烈女子,敢爱敢恨,也颇显得拥有一个别致的原生态“海南特性”。吴志山并未去报复阿荣,因为他知道阿荣对他的爱有多深,就恨有多切,这种爱恨交织的原始情感,怎么可能顾及得了陈爱珍及其儿子的存在,又怎么可能会文明化地以道德的方式来保全被爱者的对象?以残忍的方式逼迫所爱之人留下,尽管显得惨无人道,却是阿荣以独特的方式成全自己深爱的唯一途径。爱是她,恨是她,狠也是她。恰是这种显得残忍的爱之深,才愈发显示出阿荣身上所包裹着的“原始的海南岛的人性”,野蛮也罢、原始也好,总之它就是“属海南的”。
    但随着外来文明的侵入,海南的人性正在被改变。权力与资本裹挟着愚蠢与利欲熏心的洪流,淹没着海涯村和博济村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变得贪婪、无耻,而根本不顾及海南的岛性,它所留存着的历史的和自然的地方性,而渴望开发、搬迁,只因获得拆迁款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暴发户之梦。而开发商、秩序维持者所携带着的残忍、蛮横、暴戾,无论如何也难以与现代社会所宣称的道德、文明相对应。城市的拥挤、堵塞,连同那被分割的单元,与渔村的自然天成、冒险、广阔比起来,显得与海南岛格格不入,竟而使伯母换上了抑郁症,几乎要疯癫。返归自然,返归海南的岛性,或许才是真正的海南,才是海南该有的样子。林森所心心念念关注的,便是这种对于海南岛性的保护与归回,即便是在它现代化的道路上,也不能湮灭了海南岛的原始而自然的地方性,无论是自然的风景,还是人性的完善。
    从海南的人性而言,林森显然仍旧延续着《关关雎鸠》的主题——时代变迁中的海南岛与海南岛的人们。被历史所裹挟着,小镇青年吸毒、颓败,是《关关雎鸠》的关切,因此小说就漫溢着1990年代村庄的烟火气;同样是被现代化进程催促着,海涯村和博济村,以及千千万万诸如此类的海南的渔村与中国大地上的诸多村落,也经历着创痛、悲戚与它不得不背井离乡的惨痛,而关注于抛弃昔日文明与往日光辉,那被认为是落后、原始与蛮荒的最纯粹自然的岛性和人性,《岛》就以别样的方式唱出了一曲属于海南的悲歌,它关乎海南旖旎的迷人风光,也关乎海南正被改变着的人性之纯良、完善!在同时代的作家还在沉迷于都市的灯红酒绿的描摹上之时,林森所思考的地方性,确乎是保证了他迥异于同代人作家的最重要质素。
    三、海南的岛性与人性,及其它
    从一个较为常识的角度来看,《岛》似乎在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你认识海南岛吗?或许可以用小说中的句式,来发问一个个关于海南及其岛性与人性的问题:有谁见过这样一片土地,它从海中升起,裹挟着咸湿凛冽的海风,泛滥出夕阳西下时金灿灿的波光?它的海滩上居住着淳朴而良善的渔民,他们互助互爱,合于自然之道,原始而文明,蛮荒而丰饶,却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闪而逝。有谁见过这样一片土地,珊瑚礁环绕着坚硬的岩石,它们浸泡在水中,承载着沙地的柔软与海风的吹拂,生长着木麻黄、椰树、螺贝等动植物,渔民们驾船出海打捞生活的衣食,而他们晒着的咸鱼干迎着海风浮动?有谁见过沿着道路一直走,最终又回到了自己起点的旅程,在起点与终点的圆环中现实地完成了一趟永不能完成的出行吗?奠基于这些对于海南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的描摹之上,林森在小说中旨在呈现一个综合的海南岛形象。作为一个地方,它别致的风光和景观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来,但又有谁真正地、贴切地理解了“海南岛”这三个字,以及它们背后所牵涉着的地方性?《岛》之所以要叙述,便在于它要告诉人们那些不为他们所知的种种“海南的岛性与人性”,以及构成此一地方性的种种侧面,自然的与文化的、地理的与历史的、过去的与现在的。
    出于海南的岛性,以捕鱼为生的世家,过着风里来雨里去的颠簸生活,还要时刻准备着迎接意外的死亡与必然到来的拆迁。因此村庙盛行,而祭拜村庙的活动也很盛行——村庙及其所带来的祭祀活动,本身就体现为海南的岛性与人性。军坡节、伏坡将军、神灵、境主、先人、关二爷;木圣杯、爻卦、阴阳与命运的关联;祖先的牌位、宽敞的处所、海南岛的某一处僻静的所在……这些作为象征,把海南岛的地方性点缀成一场场文化盛宴,而无关乎原始不原始、愚昧不愚昧。它本身所代表着的地方性,促使海南成为海南,让海南的岛性彰显为是其自身的是其所是,而不是道听途书的如其所是。海南岛不是一个假想的地方,被描绘成口头传播的样子,它有着自己真实的一面,尽管这真实的一面还带着原始、蛮荒的气息,但这恰好是其所是的本源样貌。也因为此,伯父处心积虑、精打细算地要重建摆放祖宗牌位的地方,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些为着抵抗拆迁而死去的人的生灵,也能得到慰藉了;那些无人的岛屿也因此而显示出它光辉而盛大的一面来……与其说它们是被赋予的,不如说他们自身携带着本源的自然性,这些自然性恰好是它们之所以是海南的岛性与人性的本来面目。
    自19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兴起,专注于地方似乎成了“50后作家”的专利,他们乐此不彼地构造着“地理与文学的地方”,不管是否受到了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影响,总之国土面积偌大如中国者,立足于地方成了文学的王道,挖掘地方之为地方的地方性,从而彰显其恢弘盛大的一面,成就了不少文学作品。而这些在“80后作家”的群体中,还鲜为人做,林森算是这些青年作家中较早地触及这一话题的。持续地思考海南岛之为海南岛的地方性,在众多书写海南岛的作品中,林森也算先人一步,用了一个小长篇的规模,讲述着独特的属于海南岛的故事。他避重就轻,把历史上繁复芜杂的贬谪与流放交付给虚构的故事,吴志山和鬼岛固然荒诞不经,但一俟落入历史叙述的轨道中,却真实地令人震颤;他也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用了两条线索进行叙述,但正如叙述者的环岛旅程一样,这两条线索其实只不过是起点和终点的别样存在而已,它们在本质上仍然衔接为一体,开始便是终结,终结也是开始。只是人们不禁要问,关于海南岛的新的开始,会是从前的模样吗?还会是那个海风裹挟着咸腥味把渔民的肌肤吹晒成黝黑色、小船驶入大海捕捞就随时准备迎接死亡降临、那么多孤岛意味着那么多孤独且苍凉悲怆的故事的海上岛屿吗?亦或者,重新开辟了生态岛屿的征程,以某种不为人知的方式既是接续原有的终点,又同时开启了全新的起点的新希望吗?但就海南的岛性与人性而言,周而复始地围绕着圆圈运动,不失为是使海南岛成为海南岛的最好的方式,它自然的与文化的、地理的与历史的、过去的与现实的地方性,仍旧是人们认识它的最佳途径。
    成熟的长篇小说写作,或许不需要那么多的技巧,却需要丰厚的思想底蕴、满怀悲悯情怀的人间关切、圣洁而庄严的生命之思与长久的等待与打磨,那背后所包裹着的其实都是写作者最深沉且最宽博的爱,是对地方的自然的风光的爱,更是对生于斯活于斯的人的关怀。甚至也是写作者本身的善良才能令其发现地方的善良,他本身的爱才促使他看见众人的爱。这也许是许多青年作家所缺乏的,于林森似乎越来越显得充沛了。
    2019.10.10沪上·知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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