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作为系统概念的意义格式塔 无论是从逻辑层面，还是从时间层面来考量，文学的意义问题都应该成为一个结构化问题，应该采取一种系统观的视角，这样才能超越单因论的局限。从方法论角度看，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甚为重要。 第一是从意义实在论向意义建构论的转变。所谓意义实在论，是指那种将意义看作是业已完成的固定物，好像一尊花瓶或一棵树那样已然存在的实物，它早就存在于某个地方，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工作不过是去确证它而已。意义建构论则是另一种思路，它强调意义不是一个完成物存在于何处，而是有赖于阅读、理解和阐释而最终实现的，因而文本具有某种生产性与生成性特征，文本意义在与作者意图、读者会义的关系中被不断发现和完善。所以，从作者到文本再到读者，意义总是处在不断被建构的生成过程中，很难说有一个绝对的终点或终极的意义。这对文学研究来说，是一个深刻的观念性变革。进一步的问题是，意义是如何被建构呢?这就涉及第二个转变。 第二个转变是从意义来源的单因论，向其文学复杂系统生成的考察的转变。要克服单因论的偏向，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格式塔心理学的重要原则——“整体性在先”的原则。为了克服元素论(亦即心理学中的单因论)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刺激—反应论的局限，格式塔心理学主张用“场”的理论来研究心理活动，强调心理活动是一个完整的场域，具有整体性和结构化的特征。格式塔心理学对元素论的批判和改造，与本文讨论的文学复杂系统论对单因论的批判有某种方法论上的相似性，所以引入格式塔心理学的原理对于解决文学的意义问题有所启发。由此本文尝试提出一个结构化的概念——“意义格式塔”(gestalt of meaning)，并以格式塔心理学的原理为方法论来解析文学意义难题。按照格式塔心理学，所谓“格式塔”是指被感知到的大于其部分之和的组织化整体，因此，“意义格式塔”概念强调的就是意义的整体性和结构性，它不是某些部分的简单相加，更不是个别元素的单一功能。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考夫卡明确指出，在图形认知中，良好的连续性和构型性经由组织完好的要素关系的结构而形成，只有在格式塔结构中才能产生可理解的意义。换言之，意义是从一个完整结构的格式塔中产生的，个别要素或局部价值不足以说明其意义。考夫卡写道： 我们的现实世界并不只是些基本事实的排列，而是由一些单元构成的，其中没有一个部分可以独立存在，每个部分都超越自身并暗指着一个更大整体。事实和意义不再是分属不同领域的两个概念，因为事实总是某个内在一致的整体之中的事实。我们无法通过每个点逐一分别解决的方式来解决系统(organization)问题，必须围绕整体才能加以解决。所以我们会看到，意义问题与如下关系问题密不可分，亦即整体与其各部分的关系。这也就是说：整体大于其各部分之和。更准确地说，整体是某种不同于部分之和的东西，因为累加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步骤，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才具有意义。(46) 以上这段经典陈述有几个要点颇为重要。其一，考夫卡强调任何事物都不是分散孤立存在的，其各个部分是以结构单元的形式完整构成的。更重要的是他明确指出，每个部分都有超越自身指向更大整体的特性。正是基于这个特性，考夫卡道出了第二个方面，即方法论上的要求，必须把注意力放到整体与部分关系上，而不是个别要素，哪怕是最重要的要素。这种方法的真谛在于，不再采取逐个考量具体要素的做法，而是围绕整体来解决问题，此乃整体性在先原则的体现。最后，考夫卡认为，意义乃是整体与部分关系的产物，因此，格式塔心理学最核心的观念就是，整体不等于并大于部分之和。在文学研究中，这个观念要求我们不能做各个局部的意义范畴的累加工作，更不能夸大某个部分的重要性，而是着力探究意义格式塔结构。意义格式塔要求我们，必须将任何要素或部分都置于结构化的系统中加以考虑。据此笔者认为，意义格式塔有两个最基本的涵义：一是意义本身是一种系统中诸多要素关联形成的场，是一种结构化功能的产物；二是我们对文本意义的阐释，也必须从这种结构化的整体系统观出发，不能片面强调某个因素的重要性，而是关注这些因素在系统结构中的功能和关联。 第三个转变是从文本意义阐释的独断论向协商论的转变。所谓文本意义阐释的独断论，是指那种将某种阐释看成是唯一正确的做法，或虔信自己乃是绝对真理的拥有者，因而对其他阐释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协商论说的是文学研究中一种交往、对话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可能出现在一个特定的批评家身上，是他努力与各种不同阐释展开的协商对话；也可能出现在诸多批评家组成的文学共同体内，亦即不同批评家之间的讨论与争议。从独断论向协商论的转变，内含了一种对绝对真理观和“神学一元论”的质疑，提倡各种不同意见对话协商的交往理性。本文认为，协商实际上就是不同意义的阐发所达成某种妥协，不妨借用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来说明。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任何表意实践都处在诸多表意系统的转换场域中，所以任何表述的位置和意指对象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完全的并与自身同一，而总是多元的、散落的和可汇聚的。因此，多义性可以视作符号多面相关性的产物，它与不同的符号系统相关。(47)简单地说，互文性就是一个特定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一个文本是孤立存在的，意义的生产性就存在于诸多文本的相互关系之中。这里，我们把克里斯蒂娃用于说明文学文本的互文性概念，转到用于说明文学阐释的各种理论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协商性状态乃是文本意义生成性的样态，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说，每一种阐释也总是必不可免地与其他阐释有所参照和关联。这种参照和关联也就是一种协商和对话，它涉及读者(或批评家)与作者通过文学文本中介的对话，又涉及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不同理论文本间的对话，由此而形成某种协商的格局。从哲学上看，这种对话性是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体现。恰恰是由于交互主体性，对话和理解才得以可能，文本意义的阐释才得以实现。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交互主体性是一种平等的可互换位置的交往： 纯粹的交互主体性是由我和你(我们和你们)，我和他(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称关系决定的。对话角色的无限可互换性，要求这些角色操演时任一方都不可能拥有特权，只有在言说和辩论、开启与遮蔽的分布中有一种完全的对称时，纯粹的交互主体性才会存在。(48) 哈贝马斯把“纯粹交互主体性”看作是言语交流的理想情境，笔者认为也可以把它视作阐释共同体内不同阐释关系的一个条件，这也是批评家在阐释文学文本时所形成的自我—他者关系，是一种阐释的协商状态。据此有理由认为，意义是一种主体间交往和理解的产物。但需要指出的是，交互主体性说的是交往和理解的可能性，并不是达成无条件一致的证明。因此，协商性说到底乃是某种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是趋向某种有差异性的共识，而非强制性的全体一致认同。 至此，我们需要对文学复杂系统中的意义格式塔生成，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回到前面分析过的三种最常见的单因论，除了对其共同的方法论展开批判外，它们之间的一些差异性也值得辨析。首先要注意的是，无论作者意图说抑或读者反应说，它们都离不开文本。因为文学活动最直接最具体的载体是文本，作者写作文本，读者阅读文本，正像艾布拉姆斯四要素关系图式一样，文本始终处于各要素关系的中心。因此，文学复杂系统中其要素的结构关系是以文本为中心的，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以文本为中心，但并不意味着文本是意义的独立来源，需要进一步关涉作者和读者等其他层面，着重考察它们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不同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其次，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虽然都对文本意义的生产有所贡献，但他(它)们是有所差异的范畴。作者与读者属于主体范畴，文本则是客体范畴，而意义乃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性的产物。从文学活动的时间性结构来看，作者是文本的生产者，文本是作者的创造物，而读者不可能与作者有什么事实上的联系，他或她是通过阅读文本而与作者产生想象性的关联。由此我们把文学的意义格式塔视为不同层级的意义源和衍生项所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处在一种动态的生成关系中。 这么来看，文学阐释要考虑的意义源有两个，一个是作为客体范畴的文本，另一个是作为主体范畴的作者意图，两者的复杂而非同一的关系构成了意义的二元关系性源头。意义格式塔的第一意义源乃是文本。在这方面，新批评关于文本客体的有些论断是合理的，文本语句中蕴含了有待阐释的第一层意义。新批评的问题在于它只关注到文本语言学和修辞学规则下的语句义，仅有这样的分析还不充分，还必须进入到意义格式塔的第二意义源——作者意图。换言之，文本自身的理解有必要关涉到作者的写作意图等复杂的主体因素。只有以文本为中心来关涉作者意图，阐释方才有可能建构出意义格式塔。 不同于意义源，读者属于另一个范畴，严格说来并不是意义的来源，却是意义实现的必要条件。由于读者不属于意义源，而只是意义的转换或延伸环节，所以姑且称之为意义格式塔中的意义衍生项。显然，在文学系统中，第一意义源和第二意义源之间会有差异与抵牾，再到第三意义衍生项，则有可能导致不同的意义理解。从理论上说，作者意图、文本意义和读者会义三者差异可造成无数可能的意义阐释，但并非无规律可寻。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关系，差异亦有一定的范围，文本意义与作者意图相互制约，这种制约又反过来制约着读者会义的形成。正是三者的互动与制约关系决定了文本意义具有某种弹性，这种弹性是文本生产性的根源所在。那么，它们是如何制约或限制的呢?笔者注意到，无论是维特根斯坦“意义即用法”的理论，还是赫什的作者意图说，或是费什的解释团体理论，都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就是特定语境中的语言使用规范，或者说是语言的“游戏规则”。这似乎是不同理论防止自己落入危险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最后底线。文本是一个语言构成物，它必须依照特定语境中所约定的语言使用规则。共同的语法、语义和修辞规则是语言所以成为社会交往媒介的前提条件，这也是塞尔所说的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原则——“阐释背景”。至于读者或文学批评家，也是遵循着这样的语言学规则或“阐释背景”，虽然可能有时间性的历史差异(如今人读古诗等)，或空间性的文化差异(如中国读者阅读莎士比亚剧本等)。 由此可见，作者、文本和读者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他们总是处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定语境之中，因为任何语言规则和用法都有赖于具体的语境，无论作者或文本或读者。我们知道，语境这个概念是指事件或言语行为发生的背景，只有在语境中这些事件和言语方才能够被传达并被理解。换言之，语境乃是作家、读者甚至文本存活于其间并产生意义关联的历史构架。就语境与作者、文本和读者复杂关系而言，必然会产生出许多微妙的差异性。作者语境是影响其写作并提供特定内容的背景，可称之为语境一，它是文本写作时的语境。如果读者与作者属同时代人，那么作者—文本—读者是在同一语境中理解文本。有趣的是，作者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文本(尤其是那些“伟大传统”的经典)的生命则是无限延长的，因此，就导致文本的第二种语境——关联性语境，古典作品与当代性的语境关联，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语境关联。即是说，导致文本自身的语言惯例和规则的那个原初语境，会随着文本生命力的延续而进入新的语境，产生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同时也会造成许许多多的距离、差异和冲突。读者阅读是语境三，它与作者语境有可能一致(如读者和作者处于同一时代)，也可能有很大的历史距离，还有可能产生文化差异性。三种语境之间的差异，使得作者、文本与读者处在一个相当复杂的语境构架中。从历时角度说，历史的差异是最为突出的，这也就有了赫什所说的“意义”与“意味”之别。从共时角度看，即使读者与作者处于同时代，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比如中国读者阅读加拿大小说家阿特伍德的小说，或西方读者阅读莫言的小说，也会因为语境的文化差异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和阐释，特别是在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情况下。 从两个意义源与一个意义衍生项的差异，再到三个语境的差异，使得文本阐释充满无限可能性，它是在各要素复杂关系中发现意义的过程。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特别讨论一下阐释的技术。正是通过这些技术，我们有可能实现在文学复杂系统诸要素关系中阐释文本意义，并在阐释技术上实现或部分实现意义格式塔。 对于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来说，要搞清特定文本的所有相关要素的整体结构，这往往是有难度的，于是就必须考虑更为方便可行的方法，那就是阐释的关联性技术。作者意图说也好，文本客体说也好，读者反应说也好，往往都会以某一要素为中心来确立文本的意义，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破除单因论方法论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将某一因素与另一或更多因素关联起来。对具体批评实践来说，这是可行的且容易上手。“芝加哥学派”提出的整合的阐释多元论方法，就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方法。其领军人物麦克基恩认为，每个文本在其漫长的阐释历史中，都会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某一阐释之长处也许恰恰是另一阐释之短处，一种理论所强调的东西，也许正是另一理论所忽略的。这就要求批评家把视线转向更丰富的意义、思想、见解和感悟。“批评的多元论打开了一个阐释的连续历史的通道，它在不断的解读中将丰富我们对那些尚未确定的作品之意义，丰富无限可能的意义和价值。批评的多元论是某种连续和关联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一个读者从一本书的结构进入了对它的欣赏、分析和批评，进而把它当作诗学中的一个艺术对象。”(49)如果说麦克基恩的主张还稍显抽象的话，那么，其弟子布斯提出的“二元模式参照”方法论则更为清晰。他写道：“完全意义上的批评多元论是一种‘方法论的视角主义’，它不但虔信准确性和有效性，而且虔信至少对两种批评模式来说才具有某种程度的准确性。”(50)正是基于两种视角的参照，批评家可以看到文本更为丰富复杂的意义。所以，关联性技术的要旨就是摆脱单一视角的局限，更多地关涉其他视角，它从根本上克服了单因论的视角局限，趋向于加达默尔提出的“视域融合”境界，(51)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视域。正是不同视角、方法或观念的关联、参照或融合，使读者或批评家可以洞见特定文本的复杂意义。 从单因论到复杂系统论的转变，改变了以局部代替整体的偏误，这就实现了哲学方法论上的从一元论向多元论的转型。卡勒在说到文学特性时，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部文学作品会有一个诸多意义的范围，决不是只有任何一种意义……但是由于我们确信任何作品都有一个可能的诸种阅读的范围，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意义集合，所以，我们需要探究这些意义是如何产生的。”(52)但问题在于，卡勒等人采取了解构主义的策略，最终走向了文本意义的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卡勒指出的文本诸意义范围很重要，但如何确定并操作这个范围却是难事。本文提出的意义格式塔，正是对这范围的一种探索。总之，以复杂系统观念来指导文本的意义阐释，无疑可以避免相对主义，这理应是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合理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