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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年到耄耋，从中学生党员到新中国的文化部长，那颗“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初心始终在王蒙的胸中跃动。 1948年，年仅14岁的王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身份参加革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对我的意义非常大，那是完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世界。我亲眼看见旧中国和旧社会是怎样分崩离析的，到处是危机，百姓没法生活下去。” 王蒙激动地说，新中国像朝阳一样，有诸多的可能性和期待；在革命战争胜利凯歌声中建立起来，社会焕然一新。 “新中国的成立、发展、建设是我一生的经历，也是创作的主题，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新中国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她的辉煌成绩我分享了，她的曲折和坎坷我也有经验。” 王蒙的文学创作与新中国的行进步履紧紧相连。 从上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到改革开放后的《蝴蝶》《布礼》《活动变人形》等，到进入新世纪后的《这边风景》及“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王蒙始终敏锐地捕捉着时代的脉搏，关注现实、反映现实。他的作品清晰描绘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变迁，深刻剖析人们的内心世界。 在67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王蒙创作了1800多万字文学作品，出版近百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作品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国际上出版，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和多项国际性文学大奖，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高度。 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与时代、现实相呼应： 1953年，王蒙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开启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刻画了新中国新一代青年人积极明朗、热情洋溢的精神风貌； 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显示出他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思考，以及在选材立意上的新意和勇气； 依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生活劳动的丰富经历，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生动表现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火热图景，并于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表姐》《布礼》《蝴蝶》《杂色》等，显示出王蒙对历史与人生的回顾和思考，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图景中十分具有代表性。 此外，王蒙在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不断创新探索。 “王蒙既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思潮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面镜子。”有人这样评价。 谈及自己取得的文学成就，王蒙认为主要在于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以及丰富的人生阅历。 “我的兴趣广泛，热情持久，对各个阶段的各种情况都有浓厚的关注。我的少年、青年时代赶上革命成功和新中国成立，这给我的人生奠定了光明的底色，即使我日后遇到了一些曲折和挑战，也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王蒙说。 在任职《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期间，王蒙关注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其人生经历、精神状态、探索活力和情操品行，也影响和感染了后辈作家。 “曾经有一篇被编辑否定掉的稿子，我看了觉得不错，就让它‘起死回生’，给发表出来了。”王蒙回忆说，这篇作品的发表影响了作者的一生，他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对于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手机浏览的现象，王蒙相信，人们终将会重新燃起对书本阅读的热情，这要求文学作品拥有经典、深刻、永恒的价值，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网络上有大量写得很好、引起读者兴趣的书，但是仍然显得追求数量，比较平面化。” 在王蒙看来，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光辉成绩和痛苦探索无与伦比。“这样的时代应该留下文学代表的杰作、经典，应该有更多深刻的作品出现，有成就更大的作家出现，有对这段历史的更多的咀嚼、消化、记忆和加工出现。我相信会有这样更好的作品和作家。” 王蒙希望，青年作家们能以最高标准摆脱畅销市场的诱惑，为国家、民族和历史创造新时代的经典。 如今，85岁高龄的王蒙依旧笔耕不辍，今年以来，发表了《生死恋》《邮事》《地中海幻想曲》和《美丽的帽子》等多部小说。作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他还承担比较文学、古典文学等研究工作。 “我希望能多写一点，一直写下去。”王蒙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思北、周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