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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光的早期科幻创作 历史见证人：郑文光（董仁威1980年采访纪录） 1951年的北京，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地方。年轻的共和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一个以科学作家为响亮职业的人自然被推荐到了中国科协科普局，郑文光成为了一名为洗刷旧世界封建遗骸、散播新世界科学文明种子的先锋。他进入中国科协科普局担任《科学大众》杂志编辑。 那是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他常常到学校去作报告，报告完毕总有少先队员献上红领巾。那时，郑文光早已不是少先队员的年龄了，可是当孩子们每次把红领巾围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心里总是一阵不由自己的激动，他真想为这永远是蓝色的天空，为亲爱的祖国的大地，为他热爱的民众，为祖国的花朵（儿童）放声歌唱！ 郑文光比较经常地为少年儿童写些科学小文章了。当然，同时也为青年写，为成年人写。但是为少年儿童写作，他觉得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因为字里行间能够渗透他的灵魂的喜悦，让他重新度过他的失去了的童年。他感到，为少年读者写作有那么多诗情画意，只是由于他的文章过于拙劣而无法充分表达。但是我多么希望把他心灵中的诗情画意，能透过他讲述的遥远的星球、茫茫的宇宙空间、高速的宇宙火箭的文章表达出来啊！ 这样，小文章的形式和篇幅都容纳不下了，于是，他尝试写作科幻小说。写作科幻小说的起因，是很偶然的。新创刊的《中国少年报》编辑赵世洲，找到郑文光，对他说，“老郑，给孩子们写一篇科幻小说吧！”那会儿，凡尔纳、威尔斯的作品还没有翻译介绍到中国来，郑文光不知道科幻小说是什么样子。好在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写就写吧。他虚构了几个小孩，偷了一只火箭船，飞到火星去，绕着火星转了一圈。他没敢让孩子们到火星上去，当时他还不知道火星上是什么样子呢！这篇名叫《从地球到火星》的文章，新中国出现的第一篇有影响的科幻小说，于1954年在《中国少年报》发表后，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北京城里掀起了火星热。那时候，北京天文馆还没有成立。《中国少年报》编辑部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在建国门上的古观象台里，架起了一座天文望远镜。孩子们吃了晚饭后，就到古现象台排队看火星。孩子们排起的长龙，直至深夜也不见减少。 郑文光为孩子们对科幻小说的热情所感动，全心全意为孩子们写起科幻小说来。两年间，他在各种儿童、青年期刊上，先后发表了科幻小说：《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记》《征服月亮的人们》，并于1955年由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辑成《太阳探险记》一书出版。《太阳探险记》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  《太阳历险记》郑文光著，195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 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创作活动，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引起了共青团中央的重视，也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他的科幻小说被选入1955年出版的《儿童文学选集》中，著名作家严文井在序言中称他为很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他为会员，并将他调到作协工作，他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郑文光的科幻小说作品，也引起了世界的重视。1957年，他的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科幻小说奖。在那次联欢节上，全世界获奖的科幻小说。一共只有三篇。 但是，郑文光自己心中有数，他认为，自己这几篇作品水平是很低的。这绝不是他自谦的话。尤其是《太阳探险记》出版的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对比之下，郑文光更为自己的作品感到汗颜。他真诚的觉得，它们之所以受到不相称的欢迎，只是说明少年儿童太需要类似的读物了。这就是《太阳探险记》出版以后，郑文光没有再写科幻小说，而改变方向，写了一个中篇科学故事《黑宝石》的缘故。他觉得自己太缺乏幻想的才能了，还是老老实实写点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为好。 《黑宝石》的取材，是一个学校地质小组的活动，不过他把关于陨石的知识写进去了，于是它就成了一个“科学故事”。《黑宝石》最初是在《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号发表时，郑文光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从1951年到1957年，郑文光进行了大量科普组织工作和创作。他编辑《科学大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新闻发布会，还进修过上千次关于宇宙航行的科普讲座。他的科学文艺作品《飞出地球去》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广泛好评。他还与李四光、竺可桢、戴文赛、邓稼先等结识并讨论过科技传播的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郑文光的主要作品有科幻小说集《太阳探险记》（1955）、大型科学文艺读物《飞出地球去》（1957）、科普译文集《宇宙》（1958）。除他的短篇小说《火星建设者》（1957）获得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科幻大奖以外，他的小说《黑宝石》还获得了中国作协的儿童文学奖。他撰写的纪念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的传记文学《火刑》（1957），多年来一直是全日制中学课本中的语文教材。他还是中国作家中第一个到达西沙群岛进行采访的记者兼作家（1959）。 就在这时，郑文光的创作出现了一个转折点。1956年底，郑文光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文艺报》的记者。在这里，他与文学艺术界的大量交往，成了他科幻创作不断进步的主要动力。他与老舍、郭小川、王蒙、张天翼、丛维熙、柯岩、刘厚明、刘绍棠等人过从甚密。《文艺报》当时是一个包括发表政论、报告文学和文艺特写的刊物。他当记者的头一件事，是到新疆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的成立大会，会后又在南疆喀什一带旅行和采访。1958年郑文光成了《新观察》的记者，到广东沿海一带和海南岛、西沙群岛一带旅行了半年多。这两次长途旅行对郑文光扩大眼界、认识祖国丰富多采的生活无疑是很有益处的。他也有不少收获：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和特写。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完全放弃了科学文艺读物的写作。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只为《儿童时代》写过几篇短小的科学幻想故事。除此之外，他差不多完全离开了儿童文学。 童恩正与《古峡迷雾》 历史见证人：童恩正（董仁威采访纪录） 1935年8月27日，历史学家兼科幻作家童恩正在湖南宁乡出生。童恩正出生以后，第一件留在记忆里面的事情便是逃难。他坐在一个箩筐里，另一个箩筐里坐着姐姐，被人挑着，跟在母亲后面，辗转流亡于湖南西部的安化、溆浦、沅陵、辰溪一带。那清澈见底的沅江，两岸经常隐现在烟雨中的青山，那古老的苗民的奇风异俗，那夜半旷野里在火把照耀下的举行的巫术仪式，一切都叫这个七、八岁的孩子感到好奇和迷惘。 抗日战争结束了，童恩正一家回到了经过一场大火已经化为一片废墟的长沙。父亲在湖南大学教书，而童恩正则进入成智小学学习。1947年，童恩正考进了长沙雅礼中学，编入46班。在雅礼中学读书的那段日子里，童恩正是一个十分顽皮的孩子。他曾经装鬼去吓人，爬到他的小伙伴杨传德的肩上，头上顶一块白被单，夜晚出现在校园里，把同学们吓得嗷嗷直叫。他喜欢打弹弓，雅礼中学隔壁是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的官邸。当省主席张灯结彩、大宴宾客之时，童恩正和他的伙伴们，一阵弹雨，把窗户打得稀烂，使官邸中大大骚乱了一阵。 虽然童恩正在雅礼中学读初中时有许多越轨行为，但他也有许多杰出的表现。他想自力更生、工业救国，和小伙伴们一起办了一家“唯是顶好”公司。维斯丁豪公司，是美国出名的大公司，童恩正取了这个公司的谐音，“唯是顶好”——唯有我的东西是顶好的！ 每到晚上，小伙伴们蒙着被子，听童恩正讲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他的即兴创作，没头没尾，“哪里黑，就在哪里歇” 。可是，这些故事却常常能迷得小伙伴们神魂颠倒。讲到精彩处，童恩正便开始卖关子，轧住了话头，逼得小伙伴们苦苦哀求。这种没有稿费、没有版权的口头文学，使童恩正锻炼了口才，培养了创作能力，这也许是他狩猎文学的开始吧。 1956年，童恩正父亲调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编者注：1988年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工作，全家迁往成都，童恩正也一起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 1957年，童恩正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时，便开始发表文学著作和科普著作。当年，他在《红领巾》杂志第7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的第一个老师》。1959年，他写作了第一篇科幻小说：《五万年以前的客人》，并于1960年发表在《少年文艺》第三期上。1959年夏天，童恩正跟着四川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教授，到四川忠县渰井沟去考察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然后，他又和另外两个对考古感到兴趣的川大历史系同学自愿放弃暑假，到巫山大溪去参加一处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发掘工作。这里的景色壮观而惊人：“浩荡的长江在这里被两岸耸立的大山束缚成一条狭窄的激流，红色的山岩从江边垂直矗立，高高地耸入云霄，日光只有在中午才能射进这阴暗的峡谷。江水汹涌着冲击在狰狞的礁石上，激起了翻滚的波浪，卷起了巨大的旋涡。瀑布从高山上倾泻下来，在空山中发出可怕的轰鸣。险峻的高山下，奔腾的江水在这里以它的粗旷、它的雄伟震慑着人，激动着人。”  冯汉骥（1899-1977） 更为震慑人、激动人的时间是夜晚。当晚上八、九点钟，一轮圆月在阴森的峡谷黑黝黝的大山后面缓缓升起，照亮了咆哮的大江时，童恩正感到了古峡的庄严、肃穆，对大自然产生了一种原始的敬畏。 就是这种对大自然神秘、恐怖气氛的原始敬畏，加上对考古学、对冒险生活的热爱，使他回到成都以后，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写出了《古峡迷雾》。上海少儿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了年轻大学生的作品。作品一发表，便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古峡迷雾》的出版，几乎改变了童恩正的命运，使他走上专业文学工作者的道路。1961年，童恩正大学毕业。那一年，著名电影演员冯喆由上海调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工作。他看到《古峡迷雾》以后，便到四川大学去找童恩正。著名演员来找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使童恩正感动至深。交谈中，冯喆称赞童恩正有想象力、会编情节，而这两点正是一个编剧必备的品质。他建议童恩正去当编剧。以后，冯喆将童恩正介绍给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朱丹南。朱丹南很欣赏这位青年作者，童恩正大学毕业后，便将他要来峨影厂担任编剧工作。他到峨影厂工作以后，开始改编《古峡迷雾》的电影剧本。改编还未完成，四川大学又将他要了回去，担任冯汉骥教授的科研助手。从此，他开始在考古学和文学两个领域里纵横驰骋，过起了身兼两个工作领域的“两栖人”的生活。 《古峡迷雾》的出现，在中国的科幻小说史上，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虽然中国科幻小说早自清末即有源流，民国时期亦有后继。然而真正成为气候，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情。当时百废待兴，急需大量科技建设人才，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培养科技人才，又需从少年儿童抓起，于是一种具有当时中国特色的科幻作品应运而生。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科幻一开始就植根于“科普”和“儿童文学”的园地里。因此在50-60年代早期的科幻作品，大多不离这个主旋律。与其说是科幻小说，不如说是儿童科幻故事，或图解的科学知识。这样安排出于特殊的时代情况，固然无可厚非。但这样的作品毕竟远离文学正道，不理解科幻小说的本质，仅仅作为宣讲科学知识的一种故事载体，单纯等同于“科普”的代名词。  《古峡迷雾》童恩正著，1960年，少年儿童出版社 《古峡迷雾》以小说的形式出现，文情并茂，在主题构想、情节安排、人物刻画和意境描绘等诸方面都展现了小说和科学幻想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这篇小说的问世，犹如石破惊天，予人以震动和清醒剂的感觉，为中国科幻小说揭开一个新篇章。 “被拉壮丁”偶成科幻作家的刘兴诗 历史见证人：刘兴诗（董仁威采访纪录） 作为中国第一次科幻小说高潮的老兵，第二次科幻小说高潮的领军人物之一，第三次科幻小说高潮的支持者，中国重科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刘兴诗，是个在世人眼中的“怪人”，在熟悉者眼中却是个可亲可爱的人物。他的科幻小说、童话、少年传奇小说、知识读物作品很讨人喜欢，他的为人处世却让人难以恭维。在笔者的印象中，他参加的会议，常常要跟会议主持人唱反调。开会时，他喜欢插话，但绝不允许别人在他发言时插话，否则他就要与人急，甚至翻脸不认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个科幻小说的多事之秋，他一方面被别人拉去当围攻“重文学流派”科幻作家的“枪手”，一方面又在四川作家群声援叶永烈的公开信上签名。他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从来不顾他人的感受，也不管合不合时宜。 他和童恩正有着深厚的友谊，却从意识形态到两人共有的学术领域进行论争，动不动就吵架，谁也不让谁。气得童恩正脸红脖子粗，跳起双脚臭骂“刘兴诗这个龟儿子，不得好死”；事后两个人又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外界有人攻击一个，另一个立刻就会两肋插刀，跳起来帮忙，什么也不怕。当童恩正旅美，受到“单位”一些心怀不满者攻击他将“叛国不归”。刘兴诗就跳出来，在有四川大学代表参加的省内大会上话锋一转，把四川大学和嫉妒者大骂一通。当着省领导拍着胸口，敢以全家性命为童恩正作担保。这样还不解气，接着又在《科幻世界》发表一篇《雾中山传奇》，盛赞曹仲安和他父亲的爱国行为，等待着曹仲安从海外归来。末尾写上这样一段话：“我久久注视着他在报纸上的照片。他容颜依然，心迹依然。噢，朋友，我了解你。虽然此时咫尺天涯，暂时无缘重逢。然而我深深相信，你决不会食言，必定会返回故土。在南方丝路起始的地方，宣读你的震撼世界的研究论文。曹仲安，我期待着你……”。“曹仲安”是谁？就是童恩正。60年代初，他和童恩正相结识在一次考古野外考察工作中。两个人一见如故，白天并肩进行考古调查，晚上就关起门来编小说。决定大家都从母姓，把自己写进去。童恩正的母亲姓曹，排行老二，自己取名叫做曹仲安。他的母亲姓卢，排行老大，就取名叫做卢孟雄，曾经双双写进《雪尘》。现在要为童恩正申冤，就把“曹仲安”抬出来了。这篇小说后来获得中国科幻小说“星座奖”和“银河奖”，内幕就是这么一回事。 了解刘兴诗的人，知道他常常会突发侠肠热骨。一个翻译过他好几篇童话的日本翻译家对他说：“我看出来了，你是站在弱者一边的”。的确是这样，刘兴诗常常路见不平必定拔刀相助。有一次笔者同刘兴诗一起到外地开会，大家都到了，他还没有来，急得大家团团转。事后才知道，他遇见一次车祸，强令司机停车去处理伤员了。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小至见着上坡的沉重的板车，必定上前推一把；滚滚车流的马路上拾起一个受伤的蜻蜓，专门骑车送到城外放归大自然。大至迎着火车冲上去，救出一个在铁轨上背着背兜行走的老年农妇；对一个素不相识的身患白血病的姑娘，尽力伸出援手。他就是这副性格，该出手时就出手，一点也不含糊。在野外考察中，他也是一个“亡命徒”，敢于面对北极熊，划着小船驶进海上一个白鲸群，来回四次踩着抽掉木板的铁索桥渡河，攀危崖、探险洞，多次孤身遇险等等，都是不要命的作法。可是他在平时却是有名的胆小鬼，一些事情上过分谨小慎微，对笔者发起组织“世界华人科普作家协会发起人会议”吓得像只“虾趴”，碍于友情不得不支持，又“深怕”他的“胖弟弟”（对笔者的称呼）触怒科普界上层官方人士，再次表现出他难以理解的矛盾性格和行为。 他的矛盾性格和坚持说真话、敢作敢当的脾气，在他的一生表现无遗。从初中二年级开始，他就常常参加游行示威，十处打锣九处在。甚至敢于在特务逮捕老师时，用胸口顶着枪口毫不退让。逮捕学生的戒严刚刚解除，就敢背着一大包油印宣传品，大摇大摆从中美合作所的大门口走过，挤过布满整个路面的特务武装，带回家隐藏。这种事情在解放后又绝口不谈，对他铁棍打、匕首刺，打成“反革命”，整得死去活来，也不表白一句。认为这是该做的事情，就不必挂在嘴里说。只是在退休后和写回忆录才说出来。 平常的大小会议，朋友间聚会，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个没遮没拦的嘴巴和管不住的手脚，一辈子可害苦了他。1957年在北大一番慷慨直言带来灾难，虽然由于平时积极忘我，以“好人说错话”受到保护。他这个“好人”却不领情死不认错，第二年不得不以支援兄弟院校新建地理系的名义，挥泪离开北大到武汉。嗅着那里一股不适宜的空气，立刻转身到成都，一下子遇着“大跃进”。他认识到自己脾气不改，哪里都一样，再也不走了。 当时正在声讨“打野鸭子”，批判“不务正业”，进行业余创作等同于“投机倒把”，再和“阶级路线”挂上钩，必须严厉打击。后来形势变了，又在“挖掘一切潜力进行创收”的新情况下，经过“群众分析”，在境内发表应该是每个字1元，境外发表每个字1美元的标准，必须向各级部门交纳“管理费”、“公积金”，共计70％，纳入“集体创收”的轨道。再对教研室各位同仁“意思、意思”。不许离开“集体路线”，私自“瞒产”、“独吞”，方算合法。这个天方夜谭式的标准当然无法完成，为此“单位”发函给上海少儿出版社说“我院刘兴诗长期不务正业，进行非法创作，民愤极大。请将其稿费寄交我院，予以严肃处理为荷”。并且发生财务科在银行“代领”稿费，转入公款账目的事件，当然就没有好果子吃了。 尽管刘兴诗蜚声学界，职称却受到障碍，一直被告知这种事情没有他的份，直到退休都是副教授。这个副教授，还是有一年省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地理、中文、教育三个组同时发难，质问成都地质学院，以致系内不得不在临考前天晚上，黑着面孔通知他：“明天给你一个机会考外语，考不过就不怨我们了”，这才勉强给他一个副教授。 刘兴诗的退休也有故事。当年8月他带队转战重庆、广西，10月回来突然告诉他，你已经在出发前退休了。一个潜在原因是当年10月要普调工资，这块糖当然不能给他吃。他又不可理解地拒绝了好几个大学和研究所伸出的花枝，要他做系主任、博导、研究员。甚至海外聘请他，问他还要什么条件？他却以要的只是“CHINA”一个字，也一拍屁股就回来，真是常人不可思议的怪人怪事。 从北京到成都，包括省委、地矿部等许多上级主管部门和领导，以及新闻媒体，纷纷要出面进行干预，甚至有资深记者要写内参，保证送到高层领导桌上，他却一律婉言谢绝。现在这个“教授”头衔和“高级顾问”，还是在退休以后，成都各界朋友给他祝寿时，当时的学校领导向他道歉后，补的一块疤。由于已经退休，规章制度所限，不能再经学校评审委员会正式讨论。可算，也不可算。如此等等，这个充满了矛盾，敢说敢骂的人，的确是很难为社会所接受的，因此他一生坎坷。这个学术界公认的博学多才的学者，至今在“单位”，头上正式戴着的还只是一个“非法”的“教授”头衔，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刘兴诗在学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目前学校的领导对他的印象也180度大转弯变得十分敬重。校党委书记对他言必尊称“先生”，另一位书记说他“口碑极好”。一批批学生进校，一批批闻风聚集在他的身边，自称崇拜者。有一些年轻人说：“您是真的假教授，真的真教授。真的就是真的，一点也不假”。刘兴诗听了哈哈大笑，毫不以为意，真够洒脱！他常常说：“无欲，方能无畏”，一点也不错。 刘兴诗在科幻小说创作中也标新立异。本来科幻小说就是一种十分浪漫的文体，海阔天空，上下几百万年，乃至几十亿年，随便怎么说都行。但是，他却要人家写科幻小说，必须“贴近现实生活”，甚至说什么“科学幻想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否则，他便要嗤之以鼻。他要别人写科幻小说要写中国，写中国人，他自己写的科幻小说却充斥着洋人和外国。《美洲来的哥伦布》和《辛伯达太空浪游记》就是例子。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霸道已极，也令人气愤已极。 笔者同刘兴诗交往已有20余年，算得上是他的一个好朋友。第一次同刘兴诗打交道，是在1979年，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组织的九寨、黄龙笔会上。在上黄龙寺的山坡时，海拔近4000米处，笔者已气喘吁吁，举步维艰。比笔者年长十岁的刘兴诗却帮笔者拿行李，强把笔者拖拉上山。笔者感受到刘兴诗长年从事地质工作，练成的强壮体魄的力量及对后生的关爱之心。在九寨鲜花遍地的草原上，刘兴诗手握一把鲜花，把笔者推倒在地上，压在笔者身上笑嘻嘻地“嚎啕大哭”起来。有人将“刘兴诗戏哭董仁威”一幕用照像机摄下来，保存至今。这时，笔者感受到刘兴诗的一颗童心。这颗童心刘兴诗保持至今，这是年过古稀的他，还能不断写出优美的童话和各种充满童心的儿童读物的根本原因。 后来，刘兴诗写他的科幻小说，笔者写科学家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知识读物、技术普及读物，各干各的，来往不多。说实在的，刘兴诗对笔者的各种创作活动从未给予助力，有时还打打“破锣”，笔者也不太介意。将笔者同刘兴诗拉在一起的，是我们应四川辞书出版社之约，共同主编《新世纪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一事。在三个月紧张编撰大纲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加强了互相了解。这时，笔者才知道，刘兴诗和笔者都是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先后同学。我们都受过那培育出周恩来、60多位院士和成千上万高级人才的“南开精神”的薰陶。我们的心贴到了一起。以后，笔者得到出版社的订单要请刘兴诗出马写书，刘兴诗也不时将他找来的订单让笔者担纲。相处多年，相知渐深。由于刘兴诗的性格使然，笔者与他相处并不容易。不管笔者为刘兴诗做了多少好事，刘兴诗想骂娘时照常骂娘，常常在会上把笔者顶得心口发痛。笔者则在会下骂娘，直至把刘兴诗的十八代祖宗“操个够”。但我们互相都不计较，感情和相知并日益加深。刘兴诗一直对笔者以“胖弟弟”相称。 只有对刘兴诗深入了解，同他交上知心朋友，才能感受到刘兴诗头脑中非凡的“博学多闻”，感受到他那无与伦比的才华，感受到他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民族、对人民浸入骨髓的爱，感受到他对他热爱的地质专业、科普事业、儿童文学执着的追求，对新进后生的期待和关爱。也只有对刘兴诗深入了解，同他交上知心朋友后，了解了他独特的人生道路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才能理解他在科幻小说创作中为什么会走独特的道路、坚持独特的创作理论，并包容他的“怪脾气”，学习他的许多人所不及的长处。 1931年，刘兴诗出生在汉口租界黄陂里的一幢两层小洋楼里。那是一个烽火连天、哀鸿遍地的岁月。那一年的“九一八”，日本鬼子强占了我们的东三省。也就是那一年，洪水淹没了武汉。刘兴诗一家住在武汉，洪水淹到二楼窗口。妈妈抱着他，跨上父亲带来的一只小船，登上一艘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到上海去。刘兴诗被洪水一泡，江风一吹，一下子患了小儿抽风症，昏迷不醒，完全失去了知觉。想不到这时候英国船长来了，竟不许刘兴诗死在他的甲板上，指使水手强要把刘兴诗从妈妈的怀抱里夺走，扔进滔滔扬子江。当时刘兴诗的父亲也算是一位将军，可是此刻手下无兵无将，面对穷凶极恶的英国船长，一点办法也没有。多亏许多中国旅客站起来据理力争，对那个横不讲理的英国船长说：“这个孩子还没有咽气，不能这样对待他。”一位北京的老爷爷把一颗同仁堂的万应锭切碎，给他吃了一丁点儿，他才哇的一声哭着醒转过来，塞住英国船长的臭嘴，这才有了他后来的生命和一切。以后，刘兴诗在南京大屠杀前随家逃到重庆，在重庆经历了日机大轰炸。他的心中种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和立下复兴中华的志向。这是那一代在抗战烽火中觉醒的孩子们的共同心声，是他们毕生追求的同一个奋斗目标。这个志向，刘兴诗一辈子也没有改变过。这是他数十年来，在生活和事业中不懈奋斗的主要原动力之一，也是他立身社会的根本。 刘兴诗的籍贯是四川德阳人，几代前是广东兴宁客家人，南宋末年以前，是福建宁化人，唐代前是河南洛阳人。所以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就反问什么朝代？他的父亲刘静，原名述思，字慎九，同盟会员，中国第一届兵工专业毕业。早年任广州大元帅府少将军事委员、桂林北伐大本营军事委员，曾在国会、财政部、川军任职，以后长期转入兵工界。母亲卢雪芹，原名宗书，别号梅仙，贵州遵义人，成都富商卢良甫长女。 1937年，刘兴诗在南京五台山小学发蒙。抗战时期历经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子弟小学、第五子弟小学读书。中途逃难，短暂在德阳孝泉中心小学、乐山乐嘉小学就学。 1944年，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刘兴诗考入中国名校重庆南开中学读书，整整读了六年，受到南开中学的“南开精神”的薰陶。 “南开精神”是什么？用南开中学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定下的校训来诠释，是“日新月异，允公允能”。勉励学生不断更新自我，追求新的思想和学习境界，不断提高自己。不仅有能力，还应该有一颗服务公众的火热的心。 虽然南开中学管理特别严格，在教学和培养学生的素质方面却十分开明。非常尊重学生的意愿，尽力发挥学生的天赋，鼓励学生自由发展，真的做到了因材施教，从来也不设置任何障碍。 南开同学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三点半”。这是每天下午三点半以后，到晚自习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只要不违犯校规，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学校鼓励学生自由组织社团，只要登记一下，任其自生自灭，自由发展，从不横加干涉。同类的社团很多，只是壁报和球队就不知有多少，也有十分激烈的竞争问题。为了鼓励学生兴趣自由发展，还有各种各样的全校竞赛，也是鼓励竞争的一种好办法。 南开的“三点半”，不知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其中许多人都是在“三点半”中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南开中学出了周恩来等两位总理，培养了60多位院士和上万名海内外知名的学者。刘兴诗从“三点半”和各种竞赛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知识。他前前后后参加了许多社团，只是担任壁报的主编就有好几次。加上对作文和古典文学的喜爱，贪婪地读了许多书，慢慢培养出很深的文学兴趣。记得高二的一次作文课，何仲达老师出题自由写作，刘兴诗写了几首词，何老师批写道：“清香骚雅，绝似宋人，但不知是否出自心裁？”就是怀疑刘兴诗是不是抄写的。刘兴诗不服气，一口气写了37首，完全符合音韵格律，参加高中文艺习作比赛，得了第一名，何老师这才相信了。以后每学期国文考试，刘兴诗就义务帮助同学，正儿八经上起了“辅导课”。这样的小先生，各门功课都有，同学们乐于助人，也乐于相互学习，也是南开的一个好传统。 新中国成立了，刘兴诗很兴奋。他觉得，他日日夜夜梦想的祖国“独立、富强、民主”就可以实现了。这是打他从少年时期就形成的梦想，是他一生所有的行为的基调。1950年，刘兴诗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中学毕业前，刘兴诗没有接受海外伯父的建议，到美国、日本、台湾或者香港读大学，而是留下来选择报考地质专业。他的动机很简单：国家建设首先需要矿产，地质工作最艰苦、最危险。自己不去？谁去！他义无反顾地填写了报考大学的志愿：地质！地质！还是地质！ 最终，刘兴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后来转入地质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学习。 在北大，他受到了“北大精神”的薰陶。北大最值得称道的是什么？那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精神、深沉浓烈的爱国主义情结、严格认真的学术作风、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加上许多博大精深、谦逊和蔼的师长，种种优良的科研、教学设备，以及无数可以接触高深层次学习研究的机会。能够有幸走进北大学习，是刘兴诗一生最大的造化。 1956年，刘兴诗在北京大学毕业，留校工作，进入了社会。从1956年起，刘兴诗先后在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理工大学）任教。他是成都理工大学学科专业建设高级顾问、教授，兼德阳教育学院顾问、教授，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博物馆研究员，新疆伊犁地区园艺研究所研究员、伊犁地区野果林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委员，四川省旅游地学研究会顾问、委员，四川彭县、大邑、邛崃、黑水等县市及一些景区旅游资源开发顾问等职。他曾任四川省高等院校高级职称评议委员会委员。1978至1993年，他是四川省历届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评卷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指导委员等。 刘兴诗说，他一生中有三个引以自豪的母校：笫一个是重庆南开中学，笫二个是北京大学，第三个“学校”，看不见，也摸不着，是没有围墙的“山野大学”。作为地质工作者，刘兴诗常常深入荒原山野，有机会见识广阔无边的大自然，接触更多的群众。身在山野，他更加觉得祖国无限亲切可爱。那不仅是河山的单纯美，还因为其中总是包涵着深深的民族情感。许多自然风景总是和无数历史故事、人文景观紧密结合在一起，无法硬生生分开。那是汉代，那是唐代，那是朝朝代代留下的无数感人的场景，那是今天中国人民战天斗地铸成的丰硕成果。即使在杳无人迹的荒凉戈壁和沙漠里，也会联想起“大漠孤烟直”那样意境宏大悠远的诗句，怎么不使人怜，使人爱，使人雀跃欢呼？ 刘兴诗也曾到过一些国家，无论那儿多么美丽，却始终无法让他产生这种类似的感情。每到归国，瞧见机翼下的黄土地，他就会忍不住湿润了眼睛。不消说，有了情感就更加专一，对待眼前河山的研究，就不仅仅是简单的纯科学问题了，而是有一种十分冲动的动力，恨不得把它了解得更深更深。这样的动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非是道中人，难以体验其中真昧三分。 刘兴诗少小聪慧，他的写作生涯是从13岁便开始了。1944年，抗日战争的烽火还没有平息。他刚从小学迈进中学的大门，就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这是一篇豆腐干似的短小散文，许多年后日内瓦东方艺术学院的一位专家看了，竟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有朱自清先生《背影》一样的风格，真是慧眼识出少年英才呀。 1952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中学生为什么学不好地理？被权威的《地理知识》加了编者按，极度重视，发动讨论大事宣扬。  刘兴诗1957年在北京大学期间 1957年，刘兴诗在北京大学期间，巩固了更加深沉的知识基础，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历史考证的文章，也算是科普知识作品吧。有趣的是，报社记者居然以为他是一位饱学的“老先生”，十分兴奋地要求他继续考证下去。 1960年，刘兴诗的一位南开中学和北大的老同学鄂华，拉着他一起结集出版一本童话。这一拉，就把他拉进了儿童文学创作的队伍，一下子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注意。 刘兴诗是1962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的，他说他是被＂拉壮丁＂进入科幻界的。他经历了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后来作为中国和亚洲最早加入世界科幻协会的五个作家之一，他算是一个老兵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