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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涉之术 考证性研究虽然也涉及史料或史实的深入追问，但重点不是求取思想的深度，而是关乎知识的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证其实是一种广涉性的学术。大体说来，古典文献学的考证涉及古书和史实，而现代文学的史料考证涉及书刊、图像等文献和文学史实。中国文史研究界一般沿用德国史学家伯恩海姆的分类法，把考证分为外部考证和内部考证。一般认为外部考证是低级考证，内部考证是高级考证，外部考证为内部考证作铺垫，内部考证则是外部考证的继续和深入。实际上，这种对考证的价值高低的评估和次序先后的安排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但外部考证和内部考证之分却有助于我们认知现代文学考证性研究的广涉内容及其性质。 史学家杜维运说：“所谓外部考证，系从外表衡量史料以决定其真伪及其产生的时间、空间等问题。”(30)他对外部考证所涉内容的划定大多可挪用于现代文学的考证性研究：一是对伪书(含伪文、伪篇等)及遗物、图像等的考辨。如对所谓朱光潜的《给青年二十四封信》一书的辨伪，章启群考证为真，商金林考证为伪。二是对文学史料产生的时代的考证。现代或当代的时代都已明确，重在考证一些时间点，考定了时间点，才可对史料内容作精确评估。如艾青《黎明的通知》一诗的写作时间被考证为1942年春天。(31)三是对文学史料产生地点的考证。环境也是决定文本面貌和史料传播特点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产生于苏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租界等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往往差异甚大。所以，文学史料的产生地点也有考辨的必要。如考定了艾青《黎明的通知》一诗写于延安，便有助于对诗作光明内涵的理解。如确知老舍的作品出版在伪满洲国，当定为盗版。四是对文学史料著作人的考证。杜维运认为“影响史料最大者，为史料著作人。不知某史料出于某人，即难详知该史料的可信程度。”(32)这里主要是“不知某史料出于某人”的问题，即现代文学辑佚、辨伪及笔名考证等。如《自言自语》是否是鲁迅的作品，《京话》是归于姚颖还是其丈夫王漱芳，等等。另外还需确认文学史料著作人的身份，是历史参与者、见证人，还是转述者。 波兰史学家托波尔斯基认为：外部考证主要涉及史料的可信性问题，内部考证则是对史料可靠性的研究，关注的是史料“与事实的相符合的程度”，(33)即在确证为可信史料的基础上再考证其可靠性程度。杜维运则说：“所谓内部考证，系考证史料的内容，从内容衡量其是否与客观的事实相符合，或它们间相符合的程度。”(34)这首先是从史料著作人的信用、能力方面确定史料的可靠程度。如阿英、唐弢等信用度高，则提供的文学史料可靠性强；史济行、张紫葛等信用度较低，所述史料的可靠性便较弱。其次是对文学史料内容的真实程度的确定。杜维运认为在这方面文史学家总结了许多通例，如“(1)凡是两种记载，不相抄袭，即是毫不相干的两种记载，而所记某事相同，则某事可信。”“(2)凡是有客观的证据，如日蚀、干支纪年、民族习惯(如避讳)等可资佐证者，则这一类的记载，确实可信。”“(3)比较正反两方面的记载，代表反对方面者，对某事大加非难，代表正面者，保持缄默，不加辩护，则代表反对方面者的记载为可信。”“(4)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记载互相歧异，较古的记载，较为可信。”“(5)文献记载得到实物的印证，则亲切可信。”(35)除此之外，可能还有其他通例，如伏尔泰说：“两个互相仇恨的同时代人的回忆录都肯定同一事实，这一事实便无可置疑。”(36)这些历史学方法同样适用于现代文学史料的内部考证。 实际上，外部考证和内部考证有时很难作截然的区分。如杜维运认为在外部考证的诸项内容中，还有对史料原形的复原问题，这主要是用校勘的方法。但从四校法看，只有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时才是外部考证，而对校法、本校法多与史料内部相关。又如辨伪书是外部考证，但辨书中的内容真伪时又是内部考证。很多时候是既要辨伪书，又要辨伪事、伪说(即书中的内容)，如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考证。现代文学的考证性研究往往既有外部考证又有内部考证。这说明考证之术广涉史料内外，涵盖了整个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从考证与史料学学科分支关系的角度也能很好地说明现代文学的考证性研究所具有的广涉性。白寿彝说：“考证之学跟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之学有密切的关联。它们离不开考证的方法，但不通过这些学问，也难以做到取材博、用材精、训释正、类例明，从而有正确的考据。可以说，考据之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目录、版本等文献之学的综合运用，而考据的方法又是文献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时所不可少的。”(37)这段话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考证学方法的应用之广，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注释学等都离不开考证的方法。二是说考证学方法需要运用的知识之广，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注释学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所以，如果把考证看成一种科学方法，文献学或史料学的各学科分支都需要这种方法，同时这种方法又离不开各学科分支的具体方法。我们可以侧重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学科分支角度看考证方法的应用程度。 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的每个学科分支在文学史料的搜集、鉴别或整理中都有各自的方法，但都需要用到考证的方法。如辑佚中的线索追踪、由笔名而发现佚文等都需要细致的考证。辑佚中的“陋”、“误”等现象的出现也是缺乏考证所致。避免这些现象，就须在辑佚时不凭猜测、感觉或孤证等定谳，而要进行周密的考证。如方锡德对冰心佚作《惆怅》的考证就提供了本证、旁证、书证、人证等七八条证据，运用了比较法等考证方法。而辨伪之学整个就是考证之学，辨伪的“辨”就是考辨、辨析。辨伪侧重施展辩证这类“曲折委蛇”的考证之术。在现代文学的辨伪实践中，就有一些精彩的考证文章。如商金林《〈给青年二十四封信〉非朱光潜所作——评章启群先生对该书作者的“考证”》一文的考证：先从该书的封面的笔迹、篇名、信的格式、写作时间、出版书店等方面考证该书为伪作，侧重的是外部考证；又对章启群《新发现朱光潜〈给青年二十四封信〉的考证》一文中书的内容应为一流学者所作、书中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哲学和美学观点、风格和文字、出版时间等五点考证逐一提出反证，重在内部考证。校勘则是侧重文献字句等细部的考证之术。对校法、本校法就是内部考证，而他校法、理校法偏于外部考证。从一般方法来说，“对校法实则是比较异同”、“本校法实则是分析和考证”、“他校法实则是考证”、“理校法实则是分析和考证”。(38)这实际上是说，校勘其实就是一种正误汇异的考证。不过，当校勘成果仅仅借身于一种版本(如精校本、汇校本等)时，我们无法呈现其考证的功夫。只有在校读记这类校勘研究著述中才能更好地体现考证的过程和方法。校勘一般偏于述证，其中理校法可能偏于辩证。在现代文学校勘研究中，也有许多体现考证特色的著述，如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一书中的某些片段，王得后《〈两地书〉研究》一书中的校读记等。版本研究与考证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需要寻找诸种文献材料和版本实物这“二重证据”，必须有正文本和副文本因素的相互参证。版本源流和文本谱系的梳理往往采用述证，版本演进带来的文本蜕变则需要辨证。版本研究的著述形态如校读记、汇校本、书话等都离不开考证。依托版本研究而进行的文本发生学、版本批评或其他学科的研究，也需要有考证的基础。目录编撰亦与考证相伴，目录为辑佚、辨伪、校勘、版本研究的考证提供线索，而目录的最高境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体现的也是考证的功力。总之，整个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文献学的研究都要广用考证的方法，其他研究如索隐研究、本事研究、传记批评等离开考证也无法深入。同时，考证之术也要广借史料学或文献学分支的具体技术。 最后，跳出史料学或文献学的视域，我们仍能看到考证之术的广涉性。所以，白寿彝说：“要从事历史的考证，仅有文献学的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逻辑的素养和有关的专业知识，如历法、地理等等……”(39)现代文学的考证性研究也是如此，仅有文献学的知识是不可能圆满完成考证工作的。逻辑学素养的重要，前文已提及。因为研究对象是文学，涉及历法的问题不会太多，但我们应该知道延安的《解放日报》用的还是民国纪年等知识。地理学的知识当然必不可少，如知晓苏区、边区、满洲国、租界等政治地理区隔，注意南渡和西迁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留学作家的出游路线，甚至上海的望平街、福州路(四马路)、武康路等重要文化地址，等等。如吴福辉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出版业、报刊与现代文学生产之关系的叙述、李永东的《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对相关主题的分析都涉及文学地理的考证。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历史和文学史的复原，所以各类历史知识和史学理论知识自然又是考证性研究的应有构成。考证之术与法学也有天然的关系。胡适甚至从发生学角度推想法学是考证学的重要来源：“我常推想，西汉以下文人出身做亲民之官，必须料理民间诉讼，这种听讼折狱的经验是养成考证方法的最好训练。试看考证学者常用的名词，如‘证据’、‘左证’、‘左验’、‘勘验’、‘比勘’、‘质证’、‘断案’、‘案验’，都是法官听讼常用的名词，都可以指示考证学与刑名讼狱的历史关系。所以我相信文人审判狱讼的经验大概是考证学的一个比较最重要的来源。”(40)叶舒宪的《国学考据学的证据学研究及展望》一文也有考据学与证据法学的简单比照。现代文学的考证性研究也当学习法学的严谨，每一次文学史实的考证都应该被看作一次责任重大的文学断案。考证之术当然还需要其他相关的知识，学者要无所不窥，知识域越宽广，就越能有更多的“支援意识”，越能达成科学的考证。从应用之广的角度说，史料学、文献学之外的许多研究方法或学科也都需要考证之术，如文学研究中的索隐研究、本事研究、传记批评等。总之，考证之术所需要的知识没有边界，考证之术是广涉之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