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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人三定律”之外 迄今为止，“机器人学”（robotics）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中的重要学科，其中“机器人伦理”的问题一直都是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热点之一。当代机器人学所热衷探讨的“机器人伦理”问题包括伦理标准问题（如何树立机器人的伦理标准，即如何判断“对错”）、环境伦理问题（人和机器人的资源共享或冲突）、生命伦理问题（机器人的机器性与人性的构成与比例）等。在这一领域，被誉为“机器人伦理学基石”的是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或称“机器人学三法则”）。作为一种机器人伦理前瞻，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定律”的核心理念在于，科学家所制造的机器人，并非是同自己作对的敌人，而是要服从人的命令，为人类服务。也就是说，机器人和人类的伦理关系更类似于一种“主仆”关系，人类拥有对于机器人的绝对掌控权和领导权。然而，随着20世纪末和21世纪人类科技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样一种“服务型”关系，逐渐演变成一种“伴侣型”关系。尤其在未来的50年内，机器人设计理念的主潮将会由提供日常服务和机器作业，转变为提供精神陪伴和身体慰藉。大卫·李维（David Levy）在《与机器人的性与爱》一书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在21世纪开始之时，人工伴侣——机器人丈夫、机器人妻子、机器人朋友和机器人爱人的观念开始逐渐挑战人们对于“关系”的定义。而在此之前，人类和机器人之间主要是一种主人和奴隶、人和机器的关系。[1] 相比于服务型人机伦理关系，陪伴型人机伦理关系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情感的牵涉与互动。对于人类而言，无论将机器人看作宠物、朋友、工作伙伴、恋人抑或亲人，都会在机器人身上投注情感，这在伦理关系上比简单的服务型雇佣关系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在这些关系中，尤其以恋人式的人际关系最为“离经叛道”。这里所牵涉的问题还并不止于情感的投射——随着科技的发展，与机器人的性关系也可能会成为21世纪的发展趋势。这样的一种“人机恋”甚至是“人机性”必将对于人类的既定伦理和道德规范产生强烈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 “人机恋”的小说与电影 在虚构场域，这样一种人与机器人谈恋爱甚至做爱的情节，在20世纪尤其是后半叶的科幻小说和电影中并不乏见。这些科幻作品往往刻画机器人同人类之间的情感关系（爱情、友情、亲情），尤其是将“情感”的“自由意志”等人类特性赋予了机器人。这些小说不断改变着人类对于机器人的既定认识和伦理关系，也在客观上推动着“陪伴型”机器人产品的设计研发。 尽管具有争议，但大多数的科幻研究学者都将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作为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这篇小说写的就是人造人的故事，其中的怪物就是科学家弗兰肯斯坦利用死人的器官拼凑而成的。这一怪物暗含了人性的两种特质——善与恶，他本来秉性善良，但由于遭到人们的嫌恶和歧视，于是变成了杀人恶魔。这部小说并未牵涉“人机恋”的问题，但这一孤独寂寞的原型成为后来很多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来源。例如，在1990年由蒂姆·波顿执导的电影《剪刀手爱德华》中，雪莱小说中的怪物原型就演变为渴望爱情的机器人爱德华。虽然也被人类嫌弃鄙夷，但爱德华依然保持善良的品性，而且无怨无悔地爱着少女金。“弗兰肯斯坦”式的爱情故事，在爱德华这一机器人的身上续写得唯美而哀伤。  图1 电影《剪刀手爱德华》（1990年）剧照 作为创造“机器人”（robot）这一词语的作品，1920年捷克作家恰佩克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描写了一群被人类制造出来，用以为人类劳动和服务的机器人。而后，这些机器人在被改进并拥有了思想后，便开始反抗人类并发动暴乱。这部作品和《弗兰肯斯坦》一起，奠定了早期科幻小说中机器人作为人类对立面的“恶魔化”性质。这部作品虽然重在描写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冲突，但它在结尾处还是涉及了一点机器人的情感问题。由于机器人无法生育，因此最后只剩下一男一女两个机器人。人类工程师威胁要解剖他们，他们却互相庇护，同时感受到人类的思想和情感，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新的亚当和夏娃。这样一个结尾，留给后来的科幻小说家无限空间，去挖掘和描写机器人的情感历程。 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开始的科幻“黄金时代”中，有关机器人的科幻小说日益增多，并开始描写由钢铁和金属构成的机器人，它们大都是“钢铁工人”。在这类科幻小说中，贡献最大的是阿西莫夫。作为科幻小说史上重要的大师之一，阿西莫夫写了一系列机器人题材的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机器人三部曲”（《钢窟》《裸阳》《曙光中的机器人》）。从阿西莫夫开始，机器人不再作为人类的敌人出现，而是成了人类的朋友和仆人。在人类和机器的伦理关系上，相比爱情，阿西莫夫更侧重于描写友情、主仆关系，或者一种类似于同事的合作关系。然而，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出于商业考量，则十分注重表现爱情故事，无论是《我，机器人》还是《机器人管家》等，都是如此。 或许是由于伦理道德规范和秩序的约束，“人机恋”这一题材的科幻文学作品其实并不多，但还是有一些科幻作家挑战了这一伦理禁区。在莱斯特·德尔·雷伊（Lester Del Rey）的小说《海伦》（1938）中，工程师戴维将一个家用机器人改造升级成为拥有感情的个体，他们两个相爱并结婚了。而后，机器人不得不痛苦地面对工程师死后的孤独和思念。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小说《马里奥纳特公司的机器人》（1949）中的男主人沉溺于工作，于是用一个复制于自身的机器人代替他履行丈夫职责，但机器人和他的妻子彼此产生了深深的爱慕和依赖。另外，在伊拉·列文（Ira Levin）的小说《复制娇妻》（1972）中，斯戴佛（Stepford）这个小镇上的男人们串通起来，密谋用百依百顺的机器人来逐一取代他们的妻子，却遭到她们的反对和抵抗。这部作品后来在2004年被改编成大热的好莱坞同名电影。 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科幻影视作品的增多，一些科幻电影或电视剧涉及了“人机恋”甚至“人机性”的主题。例如，在美国的长寿肥皂剧《我们的日子》中，主人公尤金从未来带回了他在未来社会制造的妻子机器人副本，后来从未来追踪而来的神秘男子将尤金的妻子带走了，留下尤金和机器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另外，在美国电视剧《我的玩偶》（1964）中，女机器人罗达被送至空军处工作，却同她的上司谈起恋爱并认真生活起来。在电影《王牌大贱谍》第一部（1997）的结尾，主人公奥斯汀同可爱的凡妮莎举行了婚礼，但在续集电影中却揭示了她其实是个机器人。然而，两个人的相爱和婚姻已成事实。另外，在亚洲电影中，韩国电影《电子人也无所谓》（2006）、日本电影《我的女友是机器人》（2008）、印度电影《机器人之恋》（2010）等都讲述了东方版的“海伦”式人机恋的故事。在近年的电影中，机器人不仅能和人类恋爱，而且成为人类价值的延续，例如《她》（2013）、《机器人世元》（2014）、《机械姬》（2015）等。  图2 日本电影《我的女友是机器人》（2008年）剧照 机器人的伦理身份与主体性 在这些“人机恋”的小说和电影中，一方面，作者和导演大都不将机器人作为完全的异类进行描绘，反而加诸很多美好的精神品质。机器人身上的困惑、孤独、欢乐、哀愁，还有他/她们的性别、心理、身份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群体的投射。另一方面，机器人毕竟与人类不同，因此这些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也拥有与人类不同的特征。除了外表的差异，机器人往往拥有比人类更大的力气和能力，且更加聪明、理性、有逻辑。然而，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往往放弃自身机器性的诸多优势，选择并追寻人性的情感特征。而这一转变过程的动因和关键因素就是情感意识，尤其是爱情意识的萌发。尤其在《机器人管家》中，机器人安德鲁并非为了获得“自由”或拥有“个性”而希望变成人类，而是因为他爱上了马丁家“小小姐”的孙女波西娅，希望能够体会属于人类的爱情。这样一个机器人版“海的女儿”的故事，其实可被看作一则伦理身份转变的寓言。而他最终也如小美人鱼一样，在实现梦想的同时付出了代价：作为机器存活了200年的他，在变成人类后不得不马上面对死亡。另外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人工智能》（2001）中，五岁的机器人男孩大卫作为人类的替代品，渴望得到真正人类的母爱，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他在被抛弃后开始寻找制造自己的父亲——哈比教授。这一故事所呼应的童话，无疑是18世纪意大利作家卡罗·科洛迪（Carlo Collodi）所创作的《木偶奇遇记》，只不过童话中的“狮子森林”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后现代曼哈顿，“蓝仙女”则化身为哈比教授，而大卫作为机器人，只不过是大规模流水线商品中的一个。  图3 根据阿西莫夫小说改编的电影《机器人管家》（1999）剧照 借由安德罗、大卫或其他机器人的故事，我们能够得见机器人伦理身份转变的逻辑：他们被制造出来是服务人类的，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被人类赋予的“身份”，是他们作为人类的客体被强加的。然而，他们并不安于这种既定的身份，对于机器的统一性身份产生了排斥，从而产生了对于人类属性，尤其是情感属性的“认同”。这种认同是自我反思与定义的结果，显示了他们作为一种主体对于人类身份特征的追求。人类的情感特质，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都是属于人类的伦理关系和情感方式，在机器人的伦理世界中是没有的。因此，对于情感的追求，对于人类伦理的认同，彰显了机器人的主体性。 作为科幻小说的作者或导演，阿西莫夫、塔尼斯·李或斯皮尔伯格等人对于看似叛逆的“人机恋”故事进行了正面积极的再现，无论是对于机器人“寻梦”的强调，还是借由童话故事原型所创造的互文效果，其实都缓和或消解了读者或观众对于“人机恋”的敌意和抵抗情绪。通过这种方式，“机器人三部曲”所彰显的“人类优越性”原则被颠覆和解构，人类对于机器人的绝对控制权被质疑和推翻。 机器人学中的“人文逻辑”反思 学者莫顿·克拉斯（Morton Klass）认为科幻小说中机器人形象的核心特征是“人造的异类”（artificial alien），认为它们如同外星人一样，具有与人类完全不同的特征，且“在各个方面威胁着人类的存在”，但“除了一个方面”，即“它们对于人类并没有性爱的威胁”[2]。克拉斯的论文发表于1983年，她绝对想不到在短短的30年内人工智能领域的科学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更加想不到科幻小说的探索范围和力度也会如此日新月异。在机器人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突破便是2005年韩国科技高级研究所的金正焕（Kim Jong-Hwan）所研制出的具有基因和染色体特征的软机器人“Sobot”，它具有14种软件系统的智能染色体，能够感受47种不同的刺激，拥有77种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当机器人拥有各自独立的“个性”特征时，便能够对于不同人、物和环境具有不同的反应，于是冷热、疼痛、舒服、喜欢、讨厌等差异性感受便不再是有机生物体的专利。按照这一趋势，机器人和人类的情感互动或许并不遥远。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很多科幻小说作为参照。这些虚构性的文学作品已经提前想象并叙述了这一挑战现行伦理秩序的人机关系。“人机恋”的故事虽然挑战了人类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但却迫使人们思考未来可能会面对的难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人类的镜像”，机器人的伦理身份、伦理冲突等问题其实也折射了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人机恋”正如很多“不寻常”的爱情形式和观念一样，在真正的合法化和合理化之前，必定会遇到伦理规范的牵绊、制约和阻挠。那么，科幻小说中“人机恋”的兴盛与机器人伦理身份的转变（从机器到人）这一趋势是否是合理的？或者说，对于性化的顺从是否就是正确的？亚当·罗伯茨曾在分析《正电子人》时说过： 机器总是被认为在本质上没有有机生命体那般真实，因为它们落入了技术而不是真理的范围。正是这一修辞主导了对于机器的贬低。[3] 从这一角度来说，为什么一定要将机器变成人，而不是人变成机器，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机器和技术本身为何一定比人文或真理的地位低？一旦脱离了人文逻辑的范畴，机器伦理本身是否能够依靠纯粹的理性和推理实现更完美的结构？ 有趣的是，书写了机器人变成人类寓言故事的阿西莫夫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的趋势并非是机器会变成人，而是人会被机器取代。他认为：“就像从我们身体中呱呱坠地的孩子最终会取代我们一样，机器人也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最终也可能会取代我们。”他做出这一惊人推断的原因是“我们创造的智能机器确实比我们优越，而且他们会朝着理解和利用宇宙的目标努力迈进，达到我们无法企及的高度”。[4]这句话，对于机器人学中盛行的“人文逻辑”来说无疑是一记重击。然而我们不妨将此问题一分为二来看：既然有想变成人类的机器，那么也就存在想变成机器的人类。于是在科幻中，我们除了机器人之外，还有赛博格（cyborg）。正如机器人追求人类的伦理关系和情感意识，人类也追求着机器的体力和智能优势。而机器人小说和赛博格小说的交织，也必将令“人机恋”的伦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作者简介 陈涛，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哲学专业，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和新媒体艺术。 参考文献 [1] DAVID LEVY. Love and Sex with Robots：The Evolution of Human-Robot Relationships[M]. 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7：12. [2] MORTON KLASS. The Artificial Alien：Transformations of the Robot in Science Fiction[ 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83，470(1)：171-179. [3]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M].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14. [4]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M].涂明求，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161. 本文转载自《科普创作》201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