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丹君
    摘要：余冠英先生在他6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有着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思想，那就是以推动国民语文教育来促进经典普及，将学术研究成果用于服务社会大众。这一学术思想的形成，要追溯到他在清华大学求学和工作期间。那时，他受到朱自清、黄节和闻一多等先生影响，进入中古文学研究，将“五四”以来承担复兴国粹、“爱国保种”之理念的“魏晋文章”，延伸为代表传统文化核心的汉唐经典，深化了中古文学研究的范畴。在清华和西南联大期间，余先生是《清华周刊》《国文月刊》等刊物的主创之一，长期致力于国民语文建设和经典推广。为契合大众的语文教育之需，他提倡“多读、细读、深读”文学经典。他重视运用语言学、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深入浅出，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风。在呼唤文化传统与文学经典回归的今天，余先生的学术思想尤其值得总结与发扬。
    关键词：余冠英  中古文学  文学经典  《国文月刊》
    当人们提起余冠英先生（1906-1995），都会想到他所选注的诸多经典选本，其中最著名的有：《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三曹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年）、《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等。这些是他毕生学术成就的精粹，主要集中在中古文学领域。徐公持先生总结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围绕的是他在整理古籍、从事选本普及等方面的贡献。[1]徐先生结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设问：“一位在1949年前已经知名的学者，为何要花许多精力来编选本？”[2]徐先生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谈到了当时的社会号召。而事实上，余先生从事选本工作，是有学术思想作为依托的。要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为何、如何形成，需要追溯到余先生在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的时期。
    余冠英先生1926年入读清华大学，1930年留校任教担任朱自清先生助教，全国院系调整以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工作，曾担任《文学遗产》首任主编。到1995年去世之前，他出版了最后一部选本著作《楚辞与诗经精品》。他的学术生涯，跨越了60多年。历来回忆余先生的文章很多，但他的学术生涯中头三分之一的时间，往往很少被人说起。清华园时代，他在《清华周刊》上展露文学才华；期间适逢清华国学院创建，大师云集，朱自清、黄节等诸先生是他主要的授业老师。从1940年到1946年，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参与创办《国文月刊》，与朱自清、闻一多、李嘉言、罗庸、王了一等诸先生一道，在云南推广国民语文教育。期间，关于文学经典如何转化为国民语文教育的课题，是当时学界共同探索的方向；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为文学研究走向社会、走向国民作出了贡献。而余冠英先生关于乐府、七言诗等具体文学经典的研究，也始自于此。这番经历，又是他建国后促成经典普及，并使之走向方法与理论系统化的基础。眼下，人们将复兴传统视作时代之需，那么有该以怎样的动机、方法和路线回到经典呢？或许，在追溯余先生学术思想根源的过程中，能够找到一些启发。
    一、“五四”传统与中古文学研究范畴的建立
    1931年，余冠英先生在《清华周刊》发表了一篇散文：《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3]这篇文章明抑实扬，用风趣幽默、隽永清新的笔调赞美了身在清华大学的读书生活，通篇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此时的清华园，俊彦云集。余冠英先生先后曾向杨树达、陈寅恪、黄节、刘文典、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求教，直到晚年还能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学术风格。[4]这一积极良好的人文研究态势，得益于1924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的成立。当时，校长曹云祥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先生为导师。至1926年，清华国学院主任吴宓创办中文系，兼系主任，并聘任了朱自清担任教授。1929年，黄节先生回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兼任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清华的老师中，对余先生影响最大的是朱自清先生。他们二人在1921年便已相识，那时朱先生是余先生母校江苏第八中学的教务主任。1926年余先生入学清华，与朱先生重逢。大三时又从历史系改入中国文学系，选过朱先生的几门课。朱自清先生曾为余先生撰写小传，说他是“外温然无圭角而内颇有所守”，余冠英先生认为这是朱先生的自况。[5]他们的性格大概相似，后来的人，大多评价余先生是“严谨而平和”。[6]1931年开始，余冠英先生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此后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直到他去世。余先生曾沉痛回忆“佩弦师”，叙及清华园岁月，称：“他为我批改文章，也常常拿他的写作和我讨论。”[7]那么，该如何理解余冠英先生当时在清华大学所处的学术研究环境呢？此时的他，在时代的交接点上，已经初步呈现一种承前启后的意味。
    从1930年余冠英先生留校任教往前看30年，当时，思想界、学术界已经完成了对中古文学兴趣的树立。1901年，梁启超先生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到了“中世”这个概念，曰：“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8]梁启超所作的历史分期，主要是要向西方的文艺复兴汲取以文化传统救国之道。这一思想迅速传播，成为一时风潮。1905年，黄节先生与章炳麟、邓实、马叙伦、刘师培等诸先生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创办《国粹学报》。黄节述及《国粹学报》的创刊，既有“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也”的现实刺激，也受文艺复兴成功的启迪：“昔者欧洲十字军东征，驰贵族之权，削封建之制，载吾东方之文物以归，于时意大利文学复兴，达泰氏以国文著述，而欧洲教育遂进文明”。[9]1906年，章炳麟先生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论称：“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10]在这个提倡革命的时代，人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强烈兴趣。[11]同时也将西方之中世，对比映照为我国之“中古”。[12]
    因此，从1901年到1930年，中古文学研究成为热潮。陈平原先生曾论及“现代作家对于‘魏晋风度’与‘六朝文章’的想像，如何规定着文学潮流的发展方向。”[13]这一时期，诸多大家不约而同地关注起中古文学。例如，1917年，刘师培撰《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23年，梁启超撰《陶渊明》；1924年，黄节撰《汉魏乐府风笺》，1928年，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又发表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等。关于此时中古文学研究热潮的兴起，过去有很多深入的分析。无论是探讨刘师培与阮元等扬州学派之关系的，还是讨论章太炎与桐城派论文之关系，[14]最后道出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即“革命”与“文章”此时被紧紧联系在一起：倡导“魏晋文章”，是希望接续旧传统，来保存中华文明之火种。而这样的倡导，是让文学研究从传统经学研究中独立出来的关键。例如，“刘师培论文学起源，论文学功能，论文学发展，论文章各体，就与‘五经’为本的传统文论形成较大反差”，而且，他的学术研究使得人们“对中国汉语所固定的特性有了更加清晰的体认”。[15]这些对中古文学导论式的探讨，对此后中古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0年前后，人们继续思考从旧学中走出的中古文学研究该往何处去。1928年，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周刊》发表《杂体诗》一文。这是他关于杂体诗研究的演讲，根据学生笔记整理而成。他对杂体诗的认识，是以唐为断代：“唐以后的不算，唐以前，杂体诗的种类已有四十六种之多了。”[16]1933年5月，黄节、朱自清二位先生联合在《清华周刊》发表《乐府清商三调讨论》一文。[17]朱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很大，除了专辑《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下册以外，还有《古诗歌笺释三种》等。他还有一些未定稿，如讲义形式的《宋五家诗钞》等。朱自清先生还撰写过《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18]等，而他的《诗言志辨》则是一部论证很深的文学理论著作。黄节先生《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谢康乐诗注》《谢宣城诗注》等，皆陆续完成于此时的前前后后。[19]可以说，黄、朱二先生通过以上所述的这些研究，基本完成了将“魏晋文章”拓宽到诗歌上来的任务，将汉魏六朝的重要名家之作，进行了彻底的整理。而且，二人对于中古文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讨论得非常深刻，在面对旧学、走向新学的道路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20]
    所以，余冠英先生正是在中古文学研究已经逐渐展开面目之际，来到清华大学求学、任职的。回顾余先生的研究，可以发现，不论整体还是细节上，都可以看到近代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的多位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的投影。其中又以黄、朱、闻三位先生为著。从整体上看，余先生的研究，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勾画出两个传统：民间传统与文人传统，[21]与黄、朱二先生所建立的中古诗歌研究基本研究格局是相符的。余先生的工作，一方面反映在对民间文学传统的整理上，故而对乐府文学的研究最深；另一方面是对文人文学传统的梳理上，奠定了中古主要文学家的研究基础。从汉代开始研究中古，是余先生所奠定的中古文学基本框架的起点。刘跃进先生也曾总结：“中国学术界一般认同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把中古文学理解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曹魏文学最辉煌的时代是汉末建安二十五年间；而建安文学的兴盛又不仅仅是在建安年间突然出现，而是东汉以来渐渐演变而成的。所以，研究中古文学至少应当从东汉做起。”[22]
    那么，中古文学研究的时间下限又应该定在哪里？余先生将之定在了唐代。他曾在《乐府诗选》中总结，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至黄初，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二是天宝至元和，也就是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董卓之乱和安史之乱,让这两个时代的人饱经忧患。[23]在文学上，这两个时代各有自特色，也有共同之处，一个主要的共同点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诗歌“为时为事”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口号，把自己为时为事而作的诗，题作“新乐府”，而将作诗的标准推源于《诗经》。[24]
    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是对诗歌的“民间传统”进行溯源之作，并以此来寻觅中古文学之先声。“五四”以前的《诗经》研究基本上未超出经学范围。五四以后虽然有鲁迅、胡适、郭沫若以及古史辨学者等的具有扭转旧风气意义的《诗经》研究，但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未全面伸展开来。此后，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既开一代风气，又具有未可限量的发展前景，但闻先生英年遇难为中国《诗经》研究史留下了不可弥补的遗憾。王长华先生说：“我以为余冠英先生的《诗经》研究与闻一多先生的《诗经》研究史是紧相衔接的。比如说闻一多强调研究《诗经》必先读懂文字，闻一多说《诗经》是诗是文学作品。这些正是余冠英先生后来在《诗经》研究中反复重申的。”[25]重视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要义也影响到了此后古代文学学者编选的其他选本。此后出版的《唐诗选》是余冠英主持编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同署名的一个选本，被视为建国后最好的唐诗选本。这个选本同样十分重视文学作品所表达的现实主义精神。
    余冠英先生的乐府研究，体现了他从清华大学诸先生那里接受到的学养。余先生将古诗视为乐府，这是吸收了梁启超先生的意见，曾引用过他所说的“流传下来的无名氏古诗亦皆乐府之辞”[26]等语。基于此，他认为在古诗中，出现了对乐府诗的拼凑与分割。如“东城高且长”篇，就是两首（各十句）的拼合。“凛凛岁云暮”篇中的“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晞”二句也是拼凑进去的句子，其余如“孟冬寒气至”一首也有拼凑嫌疑。[27]而且，余先生的《乐府诗选》，接续了黄节先生的《汉魏乐府风笺》。从二者所选诗歌的上下限就可以看出，余冠英先生将黄节先生所选汉魏乐府往下延，延至了南北朝隋代，尤其可贵的是增加了北朝乐府民歌的部分。[28]余先生常直接使用黄节先生的诗注，如《论蔡琰悲愤诗》注“羊肠坂”，直接说：“参看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之曹操《苦寒行》之注”。[29]而在黄节先生注释的基础上，他又有所拓展。如注《饮马长成窟行》（“青青河边草”）时，余先生出案语云：“《文选》亦作古辞，《玉台》一作蔡邕诗。《乐府解题》曰‘或云蔡邕之辞。’黄晦闻先生《汉魏乐府风笺》云，‘李善注云，此辞不知作者姓名。’案郦道元《水经注》云：‘余每读《琴操》，见琴慎相和雅歌录云：饮马长城窟，及其跋涉斯途，远怀古事，始知信矣。’《琴操》为蔡邕所作而有是篇名，《乐府解题》或谓蔡邕之词，于此盖课证矣。疑作古辞不误，以为蔡邕诗者，盖因《琴操》有是篇名而致误会。”[30]
    在中古文学领域，余冠英先生培养了很多后继者，他们的研究也不断深化着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范畴。王瑶先生撰写了余先生名著《汉魏六朝文学论丛》的前记，回忆了自己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所聆听的余先生开设的“中国文学史”及“汉魏六朝诗”等课程，并分析了这些课程和余先生乐府研究之间的关系。[31]王瑶先生对中古文学的理解，是其进入到现代文学领域的发端，他的《中古文学概论》影响也很大。余冠英先生后来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后，又对曹道衡先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很多启发，指导并启发他细读《文选》、《水经注》和陶、谢诸大家的集子，并且从读史入手。[32]余冠英先生早在编选《乐府诗选》时就十分重视北朝民歌，不惟只是解释其中字句，也进行了一些详细考证，可谓是研究北朝文学第一人。曹道衡先生后来专门回忆了余先生对他在开展十六国北朝文学方面的深刻影响，他直陈：“我对北朝文学的研究，也是在余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开始的”。[33]余先生也鼓励过王运熙先生。上世纪40年代在《国文月刊》发表了若干论文而引起了余先生的注意。1954年初，余先生的《乐府诗选》出版后，王运熙就写信给余先生，针对《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提了一些小意见，同时也给余先生寄去了《说黄门鼓吹乐》，这篇论文被余先生推荐到《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编辑部发表。余先生对王运熙先生寄来的书稿《六朝乐府与民歌》给予了很高评价，说它是“有系统地研究六朝乐府吴声歌曲、西曲歌的第一部著作”，并对其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书的出版，同样是得益于余先生的推荐。[34]在两辈学人反复交流过程中，中古文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得到了更大的巩固。
    总之，继承了“五四”传统的余冠英先生，深受朱自清、黄节与闻一多等先生的影响，将自己扎根于中古文学领域的研究，并继续加以开创，比如他用两个文学传统——民间传统与文人传统，树立了中古文学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让文学经典研究上的“近代中古”走向了“现代中古”。中古文学的概念与范畴，在不断被拓宽和加深的过程中，有余先生的莫大贡献。而他所做的选本普及工作，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并非是一般意义上泛泛的赏读。
    二、1940年代的国民语文教育对文学经典研究的引导
    在1930年以前学术界完成了中古文学研究兴趣之后，朱自清、黄节等诸先生不断在探索中古文学研究的发展道路。他们反对空中楼阁式、自说自话的学术研究，而是希望结合国民语言教育之需，立足中古文学经典的语言阐释和思想解析，将研究与当时的现实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1940年，朱自清先生在昆明发起创办《国文月刊》。余冠英先生从第3期开始担任主编，到第40期为止，一共五年。[35]余冠英先生的学术思想与这一期间的工作，关系紧密。
    《国文月刊》是西南联大开展文学教育改革的试验场，[36]创刊号卷首语开宗明义，说：“本刊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根据这一宗旨，我们的刊物，完全在语文教育的立场上，性质与专门的国学杂志及普通的文艺刊物有别。所以本刊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37]朱自清先生撰写了《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一文，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学生教育的不同。尤其指出，“五四”后的很多中学生，不再有之前的家塾根底，在文言文阅读理解上要差一些。[38]此刊第2期，朱先生发表《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再次强调，“要使一般中学生能够了解普通的古文和古书，以及白话文学作品，现在的国文训练，特别是中学时代的，实在不嫌不充分。”[39]基于抗日时期国民语文教育的低水平，西南联大诸先生指出中学生语文水平下降的声音十分强烈。[40]他们道出了一种时代焦虑：“据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现在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低落实为国家的隐忧。”[41]如何致力于提高国民语文教育水平的社会责任感，弥漫在当时西南联大的治学氛围之中。
    在朱自清先生去世后，曾有人这样总结他和闻一多先生的贡献：“五四以来，多少人在精神上和实际上变成‘过河卒子’，他们却一直坚持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闻先生从不做旧诗，除考证文字以外，也绝不写文言文。朱先生则不止文必白话，而且愈到晚年，为文愈是洗练。”[42]这里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那就是闻一多和朱自清先生排斥文言文。事实上，这二位先生当时针对当时的国文水平状况，都以大量的经历投入到了古代文学也即所谓文言文的研究与教学中。朱先生说：“现在的中学生，其实不但是中学生，似乎都不爱读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他们想着读文言文是没有用的。教科书里的文言文大部分是所谓古文，乃至古树，固然不能做写作白话文的榜样或标准，甚至于也不能做写作应用的（广义）文言文的榜样或标准。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读它呢？……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比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43]朱先生曾有旧诗云：“圭角磨尽看，襟怀惨不温”，正是显示他批判现实、直面问题与现状的勇气，他一直在迫切地用自己的光和热去“服务于人民的事业，服务于下一代青年。”[44]
    为了推动国民语文教育，《国文月刊》刊登的主要是与国文教学相关的内容。很多大家如陈梦家、吕叔湘、闻一多、浦江清、朱东润、沈从文等先生纷纷为该刊执笔，发表了一些深入浅出的文章。在《国文月刊》中，首先，专门谈语言的文章占有相当分量，如王了一先生的《逻辑和语法》等文章，将语言学原理阐释得浅近明白。[45]朱自清先生以“佩弦”为署名，撰写了《文病类例（词类）》，连载两期[46]；还撰有《了解与欣赏——这里讨论的是关于了解与欣赏能力的训练》，从“句子的形式（句式）”“段落”“主旨”“组织”“词语”“比喻典故例证”等七个方面来介绍如何掌握文章读法。[47]另外还有《诗的语言》一文，谈到的是“诗与文的分界”“诗缘情”“组织”。其中，“组织”涉及到包括韵律问题和句式之复沓与倒置的诗歌语言问题。[48]其次，文学经典的普及此时不断扩展深化，朱自清先生《古诗十九首释》[49]、闻一多先生的《乐府诗笺》连载多期，[50]李嘉言先生发表了《全唐诗校读法绪余》[51]等。尤其是闻先生《怎样读〈九歌〉》一文，从句式角度解释《九歌》的节奏和语言结构，是《楚辞》语言研究的经典之作。[52]这些对于文学内部语言的探索，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深度。
    余冠英先生也发表了诸多探讨语言的文章。其中，以“冠英”为署名的《关于本年度统考国文试题中的文言译语体》一篇，是基于当时人们文言文阅读能力普遍下降的现实，提出的一些疑惑：“至于学习文言的用处是否仅在读古书？中国古书中有多少是国人必须一读的？可否请出几位‘通人’将必读的古书选出来，来一次“文言译语体”，以省一般人学习文言文之劳？”[53]这些发声，其实说明当时余冠英先生就已经有了初步的经典普及思想。另外，他写过诸如《谈成语错误》，将各种成语错误分为三类，即误用、误写和误改；[54]还有《比较的读文法示例》，比较文章的体裁与性质。以鲁迅的《示众》与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为例，同样是引导大家获得读文章的语言学方法。[55]另外就是写作方面的语言探讨，如《信与达》《说雅——文章浅话之二》等。[56]余先生认为：“我们如有心学做好文章，首先得认识什么是好文章，然后才须研究怎样做好文章。前者是文章标准，后者是文章方法。”[57]这些探索，为他此后从事文学经典普及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余冠英先生的《七言诗起源新论》，是这一时期余先生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58]因为读者来信询问相关问题，他也开始思考：七言诗是怎样起来的？起于什么时候？当时，文学史对此几乎并无叙述，虽然关于五言诗的类似问题，大多辟有专章。在余先生之前，关于七言诗最著名的观点是“三七言诗由楚辞系蜕变说”，认为：楚辞句法和七言相近，由楚辞渡到七言诗其势甚顺；汉人七言诗有杂“兮”字的，可见出七言诗由楚辞蜕嬗的痕迹。余冠英先生经过排列史料，认为七言和七言诗是两回事，所以“七言”在两汉虽不“名”诗，七言确实“是”诗。七言是早在西汉已经产生的新诗体，不过当时只有少数好奇趋新的人，将它拿来运用，一般人对这种新诗体却颇为歧视，不肯认为诗的一类。歧视的原因是觉得它不登大雅，认为是来自“委巷中的歌谣”。而楚辞体早已用于庙堂文学，是早已受人尊敬的了。余先生还联系到了铜镜铭文，例如举例“尚方镜十一铭”所曰“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诸句，认为这些铭辞语极浅俗，是当时模仿谣谚的新铭体。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1944年，李嘉言、余冠英二位先生联合署名发表了《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讨论了相关问题。[59]除了这一名篇外，余冠英先生还在《国文月刊》上发表过《谈新乐府》。[60]
    在长达五年的《国文月刊》主编工作中，余冠英先生处理并撰写过大量关于语言的稿件，直面国文语言教育的热点话题。因此，在从事经典选注工作时，余先生会对文学作品中每一个字句的语言含义，进行反复推敲。例如对卢照邻《长安古意》一首中，“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二句，余先生的解释就与过去各家都不一样，他指出“啼花”二句是“借蜂蝶的眼写那些一般人所不能看到的宫内景色。”[61]曹道衡先生同样提到了余先生的“反复推敲”，“余先生考虑的不光是要注释得正确，还要使读者如何能更好地体会到诗的妙处，这种对读者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62]曹道衡先生所讲的“诗的妙处”，是范围很宽的，它体现在对诗歌把握的方方面面，需要非常深厚的学养。从语言的角度，余先生发现，乐工将歌辞割裂拼凑来凑合乐谱，是乐府诗里常见的情形，如非入乐的诗便不会如此，而是有被割裂的痕迹。他着重举例了《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篇。据《沧浪诗话》，宋人所见《玉台新咏》有将“越鸟”句以下另作一首的，可能这首诗曾被分割过，或因分章重奏，或因一曲分为两曲。这也是乐府诗才有的现象。[63]他的《汉乐府中的偏义复词》，由浅及深，谈到古文中的这类词。引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所举七个例子，如“得失，失也”等。又举例黎劭熙、刘盼遂之相关研究，举了一些例子。然后再展开自己对汉魏诗歌中的十七个词来作为讨论：“死生”、“东西”、“嫁娶”、“松柏”、“木石”、“公姥”、“作息”、“父母”、“父兄”、“弟兄”、“洒扫”、“冠带”、“西北”（西也）、“西北”（北也）、“存亡”、“丝竹”、“弦望”。[64]《说公输与鲁班》一文，是为解诗而作，讨论的是究竟公输、鲁班是指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通过分析，他发现“其实在汉诗里就有一句和‘公输与鲁班’文法完全相同的诗，就是张衡同声歌里的‘鞮芬以狄香’。”通过引《拜经楼诗话》可知，鞮芬即狄香。余先生认为，“这样的重叠，我们也可以仿朱乾的调子来加一句说明：言更无第二物也。公输、鲁班是一人，鞮芬、狄香是一物，其间的连接字‘以’和‘与’的意义也没有分别（以与古通，说见《经传释词》），所以我说两句文法完全相同。”而且，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这种文法，他还举例了现代语体中谈到言无二物的时候的套用办法：第一是什么，第二还是什么。[65]
    余冠英先生说诗，语言明白晓畅、浅近易懂，与上世纪40年代的整体学风保持了一致。除了从形式特征和词句篇章来看乐府的专论，其中专论蔡琰和曹植的，也是为了研究从他们的诗来看乐府诗对文人诗的伟大影响。[66]在写《乐府诗选》的时候，余先生在序中又提到了朱自清先生。他说，朱自清先生提倡用白话注解古典文学，他自己曾做过“《古诗十九首》释”，闻一多先生也曾发愿要做这样的工作，他的《风诗类钞》里一部分注解是用白话做的。[67]到了1944年，《国文月刊》登载了林庚先生的《谈曹操歌行》[68]、王瑶先生的《说喻》，[69]都反映了当时国文语言教育和文学经典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总之，余冠英先生的学术思想中，始终将国民语文教育与文学经典普及联系在一起，他的学术工作始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让学术研究的成果惠及国民。这种精神，和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创刊《国文月刊》所秉持的学术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他在建国后投身选本工作的动力之源。受国民语言教育的引导，他重视剖析文学经典的语言结构，极大拓展了文学内部的研究。
    三、建国以后文学经典普及工作的系统化
    徐公持先生曾讲述过余冠英先生从事选本工作的大环境。建国后，学术界曾出现过一个选本高潮。“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普及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新形势，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古典文学的愿望十分强烈，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全国都有不少著名专家来从事这项工作，如高校的冯至、浦江清、朱东润、苏仲翔、龙榆生、王季思、马茂元等教授，也都编有古代作品选。此其一。其二，这也是文学研究所科研规划中的任务，当时所内其他老专家也承担了类似的工作，如俞平伯、钱钟书、王伯祥等，不特余先生为然。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余先生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并不因为作品选带有普及性质，便予以轻视。大专家也不妨做普及工作，只要做得好，无损于学术工作的圣洁崇高，也无损于学者本身的声誉。他在这里表现出的，正是一种治学上的平易作风：凡是社会需要的，我都可以做，即使是做带有普及性的工作，也值得。”[70]徐先生赞颂的是一代学人的学术良心。而遗憾的是，选本普及工作在后来逐渐被轻视，由此也产生了对于那个时代下所出现的选本的学术价值的低估。所以徐先生才有诸多回护之言。
    余冠英先生重视选本，同样是继承了朱自清先生的意见，比如朱先生曾就《唐诗三百首》发表过重要的意见。[71]余先生的选注工作，促进了文学经典普及工作的系统化，形成了非常独到的阐释方法。这些方法，暂可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重视选诗之原则与体例，擅长整理融会旧说。余先生对于诗歌选本的工作，不是徒作鉴赏，也不是简单翻译而已，他在选诗时颇有原则。例如对于《乐府诗选》，首先他对那些能够影响文人的乐府，是优先选择的。而选择底本时，颇有文献意识。关于校勘。各篇以影印本汲古阁本《乐府诗集》做底本，和其他总集、乐志、专集、类书等互校。凡遇可供参考的异文便用小字夹注在正文之下。其中如有正误优劣很显明，校者认为应从“一本”的，便在夹注的字旁加着重点来表示。
    第二，在注诗时，注意选择恰当体例，并且擅长整理融会旧说，充分考虑读者需求。例如，在《乐府诗选》中，“各篇先释字句，后述诗意（明白易晓的诗从略）。间有关于本事或背景的说明和作者介绍之类都附在后面。为了让读者省力，竭力少引书名人名，引用古书的时候，较难的都译为白话。注释者的创说也并不特别说明，因为普通读者不需要知道哪是旧说哪是新解，而专家学者不需说明自能辨别”。 [72]他将选本的读者“想象”为“国文修养相当于初中以上的程度，而且对于古典文学有兴趣的”。 [73]余先生擅长整理旧说，并以现代语言将之融会。比如关于《诗经》，从毛诗、三家诗到近代朱自清、闻一多的成果，不下八九十种，他都进行过广泛参考，下了苦功夫，在词句注释上融会之，并开辟新意，从而形成了兼百家之长的特点。[74]如今的古典文学普及所面对的读者，在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上都已经发生巨变，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下，经典普及工作都需要以读者的需求为重。
    第三，重视诗人、诗歌作品的艺术特点。根据曹先生的回忆，余先生当时在指导他时，很注意为之讲解一些作家的艺术特点。比如曹先生早年对谢灵运评价不高，认为是个高门贵族大地主，不敢多加肯定，但余先生就多次向他指出：“大谢不能否定。他是语言大师。他在诗歌的贡献，是要好好体会的。”[75]在处理对颜延之与陆机之比较时，余先生也曾提出“仔细体会的话，颜延之的诗虽学陆机，但在技巧上有发展，手法比陆机老练。”[76]按照这样的指引，曹先生也对经典作家的作品有了更多的涵咏及收获，他说“我后来仔细再读江、鲍的诗，体会到鲍照更近左思，江淹更接近阮籍，一个刚劲，一个深沉。除此之外，余先生还多次讲到谢朓，对谢朓评价甚高。”[77]徐公持先生也认为，余先生在艺术理解方面确实很有功力，常常能够抉发出他人所忽视或者未能理解到的含义，提出自己的精妙见解。如余先生评价何逊《送客》：这篇作品前半篇写惆怅情怀，后半写江上凄寒景象，过去一般解者都以为这是诗人送客之作；但是何逊集子内还有另外题作《相送》的五篇诗，从内容看，那五篇都是何逊辞别送行者，而非送行他人的，由此联系起来看，可以认为何逊写这诗是他自己上路，辞别送行者。余先生说：“这些都是诗歌的微妙之处，牵涉到每个诗人的写作个性和习惯。稍予疏忽，便难于觉察。所以读诗要非常细心。”[78]
    第四，精于考据、考释。余先生对曹植《杂诗（之六）》“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中“太山”一词的解释，超越了黄节先生。他说：“赴‘太山’，犹言‘赴死’。汉以来迷信死后魂归于泰山，古乐府《怨诗行》‘人间乐未央，忽焉归东岳’，应璩《百一诗》‘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刘桢《赠五官中郎将》也有‘常恐思岱宗，不复见故人。’之句，可见汉魏人惯用这种说法。旧说从地理和时事解释此句，多牵强。”[79]余先生这里的解释非常精彩，可以说是他拨开了在此问题上的千年迷雾。旧说多不可通，如黄节解此句是说“心随（曹）操而东也”。[80]余先生《诗经选》的注释，既极审慎地多方面吸收前人和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又往往独出新见。对于前人的成果，他较多采用今古文兼通的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对今人则十分重视闻一多等先生的意见，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卫风·新台》：“鸿则离之”的“鸿”字，即取闻说。又如对《豳风·东山》“瓜苦”、“栗薪”的解释，也同于闻说。余先生以充足的理由反驳了古诗为枚乘、傅毅所作及建安中曹、王所制的两种说法，同时指出它是失志文人所作，这就为近代学者论断的古诗作于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提供了更多的佐证。王瑶先生评价余冠英先生的乐府研究时说，乐府诗中的词句本来有许多很难解，特别是汉乐府，以前虽也有些人做过解释训诂的工作，但大都是采用“汉八解经”的传统办法，注重出处训诂，而对诗意和乐府诗的精神却每多忽略，他解释的态度既不似训诂家之穿凿附会，也不似一些人“不求甚解式的‘以意逆志’”，他能本着乐府诗的精神别求新解，使诗焕然生色，而又言必有据，从历史和诗本身来证明这样解释的真确。[81]余先生《说“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是基于乐府相和歌清调曲《长安有狭斜行》中的这个句子，来考证这里的“无官职”和“仕洛阳”是何关系。朱乾认为，是小子官散郎，虽有官衔，并无职事。但是余先生认为如此解释，句子仍然是矛盾的，不可自圆其说。根据句子的上下文，他认为说无官职是指当下，而仕洛阳是指将来。而与此相类者，还有《孔雀东南飞》中的“汝本大家子，仕宦于台阁。”[82]这样的考证十分精细。余先生《论蔡琰〈悲愤诗〉》一文同样是抽丝剥茧，唯务析疑。蔡琰此作，历来有人怀疑是伪托。蔡琰被俘虏的经过，范晔《后汉书》叙述不详。因此这引起了后人的诸多猜测，沈钦韩、何焯、王先谦等对此都有过论述。余先生以为，“蔡琰如曾做诗来写她的悲愤，可信的倒是五言这一首，而骚体一首断然非真。因为五言《悲愤诗》所叙事实一一和史籍相合，而骚体一首的描写不切于实际的情景。”[83]《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一文，更是言之有物之论。文章开头即点明意旨，是从比较《乐府诗集》的不同版本出发，纠正其中著录作家姓氏之讹误，[84]余先生所论共72 条，所下功夫尤著。余先生认为这些基础的文献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这些基本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作品产生误读。
    余先生细读经典之法，对我们今日的研究仍有启发意义。回归经典、细读文本，重新找到问题的生发点，是拓宽今后研究道路的必由之路；解决问题，需要有详尽的文献收集与整理工作，也需要从理论上阐释清楚。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文本的细读开始。[85]余冠英先生继承了很多朱自清先生的读书方法。朱先生反对囫囵吞枣的读法，因为那样“所得的怕只是声调词藻等一枝一节，整个儿的诗会从你的口头眼下滑过去”，在《诗多义举例》里面他也说过：“断章取义是不顾上下文，不顾全篇，只就一章、一句甚至一字推想开去，往往支离破碎，不可究诘。”[86]但是他又不满足于对旧有解释的解释:“诗是精粹的语言，暗示是它的生命。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功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87]余先生的学风和文风，恰如他自己对朱先生的评价：“他的文章，也需要细读，多读，久读才能发现那些常言常语中的至情至理，才能发现那些矜慎中的创造性，稳健中的进步性，才能发现那些精炼中的生动，平淡中的绚烂。”[88]
    长期在经典普及方面的工作，为余冠英先生积累了丰富的治学经验，也造就了他独特的文学史眼光。余先生曾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陆侃如、冯沅君二位先生《中国文学史稿》的文章，文中说：“（文学史）和社会一般发展是紧密联系着的，但是社会变化反映到文学上来有时快，有时慢，有时显著，有时不显著，因此社会一般发展的阶段未必和文学发展的阶段完全一致，彼此不是‘步亦步，趋亦趋’……因为文学有相对的独立性，它的发展不能不受其自身所固有的客观规律所制约，所以考虑文学史的分期必须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符合文学本身的新旧代变的实际情况。仅从社会一般发展考虑显然是不够的。”[89]这些意见，既有现实针对性，又很具学术理论分量。这表明，余先生虽不以文学的理论研究擅名，但他在这方面并非没有自己的见解，应当说他的见解相当深刻。文学史的确具有多种可能性，[90]而余先生的文学史观是以作家、作品为灵魂的，是以探索文学内在结构为要义的，这在这个时代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结  语
    余冠英先生一生对于中古文学研究学科有着充沛的建设热情，不断推动服务社会的文学普及工作。投身语文教育、促进经典普及的志愿，在他早年求学、任职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就已经树立。朱自清先生曾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虽然近乎高调，但有机会为人做点事，到底是个安慰。”[91]余冠英先生深受朱先生思想精神的熏陶。直到1992年余冠英先生86岁高龄时，他还亲自为青少年儿童做选本工作，编选《余冠英推荐中国古代民歌》。他在序中说：“说起我的这个夙愿，自然便要提到一件往事。那是打到‘四人帮’之后不久，一个女孩子想要学习《诗经》，又没有凑手的书籍，听说我选注过，便来信打听。她的信中称呼我为‘余冠英阿姨’。这自然是一个笑话，但它却告诉我，我距离孩子们已经多么遥远。所以，在我回信告诉她，我不是‘阿姨’，而是一个白发老翁的同时，便也萌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我能否以有生之年，特意为孩子们做一些虽小但却有用的事呢？”[92]余先生作为学问大家，犹能牵挂着下一代对传统知识的传承，今天的学术界也应该将这种奉献社会的理想传递下去。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文学经典的选本，来承载中华文明的代代流传。这样朴实无华却泽被后世的工作，不应止步不前。
    注释：
    [1]徐公持：《记余冠英先生及其学术》，《汉魏六朝诗论丛》附，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2页。
    [2]徐公持：《记余冠英先生及其学术》，《汉魏六朝诗论丛》附，第192页。
    [3]灌婴：《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清华周刊》，1931年6月1日，总第514-515期，第143页。
    [4]韦凤娟：《余冠英先生的生平及其学术活动》，《文献》，1988年第2期，第116页。
    [5]姜健、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6]徐公持：《记余冠英先生及其学术》，《汉魏六朝诗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2页。
    [7]余冠英：《悲忆佩弦师》，《文讯月刊》，1948年第9卷第1期，第143页。
    [8]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夏晓红译、陆胤校订《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0页。
    [9]黄节：《国粹学报叙》，见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第3集•第13卷•散文集四，北京：中国书店， 1993年，第354页。
    [10]章太炎：《革命道德说》，见《章太炎自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345页。
    [11]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中国文化》，1997年第1期，第273-305页。
    [12]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中国文化》，1997年第1期，第273-305页。
    [13]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中国文化》，1997年第1期，第273-305页。
    [14]汪春泓：《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文学遗产》2002年第4期，第14-28页。
    [15]刘跃进：《刘师培及其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11期，第13页。
    [16]朱自清：《杂体诗》，《清华周刊》，总第447期，1928年12月15日，第28页。
    [17]黄节、朱自清：《乐府清商三调讨论》，《清华周刊》，1933年5月8日，总第559期，第821页。
    [18]李少雍：《朱自清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第108-117页。
    [19]朱文华，许道明主编：《上海文学志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14年，第1133页。
    [20]张耀宗：《重建古文学的阅读传统——从朱自清与黄节的一次讨论谈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06-115页。
    [21]王瑶：《前记》，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v页。
    [22]刘跃进：《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中古文学思潮》，未发表手稿。
    [23]余冠英：《乐府诗选•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24]余冠英：《乐府诗选•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25]王长华：《余冠英的诗经研究》，《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第128-132页。
    [26]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余冠英《乐府诗选•序》引用，见《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页。
    [27]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见《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26页。
    [28]余冠英：《乐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89-99页。
    [29]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见《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5-64页。
    [30]余冠英：《饮马长成窟行》（“青青河畔草”）注，《乐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31]王瑶《前记》，见《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vi页。
    [32]曹道衡、徐公持：《回忆余冠英先生》，《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第148页。
    [33]曹道衡、徐公持：《回忆余冠英先生》，《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第151页。
    [34]王运熙：《回忆与余冠英先生的交往》，《文史知识》2000年第5期。
    [35]余冠英：《悲忆佩弦师》，《文讯月刊》，1948年第9卷第1期，第144页。
    [36]傅宇斌：《国文月刊与西南联大文学教育》，《当代文坛》，2011年第2期，第130-133页。
    [37]《卷首语》，《国文月刊》，1940年第1期，第1页。
    [38]朱自清：《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国文月刊》，1940年第1期，第2页。
    [39]朱自清：《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国文月刊》，1940年第2期，第2页。
    [40]如罗庸《感与思——二十九年八月卅一日在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会夏令讲习会讲》、浦江清《论中学国文》、和克强《中学生作文成绩低劣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等，见《国文月刊》1940年第3期，第2页、第6页、第15页。
    [41]朱自清：《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国文月刊》，1940年第2期，第4页。
    [42]渐离：《双星的陨落》，《文讯月刊》，1948年第9卷第1期，第145页。
    [43]朱自清：《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国文月刊》，1940年第2期，第3-4页。
    [44]渐离：《双星的陨落》，《文讯月刊》，1948年第9卷第1期，第145页。
    [45]王了一：《逻辑和语法》，《国文月刊》，1940年第2期，第6页。
    [46]佩弦：《文病类例（词类）》，《国文月刊》，1940年第1期，第33页；第4期，第31页。
    [47]朱自清先生讲、叶金根整理《了解与欣赏——这里讨论的是关于了解与欣赏能力的训练》，《国文月刊》，1943年第20期，第2页。
    [48]朱自清：《诗的语言》，《国文月刊》，1942年第17期，第6-8页。
    [49]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国文月刊》连载五期，分别在：1941年第6期，第8页；1941年第7期，第10页；1941年第3期，第8页；1941年第9期，第15页；1942年第15期，第21页。
    [50]闻一多：《乐府诗笺》，《国文月刊》连载五期，分别在：1940年第3期，第22页；第4期，第9页。1941年第8期，第7页。1941年第11期，第6页。1942年第16期，第17页。
    [51]李嘉言：《全唐诗校读法绪余》，《国文月刊》，1941年第9期，第9页。
    [52]闻一多：《怎样读九歌》，《国文月刊》，1941年第5期，第2页。
    [53]冠英：《关于本年度统考国文试题中的文言译语体》，《国文月刊》1940年第3期，第30页。
    [54]余冠英：《谈成语错误》，《国文月刊》，1940年第2期，第23页。
    [55]余冠英：《比较的读文法示例》，《国文月刊》1940年第4期，第25页。
    [56]余冠英：《信与达》，《国文月刊》1941年第8期，第14页。《说雅——文章浅话之二》，《国文月刊》，1942年第11期，第16页。
    [57]余冠英：《信与达》，《国文月刊》，1941年第8期，第14页。
    [58]余冠英：《七言诗起源新论》，《国文月刊》，1942年第18期，第7页。1943年第19期，第18页。
    [59]李嘉言、余冠英：《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国文月刊》，第28-30期，第51页。
    [60]余冠英：《谈新乐府》，《国文月刊》，1940年第1期，第10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唐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7页。
    [62]曹道衡、徐公持：《回忆余冠英先生》，《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第147页。
    [63]余冠英：《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见《汉魏六朝文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26页。
    [64]余冠英：《汉乐府中的偏义复词》，见《汉魏六朝文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7-32页。
    [65]余冠英：《说公输与鲁班》，见《汉魏六朝文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3-37页。
    [66]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建安代表诗人曹植（一九二至二三一）》，见《汉魏六朝文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5-76页。
    [67]余冠英：《乐府诗选•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68]林庚：《谈曹操歌行》，《国文月刊》1944年第27期，第40页。
    [69]王瑶：《说喻》，《国文月刊》1944年第28-30期合刊，第37页。
    [70]徐公持：《记余冠英先生的学术》，《汉魏六朝诗论丛》附，第192页。
    [71]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朱自清全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5-240页。
    [72]余冠英：《乐府诗选•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73]余冠英：《乐府诗选•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74]徐公持：《经得住检验的力作——评余冠英的几部古代诗选》，《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第141页。
    [75]曹道衡、徐公持：《回忆余冠英先生》，《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第147页。
    [76]曹道衡、徐公持：《回忆余冠英先生》，《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第149页。
    [77]曹道衡、徐公持：《回忆余冠英先生》，《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第150页。
    [78]曹道衡、徐公持：《回忆余冠英先生》，《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第150页。
    [79]余冠英注《杂诗》，见《汉魏六朝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4页。
    [80]余冠英注《杂诗》，见《汉魏六朝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4页。
    [81]王瑶：《前记》，见《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vii页。
    [82]余冠英：《关于孔雀东南飞的疑义》，《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第84-88页。
    [83]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见《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5页。
    [84]余冠英：《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见《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2页。
    [85]刘跃进：《回归经典，细读文本——文本细读与文学研究推进》，《文史知识》，2017年第2期，第39页。
    [86]朱自清：《诗多义举例》，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87]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18 页。
    [88]余冠英：《悲忆佩弦师》，《文讯月刊》，1948年第9卷第1期，第144页。
    [89]曹道衡、徐公持：《回忆余冠英先生》，《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第151页。
    [90]刘跃进：《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新世纪十年论坛致辞》，《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第148-149页。
    [91]余冠英：《悲忆佩弦师》，《文讯月刊》，1948年第9卷第1期，第144页。
    [92]余冠英《余冠英推荐中国古代民歌•序》，见侯明注《雨刮宁推荐中国古代民歌》，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1页。
    作者简介：蔡丹君，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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