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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新中国电影的演进感应时代脉动，把握生活的本质，直面现实，重视当下性的因素，显现不断触碰时代的内在渴望与多维度的表达，构成70年来新中国电影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最大亮色。70年新中国电影演进与变化发展，多元绽放，更多电影创作独树一帜，形成了电影依靠时代发展而不断超越自我和创新的局面。 电影体现了艺术同现实的关系及其精神底蕴。70年来，新中国电影和政治相连。如果说电影是商业和时代的合谋，那么，电影文化、主体选择及其对当下性的关注，则是电影的第三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电影的当下性及其创作选择，从写意到写实，从单维度到全方位，进入一个繁盛期，走过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历史演进之路。随着电影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我们时代的电影创作，不再是狭义的电影生产，它以超越性激情和深入的方式，确立电影延续其高度象征化精神形式的必要性，大步迈进创作力勃发的电影繁荣期，蕴含着电影发展的规律。 1历史的传承与对当下性的关注 当代中国电影演进与变化，形成了电影依靠时代发展而不断选择和超越的局面。谈到新中国电影“当下性”发展及其创作选择，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电影的转化和传承，也就是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如何转化为“新中国”电影，其次是作为新中国倡扬的人民电影如何与意识形态相连，也即在什么基本而又重要的构成信息基础上创造新的电影。 1956年，在《文汇报》发起的电影大讨论中，石挥曾抛出他的设问——从《孤儿救祖记》起到今天有过多少成功的电影？从阮玲玉到今天有过多少成功的演员？他认为对此不能闭口不谈。孙瑜、吴永刚等人对此表达过自己的感慨，认为过去的中国电影创作有着“优良的、进步的艺术传统”，“在思想性上代表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在艺术上符合了人民对情感上和审美观念上的起码愿望”，受到观众喜爱和欢迎。对上海电影呕心沥血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他们认为不能简单粗暴地采取“一把火烧掉主义”和“一锄头砍掉主义”。 人民电影的振兴，与电影创作直面现实与当下性选择是相一致的，让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和电影工作的实践感细细地渗透出来，为观众直接接受，这样的上海电影及其传统不可能被“烧掉”“砍掉”。很显然，新中国人民电影的建构基于两个传统，这便是上海电影即国统区电影的传统和来自延安与解放区的电影传统。上海电影在1949年以后有了新发展，使新中国电影获得异乎寻常的电影创作积累和当下性的实践意识，对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发行等方面占据决定权。回归电影本体，电影和文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文学驮着电影”，重视大众观影群体需求，表现生活、时代与社会，这构成上海电影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的当下性，也即对意识形态的遵从，以人民群众为核心以至为政治服务的电影意识电影形态愈趋自觉。夏衍在他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1958)中就明确指出:“电影好坏主要看群众的考验和评价。”对于新中国电影创作来说，上海电影彻底改变、“旧的习惯势力”被摧垮是谈不上的，但不忘记人民电影的群众性、在重视创作本身的同时，直面现实是大势所趋。这样的观点，与两个传统的融合和相互汲取不无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世界冷战的格局下，国产片创作环境发生了改变。新社会来临，人们团结起来，电影的多种题材配合着政策和形势，仍然体现出当下性的表现与新中国的共同选择。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对于新中国电影人来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搬上银幕，电影题材及其创作都提前进行了规划和部署。在《1954-1957年电影故事片主题、题材提示草案》中，对于这期间故事片拍摄的主题做了明确计划，这其中包括农业生产与村民生活题材、工业生产建设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战争题材、少数民族题材和历史人物传记题材等。  《早春二月》剧照 “十七年”时期的代表性影片，农业题材作品《儿女亲事》（1950）、《葡萄熟了的时候》（1951）、《丰收》（1953）、《闽江橘子红》（1955）、《夏天的故事》（1955）、《小白旗的风波》（1956）、《妈妈要我出嫁》（1956）、《花好月圆》（1958）、《女社长》（1958）、《她爱上了故乡》（1958）、《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到农村去》（1960）、《李双双》（1962）、《青松岭》（1965）等，大都侧重表现新中国乡村民众的精神风貌，反映新的政策和政治环境对于农村建设与发展的作用，具有审美情感激发功能。电影中的工业题材，如《桥》（1949）、《走向新中国》（1951）、《六号门》（1952）、《伟大的起点》（1954）等，塑造具有艰苦奋斗精神的工人阶级劳动模范形象占到绝对主要的比例。革命历史题材和少数民族题材作品，贯注主流价值观，成为从“十七年”时期电影创作的大项。《赵一曼》（1950）、《上饶集中营》（1951）、《鸡毛信》（1954）、《党的女儿》（1958）、《洪湖赤卫队》（1961）、《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等影片，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所经历的革命斗争，传播了当下性与正能量。《金银滩》（1953）、《五朵金花》（1959）、《刘三姐》（1963）、《冰山上的来客》（1963）、《农奴》（1963）、《阿诗玛》（1964）等影片，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风貌下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与情感，增进民族团结的主题博得了观众欢迎。此外，戏曲片和其他舞台纪录片也步入辉煌阶段，众多作品成就突出，观者如云。 新中国电影创作努力“有效地服务于人民”，具有触动人心的群众性，电影人的创作事业直面各个阶层、职业、水平的劳动人民的选择自觉，不脱离时代的审美期待，不忘作为人民“代言人”的创作旨趣，在总体上具有当下的主观描述和传奇叙事的特点。对于电影人说来，为时代发声，在历史攀登中转型，电影和它的时代及其政治观念，一刻也不能分割。 2改革开放引导与当代电影共同体意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电影创作改变，是在当下性拓展和各阶层、职业的民众有权利参与整个社会的健全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几代电影人的抉择，从时空转型到思考现实，再到蕴含个体意义感的探索创新，电影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离不开改革开放。1979年，邓小平访美，开启新的国际格局，中国与国际社会有了平等对话的机会和可能。大变局下，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界提出电影观念和语言的革新及讨论，电影创作者则将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题材、主题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相结合。伴随着时代变化，不畏困难，以颠覆性的重构，开启电影探索的大潮。《苦恼人的笑》（1979）、《生活的颤音》（1979）、《苦难的心》（1979）、《巴山夜雨》（1980）、《泪痕》（1980）、《小街》（1981）、《我们的田野》（1983）、《青春祭》（1985）、《芙蓉镇》（1986）、《黑炮事件》（1986）等影片，表现青年人的历史生活和情感状态，反映了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对于失去的青春的怀念与回忆。“文革”制造的苦难、被现实碾碎的生活，与改革开放下开启新生活后的兴奋和喜悦鲜明对照，燃起新的反思性艺术激情。  《城南旧事》剧照 当时对电影影响最大的是政治与社会，而这恰恰也是历史基础更深广的当下性呈示。影片《瞧这一家子》（1979）、《庐山恋》（1980）、《爱情啊，你姓什么？》（1980）、《邻居》（1981）、《血，总是热的》（1983）、《街上流行红裙子》（1984）、《代理市长》（1985）、《T省的八四、八五年》（1985）等现实主义影片，灵活多样，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文化感受和审美情感观念。谢晋的“反思三部曲”富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城南旧事》导演吴贻弓等第四代电影人的作品，诗学效果丰盈，脍炙人口；第五代电影人迅速崛起，拍出了《黄土地》（1984）、《猎场扎撒》（1984）、《盗马贼》（1986）、《孩子王》（1987）、《红高粱》（1988）等影片，给人们带来强大的感官刺激和审美及文化语感。与个性突出而内省性又较强的风格呈现不同，这一时期里一些电影表现社会变革对于人和生活的影响，有较浓的现实主义人文色彩。从都市题材《他在特区》（1984）、《特区姑娘》（1985）、《三宝闹深圳》（1985），到赵焕章的《喜盈门》（1981）、《咱们的牛百岁》（1983）、《咱们的退伍兵》（1985）三部曲，胡柄榴的《乡情》（1981）、《乡音》（1983）、《乡民》（1986）三部曲，等等，现实题材影片成为表现改革开放的重要方式之一。这种现实主义一反刻板僵硬的模式，将视角转向当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和社会现象，故事中的人物被置身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展现的是在社会发生变革时人的心理以及某种生活与情感方式，并以此表现对于社会改革或生活的赞美。 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在更加多元的基础上将创作者与观众对电影的热情汇合到一起，形成整体合力与交汇点。《北京，你早》（1990）、《龙年警官》（1990）、《特区打工妹》（1990）、《你好！太平洋》（1990）、《大城市1990》（1990）、《过年》（1991）、《秋菊打官司》（1992）、《站直啰别趴下》（1993）、《大撒把》（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红灯停，绿灯行》（1996）、《有话好好说》（1997）、《美丽新世界》（1999）、《一个都不能少》（1999）等，聆听时代的心音，获得了更广泛的观众喜爱。严格说来，张艺谋、陈凯歌的创作并不呈现某一个固定的风格或符号系统，除分别拍了《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和《边走边唱》（1991）、《风月》（1996）、《荆轲刺秦王》（1999）之外，1993年和1994年，他们的影片讲述历史与人的命运，有着高度的视觉感性，在国际影坛引起强烈反响，走入了世界影史画廊。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等影片，从观众审美情趣出发，表现平民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烦恼和梦想、心理和欲望，片中小人物的平民话语及其悲喜剧，满足了市民阶层的心理欲求。喜剧创作与电影感性、形式及其当下意义相联系，也是和电影创作观念改变一同进行的重要示例。 3后消费时代电影如何猛进腾飞 电影作为伴随时代和观众共同成长的大众艺术，传递着强有力的观念与激情：电影创作和最具影响力与话语权的市场化大潮结合，那么对于世界的期待与开放势必应运而生。从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美国等国外同步分账大片的引进，打开了重要的窗口。电影政策、电影引进和国产影片创作、电影消费，和电影市场的开放及电影实体的当下性结合，具有重要正相关意义。  《英雄》海报 2001年，《电影管理条例》的出台具有政策引导与规范的意义。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院线制”于2002年开始推行，成效显著。2004年初，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推动了电影产业的迅速崛起，《卧虎藏龙》（2000）、《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等中式大片汲取传统资源，直面好莱坞的挑战，发出多元声音，开启了国产电影、华语电影的新时代。2006年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成本仅200万元，却获得2000万元的票房成绩。此外，《爱情呼叫转移》（2007）、《落叶归根》（2007）、《十全九美》（2008）、《夜·店》（2009）、《疯狂的赛车》（2009）等影片，其中包含的创作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以至商业主义直接揭示庐山真面目。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电影市场进一步开放，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民营电影成功崛起，电影业的改变受到欢迎。电影引领时代之风气，逐渐多元，中国电影独立自主、开放无拘的新版图开始形成，走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产业化成为一项前所未有的探索。 随着电影市场和消费者的观众中心制进一步确认，电影创作题材多种多样，一些影片，如《无极》（2005）、《神话》（2005）、《夜宴》（2006）、《赤壁（上）》（2008）、《失恋33天》（2011）等，呈现突出的商业化特点。而《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卡拉是条狗》（2003）、《世界》（2004）、《可可西里》（2004）、《青红》（2005）、《三峡好人》（2006）、《图雅的婚事》（2006）、《山楂树之恋》（2010）等，表现生活在社会各个角落中的小人物，映照中国当代的思潮及流变。在此时期，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对于电影创作、传播与消费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电影创作进一步融进环境里，表现出整合社会公众的伦理道德与主导文化趋势，出现了《集结号》（2007）、《建国大业》（2009）等主流电影作品，显现出市场风潮对与政治相连的电影创作的影响。 4新时代电影变革与当代精神史构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人口数已增至14亿多。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电影大国，电影市场稳步扩大，国产片创作在进一步强化艺术性、创新性、市场性的同时，热情描绘历史交汇期的环境变化和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美好愿望，显示出昂扬向上的时代感。《中国合伙人》（2013）、《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流浪地球》（2019）等为代表的主流题材影片，打破预期，激励中国电影人不惧挑战，在新的改变与发现的征程上勇敢前行。《亲爱的》（2014）、《老炮儿》（2015）、《相爱相亲》（2017）、《嘉年华》（2017）、《暴裂无声》（2017）、《无问西东》（2018）、《我不是药神》（2018）、《无名之辈》（2018）、《江湖儿女》（2018）、《找到你》（2018）、《地久天长》（2019）等反映小人物生存状态，呈现出社会底层的文化症候，以特定的写实性在市场化取向中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一些影片如《泰囧》（2012）、《十二生肖》（2012）、《港囧》（2015）、《唐人街探案》（2015）、《大闹天竺》（2017）、《一出好戏》（2018）等，采用探险式的故事或寻宝、破案的模式进行类型化创作，可看性很强。多种类型元素的混搭，将悬疑、动作、喜剧融合在一起，并且动作场面节奏恰到好处，显现出了政治、文化和市场对电影创作多方面的影响。给予电影人的启示意义与环境转型变化结合，从总体演进趋势上影响越来越大。  《流浪地球》剧照 2019年，在春节档上映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昂扬、明亮，冲击力强，让人激动振奋。而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其独特的视觉神采，在暑期档推出后累计综合票房已近50亿元，观影人次突破1.5亿人次，超越了《流浪地球》，成为标志性事件，令人瞩目。《流浪地球》富有内在张力，展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表达和“以中国为视角的文化多元主义”，成为当代电影转型的出色之作。《哪吒之魔童降世》改编自神话故事，传承文化，同样以“中国风”反映了中国电影人的文化自信和自强不息的文化价值观。两部影片夺尽风采，显示出中国电影发展的乐观前景。  《哪吒之魔童降世》剧照 回顾新中国70年电影发展历程，总结经验，获得哪些启示？ 其一，新中国电影贯穿始终的当下性命题，从思想性、艺术性到精神价值的表达与超越，体现了社会、政治和当代精神史构造的必然。无论是对当下性的持续关注，抑或对消费生活的痴迷与信仰，电影作为艺术个体的创作及其蕴含的现代社会的文化权利不能“简化和变形”是肯定的。电影发展由时代政治、经济（认知、规制、方法等）决定，电影创作如何回应当下性和社会结构问题，不仅不能在立场上强烈相悖，而且需要俯下身子，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一头扎下去，用心用情用功地去用艺术反映生活与社会现实。 其二，中国当代电影在继承传统而又不断发展中开拓创新，用开放的心态和视野而不是空洞的概念进行电影创作，讲好中国故事，表现出艺术创造的热情与活力。一方面，电影人为继承中国电影的历史经验深感自豪，另一方面，讲故事，追求真实，加强人文关注，进而促使观众思考，对电影创作来说又是一项新的时代使命。 其三，当代电影创造辉煌，走向更广阔空间，惊喜不断，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更多机会和挑战，急剧扩大的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背后的文化价值则愈发重要。70年来新中国电影创作像一条河流，每时每刻都在流动和变化。近40年的发展，更是如此。现在出于迎合观众猎奇趣味而拍摄商业至上电影的行为已有所减少，更加丰富、融通的格局和路径选择，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界线和关键。  《我和我的祖国》海报 其四，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部类，最大的效能还在于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描绘历史和社会，表现人心和人性在生活中的本来面貌，发挥电影美学和文化深层意义的作用，拍出真情最能引起共鸣。尽管电影的视觉加码趋势在所难免，但进一步发挥国产电影创作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价值作用，鼓励电影创作者根据受众不同定位，在不同题材创作领域加快创新的探索，拍出更多能在国内以至全球引起惊艳的影片，电影创作者负有前所未有的责任。 最后，回归电影本质的创作尊严，进一步加强电影改革探索的开放，人才和人才队伍的建立、健全势在必行。成材靠修枝。最近有机会集中看了近两年院线放映的国产动画电影，深深感到，不断地开放，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在艺术和教育共同书写之下，未来是可能产生我们自己的电影大师、动画大师的。在不断开放的新语境下，创造中国电影新辉煌的创作人才完全可以预期。随着《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出现，中国电影的行业生态和从未停止的艺术探索，正进入更为辉煌的“照亮选择的时刻”，这一切非常鼓舞我们。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