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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魔幻旋风”登陆中国之缘起 访谈人：《马丁·里瓦斯》出版后，紧接着您就出版了《城市与狗》。谈到这部作品，就涉及您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译介工作。您其实是中国较早翻译略萨作品的译者，和略萨也有过个人交往，能否谈谈个中缘由？ 赵德明：大约在1977年，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西班牙语专业有一位秘鲁专家，名叫米格尔·安赫尔·乌加德，他是巴尔加斯·略萨的远亲，也是文学语言专业的教授。当时刚好“文革”十年结束，我作为青年教师，对于拉美文学的情况已不甚清楚，正好向他请教最近几年拉美文学的新动向。 他第一个就谈到了巴尔加斯·略萨，且刚好带了两部略萨的作品到中国来，其中一部就是《城市与狗》。我拿到这部书之后，读起来感觉结构很奇怪，书的情节是跳跃的，里面用到了很多电影的手法，如蒙太奇剪接等，让当时的我感觉很新鲜。乌加德老师为我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安排这种结构、这种小说属于什么流派、这位作家的现实影响等。当时，略萨的影响主要是在西班牙。读完了这部书，我产生了要把这位作家介绍到中国的想法，就仔细了解了他的情况，发现略萨出生在1936年，比我大3岁，我俩年龄差距不大。 到1977年为止，巴尔加斯·略萨已经创作了四部重要作品：《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和《胡莉娅姨妈与作家》，这些小说都很有影响力。在西班牙出版界的帮助下，他的名气又回到了拉丁美洲，所以这位作家很值得介绍。1979年10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会上，我宣读了论文《试论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创作道路》，随后该文被正式印发给与会学者。大会重点讨论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巴尔加斯·略萨，还有一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两位作家对于1979年中国西语文学翻译界都是很新鲜的。当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听了相关报告之后也觉得很需要将其译介到中国。适值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不久，也提到需要了解国外的情况。具体到文学研究、翻译、出版领域，则是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世界文坛近况。最终，我们决定通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杂志《外国文艺》，把马尔克斯和略萨介绍到中国来。 通过杂志的介绍，社会反响很好。而当时还没有作品译介进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决定邀请我进行翻译。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时我也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觉得这部书很有必要进行译介，就写了一个详细提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王央乐。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议定，《百年孤独》这个选题由上海来做，《城市与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自此，我就开始翻译《城市与狗》。 访谈人：1981年11月，您翻译的《城市与狗》（译者署名赵绍天）由外国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出版了，在中国作家群中得到非常好的反馈。 赵德明：《城市与狗》出版之后，我们在王府井大街附近的一家酒店里举行了一个拉美文学介绍会，会议的重点就是介绍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包括王蒙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对于我们的介绍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就像莫言说的，发现“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我印象最深的是，接受新的语言、写法，真正动手的恰恰是王蒙。王蒙那时也是老作家了，他听说了意识流、内心独白等说法之后，便尝试进行了这方面的创作。这在当时是非常先锋的。 1980年还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世界笔会。在会上，中国作家与各国作家相互交流，得到的消息是当下世界文学的热点之一是拉美文学。回国后，这批作家接连撰文介绍这一情况，文章发表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国内重要报刊杂志上，造成了一定社会影响。客观上，这次出访也推动了中国作家对拉美文学的关注。 巴尔加斯·略萨在1979年当选为世界笔会主席，任期三年。而到了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给我们国内推广拉美文学增添了动力。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百年孤独》在阿根廷的出版时间是1965年，但是翻译介绍到中国已经到了80年代。所以1980、1981、1982年所有的事情赶巧到一起了：作家代表团回国介绍情况；我们翻译出版《城市与狗》《百年孤独》；我还编选了一本《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包括刘习良、尹承东等十几位重要译者都参加了这个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影响。 经过这一系列的动作，当时的中国文坛对拉美文学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作家发现，拉美文学区别于欧美文学，更区别于东方文学，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拉美文学真的是一朵奇葩。《我们看拉美文学》（论文集，赵德明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可以为证。 难忘记忆：对话马尔克斯和略萨 访谈人：您后来同马尔克斯和略萨都见过面？ 赵德明：20世纪90年代初，马尔克斯和略萨先后访问了中国。马尔克斯是单纯来中国旅游的。由于这是私人旅游，他谢绝了媒体采访，但是通过使馆希望能够见见自己作品的译者。于是我、尹承东、申宝楼在经贸大厦与马尔克斯进行了一次谈话。除了作品，他感兴趣的还有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略萨来中国的主要目的也是旅游，同时也希望了解自己作品的译介情况。两个人都非常友好，对中国印象也不错。 1996年，我在西班牙做学术交流，刚好赶上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举办巴尔加斯·略萨作品国际研讨会。我当时人在格拉纳达，距离不远。他们联系上我，希望我能够在大会上作一个演讲，于是我应邀去了穆尔西亚。 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主题是关于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大会参与者众多，坐满了大礼堂，略萨本人就坐在台下。按照西班牙学术会议的惯例，我单独在台上进行演讲，用西语梳理了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国内的翻译、介绍、影响，以及国内学界的看法。我当时对略萨1990年参加总统选举的经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他不适合搞政治，他的失败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就有一个杰出的作家可以继续写作，而他即使当上了秘鲁总统，也未必能够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时会场又是掌声又是笑声。他坐在台下面对着我，也笑了。 因为住在同一个大饭店里，我俩相约一起共进早餐并且进行了一些叙谈。其中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的译介。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伯尔尼版权公约，我们的译介工作也逐渐规范化。他慷慨地表示要送我一个礼物，就是请他的版权代理将《水中鱼》的版权免费赠送给我。这是我们在北京之后的第二次见面。再后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又见了一面。 1980年后，巴尔加斯·略萨又写出了《世界末日之战》等重要作品。我参与翻译了《世界末日之战》，后来又翻译了《水中鱼》《谎言中的真实》《情爱笔记》《公羊的节日》《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等。他的文学评论水平，有些甚至可以说超越其小说创作水平。阅读这些评论，可以真切领略到他的思想变化、文艺见地以及他精致、铺排得体的语言。他后来对拉美文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说他专题研究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写出了专著《虚构之旅》，称他是一代拉美作家的老师，其文学影响可以和博尔赫斯相提并论，这是在国内都没有的提法。 访谈人：除了略萨之外，这几年您还翻译了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作品。 赵德明：我重点翻译的作品就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2666》。原著是出版社提供的，希望我来操刀翻译。这部书很厚，有800多页，应该是我一生中翻译篇幅最长的一部书。尽管体量大、阅读时间长，这部作品依然好看，故事性强、情节抓人。且作品背后对欧洲文化、拉美文化均有所涉及，对社会的黑暗面具有很强烈的批判性：黑社会横行、普通百姓遭欺压、战争的杀戮和平日的杀戮，如连环强奸杀人案，作家对此都有着细致的描写。 这个时候的波拉尼奥对欧洲文化很悲观，所以其作品表现出了一种哀愁。后来，我又翻译了波拉尼奥其他一些作品，如《地球最后的夜晚》《美洲纳粹文学》等。最近，我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足球魔法》。看足球、踢足球的都知道，足球场上充满了偶然性，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场景，颇有一些鬼使神差的味道。而这背后也有一些心理现象，也就是踢球者的心态。明星球员在球场上的大将风度、旁若无人的镇定心态，千军万马中带球过人源自何处，这个小说里给了交代。这个写作角度非常新鲜，甚至中国的足球评论也很少从这个角度去写，因此我很喜欢这部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