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永春，文学博士，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为烟台市芝罘区文联副主席、芝罘区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山东省作协张炜工作室特聘专家、山东省第二批签约文学评论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诗歌与随笔若干。获得山东省泰山文艺奖、烟台市与芝罘区文艺创作奖等。 内容提要 荆歌最新的长篇儿童小说《诗巷不忧伤》以精巧、自然的叙事结构对以易凡为核心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进行了立体的、诗性的描写，建构起了温暖而又深刻的人性图景与成长书写。其深湛圆融的审美品质和思想主题使得小说经由深湛的人文关怀达成了有效的审美教育，同时具备的诗心与童心保证了小说的艺术质量，使其成为儿童文学佳作。 自19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以来，荆歌小说中的成长视角从未消失，长篇儿童小说《诗巷不忧伤》强化了这一倾向，但更从容、疏淡、纯粹。以往那种“琐碎而带着水性”1的写作褪去了“琐碎”而只留下了“水性”。《诗巷不忧伤》以舒缓温暖的笔调叙述了江南水乡小巷—诗巷中的小情小景、小人小事，一条小巷隔绝了时代烟云，也环抱着易凡、小蝌蚪、范静静、颜文军等几个少年的生活与心事，刻绘了一幅江南少年成长诗意图。出生于1960年的荆歌，其写作逐渐脱去烟火之气，变得从容淡泊了。 “童年的纯真里有生命的原本质地，这正是生命的深度。”2纯真的人性是儿童文学抵达生命的“质地”与“深度”的最核心方式。《诗巷不忧伤》则以几个少年生活中的小小波澜刻画出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人性质地与温暖情怀。从刊物上发表时的原名《诗巷》到出版单行本时的《诗巷不忧伤》，小说名字的变化昭示了荆歌在小说中对生命的温暖赞颂和对人性的执着肯定。“不忧伤”的情感基调和叙事风格，奠定了小说的艺术风貌，也确立了其荦荦自立的叙事姿态。 一 精巧而不失自然的叙事结构 故事性较强是儿童文学突出的艺术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小说的叙事采用扁平化的人物类型和表面化的故事结构。相反，圆润丰满的人物性格和起伏有致的叙事节奏才是保证长篇儿童小说艺术质量与阅读趣味的核心要素。《诗巷不忧伤》采用了一些常见的情节模型，但又将其处理得合乎儿童天性、合乎人性本真，虽然有贯穿性的矛盾冲突，但并无激烈的对抗性情节。 在故事结构方面，小说以易凡为主线，串联起外在的世界（陶老师家里三个学书法的小伙伴）与内在的世界（易凡家，父母间的矛盾）。两个世界分别构成推动易凡成长过程的外因与内因。两个世界的故事交替前行，形成小说的时间结构。易凡与两个世界的情感关系不断变动，最终建构起易凡复杂的心理结构。这种结构模式虽然较为传统，是儿童文学中常用的，但荆歌在处理的时候尤其注意了两条线索交错的频率和速度，使之始终紧紧围绕在易凡身上，没有游离，也没有松弛。松弛有度的叙事张力使得小说的故事沿着平顺的轨道滑行着，没有大风大浪，也并不平淡索然。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使得小说主题的进展较为平缓，诗巷生活的风平浪静冲淡了易凡家庭生活变故产生的悲剧感，小说整体氛围由此形成温暖中略带忧伤的基础格调。 在人物结构方面，易凡是小说的叙事的中心点：以诗巷为中心的外在场景中，易凡是故事核心，也是视角中心，范静静、科科和颜文军的故事是通过易凡视线呈现出来的，是限制性视角、社会性视角；以易凡家为中心的内在场景中，父母间从龃龉、争吵到破裂的过程是以易凡为视角呈现出来的，易凡的身世也是这个过程的焦点问题，这个视角下的叙事是带有限制性的全知视角、精神性视角。两个叙事场景结合起来，构成了易凡完整的外在世界与内在精神。这种人物结构既符合故事结构的要求，也便于形成易凡的立体的人物形象、性格内涵与精神特征。“叙事视角的多样化选择是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性儿童文学确立起独立品质的标志之一。不同叙事视角的选择与运用，既与叙事者的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密切相关，又与创作技巧和艺术趣味不可分离。”3可见，儿童视角是儿童文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建构儿童文学“儿童性”的核心手段。荆歌在小说叙事中对易凡这个人物核心的使用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在情感结构方面，易凡是整部小说中各种情感形态的焦点，他的情感触角抚摸着诗巷里的生活世界，也体察着生命成长所催生出的种种烦恼，他“想一个人躲进房间去，他想躺下来。很多很多的心事，像蜘蛛一样在他心里结网，他的心里乱糟糟。他像一条蚕宝宝，绵绵不断地吐丝，那么多的丝，就像那么多的心事，就像剪也剪不断的心思，把自己缠绕起来，把自己完全包裹了起来。要到哪一天，才会变成蛾子，咬破这个茧子飞出来呢？有那么一天吗？”4如同蛛网与茧子一般的“心事”“心思”包裹着他，这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是儿童小说中常见的情感状态，也是小说形成叙事张力的主要途径，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穆齐尔的学生特尔莱斯等等经典人物形象都曾经陷入这种处境。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情感体验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荆歌在处理这种情感状态时注意利用易凡周围的各种人物关系来淡化其沉重感，从而形成微妙的平衡，达到在塑造儿童的深度心理和建构温暖的叙事氛围之间的和谐互动。易凡与范静静之间朦胧的异性好感与心理依赖推动着他对自我意识的不断塑造；与颜文军之间质朴善良的友谊显示出其人性的真纯与厚道；与父母之间的复杂情感则是他内心苦恼的主要来源和自我身份建构的主要途径。“儿童文学向儿童传递着人们的感情经验，从感性方面对儿童进行塑造，引导儿童朝着人性化的方向整合、规范和提升。”5《诗巷不忧伤》小说中蕴含的情感形态本身就是温柔敦厚的，能够打动读者，其建构过程也同样具有强烈的情感感染力，由各种情感类型充实起来的人物形象丰实饱满、气韵生动，又真实可感，毫不空洞。 《诗巷不忧伤》以易凡为核心，在故事、人物、情感等几个方面都围绕这个人物形象而展开，使得形象内涵饱满生动、性格特征鲜明立体，也使得整部小说的叙事张弛有致、快慢错落、详略得当。这种精妙而自然的叙事结构保证了整部小说的艺术质量、主题空间和阅读趣味，是儿童文学作品中较为纯真自然的理想状态。“儿童文学的诗性与童心相遇，就会扩大儿童文学的审美张力。”6诗性，是儿童文学的基石，巧妙的叙事结构则是诗性生成的重要前提条件。荆歌小说一贯具有强烈的形式感，这部儿童长篇小说也不例外。不同之处在于，这部长篇在精妙的叙事结构之外还营造了温暖动人的成长书写，使得小说既有筋骨又有血肉，既坚实又轻盈。 二 明丽而兼具深度的成长书写 成长书写与儿童文学是天然的共生关系，同时，成长书写的深度、厚度与力度决定着儿童小说的叙事是否能够打动人、主题是否具有丰富性。《诗巷不忧伤》中的成长书写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在主题层面都具有克制、温暖、有力、深刻等特征。尤其是易凡要面对成长中的许多挫折和父母离婚的现实，小说将这种成长中的痛苦与烦恼尽量淡化，利用外在的、诗巷里的温馨氛围与内在的、家庭里的亲情关系将这种忧伤稀释为成长中的动力，并以易凡逐渐接受亲生父亲汤致远作为结尾，使得小说的悲剧色彩大为减轻，“不忧伤”成为主调。 书写苦难与走出苦难，是儿童文学成长书写的一体两翼。《诗巷不忧伤》很好地结合两种倾向，形成了丰富、完善的成长叙事。“苦难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因为生活是汇聚了快乐与痛苦、幸福与困难、坦途与荆棘的，这种复杂性同样体现在儿童文学中。作家们关注着儿童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挫折、磨难、创伤等阴暗面，并试图引导他们走出困境。”7这种“引导”必然包含着在精神立场与诗意生活两个层面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心理世界的纾解与疗愈。在精神立场层面，小说设置了多重视角，以多样的生活姿态与多维的人物关系来构造诗性的生活世界与温暖的人性图谱，从而为易凡走出痛苦提供了背景与动力。善良，是小说中大多数人物形象的性格底色，诗巷世界里的陶老师、范静静、蝌蚪与家庭内部的易爸爸、汤爸爸都是如此，唯有母亲是个例外。她的暴躁易怒甚至歇斯底里给了易凡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视角。但是，小说淡化了道德、伦理、法律等外在角度的价值判断，更多地从儿童的内在视角出发去感知、体验，在心理层面建立起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图景。这种完整性保证了易凡成长方向的正确，也保证了整部小说在精神立场层面上所具有的正向价值和净化作用。在诗意氛围方面，小说有意设置了几个互相映衬的文化意象，共同形成丰富的文化空间与意象结构。这些意象充满传统文化意蕴，为小说叙事营造了温暖和谐的氛围，同时使得其中的生活形态诗意化，如减震器一般将外界生活造成的苦难与忧伤荡开去。正如论者所言：“作者将园林艺术的叙事功能上升到平衡人物心理结构、缓解人物之间矛盾的高度，流露出对传统艺术教化功能的十足自信。”8易凡凭借对书法的天分和痴迷得以超越现实痛苦，陶老师寄情于园林，范静静家世代相传高超的核雕技艺，这些无处不在的文化意象构成了诗巷日常生活的诗意常态，使其具有了强大的稀释能力，易凡的内心痛苦因而得到了巧妙的化解。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小说对成长中的痛苦和痛苦中的成长都有了深刻的展现，达到了人性最深处。 易凡与陶老师之间的关系，也是其克服生活恐惧的背景性动力。在这组关系里，陶老师被放在次要的被叙述位置，他和他的园林、他教授的书法是易凡的精神寄托。如果说易凡象征的是“纯真”，那么，陶老师则是“经验”的化身，人生经验、处世经验与艺术经验。他的古典趣味与诗巷里的市民世界是有距离的，却也能够和谐共处。他的这种处世方式恰恰成了易凡克服自身生活苦难的精神资源。“儿童与自然‘同构’、老人与经验‘同一’：一者睿智、深邃；一者自然、简单。这两种生命状态相互比较、对照、映衬，彼此从对方身上汲取力量，寻求互补，共生共存，缔造一个生存的‘神话’。”9一个孤独但有力的老人、一个纯真但迷茫的儿童，这种叙事结构看似出于情节需要，但更多时候是有着主题建构层面的深刻考量的，尤其在成长叙事中，这种仿似的祖孙关系非常重要。这部小说中，这层关系是在心理、生活、文化等多个角度展开的，是整部小说中诗性氛围的主要来源。同时，由于家庭关系的不稳定、父亲角色的某种程度缺位，陶老师的存在就显得更加重要和有意味。陶老师有意无意间充当了易凡的生活导师与精神导师。“在儿童文学中，摆脱了社会常规和习俗束缚的老人，与孩子谈心、玩耍、逗乐时身心敞开，以经验和智慧唤醒孩子生命的潜能，孩子则以生命初始阶段的天真无邪和朝气蓬勃带领老人重新找回生命的本源。”10因此，这种关系的意义除了成长书写的需要以外更多地体现在文化层面，是这部小说以优秀传统文化纾解现实生活苦难的主要渠道。在得知易凡遭遇的家庭变故之后，陶老师就旁敲侧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许多事情都要看开，不要太计较，也不要太纠结，所有的磨难，都会过去的，都将成为过去；许多事，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不要让它像石头一样压着你的心，你才会坚强而快乐。”11这种“情感教育”贯穿于小说始终，它对易凡至关重要，对小说整体的审美倾向与价值立场也同样举足轻重。 出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常见成长书写模式还有离家出走、秘密叙事、朦胧的同性友谊与异性情愫等。这些常见模式散落在小说各处，共同加强了小说的诗性品质。因为易爸爸的离去、汤爸爸的出现，易凡的内心遇到了极大危机。“心理安全的需要对于儿童来说主要体现在家庭的完整、和谐给儿童带来的心理上的安全感, 而这种安全感常常会被父母离异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化所打破。”因此，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走’，而是想以此来挽救自己濒临破碎的家庭，这正是儿童在失去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后做出的应对和反抗”12。因此，他的出走反而引来了与汤爸爸的正式见面、两人关系逐步缓和与互相接近，最终导致新的父子关系的建立。在儿童的世界里，对各种秘密的探寻是他们通往成人世界的必经之路。小说里，易凡与颜文军、与范静静之间存在着各种与情感有关的小秘密，母亲的种种行为在他看来也是一个难解的秘密，这些秘密逐一解开的过程也就是儿童们不断成长的外在标志。“由于儿童文学特殊的表现内容和接受群体，儿童叙事文学中的秘密也始终与个体童年期的发展紧密相联。或者说，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表现这种童年期的成长。不管文本呈现的是秘密被揭开还是被保守的过程，秘密总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主人公的成长铺设着道路。”13尤其是小说中易凡妈妈埋在地下的金老鼠这个秘密，对易凡的身世、对小说故事情节的走向都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巧妙的伏笔，再次证明了“‘秘密’在儿童心灵成长以及建立自我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14。易凡与颜文军之间的友谊主要表现其善良的人性底色，是他排遣内心孤独的主要渠道；他与范静静之间朦胧的异性情愫也增加了小说中生活世界的温暖色彩。 《诗巷不忧伤》提供了全面而富有诗意的成长书写，在文本中营造温暖的情感格调的同时也提供了整体性的人性图景与价值立场。这些都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所必然包含的质素。“儿童文学塑造的价值时空，表现了源于生活、超越现实生活的美好与尊贵，它为儿童提供了人性基础，引导儿童感受善与美，包括生命在苦难中呈现出来的高贵与坚强，儿童文学在根基处决定着一个人精神发展的向度。”15成长书写从来不是儿童文学的叙事终点，它是导向更为深层的生活诗意与精神蕴含的通道，也是整部小说坚实的落脚点，这部小说圆满完成了这个生发过程，也成就了卓越的诗学品质与审美空间。 三 温暖而融合智慧的人文关怀 穿越叙事结构与成长书写，儿童文学最终需要完成的是文本中的和文本之外双重的人文关怀，也就以儿童为本位的情感教育与精神陶冶。“人文关怀在儿童文学中的体现是：尊重儿童的思想和人格；关心儿童的精神需求；呵护儿童的天然本性；抚慰儿童受伤的心灵。儿童文学作家要真正以一颗未老的童心与儿童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写他们的喜悦、忧愁、困惑和迷惘，写他们的纯真、智慧、幽默和调皮，充分表现儿童丰富的情感世界，既给儿童以人生的启迪，又给儿童以丰富的情感享受。”16具体到《诗巷不忧伤》中，这种人文关怀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在诗性的儿童视角下所在皆是。这部长篇小说善于通过易凡的儿童视角审视成人世界的美好与脆弱、纯真与虚假、善良与粗暴，在这种审慎的凝视目光中同时完成现实书写和成长叙事。因而，这种诗性温暖绝不是掩饰现实中的丑与恶的结果，也不是完全虚构的乌托邦式想象；相反，它对社会现实、人性结构与自我身份的反思性建构同样显著。 以儿童为本位意味着以儿童的视角、方法和过程建构生活世界，从而与成人世界区隔开，产生属于自身的正误观、生活观与价值观。《诗巷不忧伤》主要通过采用儿童的感知方式、想象方式与行为方式来建构其生活世界的儿童本位意识，通过这些方式的综合运用来达成对现实生活的视角偏转和审美反思。 首先，在感知方式方面，这部小说主要采用了儿童独有的听觉、视觉与触觉来营构儿童眼里的他人与世界，也反过来塑造其丰富复杂的内心感受。易凡与妈妈的关系最为复杂，他能感觉到妈妈对他的爱，但也时刻担心她的突然爆发。对易凡来说，妈妈的说变就变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就是触觉—挨打：“人家大人打孩子，一般都是打屁股，或者打手心，但是妈妈打易凡，总是一巴掌甩在脑袋上，或者脸上。她是怎么方便怎么打，巴掌就像闪电一样，易凡总是躲都来不及。”17短短几句话，从被打的儿童角度说出了自己的委屈、对妈妈的不理解和无可躲避的尴尬处境。妈妈对他的爱也同样采用触觉来表现：“妈妈喜欢突然把易凡抱在怀里，她的力气很大，一把将易凡揽过去，把他抱得紧紧的。有时候，他觉得气都喘不过来了。”18小说里的听觉描写大多亦真亦幻，将真实声音与情绪体验、内心感受结合在一起，既是写实性的，也是比喻性的。易凡常常在夜里听到父母吵架，吵架声就成了他听觉里的重要部分。但是汤致远的回归让妈妈恢复了快乐，易凡脑海里回荡的慢慢变成了妈妈的歌声，“现在，妈妈的笑容和歌声，让易凡感到家里似乎亮了起来，好像是哪里开了一扇窗，更多的光线流泻进来，阳光照进来，家也显得比原来大了”19。这些感知角度既是从儿童出发的，也是儿童独有的，渗透着他们对世界的内心体验与感受方式，因而是成功和有效的。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必定“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20，才能真正做到以儿童为本位。 其次，在想象方式方面，这部小说同样将儿童式的思考方式与内心感受相结合，创造出了具有强烈诗意与童真的生活想象。张炜将儿童文学视作整个文学大厦的“入口”与“开关”，“把这个开关一按，整个的文学建筑就会变得灯火通明”。原因在于，他所看重的就是儿童的想象方式：“儿童的眼睛最新鲜，最质朴，许多小孩子关注的东西大人却要忽略，因为他们的眼睛被磨钝了。如果以儿童的目光去打量社会和人生，会变得特别敏感锋利：有一种新鲜感，黑暗的更黑暗，热烈的更热烈。即便是复杂的长篇，也可能使用童话的结构和视角，用孩子的眼光去审视。”21儿童的想象方式可以凸显那些我们不常被我们重视的事物，可以超越人们的日常审美经验，回到事物的本真状态，当然，也更能够渲染儿童的内心世界，使得“黑暗的更黑暗，热烈的更热烈”。《诗巷不忧伤》里，这样的想象性画面随处可见。“妈妈从落地的衣架上取下爸爸的外套，把它扔在地上。易凡感觉，那外套就像是爸爸本人，被妈妈推倒在地，他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就像是瘫软了，就像死了。”22从具象到抽象，从视觉到情绪，从现实到幻觉，这样的想象过程正符合儿童的心理规律。其中渗透着的恐惧心理也自然而然地从简单的字句里生发出来。 最后，在行为方式方面，儿童与成人行为模式的分割点在于其非功利性，而“儿童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儿童对主观能动性的诉求”23。《诗巷不忧伤》里围绕着易凡与三个小伙伴的充满童真的各种行为进行了细致描写。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几个人种橄榄的故事，将孩子们对未来的美好想象都集中在一个小小的橄榄核上，既有趣，又有效。类似的情节还有小旺山扔蛇、易凡与颜文军像大人一样的那次握手等。 以儿童为本位还意味着小说中对儿童自我身份认同的不断寻找。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是现代小说的核心，当然也是儿童文学的核心。某种意义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每部儿童文学作品的必修课。易爸爸离开家以后，妈妈要让易凡改名，易凡对自我身份的困惑由亲生爸爸是谁转变成了自己是谁，“易凡不想变成李易凡，他不想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是易凡，从来都是易凡，他是颜文军最好的朋友易凡，他是和范静静、小蝌蚪一起跟陶老师学书法的易凡，他不是别人，他不要做别人”24。儿童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预感到要失去家庭的时候，像朋友、师生、同学等社会关系就成为他们对自我进行社会定位和身份确认的主要凭证，也是他们渴望从社会生活中得到的情感保障。 以儿童为本位必然导致对成人世界的深刻反思，这也是儿童文学的情感教育作用最主要的体现形式。在这部小说里，成人世界带给易凡的主要伤害是小说中多次讨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伤痕”。易凡不断地在失去一些重要的事物，比如友情、亲情，这时候，“他开始尝到了人生中失去的滋味，苦涩的滋味”25。由于小说大半采用易凡的视角进行叙事，所以对成人世界的审视几乎无处不在，都与易凡内心世界的情感波澜紧密结合在一起。父母与邻居的关系、父母之间的关系，都是造成易凡内心动荡的直接原因，在一次次的生活变化和情绪起伏中，易凡艰难地找寻着自己，也渐渐形成了稳定的自我意识，度过了生命中一次重大的难关。 《诗巷不忧伤》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诗性的叙事、氛围与主题是它突出的特征。“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固然是很多文学作品制胜的法宝，但是对于儿童文学来说，在故事情节设置上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是要向孩子们传递一些有关成长的正能量，大多数儿童文学的主人公会面临一个困境，在困难面前他们学会逐渐克服恐惧，然后尝试解决难题，征服困境，最终得到成长，走向一个幸福喜乐的结局。”26虽然学界关于儿童文学的“儿童性”与“文学性”仍有不少的争论，但《诗巷不忧伤》向我们确证：两者是需要也是能够共存的。从陷入困境到克服恐惧、解决难题，最后到得到成长，这是儿童文学的人文关怀的核心模式与主要内容。其中的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情感价值和教育意义。 结 语 虽然是第一次创作儿童长篇小说，但荆歌对儿童叙事视角和成长书写却是十分熟稔的，早期的长篇小说《粉尘》《枪毙》等就已经具有明确的类似特征。只是，在这些小说中，成长被赋予了更多的历史反思意义，成长过程本身变成了对历史的指证，“不仅描写了‘文革’造成的苦难和精神个体的压抑，更表现出强烈的思辨意识和超越历史、超越个体的精神”27。与这些作品不同，《诗巷不忧伤》具有了全新的叙事方式与艺术风格，这固然是儿童文学的本质性所规定的，但也能看到荆歌对生活、对世界、对文学的态度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文本中就是对人性的坚信信仰和对诗性的执着建构。因此，虽然易凡的生活世界存在着许多苦难与困惑，然而，正如小说最后一章的题目所昭示的那样：生活还在继续。反之，如下的看法中恐怕臆想的成分较多、难以成立：“从易凡深层次的心理结构来看，父母间的矛盾冲突对他的伤害绝非是一时的心理平衡即可抹去的，外部环境的改善只能暂缓他的精神焦虑，一旦父母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易凡脆弱的心理平衡立马会被打破。恐惧与焦虑才是易凡的心理常态，它们就像是一个个暗藏的泉眼，时不时从缝隙中涌出水流，在易凡的心里溅起朵朵涟漪。”28这样的观点无法得到小说叙事逻辑的支持，也不符合其中的温暖色调。无论是外在的、诗巷里的生活世界，还是内在的精神走向，易凡与他所代表的生活方式都是小说极力宣扬的，是小说作为儿童文学作品完成其情感教育与人文关怀的最终方式。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中潜藏着无限的想象空间、真挚的情感境界、美妙的人生理想，这些都可以满足儿童的审美期待心理。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美、画面美、情节塑造的美感等，都会使儿童在审美观照中，得到道德精神的升华和净化。这种经由净化而实现人格提升的方式，就是人们常说的审美教育的特征。”29可以认为，这部小说圆满完成了它应有的叙事过程和审美使命，经由深湛的人文关怀达成了有效的审美教育。这部长篇同时具备了“诗心”与“童心”，对人性、对苦难、对现实所作的温暖描写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因此，在当下浮躁的儿童文学创作态势中，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当代中国的后现代镜像——新生代小说研究”（18FZW042）的中期成果] 注释 1 葛红兵：《世纪末中国的审美处境—晚生代写作论纲》（上），《小说评论》1997年第4期。 2 张炜：《诗心和童心》，《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 3 王泉根：《谈谈儿童文学的叙事视角》，《语文建设》2010年第5期。 4 11 17 18 19 22 24 25 荆歌：《诗巷不忧伤》，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版，第218、148、22、24、218—219、137、160—161、215页。 5 16 蔡淑兰：《论儿童文学的情感教育意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6 侯颖：《诗性正义与文体实验—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价值守望》，《太原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7 刘滢：《儿童文学的苦难书写》，《中国艺术报》2018年7月16日。 8 28 李聪：《诗意与残酷—评荆歌的〈诗巷不忧伤〉》，《文艺报》2019年7月1日。 9 何卫青：《小说儿童》，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0 孙亚敏：《天真与经验之歌—论儿童文学中老人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12 李琦：《论儿童文学中“离家出走”叙事与儿童的精神需求》，《名作欣赏》2016年第26期。 13 赵霞：《成长的秘密—以〈秘密花园〉〈天使雕像〉为例》，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14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234 页。 15 29 郑慧俐：《试论儿童文学与儿童道德人格的构建》，《教育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20 陈伯吹：《关于儿童文学创作的几个问题》，《文艺学报》1956年6月号。 21 张炜：《文学的一个开关》，《小说评论》2018年第4 期。 23 [美] 约翰·斯蒂芬斯、谈凤霞：《关于当代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现象与问题的对话》，《文艺报》2019年4月17日。 26 葛锦：《论儿童文学的儿童性》，《文学教育》（下）2018年第9期。 27 刘永春：《在后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新生代小说论》，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 （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