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七年前，孔夫子旧书网上，山东临沂一家特价书店甩卖上海译文新版《狄更斯文集》，十九册精装带原书箱，折扣低至一五，一整箱两百，还包物流。这是一个低得令人生疑的价格，原因也在照片中体现：这书店积压了半仓库，不少于一千套。当时我买五套，多的备着送人。两百块钱的礼物，难找比一套书更适合送文友的，且文友有谁不知道狄更斯之名？送出去，总不至于唐突。事实上，当我跟朋友联系，说自己多买了几套《狄更斯文集》准备相赠，对方态度都是欢迎。我心里还想，要是自己开书店，一定狠狠地压一批过来，这套书一定会涨价。现在我写这篇文章，再到孔网一查，当年满街满巷，眼下只剩数套，最低的标价两千，又查孔网已售情况，标价一千八以内都已出手。这个涨幅，应该有保值作用。当然，这并非偶发事件，我当时之所以入手，是知道狄更斯早已经典化，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岿然不动的巅峰之一，任何的倒攻反算文学清洗，都不会动到他头上。尽管，他的作品我只看过《意大利风光》，那是小时候家里就有的书。当时家里的书实在不多，于我而言，这一本好过那一堆领袖著作。而狄更斯的大部头小说，我无法坚持看完任何一本。 经典不乏运气成分，最要讲求天时地利人和，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干最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作品，早几年就出来了，可惜……无法论证，但有大量可比照的实例。经典与时代的关系也如此密不可分，所以有所谓经典时代，也必有非经典时代。在经典时代，经典创生的数量和机率都有如神话，比如勃朗特姐妹，双双写出世界经典，虽然《简爱》现在看来如此平庸，《呼啸山庄》技术层面问题也不少，但其经典属性已无可质疑。非经典的时代，广种薄收，或者颗粒无收，一个世纪整个国度的人也不会获得勃朗特一家子两姊妹一般的好运。再说狄更斯，当年被经典化，其实也是在大众普及层面做到极致。在英国不再会有比狄更斯更受欢迎的作家，在他生前没有，死后也没有。不仅在国内，域外亦是如此。每一期刊载狄更斯小说最新章节的报纸，从英国运往美国西海岸，总有上千读者排队等候。如此盛况，大概就如同今天的观众追《权游》，一集等不及一集，一季等不及一季。电视剧很容易过季，热度全熄，无人问津；而在视觉艺术泛滥的现在，我们即使读不出狄更斯小说曾有的跌宕起伏，但冲着狄更斯的大名，书籍仍有日常销量。只要有销量，书籍一直卖下去，反之，书籍一直卖下去，销量就一直都有……经典何尝不是一种良性循环，最难是启动，一旦启动便又停不下来。接受我馈赠的几位朋友，未必看狄更斯，但这套书适合放在书柜显眼的位置，比一般装饰品更显档次，对家中小孩也有熏陶作用。 我理解中的文学经典，就是某些作品脱离了大多数文学书籍，成为大众的、畅销的、常销的商品和礼品，甚至还是收藏品。如同马尔克斯所言，他实难想象，《百年孤独》突然畅销，“就像热狗一样卖到每一处地铁口”。余华先生去年在北海讲课，有一妇女用平板车推来两百册《活着》要他签名，随行的诸人担心这行为是揪着偶像当苦力，有失恭敬，而余华先生安之若素，平静地签完两百本。当时流水线一样的签字过程，让经典二字进一步锲入现场观众的内心。我估计这位女士神经如此大条，未必是拿去送朋友，也未必有这么多文友可送。两百册全是《活着》而非十数套余华的作品集，显然《活着》才是该女士反复择汰并认定的绩优股，拿回家增值保值。哪一天往外抛，她可能都有远景规划。 其实经典本身的含义也一直在流变过程中。一直以来，经典是指各个专业门类中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作品，强调专业性；时至今日，经典已暗自嬗变为“记忆的经典”，强调大众普及性。尤其文艺作品，能进入公众记忆的部分，能被更广泛的群体接受，“经典”地位往往是由群众基础夯实。这中间必然发生了某种平权运动，转变的过程或显或隐，显见的，是歌手从港台定制转为全民选秀，隐蔽的，是文学经典的确立。个人以为，这个转变最明显的节点便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应是新时期文学里头一部绕过评论界而完成经典化的小说。这部小说不光是以杂志与书籍传播，更重要的，在于倚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8年3月27日开播，之后进行126天的连播。它在传播形式上，有别于之前大多数长篇小说，尽管在当时评论界并无好评，甚至一片差评，但传播形式弥补或替代了评论界的发声。当然，还有路遥自身盛年而殁，使这部作品更多一层悲壮色彩，人与文的境遇交织，某种程度上道成肉身。 “记忆的经典”侧重于大众普及性，更多是从传播学角度考量。文学似乎更是如此，新世纪以来寥若晨星的几部被经典化的文学作品（不止于小说），每一部都只有个案可循，虽然也是专业领域与大众普及层面的通约，但主导的力量日益偏重于大众层面。影视行当谋求口碑与市场的双赢，换成文学行当，口碑与市场容易混为一谈，若说经典化是行评与市场达成某种默契，应不为过。行评的作用，在于厘定一部作品是否还属于文学范畴，相当于准入资格，有些书卖得再火，披不上文学的外衣。行评自有级别，把“茅奖”当成国内行评最高级别，也不为过，但事实上获取茅奖也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成经典化，还有待获奖之后的多年时间内，该作品在读者和社会之中自然发酵的过程。“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间可长可短，经典的认定离不开一段必要的时间。 读者越来越相信自我的判断，大众也可能是某种专断，在此情势下，文学专业领域的声音日益微弱，文学经典更容易成为“记忆的经典”，以致金庸也已成为难以撼动的大师。作为专业的阅读者，内心自有对作品的评价，如果阅读量足够多，对自己的判断足够相信，每个人头脑中自有一部“文学史”，而不妨把业已写就印行成书的各种“文学史”看成“文学传播史”。专业人士尽可以怀疑已有的经典，或者哀叹心仪的作品未能完成经典化，但经典本身似乎太多道理可讲，它就是一个个既成事实，就是一次次的意外，或者说是既成事实的意外。比如说李白有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借助这两句，我们知道一千两百年前有个男人叫汪伦。为什么是他？换是另一个名字，也会随这两句被人记住。这首诗不管写得如何操蛋，它随着李白的声名鸡犬升天，已被经典化。“汪伦”恰好嵌在诗句之中，现在我们都知道汪伦，这便是既成事实的意外。 经典不可复制，包括不可由作者本人自我复制。经典是需要求同，而专业必须存异；经典更多的在于普及作用，不一定是真正的专业高度。就像谈及古典音乐，世人皆爱贝多芬、莫扎特；谈及男高音，脱口而出帕瓦罗蒂；指认喜欢的指挥家，十有七八会讲祖宾·梅塔、卡拉扬……但要说喜欢的流行歌曲和电影，则众说纷纭，无法统一口径。因为流行歌曲，我们都真的去听，只要是个入门级的文艺青年，都看过成百上千的影片。自我的判断，是要以量为基础；而未知的领域，经典化的作品和大师才得以成为共识。 文学亦是如此，与人交流，问他喜爱的国内作品，若答《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活着》，当然也算有一定识见，至少和回答大冰、于丹、张佳佳有质的区别。只是这答案太过标准，总让我怀疑他只看过这几部，甚至只知道这几本书名。在专业领域，经典很可能就是障碍，质疑经典无可厚非。我们更需切近地问自己，你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一部？你是不知道它的经典地位就读出它的好？你是因为它的经典地位而更充分地读出它的好？抑或，你是因为它的经典地位而不喜欢它…… 像我本人，对于经典的作品，更感兴趣的是它如何生成，我更乐于了解它的传播史。而随着阅读面的扩大，往往以捞偏门搜冷本为乐事。和经典离得太近，看出每一部经典的好，可能是自我迷失的一种表征；当然，如我这般，喜欢的东西大都是偏门冷本，亦是一种自找没趣，是自我的枷锁。我一直以为，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受众，应有一个阈值，多了少了都不对，不多不少也不好，仿佛文学本身就无处安身。 作为专业的写作者，我对经典的理解一直处在一种含糊混乱的状态，却仍止不住盼望自己作品能够经典化。为什么不呢？既然经典意味着一部作品华丽转身，变成日常的商品，该作者从而一劳永逸，且还美其名曰“洛阳纸贵”、“一纸风行”……所幸，因我确信经典就是一次次既成事实的意外，这盼望反而能够放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就像买一张彩券，盼望着获特等奖，赚取天文数字，也早知道机率是天文数字分之一。为这渺小机率使尽浑身解数，不但瞎费力气，往往适得其反。都说作家应是仰望星空且脚踩大地的群类，我对此的理解，也可用买彩券作比：心里盼着特等奖来临，偶尔得中末奖，五十块一百块，晚餐也不妨添杯小酒，暗自一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