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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较高级批判 胡适认为考证学可译成西方的Higher Criticism。在西方，“‘校勘’(Textual Criticism)又叫‘初级考据’(Lower Criticism)，与此相对应的‘高级考据’(Higher Criticism)，是对文本作者、撰写时代、地点等问题的考证。之所以叫‘高级考据’，只是因为它要以‘初级考据’作为基础和前提”。(41)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一书也谈到了两个层次的考证问题，但中译本又把Higher Criticism译成“高级校勘”。如果我们要突出“批判”的意义，Higher Criticism其实可直译为“高级批判”，严格意义上说，应译为“较高级批判”。考证实质上也是一种包含或基于初级批判的较高级批判。 考证之所以可以称为较高级批判，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较高的治学精神或境界，即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清代的许多学者如钱大昕、汪中、阮元等都用“实事求是”一词评价朴学或考据学。“实事”用今天的话是客观事物、事实或证据。“是”指的是真义、真相、正确性、最大值等。“实事求是”自然有其史学、哲学的内涵，但它也是考证学的理论总纲。梁启超谈辨伪正误时曾把乾嘉学者的“实事求是”概括为“求真”二字。(42)考证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应该具有多重内涵。其一是具有怀疑精神。梁启超评戴震，认为怀疑和追问是“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之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43)陈垣也说：“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44)因此，实事求是的第一步是怀疑，怀疑才能读书得间，进而从间隙中进入。其二是具有批判意识。怀疑而能追问、审思，这已进入到批判过程，然后是去蔽、揭露、臧否、重估或否定等进一步的批判。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对宋明理学末流的空疏学风、妄改古书、望文生义等错误做法及考据成果中的非实事求是倾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其批判锋芒所向，虽师友都不规避，甚至进行自我批判。如戴震提倡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体现的正是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唯此，才能达成实事求是，求得“真是”。其三是阙疑存异原则。关于此点，清代学者多有论及。简言之，阙疑存异就是涉疑处，不妄下断语，阙而不论以待查考；歧异处，不自逞臆见，并存加注以便省阅。这也正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总之，实事求是的精神用现代的观念说就是一种治学的科学精神。治学能否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其学术效果将大不相同，正如淩廷堪在《戴东原先生事略状》中所言：“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45)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因具有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其治学水平已达到了一种较高的境界。 实事求是的理念往往具体化为考证的方法。进入20世纪以后，学者们则从这些方法中提炼出“科学”精神。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46)他又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本朝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所谓科学的精神何也？善怀疑，善寻间，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说，一己之臆见，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则原始要终，纵说横说，务尽其条理，而备其左证，二也。其学之发达，如一有机体，善能增高继长，前人之发明者，启其端绪，虽或有未尽，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启者而竟其业，三也。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四也。凡此诸端，皆近世各种科学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汉学家皆备之，故曰‘其精神近于科学’。”(47)在梁启超那里，实事求是、考据方法和科学精神之间几乎可以划等号。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也总结：“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48)这些文史学者既从传统考据学中阐发其科学精神，又借鉴西方学术思想和科学方法，如兰克的“史料批判”方法、杜威的实验主义等，更自觉地发明和应用新的考证方法。经过20世纪初期的进一步发展，现代考证方法既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积淀，又有现代科学精神的灌注，演变为一种较高级的学术批判方法。 但是，对这种“较高级批判”的批判从未停止过。清代的学者如王引之、姚莹等就批判考据学有复古、门户之见，甚至有败坏风俗、人才的倾向。进入20世纪以后，梁启超、刘师培等也批判考据学有繁琐、视野局限等弊端。1950年，王瑶撰文《考据学的再评估》(后改题为《论考据学》)，同时批判旧考据学和新考证学。文章认为考据学一是有治学方法的局限性：“考据学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形式逻辑考察事物和现象的方法，是常识的思维方法；从乾嘉学者到胡适们，三百年来在方法上并没有什么进步。”新考证学的“贡献只是基于研究对象的转换和新材料的获得，而并不是处理方法的提高”。二是受材料的限制，“有些问题是永远不可能用考据学来证明的，如果没有新材料”。三是逃避现实且持单纯的技术观点。“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不敢正视接触现实社会了，就又唱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向故纸堆中去逃避……正像学技术科学的人以为他可以不受政治的影响一样，研究文史的也把单纯的技术观点建立在他们的考据学上了”。(49)在50年代中期的《红楼梦》批判运动中，陈炜谟认为旧考据学有脱离现实和政治、主观臆断、烦琐拉杂、材料局限、绝少研究文学等缺点。胡适派的考证也有主观武断、烦琐拉杂、穿凿附会等特点，且“歪曲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50)这些批判有的的确道出了考据学的症结，但有的过于极端，有的失之于牵强，缺少学理依据。目前，考证的方法在不断增加，考证的材料也越来越丰富，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批判进行再批判，尤其是不能简单沿袭旧的批判方法并挪用于新的批判。要对考证之术进行恰当的价值批判，应该注意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考证可定位于“述学”。从广义的角度论考证学方法，正如章学诚所谓：“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徵实存乎学，刘子元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51)即考证性研究不逞于哲学的思辨和文字创作的才情，而重在以丰富的学识对史实与真相进行叙述、陈述，是“述学”。袁枚说得更具体：“古文之道，形而上，纯以神行，虽多读书，不得妄有摭拾。韩、柳所言功苦，尽之矣。考据之学，形而下，专引载籍，非博不详，非杂不备，词达而已，无所为文，更无所为古也。”“六经、三传，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郑笺、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52)即考证不仅是“述学”，要旁征博引地去“述”，且无须文彩，所谓“朴学”是也。从狭义的角度看考证之术，它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等都是“述学”，都可以算是“述而不作”。考证本身无论是述证还是辨证，主要也是采取“述”的方式。对考证这种“述学”，自古以来一直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如袁枚就以形而上、形而下来作区分。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理论轻看考证。实际上，如果依据“论”和“述”两种不同的学术言说方式，可把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分成论著和述著两种。借用章学诚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53)这一说法，这两种学术言说方式及其著作形态并无价值高低之分，而是相互借助、相辅相成的。考证所“述”，正是“论”的基础。如朱光潜说：“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的知识。”“考据就是一种批评。”“考据不是欣赏，批评也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54)这是说考证所得的历史知识有助于审美实践。其实，又何尝不有助于接受美学理论的研究呢？又如文本阐释及阐释学理论的深入等往往也离不开考证。当下，有些学术成果凸显“考论”二字，如付祥喜的《新月派考论》、解志熙的《考文叙事录》等，试图在考证中加入“论”的成分，从而提升考证的学术价值，其实都是对考证“述学”价值不自信的表现。当我们改变近几十年来形成的重“论”的价值观念和学术评价机制，或当我们重续朴学的学术传统，就会发现纯考证的学术成果(如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吴永平的《〈胡风家书〉疏证》、郑子瑜的《〈阿Q正传〉郑笺》、陈永志的《〈女神〉校释》等“述著”)也是值得提倡的著述类型，它们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要言之，现代文学的考证性研究的主要特征就是“述”，是真实地呈述现代文学背景的、历史的、隐藏的各种真相。 第二，考证有别于索隐。朱光潜认为考证学者的错误之一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一字一画都有来历，于是拉史实来附会它……《红楼梦》一部书有多少‘考证’和‘索隐’？”(55)这是把考证和索隐混谈，且认为穿凿附会是考证之弊。实际上，穿凿附会之弊应归于索隐而非考证。索隐法是古代形成的一种文本解读法，是通过文本的表面意义索解其隐指的意义。考证在诸多方面都有别于索隐：其一，索隐法主要用之于文学文本，考证则适用于各类文本，且考证不限于文本。其二，索隐法主要是追索文学文本里隐藏的政治内涵或历史真相，所以有“政治索隐派”的说法。考证所考的内涵更宽泛。如在红学研究中，旧红学派即索隐派，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新红学派则考证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与作者及其家族有关。二者更为主要的区别是研究方法的不同。索隐常采用类比法、拆字法、谐音法、转义法甚至射覆法等去解读文本，有时会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充满主观随意性，往往会导致语言暴力，因此胡适曾讥笑索隐派是“猜笨谜”。而考证则追求客观性和科学性，“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56)需要本证、旁证俱全，内部考证和外部考证兼备，且使用归纳法等多种科学方法，更有说服力地呈现史料与史实真相。但另一方面，考证与索隐也有相通之处。如果是证据不足、述辨不周的考证，也容易像索隐一样具有穿凿附会之弊。索隐中的谐音法、拆字法等也可借用于考证，尤其是研究有影射倾向的文学作品。如对章克标的《银蛇》、徐志摩和邵洵美合写的《珰女士》的考证可以辅用谐音法和拆字法等解码方式。而现在的索隐研究也已开始吸收考证的方法而成为趋同于考证的“考索”。总之，简陋的考证可能形同索隐，而科学的考证当无穿凿附会之弊。 第三，考证不等于繁琐。考证学方法常被批判为繁琐。如历史上的宋学派常常指责考据学者为繁称杂引。学术史上确存在一些末流考据成果是无意义的繁琐之举，但宋学家对汉学家的指责常有门派偏见，是治学理念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如有学者就指出：“如果撇开宋学派别有用心的攻击这方面的原因不论，这种考据方法，与宋学言心言性不需用大量的文献材料作为依据的阐释方式的差异，是导致宋学派认为考据繁杂的原因。”(57)而当代学者对考据繁琐的批判则主要源于对这种治学方法的不理解、不认同以及这类文章的阅读有障碍等。考证学有一条定理是“孤证不为定说”，证据越多越好，所以博征繁引、参伍错综、论证缜密是考证学的内在要求。同时，考证最常用的方法是归纳法，而唯有最大限度地穷尽式归纳才能得出相对真确的结论。现代文学研究虽然不可能达到对传统经典考证那样举证上百条的程度，但恪守“孤证不为定说”，追求博证的原则还是应该坚持。至于解决繁琐考证带来的阅读障碍问题，古人已作过尝试，如制成图表就可以使考证变得直观简洁，现代文学考证也可继承此法。如作家踪迹的考证可画成行旅路线图，作品版本的考证可制作版本谱系图，其他有许多归纳性的考证皆可列为表格。此外，还有转成注释之法，即把次要的材料、证据放进脚注或尾注里。这样，正文就更容易阅读，丰富的证据材料也得以保存。最后，应辩证地看待繁琐问题。正如考据家顾颉刚所说：“我们不能一看到考证史料的文章，就说这是搞‘繁琐哲学’。繁琐不繁琐，不在于考证问题时所引用的材料的多少，而在于所引用的材料是不是为了解决考证的问题时所必需的，是不是都有内在联系的。如果是必需引用的，各项材料都是有联系的外证和内证，那么虽多到数十百条，也不该说是繁琐；如果不是必需的，即使少到一二条，也该说是繁琐。”(58)因此，现代文学的考证应规避无意义的繁琐，不避有意义的繁琐，但为了阅读便利，也应尽量化约繁琐。 第四，不提倡有争议的考证。通常情况下，有些考证虽没有明显违背考证学规范，但因其常会引起争议，也不应被提倡。此考证主要有两类：一是默证。默证被指为消极的推断。“推理方法有二：其一为积极推理，即据已有推断实有，并判断实无；其二为消极推理，即据无有推断实无，并判断实有。此即史学家向来惯用之默证法”。(59)顾颉刚被认为是滥用默证最厉害的史学家，受到张荫麟、徐旭生等人的责难。张荫麟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运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60)张荫麟举顾颉刚默证一例：《诗经》、《尚书》中皆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故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我们亦可举例：英国学者弗朗西斯·伍德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认为，马可·波罗《行记》中没有提到长城，证明他没有到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中也有学者用默证，如有人认为在五四时期名人的文献中未见“反帝”一词，故五四运动中无“反帝”主题。这种考证法及其结论皆值得质疑。如他是否阅尽当时名人的文献？该词在他人文献中是否一定没有？即便不存在于文献，五四时期是否就不存在反帝运动？故默证法在现代文学考证中亦不可滥用。二是“过限”考证。这不是指过量、过度的考证，而是指超过了考证应有的界限而进行的无关宏旨、意义屑小的考证，或如俞平伯所自称的那种“逢场作戏”的趣味考证，如考证宝玉为什么爱吃稀的，等等。现代文学研究中也有这类考证，如有学者在徐志摩传记中考证说，徐志摩与陆小曼越过男女之大防的具体时间是1925年1月19日晚上酒宴后。这类没多少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的考证就可称为“过限”考证，也是不宜提倡的。 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方法之所以只能被称为“较高级批判”，是因为它还较少达到更高级的境界。正如王瑶对考据学的批判及其所引恩格斯的话所说，考证家往往“孤立地考察一个问题或历史现象，在静止不动的平面上去考察这个问题或历史现象，排除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史实间的联系，因而他们的结论或判断的正确性，就不可能超越了常识的范围，去全面地或概括地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它的丰富内容……恩格斯说：‘人的常识，在四壁之内的家庭生活范围中，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只要一踏上广大的研究世界时，它立刻就会经历最可惊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虽然在某一多少宽广的领域中，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迟早它总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它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看不到它们的互相联系；只看到它们的存在，而看不到它们的产生与消灭；只看到它们的静止状态，而忘记了它们的运动；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段话对于我们批判旧日考据学的治学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是完全的吻合的。”(61)因此，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考证方法还需要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和批判精神，对文学史料的形构意图、本质属性、史料观等进行更高层级的批判，这样才能使之更加科学有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