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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据说20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学批评遭受严重打击后业已沦为明日黄花，如今境遇日益不堪，以至在大学与博物馆都已丧失立足之地。这一说法多少有些危言耸听，说其多，乃是在于学界也对此断言尚多存疑，而批评在当今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具有确定无疑的公共性、介入性；说其少，则在于对当代美国艺术批评来说，某种后批评状况的说法确非空穴来风，即便在“批评的时代”是否已然落幕、“亚历山大港的灯塔”能否继续照亮文学阔步前行的道路等问题上依然见仁见智，但文学艺术批评尤其是西方左翼文学批评面临某种深刻的危机，却不失为一种事实性描述。学理上的自信抑或事实上的悲观，都自有其合理性根基，但无论如何，“后批评”状况之谓提出一个现实命题，姑且不论佩里·安德森早在20世纪前期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看到了软弱悲观、消极无为，单是一瞥21世纪之交米勒所谓“文学终结论”及其本土理论反响就可见一斑了①。“后批评”状况打开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语境的一角，而“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则表征性地揭示了某种时代症候，由此进一步审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文化转向与表达焦虑问题当非无根游谈。 一、“后批评”问题式 “后批评”一般用来意指美国当代艺术批评批判品格的丧失与批评角色的边缘化状况，它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凸显于“9·11”之后，突出表现为批判性消散、批判本身受到质疑、批评有效性丧失等。②在资本的层面，艺术市场日益膨胀，资本已经越俎代庖，抛弃对艺术批评学术共同体的依赖，转而确信并仰仗艺术市场的艺术判断力；在批评的层面，艺术批评家丧失“立法者”角色，沦为形形色色、众多批评主体群中的普通一员；而在理论的层面，艺术理论生产似已江郎才尽，批评的理论武库中那种一亮相即轰动一时的兵器总是处于未上市状态，一似租赁合同到期甩卖尾货的店铺，疲态尽显。作为对特定观点的概括以及某种事实性描述，“后批评”状况主要聚焦于艺术策展、艺术市场等领域③，因而“后批评”状况中的艺术批评自不同于文学批评，然而，它所揭示的艺术资本与艺术批评关系、艺术批评理论生产以及艺术批评主体的某些新变，却未必仅仅局限于艺术批评领域。在一个所谓“后理论”的语境中，文学批评大概难以独善其身，况且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历史行程所流露出的某种后时代的端倪，呈现出与福斯特的“后批评”状况不尽相同的另一种状况。 在20世纪文学批评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多被认为是具有国际性的文学批评流派，它理论谱系的明晰性、连续性保证了其作为文学批评流派的家族相似性，又赋予其时代线索与理论存在形式的历史性、阶段性。一般认为，自恩格斯去世之后的四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可以归结为三种阐释路线，即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与改良的第二国际路线，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光明前景的第三国际路线，以及肇始于卢卡奇、强调主体意识、坚持异化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线。其间，1932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公开发表以及随后《手稿》热，迅速凸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人道主义色彩，与之相对的则是其后的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至20世纪70年代，随着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兴起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入低潮，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潮涌现，标识出马克思主义阐释路线的融合化、多元化。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则出现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融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以生产范式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扭转为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后马克思主义逻辑，展开的是工具理性批判之后的激进批判路线。 简要梳理上述历史行程意在提醒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活进程之间的紧密关系，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已在1960年末终结，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与其说种种后学思潮侵染了马克思主义，毋宁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回应了变化了现实生活所提出的理论诉求。比如随着1932年马克思《手稿》公开发行而出现的《手稿》热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上的微妙差异看起来是个体性的，但更是时代性的。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马尔库塞断言马克思《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历史唯物主义由此获致“新的基础”，对比仅仅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几个月发表的《黑格尔存在论与历史性理论》一文可以看到：前者讨论的主角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后者讨论的是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前者不见海德格尔，后者不见马克思。④与马尔库塞不同，阿多诺认同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却不像马尔库塞那么明确，也没有马尔库塞式的热忱，但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印记清晰可见，马丁·杰伊颇为谨慎地揭示了阿多诺与《手稿》关系中的某种微妙张力。无论是马尔库塞的热情与乐观，还是阿多诺在第一次《手稿》热中的清醒与冷静，这些诚然与理论主体的个体性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社会文化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面对及其社会效果的不同判断所致。 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在反思与批判的视野中有三种观点颇有代表性。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柯尔施概括马克思主义“学术化”倾向，该倾向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但是柯尔施指出，“正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他们也就使人们明白了，在他们的眼里，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缺乏哲学内容的”⑤。在柯尔施看来，“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割裂了与鲜活实践的有机联系，实践性淡隐、象牙塔初现。到20世纪中叶，佩里·安德森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静止化倾向，“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的割裂”⑥为其主要表现形式，历史唯物主义曾经努力完成的从哲学向政治学经济学的转换，在这里又被扭转回去。八十年代以后，萨义德则勾勒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化”倾向，指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仅仅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结果文学批评“开始成为有组织的教条”，从而离开文学批评自身、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它自身了”⑦，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离开了文学批评也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化”“静止化”“文学化”固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批评的阶段性症候描述，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特定历史阶段；尤其是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学化”而言，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割裂，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阶段性症候。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面对着某种“后批评”状况吗？在后学语境中，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未必就是艺术批评所面对的主要是资本与市场的那种状况。概括来说，这种“后批评”意味有四：一是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后批评”意味着文学批评范式的一元化时代已经过去，没有哪一种批评理论及其范式长期独占螯头，即便迎面而来的未必就是詹姆逊式“元批评”时代，那种传统“元理论”时代亦已远去；二是意味着这是一个批评碎片化的时代，不仅那种大一统、单面向的批评主体、批评媒介已然逊位，而且过往批评文体、批评话语形式曾经的规范性业已面临重重挑战与变化；三是意味着一个民族性本土化日益凸显、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式微的时代，一个批评范式落后于丰富多变的文学实践的时代；四是“后批评”意味着文学批评特定范式的时间上的“后”，也意味着伴随马克思主义复兴而来新的时代前景。直言之，“后批评”状况提醒文学艺术批评的当下情势与时代新变，文学批评实践与社会文化与文学实践的关系获致新呈现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野中，萨义德所谓“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则可以视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时代状况与当下反思的最新揭示，尽管个中不乏偏见以及个体性因素，然而萨义德的这一揭示所包含的丰富意味值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深入琢磨。 二、“文学的马克思主义” 谁是“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萨义德举伊格尔顿、詹明信和兰特里夏为代表，三者共性在于，“他们从真正的政治敌对世界中选择了隐退，过着遁世的生活。因此‘文学’和‘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他们著作中不涉政治的内容和方法：文学批评仍旧‘只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主要是文学评论家们既渴望又夹杂着绝望的情绪所谈论的东西”⑧。萨义德的批评可谓严厉，自然也引起争议，伊格尔顿的反应颇为典型，他与萨义德围绕“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反批评意味深长。 在“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论域中，伊格尔顿被谈论最多。在萨义德看来，詹姆逊秉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想主义”，致力于“解决人类经过努力而形成的自治领域的问题”；伊格尔顿虽批评詹姆逊，但终引为“同行”。萨义德概括他们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团结一致”，但仅仅局限于知识话语的领域，局限于某一学术共同体内部，而把学术之外的世界留给了“新的右派集团和里根政府”⑨。因而，在伊格尔顿指责詹姆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分析于事无补的地方，同样站立着伊格尔顿不愿直面、无意承认的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边缘性和奄奄一息的理想主义”。依萨义德对“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描述，可约略概括其具体表现为四：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的割裂，文学批评仅仅是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实践与理论的割裂，实践退缩为理论的实践、局限于理论自身；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退缩，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的学术小圈子，乃至局限于仅仅小圈子之内的阅读；四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退缩，在文学实践面前退缩，乃至持不干涉态度。直言之，“文学的马克思主义”之谓，要义在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敢直面现实，操持鸵鸟策略，文学批评丧失批判意识、现实指向，滑向专业圈子内部的自说自话。专业崇拜、专业主义为其重要根源，比如“新批评”似乎最终更多关心如何把新批评教义正统化权威化，批评技艺日益精湛、读者逐步淡出视野，批评家沉溺于小圈子自娱自乐。 对于萨义德的上述批评，伊格尔顿并不认同。他首先厘清“文学的马克思主义”所指，认为该范畴在何种意义上是批评性的，完全取决于萨义德如何赋意，而萨义德恰恰将其狭隘化了。伊格尔顿有一段自我辩解颇为有趣：“我希望萨义德能亲自在场看到我再度申请加入地方工党被拒绝的情景，被拒的理由是我跟托派组织过从甚密。我想，萨义德能够将他的文化和他的政治结合在一起确实很幸运。他所参加的政治可以造就某些特定的文化或文学活动，而就我的情形来说，这稍许有些困难。把不相干的东西弄到一起，我不十分确信我能做到。我还要补充一点，跟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我生性不是活动家，萨义德或许是个例外。我无法从政治行动主义中体会到特别大的乐趣，我参加过各种小组，让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无须为此感到不快，因为有太多无法不成为行动主义者的人，这些人热衷于政治。”⑩伊格尔顿这一段满是委屈的絮叨，读起来饶有趣味：说我是个“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似无不可，但我是另外意义上的“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没有萨义德那种可以将文学批评与社会政治实践统一起来的机会，争取过、但没得到，更何况，萨义德的那种行动主义的实践，也非我辈情之所钟；即便是面对现实而“闭关自守”，那也应是诸多可能的选择的一种，何来只有文学批评而无马克思主义？想来此时闪现于伊格尔顿眼前的，该是佩里·安德森从英国新左派视角看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果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实践并不具有现实性，那么，理论的、艺术的、审美的实践就依然具有合法性。换成阿多诺的话来说，一度显得过时的哲学，由于实现它的契机未被人们把握而得以幸存。 伊格尔顿拒绝了萨义德式狭隘性，并指斥其理论的保守主义偏见。萨义德反对理论本身也是一种理论立场，更何况，“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实践并非无根游谈，在一个无法实践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时代，对于文学批评任务的思考本身就是直面现实而拒绝妥协。伊格尔顿这一认识，原本并非针对萨义德批评，它援引自早于萨义德批评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该书列举了二十世纪初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如卢卡奇、戈德曼、萨特、考德威尔、阿多诺、马尔库塞、詹姆逊等，当然也包括他自己。这些批评家与列宁、托洛茨基不同，他们是阶级斗争日薄西山、暂无声息或被残酷镇压之时从事创作的。这一现实情势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投身并指导大众的文化解放(11)。马克思强调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阐释世界，“把马克思主义批评局限在书斋是错误的”，但是伊格尔顿也明确写道，“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改造人类社会方面具有不说是中心的、也是重要的作用”(12)，事实上，文化批评与文化建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战略中同样具有重要地位。由此来看，萨义德用“文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批评伊格尔顿不涉尘世、埋头于理论、安居象牙塔，多少有些牵强与苛求。 围绕“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反批评，萨义德执着于介入性、实践性，伊格尔顿则强调现实性、历史性，但二者表面的差异与分歧远没有意实际分享的共同性更大。萨义德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它自身，所谓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意即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文学批评，而一旦成为某种有组织的教条或者只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它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了。伊格尔顿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意在充分阐明文学作品，要将文学作品的形式、风格和含义等作为特定历史下的产物来理解；所谓“阐明”而非“阐释”，伊格尔顿援引皮埃尔·马舍雷的观点指出，解释式的批评流于“复述”作品，是为了更容易消费而修饰它、描述它，这样的批评讲得越多、离作品就越远。(13)在萨义德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地展开批判之刃的地方，伊格尔顿强调批评自身的特殊规定；在萨义德执着于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地方，伊格尔顿更留意批判本身的历史性与具体内涵。但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始终是聚焦于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化消费，始终指向文学实践并通过批评，批评通达现实批判、而不是没有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萨义德与伊格尔顿在这些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如果说“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地表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的某种症候，那么，这一症候的核心端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后批评时代如何面对文学实践以及如何面对其自身的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宏大叙事的对象，这里仅仅就后一层面中的文化转向与话语焦虑问题做进一步讨论，以期揭示后批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现实面对及其可能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