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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鸿隽科学化文学观的实践 2.1 任鸿隽坚守“文载科学”的理念，确立文学是科学传播的媒介工具 1912年任鸿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化学工业。一面求学，一面思考如何将自然科学引入并改造国文。国文不仅是而且必须是媒介语言，才能传播科学文化深入国民心灵。因而他在1914年《留美学生季刊》上发表的《建立学界论》中提出，“于忠于所学之外，尚有一不可不备之要素焉，则其人必兼通国学是也。”“留学之职，在于贩彼所有，济我所无，负贩之道，在利交通，国学文字，所以为沟通彼此之工具也。”[13]用国学文字来沟通中西学术，明显是吸收了章太炎的国学思想。 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期间，发表在《民报》上的《国学讲习会序》中清晰地表达了国学作为媒介的观点：“精通国学，能合各种之关键而钩联之，直抉其受蔽之隐害，层层剔抉，而易之以昌明博大之学说，使之有所据，而进之以绵密精微之理想，使之有所用。”[14]章太炎试图恢复古文经学的传统，从训诂字源做起，改变朴学苛求一字一词的考证，和“往继绝学”的保守态度，恢复文字的表意功能，用东西方哲学相互烛照，到达沟通文明致用之道。章太炎这一观念直接被任鸿隽在《建立学界论》（1914发表于《留美学生季刊》）中继承。 确立文字作为表意工具，在20世纪初期有极大的文化意义。文字被视为落伍的表意符号，被激进的文化人士提倡用拉丁文来取代。甚至还出现了以吴稚晖为代表的直接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取代国文的主张。这种在西学面前不够自信的表现反而在当时成为标新立异和顺应历史进化的举动，得到了拥戴和认可，然而却遭到了章太炎的极端反感和否定。章太炎认为文字不仅能实现音形义合一，而且可避免拉丁语发展中意义发生变化而无法解读典籍的现象，且在方言众多的中国，文字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文化的稳定和交流的畅通。因此任鸿隽在章太炎的这一观点上继续阐发，“今以吾国土地之广也，人民之众也，待举之事之繁也，……夫留学者一人……欲以其学传播于数十百人，非其国文能著书立说”，否则“夫外国学者虽众，不能有益于中夏学界。” 那么致力于科学传播的人就必须将文学能力放在首位。任鸿隽在《建立学界再论》中更进一步阐发了文学作为科学载体的重要性。“欲具传达学问思想之能，不可不通本国文学。”[15]文学的教育功能被有意地强化。“文学者，如大匠之有刀锯准绳。可以为斫木垛石建筑室家之用。而非所以建筑之物也。建筑之物。是在求真与致用之学。”这里的求真和致用之学指的是具体的自然科学知识。文学是建筑之物“科学”的组织手段，不通文学，就不能很好地组织科学语言进行表达，也就不能够传达学问思想。传达学问思想只有依靠文学。只有这样才能“阐明求学之方法，陈大道于国人之前。” 然而就教育而言，任鸿隽确立了文学和科学可以相互取长补短的策略。任鸿隽在《科学与教育》一文中肯定了文学的教育功能。“导行审美之事，唯文学能之，故文学与科学之于教育，乃并行而不可偏废。”[16]但是他又提出科学需要提升文学的教育功能，实现育人的最大效益。他得出结论“是故今日于教育上言文学，亦当灌以新智识，入以新理想，令文学为今人之注释，而不徒为古人之象胥，而后于教育上乃有价值可言”。那么这样，科学也可以导向审美，帮助人形成真和善的人生观。于是他提出一个大胆的论点，有着教育意义的科学文章也是文学的范畴。“文学者，又统泛之名词也。泛言之，凡事理之笔之于书者皆得谓之文学。故论辨、辞赋、小说、戏曲之属文学也，而历史、哲学、科学记载之作亦文学。”对文学的见解可谓与其师章太炎有着精神上的高度一致。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章太炎建立了“以文字为准”的文学观[8]35，摒弃了片面苛求文学审美功能的释放，突出了文学的实用性。《文学总略》是章太炎在日本“国学讲习会”上以《论文学》为题所做演讲的记录，收入《国学讲习会略说》。章太炎“强调“文”的最主要的功能都在于为社会生活基本信息的传输沟通、上传下达、左疏右通服务，在于承载历史、人生的经验，阐发现实世界的智慧。”[8]46并且任鸿隽成功借用章太炎“齐雅俗”的观点，将小说、戏曲与传统文学、史学、经学并列，并又向前推进一步，将科学记载归为文学范畴，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作为新的“道”成为文学的内容。任鸿隽的文学观是中国传统文章学意义上的文学。中国传统文章学不单单是指文章的写作、批评为核心的相关问题的系统理论，又往往在着力凸显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技”两者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特性[17]（参见吴承学在《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一文中说广义的中国文章学成立标志是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狭义的标志是南宋陈骙《文则》。从文章学成立于宋代的立场来看，《文心雕龙》是“杂文学”的理论著作，并非“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著作。宋代文章总集把六朝以来一直被排斥在集部之外的先秦汉代的经、子、史的大量内容吸纳到文章系统之中，大大扩展了“文章”的内容。“中国文章学体系是在礼乐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并始终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密切关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因而经、史、子都成为文章学所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并且是历代文人撰文所要参照和模仿的对象。章太炎侧重“名理之文”，以“魏晋之文，大体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已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庞达，可以为百世师矣”[18]，因魏晋学者有雄厚的学力，故能后世学者须“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章太炎推崇魏晋之文，强调精深学理和思辨逻辑，用逻辑之“技”来载学理之“道”，虽然文辞古奥，却有理有据有力，无论是论政还是治学，其文章都卓然有力。因而任鸿隽直接拿来主义，强调“学”给文学注入理性，“吾国不但学不如人，即文亦每下愈况，以所重者徒在文字而无实质以副之故也。”[19]强调学术有助于增强文质。这一主张的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学者散文理念相一致。但是到了近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西方以现代审美主体的美学来规划文学的思潮已经波及东方，它主要是通过经由日本人翻译的西方文学史著作而影响汉语文化界的。”[8]66文学的审美特质出现了现代性的转变，因而以西方思潮影响下的文学逐渐形成了文学主流，审美作为文学主体特质，成为区别其他文化的特征。文学独立发展的规定性越来越强化。任鸿隽和章太炎的文学观就散落在文学视野的外围[8]69（鲁迅就曾经不满章太炎以“文字为准则”的文学观，认为文太过宽泛就少了自己的独特性。见许寿裳《从章先生学》里有相关记载。陈雪虎认为，周氏兄弟阅读大量西方现代意义的作品和受德国古典美学影响的文学理论之后，对文学审美的独特品性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认识，在新文学运动中成为主流文学思想。章太炎的文学观遭到世人日渐冷淡，因而任鸿隽的文学观也就不可能进入文学史视野）。  图7 1916年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合影（前排左五为任鸿隽） 2.2 建立国文崇实贵确的表意能力 任鸿隽提出用文学承载科学，从而将科学移植进中国文化，显然初到美国的任鸿隽离不开其根深蒂固的学术思想——章太炎古文经学的方法，即“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20]章太炎围绕“小学”，从字源考据入手，重视证据，遵守法度，以理性的精神从事治学撰文，已经具备了科学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因而当任鸿隽将章太炎古文经学的方法拿来致力西学传播，并没有发生两种文化因为质的不同而相互龃龉的情况。相反，任鸿隽以此为参照而进行的科学教育理念传播恰恰符合了章太炎“知文”[21]（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论式》中说，“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分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的要求。但是任鸿隽的文学精神又与章太炎明显不同。章太炎试图“以文字为准”重新确立文学现代表意功能，使文章能切中时弊，引起思想上的辩难。而任鸿隽则更看重文学能够达到科学的求知高度，抑或说文字要准确表达科学内涵。科学将不再是削足适履进入文学，相反是积极重铸文学的形体来与科学的灵魂形成一致。因而，任鸿隽的文学观是章太炎文学观在自然科学向度的一次深化。古文经学只是任鸿隽文化潜意识中依赖的方法，然而却是积极帮助他逐渐廓清了自然科学的面貌于国人眼前。从“考据”科学汉译名词、用归纳法疏通科学“义理”传达科学真知、到明确科学语言崇实贵确的“词章”规范，做到了（将科学）“断非一枝一叶搬运回国所能为力”，否则“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均无移植之望。”[22] 可以说，从洋务运动将科学视作中学补充开始，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都在相互融入中做出改变，直至有了一个契机，致用的文学精神将中国文学从形而上的审美视线拉向形而下的现实关怀，而自然科学也已经让国人认识到其本质是器物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结合。在章太炎和任鸿隽这对师生的努力下，中国学术和西方自然科学学术终于有了握手言欢的可能。他们还在将科学文章纳入文学的旗帜下之时，不仅让国人倍感科学亲切，也让中国传统文章学走入新的应用领域，愈加与20世纪中国轰轰烈烈发生的现代文学观念渐行渐远，最终成为现代论说文范畴，而与“文学”脱离开母体。 2.2.1“考据”：审定科学名词，用“小学”打开将自然科学引入中文世界的大门 审定科学名词是《科学》杂志的要务之一。任鸿隽力主“足为科学定名之豫备者，其唯《科学》杂志乎。”[23]他带头参与名词审定，撰写《化学元素命名说》，可以窥见他用国文考据治学的方式和态度。 任鸿隽指出新元素名称没有对应中文翻译的问题，“荀卿有言：‘有王者起，比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化学上诸新元素，当未发现以前，不唯我无此名，即世界上无此名。既发现以后，彼有此名矣，而我犹无此名，如实者其名为新”[24]。章太炎在《訄书·订文》中提到过类似的问题，“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章太炎举了一个例子，把语言按照“通俗之言”“科学之言”[25]402分成两类，比如碳、铅、金刚石，这是通俗叫法，作为同素异形体，他们在科学上有一个共同的名称“炭”。通俗与科学之言不同，因而为了各自表达的需要，都有出现“新字词的必要”。“然苟无新造之字，则器用之新增者，其名必彼此相借矣。”“则当特造矣”。曾经研读过《訄书》的任鸿隽不能不记得《订文》所论述的造字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在将科学外来词和汉语翻译进行对照的时候，他发现翻译汉语本没有的事物，则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HCI和NaCl，日语译过来叫盐酸和盐化物，我们用在汉语里，其实并不是很准确，盐会让中国人误与食盐混淆，因而从字源上来恢复Chlorine的原意，原意是指绿色，“吾人旧以‘绿’名此元素（Cl）。”所以应该把HCI和NaCl称为绿酸和绿化物更科学。从字源来对西文学术词语进行翻译可见是一种类似于训诂的考虑，更符合字源、字义、文化指代合一性这一要求。这与章太炎在《文学总略》中所提出的“凡此皆从其质为名，所以别文字于语言也”精神高度一致。力求让文字实现与所代表的“质”绝对统一，而不是靠单纯的言语来模拟和类比。古文经学至此在任鸿隽手上成为将自然科学引入中文的合法化途径。 有了统一的学术名词来表达学理，那么学理才会有指导意义，“则同人肆陈学理之应用，以为有志实业者导其先河，当非无事书空之类矣。”[23]词汇与致用联系起来，词汇的表意功能得到空前强化。科学名词覆盖至各个学科，《＜说文＞植物古名今证》（胡先骕）、《中西星名考》（赵元任）、《化学元素命名说》（任鸿隽）等论文“涉及学科有逻辑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照相术、气象学、工学、生物学、农学及森林学、医学、人名、学社及公司名、地名等。”[26]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商务印书馆大量刊印科学丛书和科学教材，科学概念进入到教科书中，大量名词沿用至今。 此外大量有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词汇，诸如“理性派”“实验派”“归纳法”“演绎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抽象”“具体”“效率”“内涵”“外延”“理性”“推理”“判断”等词汇大量使用，这些词汇逐渐被赋予更多的社会学意义，在营造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抵制落后愚昧的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2.2“义理”：强调科学方法对文学的建设作用，确立通过文学抵达科学认知的高度 任鸿隽将科学方法确立为治学行文之法，由此开启现代文章学的规范。在《建立学界再论》中任鸿隽说，“近世中国舍文人外无所谓学者也”，没有学者意味着当时的文人不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储备，“是故欲立学界，在进文人知识，欲进知识，在明科学，明科学，在得所以为学之术，为学之术，在由归纳的理论法入手，不以寻章摘句玩索故纸为已足。”那么文人具备知识成为学者，则学者之文就可以通向致用。那么学者之文该如何体现科学方法和精神？ 任鸿隽在《科学与教育》一文中给出了答案。文章要符合两个条件：一遵循文法，保证逻辑思维的连贯和顺畅。他强调文法在西方属于科学研究范畴，突出文法和思维的关系，“吾人则谓其为文词字不中律令者，其人心中必无条理。故文法之不可不讲，亦正以其为思理训练上之一事耳。”二能承载文意，将科学方法归纳法引入文章方法，用一般事实到普遍规律的结构来撰写文章，“然吾人当知文字之有关于人生者，必自观察实际，抽绎现象而得之，而非钻研故纸，与玩弄词章所能为功”。如果说强调文法是自《马氏文通》以来，西方语言影响下语言侧重表意的呈现，一以贯之到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都在强调，并不算是任鸿隽原创的理念。但是将归纳法作为文章方法、注重理性的推导和陈述，则可以说是任鸿隽对文章学发展的一种新见解、新手段和新贡献，是典型的科学方法对人文意识的影响和干涉。 对于归纳法的强调，任鸿隽在《论学》中有了进一步论述，“吾国古人为学之法，言格物致知矣。”然而徒有其法，并无其术。“然理当穷矣，而穷理之法，未之闻也；知当致矣，而致知之术，未尝言也。”尽管周秦间出现了大量的学术，因为没有学术方法，导致学术不能推进和光大。因而“吾人欲补格致篇之亡，舍西方重归纳尚事实之学术，固无以也。”学术上加强对归纳法的重视，因而学者才能彻底摆脱注重文字的窠臼，摆脱“吾国不但学不如人，即文亦每下愈况”的局面。用归纳法增进学术，增进文质，改善文风，是任鸿隽给出的文学革命的方略。 与此同时，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晚清文学，其独立发展的趋势正在加速前进。而任鸿隽所开启的注重文法、强调推理求证、逻辑严谨的科学认知文章则朝着现代科学论说文方向发展。中国文学的参天大树，在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段岁月，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开始分叉生长，一枝伸向现代文学发展的天空，一枝伸向学术的天空，自此分道扬镳。任鸿隽的文学观正是历史进程中传统文学走向蜕变的历史遗留，是中文渐渐具备自然科学学术表达能力并开始萌芽发展的征兆。 2.2.3“词章”：强调科学尊重事实的原则，建立重事实、轻文辞的文风 任鸿隽在《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梳理了中国只有文学而没有思想的情况。秦汉学者发言论事，以古义为依托，历史的文学走向繁盛。然而魏晋转向清谈，格物之意少。之后“其文学则渐趋骈俪，乃至重文词而贱思想”，唐文学反古，宋理学又推崇心理之精微，“其事盖等于太空之鸟道”，自元以后异族迭起，生灵涂炭，思想无进步。“四千年思想之历史，盖文学的而非科学的”，“一说之成，一学之立，构之于心，而未尝征之于物；任主观之观察，而未尝从客观之分析；尽人事之繁变，而未暇究物理之纷纭”[27]。没有思想则是《论学》所说“文乃每下愈况”的原因，而思想之匮乏，又是因为学术不能以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以客观对象为治学的出发点，是能够引起思想发展、文学发展的根源，这自然是科学训练带给任鸿隽的认识，在用力阐释方面较章太炎更为深入。章太炎思想的出发点是文字务实，以此构建文学干预社会的能力；任鸿隽的出发点是文字务实的途径——科学方法，以此达成务实的可行方案。 但无论是任鸿隽，还是章太炎，在强调文字的准确性和义理的致用性上具有深刻的共识。“然则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25]398任鸿隽树立了崇实贵确的学术风格和行文风格。在审视严复的《天演论》翻译中任鸿隽亦指出了多处因为苛求言辞雅致，而放弃了文字准确的原则，以“雅”害了“信”和“达”，对于科学翻译来说这一条非常致命[28]。从翻译这件事上已经能够看出两者文学观念的不同。任鸿隽虽然坚持自己的科学文章就是文学，这是他骨子里传统文人的潜意识，与历史上唐宋古文运动追求古朴文质有着表面的类似。历次古文运动希望通过利用文字的直观表意，达成求真务实、消弭浮泛的文风，但毕竟“著文”是他们的根本立足点，精神教化和意境审美是他们的追求。沉浸传统文学教育颇深的严复选择“雅”自然有其审美上的考虑。然而任鸿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经历了自然科学的洗礼，他强调文字准确的目的，根本上是受到科学本身的召唤。他期待用体现科学方法和科学内涵建立起来的文字表意系统，帮助国人建立理性思维。思维建设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审美。因而这就是任鸿隽口口声声称之为文学的科学文章实际上并没有划归为文学的又一个原因。他撰写的大量文章，承载着“德先生”“赛先生”，驰骋在《科学》《新青年》阵地上，终究不是新文学，被冠名以“新文化”，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任鸿隽的文学观价值在于，他独特的“文学观”是传统的古文观念和现代学术思想过度的中间环节，是科学语言、科学思维、科学意识本土化的重要途径。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立足本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依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3 科学化文学观的实现路径：文人向学者转化 任鸿隽在1916年1月《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科学精神论》，呼吁知识分子必须走上实证研究的学术之路，用自然科学方法彻底改变国学研究方法，开启传统文人向现代学者转化之路。 随后，1916年5月发表的《论学》再一次重申了《科学精神论》的观点，并表达了“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西人得其为学之术，故其学繁衍滋大浸积而益宏。”“凡吾国学术之衰，文学之弊之原因具是矣”。文人必须走上西方学术之路才能彻底改变这一局面。这一论述在他和胡适的“白话文”论战中得到了加强，被胡适记录下来，成为白话文学发轫时的众声喧哗之一。 1915年、1916年这两年正是任鸿隽、梅光迪与胡适就“文言”“白话”“死文字”“活文字”打口水战不可开交之时。胡适在《尝试集》自序、《口述自传》《逼上梁山》反复提到了白话文论争的源起，《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和凯约加湖翻船等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白话入诗的争论，三人关于白话文学的辩难拉开了序幕，直到1916年胡适给梅光迪的信中明确写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诗如作文。”白话入诗是破除旧文学壁垒的关键，补足自梁启超等提倡“文界革命”只革精神不革形式的弊端，即从内容到形式将文学革命进行到底[29]（胡适注重形式革命，是晚清文学革命的一种推进。夏晓虹在《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中说，“胡适真实的想法，则是在‘文学革命’的次第中，形式革命应先于并重于精神革命。这正好与梁启超注明的论断‘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相对应。显然，胡适所做的工作，是将晚清‘文学改良’已经率先开始的文学的‘精神革命’，再向前推进到‘形式革命’的层面”。）。在于“略谓今日文学之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也。”[30]这与任鸿隽所看到的当时文学每况愈下的情形是一致的。然而任鸿隽与胡适的分歧点不是通过语言形式达到以质救人，“徒于文字形式上的讨论，无当也”，而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31] 这一绩学当包括两方面：以实证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有实验而后有正确智识，有正确智识而后有真正学术，此固为学之正鹄也。而当吾国文弊之后，尤眩瞑之药，不可一日无者也。”[27]另一方面，打破中体西用的功利主义物质观，正视科学对价值观的影响。 任鸿隽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文学革命的根本手段，但却没有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更为激进和具有煽动性。并且胡适本人的多次回忆成为白话文历史起点的公认事实，任鸿隽的声音被历史遗忘。但是历史发展确实沿着任鸿隽的构想延伸。具备现代知识体系的文人在承载理性的自由度上更显强大的白话文领域中注入了现代文明。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文学或者学术，都已经无法离开自然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影响。 4 任鸿隽在近现代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地位 近代以来，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维新变法，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学术的接触经历了从排斥到尝试，最终到全盘接受的过程。中国学术该以何种身份在历史演进中保留既是有关民族自信，也是有关民族发展的问题。洋务运动的全面失败让中学为体的中国学术颜面扫地，维新运动的改良决策又无法搬动强大腐朽的封建势力。文人在动用学术资源考量社会变革的同时，一方面进行思想救国，一方面思考着中国学术更新涅槃的方式。章太炎将挽救中国文学放在了学者型文人身上。他放眼中国历史，学者文人的历史脉络可以梳理为上至王充、仲长统，下至清代王夫之、顾炎武。学者文人用最踏实、严谨、刻骨的行文干预社会现实，参与社会思想革新，对社会变革产生地震般地轰动。而任鸿隽的学者行文又突破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借用章太炎近代化国学思想搭建起中西学术的桥梁，将自然科学引入中文表达。可以说章太炎一脉将中国学术集大成地推向近代发展，并且在任鸿隽手中完成彻底的全盘西化。自任鸿隽之后，学者和文人分家，学术和文学异路，国学和自然科学互无联系。这一特殊历史时刻诞生的文人学者应该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为当前国内学术和世界学术的交流互渗，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发展提供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2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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