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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中国70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80年代，第二个阶段从90年代至今。前者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和理论先导为特色，与民国以来的学术判然区分；后者以日益壮大的经济力量为基础，形成“走向世界”的学术风貌，同时，受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制约，注重学术的自身目的也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面对当今世界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潮和派别，如何以自信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态度参与其间，形成一种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需要我们为之努力的一个方向。 关键词 新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本体；文学思潮 引言 新中国的70年，是不平凡的70年。70年，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史学观念中，属于一个介于中时段和长时段之间的历史段落。以这样一个历史段落为研究对象，我们首先要找到“趋势变动”的起点和转折点［1］。文化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另一方面也会对政治和经济产生反作用。所以，两者间的关系便是既相互制约又不相平衡，如果要将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划分段落，以便更好地叙述和理解这一段历史，就未必是与政治史或经济史齐整一致的。文学研究的核心是批评，文学批评必然拥有其标准，其中也就必然蕴含着某种理论，追根究柢，更是由某种哲学所决定的。尽管这里有自觉的和非自觉的差别，有高调声称和默然无语的不同表现，文学批评都无一例外地受控于批评者的世界观。因此，当研究者群体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更且在情感上、心态上也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是“趋势变动”的起点或转折点。阮元曾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2］如果我们把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起点，那么，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在文化建设上（其中必然包括了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如果以新中国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为段落，起点是确定的，而转折点似乎在80年代末。 一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49年10月1日，东南沿海、西南山区的枪炮声还在持续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胡风颂扬一个新时代到来的神来之笔——“时间开始了”，代表了无数诚恳而热情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最美好和最纯洁的希望”。新政权建立了，需要“制礼作乐”，也就是要建设一个与新政权相配合的新文化。军事上的大规模冲突结束了，国民党800万“拿枪的敌人”被打败了，但“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知识分子虽然在思想上、认识上大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而在习惯上、心理上还未能完全适应，需要刻不容缓地对这500万群体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3］。在更早一些时候的解放区，这样的工作已经开展。比如1949年4月结束的对萧军的批判，落实在其“无耻的温情主义”和“反动的人道主义”。7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了30年来文艺界的两条道路，即资产阶级的自由艺术路线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路线，确定了文学艺术工作者要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衍伸到文学研究，就是需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现成的样板，就是苏联的主流思想。他们的理论就是我们的理论，他们的文学批评标准也就是我们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切文学作品，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需要通过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取舍。另一方面，就是要彻底清除欧美资产阶级、中国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正面的，要通过不断的整风学习来提高理论水平；负面的，则又通过不断的批判运动来肃清其毒。 不妨通过目录学来做一番整体的扫描。根据1949—1954年《全国总书目》［4］，文学部中的第一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一色来自于苏联，其中单行本14种，“文学理论小译丛”共6辑46种，中心内容是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典型理论、人民性等，如《苏联文学中的典型性问题》（奥泽罗夫）、《论苏联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罗米则）、《论俄罗斯文学中的人民性》（叶尔米洛夫）、《典型与个性》（布罗夫等）、《列宁与文学的人民性问题》（谢尔宾纳）；第二类是“毛泽东文艺路线”，共15种。其它如“文学批评”“文学写作研究”“作家论及作品研究”“古典文学研究”“文学史”等类中，也大量包括了苏联的著作，总计25种。在语言学方面，最多的是有关俄语学习的。至于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大量翻译自苏联。当时的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也有专门出版中文书籍者，5年中共计148种，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类，社会、政治、经济类，语言文字类，苏联介绍类，文学、艺术类。1955年《全国总书目》［5］反映的基本面貌也类似，“文学理论”18种全部翻译自苏联，另外有3种书专门介绍苏联的文艺政策。“作家论及作品研究”中专列“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作家论及作品研究”共11种，也多出自苏联文学评论家之手。苏联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就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成是所有文学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这些论著在中国的开花结果可以用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为代表，这篇原载苏联《旗帜》1952年第12期的文章，在1953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被转载。而在同年9月24日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周扬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为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最高标准”。很显然，这是对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的亦步亦趋。就文学研究而言，无论是理论批评还是实际批评，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季莫菲耶夫，其著作的中文版有《文学概论》《文学发展过程》《怎样分析文学作品》《苏联文学史》《文学原理》《高尔基》《俄罗斯古典作家论》《论苏联文学》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其论著之“魂”。变化是从1956年开始的，当时隐隐出现了中苏两党之间的论争，至1960年的完全公开化，大量翻译出版苏联文学理论的情形也随即而有整体改变，取而代之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看看1960年的《全国总书目》［6］“文艺理论和批评”类书籍，苏联著作已杳然无迹，冲击视觉的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为争取文艺的更大丰收而奋斗！》、《毛泽东文艺思想》（第1分册）、《在毛泽东的文艺道路上不断革命》、《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电影创作上的光辉胜利》等。此后一直到1977年12月31日毛泽东与陈毅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激起全国学术界对“形象思维”以及“比兴”、宋诗等问题的讨论，学术界的动作都是随着最高领导人的种种批示而翩翩起舞的。 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应邀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演讲，他说的“现代中国”，范围从1949年到当时。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导致了最可注意的两点深刻的变革，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改变了解放前的中国“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为同义名词”的局面；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又改变了解放前的“这种‘可怜的、缺乏思想的’状态”［7］。这是从积极方面所做的肯定的衡量，但若从古代文学研究的实绩来看，恐怕就难以如此乐观。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是伴随着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展开的，由于毛泽东在1954年10月16日的直接介入，将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不同观点的讨论上升到“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的高度，并且号召“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8］，所以不到一年，1955年3月15日的《文艺报》半月刊第5期，就刊登了俞平伯的自我批判文章《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从此他闭口不谈《红楼梦》。“小人物”能够挑战“大人物”并大获全胜，证明了所谓的“学术功力”是不堪一击的。如果在思想上犯了方向性错误，即便拥有珍贵资料，并在其基础上展开的精密考证，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可能是有危害的。这也表明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足以超越权威、战胜权威。于是就出现了由大学生编纂的红封面《中国文学史》，以及许多发表或未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论等，大学生的研究热情和批判热情一时无比高涨［9］。既然在资料上难以超越前贤，转而也就轻视资料，甚至无视资料，“以论带史”最终演变成“以论代史”。纯粹的文献著作，也会遭到严厉的批判。比如1960年对徐朔方《汤显祖年谱》的讨论，1966年对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辛稼轩诗文钞存》《稼轩词编年笺注》的讨论，都集矢于其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方法编纂年谱、缺乏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论、对古代作家的盲目崇拜等问题上。 50年代初大量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著作，的确激发了学术界对理论的关注和热情，但并未能结出应有的果实，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这些理论的引入，裹挟着马列主义的权威架势，是只能全盘接受，不能有任何质疑或修正，因为反苏就是反共。在苏联，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也处于权威地位，但仍然有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其它理论可以引起斗争和论战（虽然并不平等），比如俄国形式主义理论［10］，巴赫金的“对话”、“复调”和“狂欢”理论（这些理论在当时是不能传入中国的）［11］。因此，在论战中形成和发展壮大的理论本来也不失其生命力。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进入中国的苏联文学理论成为无可置疑的金科玉律，在研究实践中则沦为僵硬的教条。其次，即使在60年代初，人们开始重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编纂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以及《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著，但“文学概论”的基本框架，仍然遵循了季莫菲耶夫及毕达科夫的体系，只是将古代文论作为可资印证的材料，充塞到不同章节之中，还无法以中国文学理论为主体，呈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评传统。外来理论和本土理论（如果承认有的话）未能进行平等的对话，更遑论做有机的结合。再次，如果说文学理论自身有其系统的话，苏联文学理论的脉络，也与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的文学理论存在联系。而50年代的中国只是让苏联理论单科独进，而对欧美文学理论关上大门，只是在缝隙间勉强挤进极少量19世纪以前的理论。到60年代初中苏交恶以后，连苏联的理论著作也被归于修正主义而被拒之门外。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于理论学习的热情就未能取得应有的收获。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言，周扬有高调赞美，将这一概念设定为文学创作、批评和研究的最高标准，众人则不加思考地在自己的论著中套用此概念，陆侃如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12］一文中，稍微涉及这一概念的历史性，但很快就加以批判和否定，主张以现实主义概括中国五四运动以前乃至世界上“任何时期、任何国家”文学史的主流，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括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主流。然而这样一个概念，在东西方主要文学史的发展中，能否充当所有时代优秀文学作品的标准创作方法，成为一个文学类型学的概念，或者只是在文学历史的某个时期突显出来的一种倾向？从美学角度讲，一方面要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必须按照其应有或将有的模样来描写，由此而集中到“典型”的概念，在欧洲文学批评史上，是否也存在各种不同的讨论？然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学术界没有任何声音，因为对待从苏联舶来的理论，唯一能做的就是贯彻执行［13］。 这一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界，争论和批判不断。从1949年11月开始的有关古典文学遗产的论争，1950年1月的美感论争，1954年以来的《红楼梦》研究论争以及紧接着的胡适思想批判，1958年全国高校的学术思想批判，1960年的文艺界和高校对欧洲18、19世纪文学的批判，同年12月的山水诗评价论争， 1961年2月的文学共鸣问题论争，3月的《西厢记》作者论争，5月的古典小说创作方法论争、桐城派评价论争、《汉宫秋》评价论争，1962年1月的金圣叹评价论争，3月的曹雪芹生卒年论争，1963年1月的《陋轩诗》评价论争，1965年1月的《桃花扇》再评价论争，3月的“宫体诗”论争，6月的李伯元作品再评价论争、《兰亭序》论争，8月的《窦娥冤》再评价论争，1966年2月的辛弃疾评价论争，等等［14］。这些名目众多的论争“每以讨论为名，行批判之实”［15］，即便是作者论争或生卒年论争这类较为客观的论题，也难免染上大批判文风。到了后来六七十年代的《水浒》评论、《红楼梦》评论或儒法斗争评论，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参考一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66.7—1979.12）［16］，1975年以来的《水浒》评论连篇累牍，数量超过这一时段所有论文的1/4，但文学研究已经完全被绑架到政治斗争的战车上，几无学术之可言。 然而主要倾向不是唯一倾向，在一片大合唱中，还是有微弱的不谐和音。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各篇当然写于此前，不过整理成书是在50年代初。先是1950年由广州岭南大学印成线装本，后来由上海文学古籍社在1955年出版。据陈寅恪自述，这部书以及后来的《柳如是别传》等论著，所用的方法“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17］，后者即有所暗喻。还有一部值得提出的著作，就是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这部初版于1958年的宋诗选本，在其本人看来：“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可以“作为那个时期学术风气的一种文献”，“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18］。这样的书在出版当年就受到批评甚至严厉的批判是可想而知的，幸好1959年日本小川环树在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上发表了一篇高度赞美的书评，多少扭转了对此书的否定趋向。所以在1963年的时候此书又获再版，只是不得不删去了一些内容［19］。以上二书是那个时期罕见的流传至今还被不断重印的著作。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要向经济建设转移。而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开始了拨乱反正，对影响深远的极左思潮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清理。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1980年7月11日，程千帆在《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召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要改变古典文学论文“请马、恩、列、斯、毛轮流发言作结论，有时再加上鲁迅和高尔基，不能也不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的倾向；二是批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养成了一种不踏实的学风，认为只要有正确的论点，材料的多少是次要的”［20］。这针对的是古代文学研究中“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文风，以及研究人员中“空对空”式的虚浮夸诞学风。198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实施，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以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也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众多老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一方面认真培养学术人才，另一方面，其积累多年的沉思翰藻也呈现于世（包括少量遗著），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唐声诗》《宋诗话考》《全金元词》等。经过解放思想运动，以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学者的著作也重新问世，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整个80年代，思想界异常活跃，1985年是“方法论年”，1986年是“文化热年”。国门打开了，思想解放了，面对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人们的立场不一、态度不一、观点不一，但讨论、争辩甚至攻击的激情洋溢在知识群体之间。对“伤痕”文学的质疑，对朦胧诗的责难，对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批判，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各种政治运动或“准”政治运动依然连续不断，只是与之前相比，规模和时间较为有限［21］。知识群体中一波热情兴起，遭到暂时的冷却，更高的热情接踵而来。从精神特质上来看，这与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学术或非学术论争中，总是伴之以热血沸腾的状态具有连贯性，这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站在学术史的立场，我把这40年划归为同一个时代。 二 走进一个更新的时代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在巡视南方途中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中心思想是要继续改革开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22］。中国经济随之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一条东方的巨龙开始腾飞了。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么，从90年代开始，就走进了一个更新的时代。 所谓“新”，就是与过去的不同，知识分子的情感和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学术成果，也显示出不同的色彩。李泽厚曾对此做过一个概括：“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23］我们暂且搁置其中的倾向性，专注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来看，是一语中的的，而这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学术史的内在理路与政治上的外力重击，国门大开后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诸多“合力”造就了90年代学术的新特征：学术可以并且应该有其自身的目的，“为学术而学术”可以并且应该成为一个正面的表述。 从研究群体来看，学位制度实施后培养的硕士、博士，此时在学术上开始成长成熟起来。他们大多经过较为严格的专业训练，造就了较为优良的学术素养，也拥有了比上一代更为开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较其前辈更为优越的学术环境，与国际学术界展开了频繁的交流。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在整体上不仅远远超过此前的40年，就是放在现代学术的100年中看，也超过了此前70年的总和。 我们不妨以钱锺书在1978年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不足所做的评论为参照，其意见可以归纳为3点［24］：第一点集中在文献上，包括缺乏重要诗文集的新版本，欠缺各种专题的文献目录和汇编，总集的整理也相当滞后。检阅90年代以来的学术业绩，文献整理是最为耀眼夺目的。其中新编的一代文献总集（有的还在继续编纂中），就是其鲜明标志，如《全宋文》《全元文》《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元诗》《全明词》《全清词》《清诗话全编》等。又有专题文献的汇编，如《中华大典·文学典》《历代文话》等。此外，以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为代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重要的总集、别集的校注（包括整理旧注和今人新注）已呈现系统。此外，像《唐才子传校笺》《宋才子传笺证》《唐人轶事汇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以及分体断代的“中国文学史料学”等著作也纷纷问世。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各种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使得汗牛充栋的文献通过关键字词的检索，转瞬之间便纷然胪列在目。大数据的出现，不仅简省了查阅文献资料的时间，并且有可能改变学术研究的面貌（当然也存在另外的问题）。 第二点是还没有一部比较详备的大型文学史。然而90年代以来，各类文学史层出不穷，既有文学通史，也有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中，韵文有诗史、词史、散曲史；有散文史、辞赋史、骈文史；有小说史、戏曲史、文学批评史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区域文学史、专题文学史等，可谓琳琅满目，过去较少被注意的时段和文体（如明清诗文和辞赋）的研究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其中较为大型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出版了《先秦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元代文学史》等6个分册。文学批评史方面，如复旦大学的7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都堪称“比较详备”。由于文学史的大量出现，有关写作方法论的探讨也曾被作为学术会议的议题和学术著作的选题。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随着女性主义和非裔作家的兴起，对过去的文学史发起了挑战，认为那只是欧洲白人男性的文学史。他们纷纷发表众多火药味十足的宣言和挑战性强劲的论著，强调对以往文学经典的颠覆，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胜利［25］，所以在传统文学经典的捍卫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眼里，这些女性主义者和非洲中心论者等都属于“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的成员［26］。这种思潮辗转传入中国，也引起对有关经典、选本和文学史“权力”等问题的关注，并激发了对女性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以及对女性作品的评判研究。 第三点是对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论著知之甚少，钱锺书特别指出：“这种无知是不可原谅的，而在最近的过去几年里它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亏得它并非不可克服的。”90年代以来，这种状况也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只要稍稍关注一下出版物，以各种“汉学”为名的书刊，如《国际汉学》《汉学研究》《世界汉学》等层出不穷；或以国别为单位，既有“蔚为大观”者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汉学，也有“偏在一隅”者如以色列汉学，恰如“飞絮撩人花照眼”。各种研究丛书也纷纷出笼，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更有汉学家的个人专书系列，如韩南（Patrick Hana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顾彬（Wolfgang Kubin）、冈村繁等人的著作。除此以外，欧美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也得到重视，如德国学者顾彬等人的10卷本分体《中国文学史》、美国宇文所安、孙康宜《剑桥中国文学史》、梅维恒（Victor H. Mair）《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都被迻译为中文。不止是这些硕学名流，甚至许多年轻新锐的研究论著，也未脱离中国学人的目光。新书甫一问世，立刻就会有人阅读介绍。这与程千帆在1979年10月12日致信叶嘉莹、周策纵，希望他们介绍近20年欧美汉学论著时的内外学术环境已有天壤之别［27］。由于交流的频密，海外汉学家热衷讨论的命题，也会在中国学者中引起连锁反应，并展开较为集中的讨论，比如早期抄本研究所带来的文本生成和传播等问题。 以上三方面，固然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貌（其与80年代也有一定的联系），但我想特别指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走向世界”的古代文学研究。或许有人会质疑，20世纪初对于东西方文学理论的不成系统的引进，50年代初对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盛况空前的译介，难道不是一种“走向世界”吗？我的回答是：姿态上顶礼膜拜式的引进，在实践中只能沦为僵硬的教条，用征引语录的方法代替学者严肃思考后的结论，又如何能够做平等对话呢？50年代的情形大致如此，在当时“兄弟国家”朝鲜学者的论著中，回荡的也是同样的调子［28］。向前追溯，邓实在1904年描绘中国学界的普遍心理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29］这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间也非常流行，其作用可以奏效于一时，却难以结出学术硕果。此后在中国更有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说，以及固守传统的对抗论调，其结果则是“田巴鲁仲两无成”［30］。90年代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呈现的是一种真正面向国际化的努力。 首先是国际会议。不仅走出去，而且请进来。1990年11月21日至25日，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第五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第一次）的大批学者，也有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尤其是台湾地区的学者，是第一次正式获准组成学术团队来大陆地区参加学术会议［31］。这众多的“第一次”，使这个会议在学术史上具有了里程碑意义。1998年5月6日至8日，北京大学举办了大型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有来自中、日、韩、美、英、德、法、俄、捷克、瑞典、荷兰、澳大利亚等17个国家及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共300位学者参加，会议的中心思想就是“文化的馈赠”，意在通过文化的交流交融， 以形成全球多元文化的繁荣昌盛［32］。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迄今为止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会议，成果丰硕。小规模的会议，如2015年9月10日至11日举行的中美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问题的讨论，也形成了良性的有成效的“对话”［33］。至于中国学者走向国际舞台出席学术会议，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其次是文献资源。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有众多中国典籍散落在国外，19世纪末，罗振玉、杨守敬、黎庶昌等人在日本刻意搜罗，后者编纂成《古逸丛书》流传于世。民国年间学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英、法所藏敦煌文献。大规模地调查、收集、影印、利用国外的文献资源，是到了90年代以后的事。其眼光不仅局限在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而且还转向了欧美和俄罗斯。通过与各国各地图书馆的合作，出版各种馆藏汉籍目录，其中的一些珍贵善本也在中国影印出版。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等。2018年，中国政府斥巨资（一亿两千多万）支持“全球汉籍合璧工程”，这也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再次是域外汉籍。所谓域外汉籍主要指的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用汉字撰写的典籍，以今天民族国家的立场看，这些典籍的作者大都是“域外”的，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西方人士的汉文作品也很多，不过大多局限在天主教徒的宣教文献，也有采用小说形式者）。但因为同处在一个汉文化圈，这些域外汉籍对于中国古籍中所提出的问题，或照着讲，或接着讲，或对着讲，对汉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做出了回应。所以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新材料，也开扩了中国学者的新视野，人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新问题，而且有望提炼出具有原创意义的新理论和新方法［34］。近20年来，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是最为迅猛的。就以其中大量的汉文学作品而言，即使在有限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诸如文学典籍的流传、文学人士的交往、文学读本的演变、文学观念的渗透以及文学典范的确立等众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欧美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来看，国别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圈概念”也具有一定的同步性。2000年出版的《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第七版，与以往各版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编选理念。对此，主编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其序言中做了如下说明：“书名中‘英国文学’的含义包括两部分：一指主要居住于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与爱尔兰的作家撰写的作品；二指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这种语言已经远远扩展到其原初边界之外。”正因为如此，编者“新选择的许多作品反映出文学史‘国家的’（national）概念”。这是跨越了地理、种族和政治国家“文学史‘国家的’概念”，它不是“单一国家”（a single nation）的，而是“全球性的”（global）［35］。而在2010年出版的《法语区文学：问题、争辩、论战》一书中，作者多米尼克·贡布（Dominique Combe）在引言中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概念问题，如何厘清“法语区文学”（Francophone），或者如何明晰其适用范围和面向；如何在研究过程中恢复法语区文学的文学本质，从而更进一步审视其中涉及的文学理论问题，而不是仅仅把它当做某种民族社会学的文献资料。在引言的结尾部分，贡布指出，这个“未被言明的”共同体“无论其名称多么不明确或成问题，它质问着文学本身。被称为‘法语区的’文学研究是一个文学理论的实验室。思考法语区文学的位置和意义，就是思考文学自身的状况”［36］。这种超越“单一国家”概念的文学史眼光，在欧美也成为一些汉学家的某种共识，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了刺激。例如2001年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最后3章就分别介绍了朝鲜、日本、越南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并讨论了这些国家的“汉文学”。2010年《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孙康宜和宇文所安在序言中也特别强调：“基于我们的历史维度，我们也不得不排除韩国、越南以及日本境内的汉文作品。”［37］如果不是因为受到超越“单一国家”的文学概念的刺激，在一部以“中国文学史”为名的著作中，又何需做这番说明呢？因此，从国际学术范围内观察中国的域外汉籍研究，人们应该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能否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形成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值得为之努力。 我把新中国7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划分为两个时期，与后一个时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80年代，它是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之所以将它属前，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80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往往还处于沿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二分法来分析作家作品的思维定势中。虽然有一些优秀论著关注到科举与文学、佛教与文学以及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但也只是少数学者的“孤明先发”（借用《高僧传》形容竺道生语）。而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已经完全摆脱了这一僵硬模式的桎梏。人们试图从多方面去解释文学现象，制度的、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思想的、艺术的、科学的、区域的、家族的、地理的、医药的，等等，人类文化的各个不同方面和层面，都可以作为通往文学研究之途，概括起来说，人们往往将这一类研究冠以“文学文化学”之名。夷考其实，就是“文学社会学”研究。但这一类研究课题的大量涌现，确实挤压了文学本体研究的空间，造成了研究工作中的新的不足［38］。无论是用“文学文化学”还是“文学社会学”来冠名，其基本方法都是循着一种解释因果关系的思维，以较为传统的用语来表述，就是“以史证诗”。它擅长说明某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现象为何出现以及从何而来，却未能进一步说明文化之因给文学之果带来了什么变化以及怎样变化，因此一旦进入审美判断，这一方法便无所作为。但文学研究首要的和重要的就是把文学当作文学，面对文学说属于文学的话。所以，根据文学发展变化的内在理路展开的文学史研究，将创作和理论相互印证的一个一片批评史研究，综合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鉴赏的作品研究，以及注重各类文体自身的文体学研究（比如从语言节奏切入的诗歌体式研究）等等，就属于文学本体的研究。文学研究是一门独特的知识体系，用韦勒克的话来说，其研究对象是作品，其精神状态是“凝神细察进行分析、做出解释，最后得出评价，所根据的标准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广博的知识，最仔细的观察，最敏锐的感受力，最公正的判断”［39］。而当下的实际情况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纷纷向历史靠拢，向文献靠拢，向考证靠拢。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治文学者十之八九不能品味原作”［40］。在回顾70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历程时，这个问题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结语 70年间的古代文学研究，有太多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论著，本文试从学术史角度展开，不拟写成“流水账”或“名人录”，所以挂一漏万、语焉未详者便诚所难免。但如果能够揭示出学术变化的“时代症候”，对于现象背后的精神的把握，或许可用“虽不中，不远矣”来自我解嘲。清代王士禛论诗云：“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41］借用其语，透过本文对70年“一爪一鳞”的描绘，读者或许可以联想到首尾完好的“龙”的全身吧；透过其屈伸变化的过程的勾勒，或许也能感受到其继续腾飞的方向吧。 注释 ［1］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第29—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陈文和编：《钱大昕全集》第7册，第1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这是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直到1978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宣布结束这一方针，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的口号。 ［4］参见新华书店总店编辑、出版：《全国总书目（1949—1954）》，新华书店总店1955年版。 ［5］参见新华书店总店编辑、出版：《全国总书目（1955）》，新华书店总店1957年版。 ［6］参见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全国总书目（1960）》，中华书局1961年版。 ［7］［18］［24］钱锺书：《钱锺书集》，第179—181页，第477—478页，第181—1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8］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9］其中也出现了很多颠覆性的论述，比如彻底否定陶渊明，把中国文学史上的民间文学提高到主流的代表。 ［10］参见V.厄利希（Victor Erlich）：《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第1部分“历史”，张冰译，第13—250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1］参见阿拉斯泰尔·伦弗鲁（Alastair Renfrew）：《导读巴赫金》，田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2］参见陆侃如：《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文史哲》1954年第1期。 ［13］同时代的美国学者雷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就针对苏联及其卫星国（他也注意到中国）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官方“唯一许可的文学创作方法”，写了《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一文，收入其《批评的概念》，张今言译，第214—245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14］卢兴基曾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归纳了25个专题，涉及文学理论、文学史以及作家作品论，齐鲁书社1987年版，可参看。 ［15］［31］周勋初：《周勋初学术年表》，《周勋初文集》第7卷，“附录”，第3页，第1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66.7—1979.12）》，中华书局1982年版。 ［17］1957年2月6日《致刘铭恕》，参见《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7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9］参见王水照：《〈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初读〈钱锺书手稿集〉》《〈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宋诗选注〉的一段荣辱升沉》，收入其《走马塘集》，第245—29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0］程千帆：《从迷雾中走出来》，《闲堂文薮》，第336—342页，齐鲁书社1984年版。 ［21］比如1983年10月开始的针对理论界和文艺界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原计划用3年时间，但实际上只进行了28天。 ［22］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7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6月号（总第23期）“三边互动”栏目。 ［25］比如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增加了不少女性和少数种族作家的篇幅，更改了过去美国文学史的版图。 ［26］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第14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27］参见程千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增订本），第257—258页、第2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28］例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代文史研究者金河明在1955年出版的《燕岩朴趾源》一书的前言中说：“今后将遵循着以我们民族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正确的文艺政策，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朝鲜人民群众的立场为完成这个研究任务而尽最大的努力。”陈文琴译，李启烈校，第8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9］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1904年第3号。 ［30］陈寅恪：《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陈寅恪诗集：附唐筼诗存》，第1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案：这句诗指的是当时史学界的新旧两派，或“有学无术”，或“有术无学”。而陈寅恪努力践行的是第三条道路，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参见张伯伟：《现代学术史上的“教外别传”——陈寅恪“以文证史”法新探》，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32］参见袁行霈：《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开幕辞》，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第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参见傅刚主编：《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4］参见张伯伟：《从新材料、新问题到新方法——域外汉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刘跃进主编：《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1辑，第55—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35］M. H. Abrams，General Editor，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2000，pp.xxxiv-xxxv. ［36］Dominique Combe，Les Littératures Francophones， Questions，Débats，Polémiques， Paris：PUF， 2010. ［37］［美］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38］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在2017年10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学科评论·十年前瞻”古代文学高峰论坛研讨会上，不少发言都直击该问题。参见《“十年前瞻”高峰论坛》，载《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1辑，第1—51页。 ［39］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批评的概念》，第15页。 ［40］钱锺书给钱瑗的信，转引自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增补版），第3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案：这封信大约写于1979年，但从学术现状看，似乎改善不大。 ［41］引自赵执信：《谈龙录》，《清诗话》上册，第3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