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媒体”时代，人们还常常利用自媒体表达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事件的关注与评论。某些细微的事件，就像巴西那轻拍翅膀的蝴蝶一样，假以时日，也会掀起大的风暴。刘书雷进驻蓝港村前，援岚工作组带队的省政府吴副秘书长特意叮嘱他要留意一个网名叫“海上蓝影”的人，舆情报告显示这个“海上蓝影”通过微博等渠道多次发帖，广邀在外务工、创业、就学的蓝港村人回村共商大计。吴副秘书长要求刘书雷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要密切关注，随时掌握情况，认真对待，把相关工作做到前、做到早、做到实，确保不让他们利用网络扩大事端、扩大影响，让蓝港村搬迁的事情成为网络热点，给岚岛大建设带来负面效应！从村支书张正海那，刘书雷了解到“海上蓝影”是工作队进村做整体搬迁工作后出现的，他了解蓝港村所有的事情，发了不少议论帖子，在网上带头反对整体搬迁，吁请当地政府能保留村子；“海上蓝影”很懂政策、法律和道理，不支持村民们闹事等不理智的行为，劝说村民通过正常通道、渠道让上面听到下面的声音，相信政府能够认真对待下面的反映；“海上蓝影”出现以后，很快就成了网信部门关注的对象，但一直不知道他是谁。随着调研工作的逐层深入，刘书雷终于知道了“海上蓝影”的庐山真面目：“海上蓝影”不是一个人，而是由林晓阳、海妹、依芳、依华、依秀五个人建立的核心微信群，他们的父亲都是定海依公当年货轮出事的罹难者，那艘大货轮就叫“蓝影号”，所以把微信群取名“海上蓝影”；他们认为，蓝港村是有魂的，这块土地上是有魂的，应该为村子担起些事来，借助网络发声，抵制搬迁。到了蓝港村可能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在深圳创业的群主林晓阳回来跟刘书雷、张正海交流沟通一些想法。“海上蓝影”发出“蓝港之约”，设想建议在外蓝港村人签名请愿，甚至联名向法院告政府。刘书雷、张正海与林晓阳等人推心置腹、分析利弊，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核心其实不在于蓝港村是否“搬迁”，而在于其自身应该“怎么发展”，即把对于蓝港村的“思路”引导到“出路”，也就是如何克服后发劣势问题的探讨。林晓阳等人接受了刘书雷的建设性意见，把“蓝港之约”的内容改为“效力故土”，发动大家研究蓝港村持续发展、生态发展可能面对的具体困难，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在充分商议后，林晓阳等人决定回村创业，并到全国各地观摩学习成功的建设、发展经验。顺民心，符民意，上下同心，困难、问题便逐一解决了。 正是刘书雷、张正海等人充分认识到大依公的老人会、“海上蓝影”等微观政治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意义，而在微观政治对日常工作、生活的发声中主动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收拢了近乎散乱的人心，并把所有能量累积起来形成合力，最终克服了微观政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成功化解一次民情危机的同时，把正确的理想和信念贯穿于日常工作、生活之中。 最后，从显性政治转化为隐形政治。小说固然不是安邦定国的奏议或策论，但它要表现人的命运，揭示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记录时代的诸多波澜和皱褶，必然要直面、洞察、干预现实乃至引领生活。在《海边春秋》里，我们深切感知到了隐身在小说故事、人物及其话语之中的“隐形政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人是政治的动物”；在这里，“政治”(politics)与“城邦”(polis)是同源的，意谓“每个人都是城邦的产物，势必关心并参与城邦的事务”。脱离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不对社会发言，不引导人们思考，小说的存在就成了问题。著名的英国作家奥威尔被誉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他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里坦言：“回头去看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所写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毫无生气，都成了华而不实的段落、没有意义的句子、矫揉造作的形容词，总之，都是废话。”[6]作为实现人类理想的载体，小说应与符合人民利益的理想政治一道，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的精神的自由发展，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作家的使命和担当。在我看来，《海边春秋》里的“政治”是一种“隐形政治”，是小说家陈毅达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深入思索，而不是抽象凿空的孱弱清谈。 佛家有一个词，叫“初心”；写作者拥有了“初心”，便能像一个新生儿面对这个世界一样，永远充满好奇、求知欲、赞叹，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海边春秋》里写到一个并不让人喜欢的角色——镇的董书记，此人善于揣摩、逢迎领导心思，不仅不作为，而且还有强烈的权力控制欲。在他的眼里，只有项目、规划、蓝图、大局，唯独没有人。刘书雷问他蓝港村全体村民反对搬迁，镇里考虑怎么解决呢。他只会埋怨村民的觉悟很低，没有一点牺牲精神：“从全镇的发展来说，蓝港村只是个局部，从整个岛来说，这里的村民只是少数中的少数，镇里认为，这村里的村民没有看到长远，认识有问题，觉悟更有问题！我这镇里有几万人口，不能因为这几百人反对，我们就让几万人陪着等。”刘书雷提醒董书记：“你不是当地村民，所以你可能也不理解村民，他们需要对他们选择权的尊重，他们认为他们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董书记回应说：“刘副秘书长，听说你是文人，可以理解。有些东西，我们做基层工作的，跟你们文人看问题、想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没办法有那么多理想的色彩。”刘书雷强压怒火，说：“董书记，如果从内心怀有美好感情和浪漫理想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好干部、好官员，他们一定是比文人还文人。我还觉得，共产党人的初心，里面所装有的信念，是最浪漫的伟大和最理想的崇高！”董书记满面通红，悻悻离去。董书记正是由于失去了共产党员的初心，而被卡在了固有的思维模式之中，永远无法摆脱出来。 《海边春秋》对小说主要人物的设置也是颇具深意的。 在第四批援岚人员中，名校毕业的博士有20人，副高以上职称的有100多人，大都是自贸试验、社会管理、金融投资、文化旅游、科技生态、法治党建等重要领域的业务干部。刘书雷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原为闽省作协副秘书长，在岚岛没有直接对应的单位和工作，只能留在岚岛的援岚办，临时负责办公室的文秘事务。就是这样的“文人”，“临危受命”，进驻蓝港村，竟不辱使命，出色完成了工作。 刘书雷的“成功”离不开搭档张正海。作为下派村支书，张正海在桂省大学读的是旅游文化专业，又在浙省一所大学读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硕士。回到闽省在文化旅游委工作，起初在业务科室，几年后调整到综合科。后来蓝港村因为整体搬迁遇到困难，一年前被派往蓝港村任第一村支书，主要任务就是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刘书雷下派调研工作的深入，让张正海茅塞顿开，转变了工作思路。在具体事务和运作方面，张正海有着比刘书雷强的优势。围绕蓝港村未来整体的发展规划，张正海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提出了系统的、操作性强的《关于蓝港村振兴计划》《蓝港村移风易俗村规民约》《蓝港村村民美化绿化责任制》《蓝港村党员责任清单》等报告。 蓝港村搬迁问题的大逆转，为什么是由刘书雷和张正海共同完成的呢？这离不开大机缘，即在新时代蓝港村遇上了大机遇——除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屋建瓴关于岚岛建设国际自由贸易港口和国际旅游岛的规划蓝图，还有便是“文化创意创业时代”的降临。 早在1990年，联合国研究机构便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指出“人类正在步入一个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知识的生产、分配、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时代”[7]。“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构成了人类生活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我们现在已然进入了“文化创意的时代”，即“文化经济时代”，或称“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审美成为社会的一种结构方式，其中的很多原则直接成了社会改革和经济管理的指导思想和操作的原则。在这文化创意产业勃兴的时代，情感再塑、文化记忆、传统文化等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潜能；人们通过拓展多元化终端，发挥从业人员的创意能力，形成了集群化的各种文化创意产业实体。隆纳·莱特在《进步简史》一开篇就提醒我们：“文明若要存续，必须依赖自然资本产生的利息，如果无节制地糟蹋本金，必将遭受文明的反噬。”[8]现如今，生态文明已被提升到与政治文明并列的高度予以重视。与之相应，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地区乃至村庄，产业结构的转型迅疾被提升上了议程，刻不容缓。 作为青年文学评论家，刘书雷有优异的审美眼光和审美判断。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的独特性，独特性才是它们存在的理由”。他一方面通过“了解之同情”的培根铸魂的调研工作，把握了蓝港人的情感形式，形成了情感共同体，实现了真正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则敏锐捕捉到了“文创时代”给蓝港村提供的重大发展机遇，而与张正海一道竭力打造蓝港村谋求新发展的广阔空间，使蓝港村免遭整体搬迁的命运并获得新生——还有谁敢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张正海提交的“振兴计划”里，存在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即投入问题。刘书雷的大胆设想是向实验区建议将蓝港村改为蓝港国际旅游开发区，由村改区，直属实验区管委会领导，进行城镇化尝试。但是问题还是很尖锐，怎么解决资金的来源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