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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应该把想说的话都写进小说，小说之外的话属画蛇添足。《红楼梦》《金瓶梅》的作者都没说过，我们更不该说。这些天在乡村走，感觉农民也在拼工匠精神，而作家，把小说能写出几分姿色，写得扎实可用的，其实也在鼓捣在埋头当工匠。小说是一种古老作坊的古老手艺生产的古老手工产品，有传统的光辉，也有现代的质感。一个短篇也要精心制作，造型有范，线缝整齐牢实，皮质润滑，又有手工的原生感。但工匠应该多干活少说话。 如果对一个小说硬要再说点什么，读者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也是直接了当的。而作者本人，极可能说得不在理，甚至有损小说本身。 还是说说罢。 说这小半袋米的事，题目很俗很烂，也是有意为之，把这个题目写好，要花些脑细胞。有好题目如《拆墙记》，不用。就这点米，十三斤而已，写吧，要小事酿大祸，还得搞个欧·亨利式的结尾，小事不小，把事闹大，大得不可收拾，像某些坏人，唯恐天下不乱，整死他人，躲在背后偷着乐，心态阴暗可怖。但作家是在阳光下虚构，不害人，为娱人，为思考现实。又是拆墙，又是还砖，又是被抓，这事儿闹得忒大，这大约也算作家的工匠精神吧。 如今的干部，是有懒政、怠政的，而且满嘴讲规矩讲纪律讲政治，也不在乎民怨，于是有了拆墙报复之心。我写的这事儿，就是告诉大家，是如何因为这十几斤米，让一个乡政府围墙没了——他们的懒政滋养了一个民间“拆墙派”。 但是李细鸹是个老实农民，对粮食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加上官员们的虚与委蛇，让他气愤，无处发泄，只好以小破坏来平衡心理。可惜他的带头造成了“墙倒众人推”的严重后果，他的结局虽不该如此，也只能如此了。不过谁才是真正的拆墙派，其实大家癞蛤蟆吃萤火虫——心知肚明。 问题是，我们不能一味给官员竖中指埋汰人，这太容易，以为自己站位正确，是道德评判师。我要回来写肇事者，即你为此辩护的他——当农民李细鸹知道是一个误会和误解之后，他产生了深深的后悔歉疚和自责并折磨着他，这个朴实的农民去归还砖头，没想到因他造成了围墙被拆的后果，更加的懊悔，但这让人无法相信，并且把他当成了惯犯。 还十几块砖头的事，看起来似乎不可能，我却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在我当水手的时候，第一次接到县文化馆通知去开创作座谈会，非常感动和亢奋，开会时不慎摔破了一个杯盖。文化馆老师们没任何人怪罪我，我却耿耿于怀，认为损坏了文化馆东西，内疚不安，于是到处去买杯盖。终于远走沙市买到了一个有类似盖子的杯子，把盖子拿去赔给文化馆，而且是悄悄去会议室，将杯盖还原，于是几天惴惴不安的心终于心安了。这证明我曾是一个朴实可爱也可笑的好青年，现在我不会这样可笑了，并且心安理得。 不知读者会在这篇小说中读出什么，我想写这个小说，首先想到的是写出山区的粗糙感来，包括地势环境的粗糙感和农民的粗糙感。这也是我所有神农架小说追求的质地。农民生活的粗糙感是他们对抗命运的武器，没有粗糙感，他们很难活下去也不会有生之快乐。 感谢《小说选刊》，也让这样粗糙的小说有了生存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