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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产生很早，对中国早期历史和文化记忆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作为官方文字使用的表意文字。汉字在使用和传播上的特点，导致了历史、文化记录的向心性，这是中国统一的基础。 汉字的表意特性 汉字属于表意文字，即俗称的象形文字，注重使用象形符号系统记录语言。表意文字越发展，语音因素的加入就越多。例如，汉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形音字，既包含形又包含音，所以也有学者把表意文字称为意音文字。 在造字方法上，汉字所针对的对象是外部世界。先是对外部世界进行细致观察，归纳出各种事物的典型特征，然后摹画，形成最基本文字，如（人）、（日）、（月）、（雨）、（山）、（水）、（木）等。然后以这些基本文字作为造字的基本要素，即偏旁和部首，通过偏旁和部首的组合再配以发音形成文字。例如“女”字，其基本含义为“妇人也”，即女性，以此为基础加其他偏旁构成好、奶、妈、妹、妻、妇、姑、姆、妃、妾等诸多与女性相关的字。《说文·叙》说：“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由于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当表示某一事物的文字造成后，要使这一文字在人数众多的使用者群体内得到一致认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即新字推广的时间成本很高。 同时，由于每件事或物都需要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文字，所以汉字的字数较多。据相关研究，类似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系统，至少要有两千个以上的文字才能适应语言表达需要。事实上，汉字的字数远超两千个，仅《说文解字》就收录了九千多个字。因为字数较多，汉字的学习和传播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即汉字使用的时间成本很高。 推广和学习的时间成本高，频繁的改动会引起混乱，这就要求汉字保持高度稳定性。汉字针对的是外部世界，是对每件事物的描绘，所以不同族群无法以语音为平台学习和接受这种文字，学习者在接受文字本身的同时，必然会接受造字者的观察理念和认知体系。 汉字的上述特性，导致了其在学习、推广和传播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最终影响了早期历史与文化的面貌。 早期文字记录的特征 由于汉字的推广成本高，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大范围内的人群所接受和掌握，所以，在很长的时间内汉字只在小范围内使用。也就是说，汉字长期为王朝的上层知识团体所垄断，用其记录的内容也主要是王朝关注的事务。这就使得中国早期文字记录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记录内容以王朝贵族的主流观念为主。这些观念通过文字记录下来，并得以流传和不断加强，逐渐形成官方观念为主的学说体系。这一特征在中国古代传世文献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对政治事件和说教的记录占有主体地位。如，六经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尚书》是政治人物、事件与文诰的集合，其中典、谟、训、诰、命、誓等文体都是政治内容；《诗经》由反映民情的风、贵族生活的雅和宗教性的颂构成；《礼》《乐》主要是政治生活中遵守的规则和仪节；《易》是高层的占卜书籍；《春秋》则是各国政治生活的记录。 二是社会与生活的多样性被消解，记录内容服从于记录者的记录需求和认知体系。由于记录者是受过相同教育的王朝知识分子，其记录也是根据王朝需要或职责要求，对记录对象进行取舍，这就致使社会、历史、文化各方面原本复杂的内容或被整合，或被忽略，最终纳入同一体系当中。这一点，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都表现得很明显，主要是官府文化典籍、法律文书、祭祀记录等，缺乏对具体社会生活的记录，其他文明中大量发现的财产情况、商贸记录尤其少见。 历史文化的向心性 文字长期为中央王朝独自掌握的资源，而对早期历史和文化的记录主要由中央王朝完成，这就导致了历史、文化记录的向心性。也就是说，王朝周边地区各部族，因为在历史早期的长时段内没有能力用文字记录自身历史与文化，其历史和文化只在中央王朝的文字记录得以保存。这使得各地、各族的史事，不可避免地带上中央王朝的印记，甚至可能被整合纳入同一体系当中。 例如，从考古文化看，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和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呈现很高的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考古文化，但在文献的记录中却得不到反映。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的自古即处于中心地位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字特性造成的“假象”。 由于汉字以世界为对象，每个字都有特定含义，构成部件也相对稳定，其他部族想引进和利用这种文字时，很难随意改动。同时，要想准确理解每个字的含义，必须借助文字的原文进行认知（字母文字则不一样，外来者可以利用字母直接拼读自己的语言，而不必借助原有的文字环境）。也就是说，外来使用者，既需要基本保持原样地引进文字，又需要引进文字构成的文本——典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王朝的典籍和观念，随着文字的传播而传播开来。 这种现象早在商周时期已十分明显，周原甲骨明显是从商王朝那里学习来的。周人对商人文字的引入也必然伴随相关典籍的引入。在《尚书》《逸周书》的相关记载中，周人对商人历史和典籍非常熟悉，出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多士》），“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尚书·酒诰》）。《周易》也有多处提到商代史事，如“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等。《清华简·保训》则提及殷人祖先上甲“假中于河”的典故。这说明周人对商人的典籍和史事非常清楚。 上层文化的趋同 从文化上而言，周人的祭祀礼仪、天命观等都与商人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可以说，在实际的政治控制完成以前，已经建立起一个由文字和典籍为基础的认同圈，可以视为早期的汉字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文字与典籍的这种密不可分特性，使周边部族在学习使用汉字时，不得不借助和利用已有典籍。汉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先是由中原到周边，然后由中国扩展到整个东亚。 汉字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历史早期各地上层文化的趋同。一方面，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成本高，所以文字的流传局限于上层社会和相关机构；另一方面，文字与典籍密不可分，使中心文化和思想随着文字而传播，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各地上层社会和相关机构接受了其中的观念。这就导致了历史早期各地区、各部族上层文化的趋同，即使部族不同、社会结构不同，其上层建筑的文字、制度、观念和表现方式却十分相似。这在考古学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很多遗址的陶器地方特色浓厚，但礼器却与中心文化高度一致，即与上层文化趋同。这种上层文化的趋同，对各地文化的独立性具有一种消解作用。 由于汉字在使用和传播方面的特点，使历史的记录和阐释成为早期官方独自掌握的能力，民间力量很难介入到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史学的构建当中去。因此，中国在历史早期，形成了官方主流学术和官方史学。同时，文字的传播及其特性，对各地文化尤其是上层文化起到了一种消解作用，使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历史在文字记录上呈现出相似性。 两种作用相叠加，使早期多元化和多中心化的状况不断改变，逐渐融合到统一的模式之中。中国历史上很早即出现以人为中心的记录模式、一体化的王帝谱系和统一的历史观念，这固然有政治、制度、族群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文字的作用是极为重要、不容低估的。 （作者：徐义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