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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北宋诗人张耒，学界向有三种评价：其诗歌成就以乐府诗为主，其诗歌艺术有粗疏草率之弊，其诗名较盛是由于卒年较晚。本文针上述观点提出新见：张耒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在描写自然景物及日常生活方面尤其成就卓著，乐府诗仅是张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类主题。张耒作诗以平易简洁为追求目标，这对张耒诗歌产生两方面的影响：有时过度，就产生粗疏草率的缺点；有时恰到好处，就形成平易晓畅的优点。张耒在当时就被称为苏门翘楚，实因其诗风近于苏轼，诗歌成就则与黄庭坚、陈师道相近，其诗名与其卒年较晚无关。 关 键 词：张耒 乐府诗 诗歌艺术 苏门学士 一、张耒诗的成就是以乐府为主吗? 南宋周紫芝曰：“本朝乐府，当以张文潜为第一。文潜乐府刻意文昌，往往过之。顷在南都，见《仓前村民输麦行》，尝见其亲稿，其后题云：‘此篇效张文昌，而语差繁。’乃知其喜文昌如此。”①陆游则云：“自张文潜下世，乐府几绝。”②那么，张耒诗歌的成就是以乐府为主吗? 张耒集在南宋时曾有多种版本，其中之一题作《柯山集》，均已不传。今本《张耒集》由中华书局于1990年出版，据整理者在《前言》中说明，其整理底本乃民国十八年田毓璠据段蔗丈所藏粤本校勘重印本《柯山集》，所谓“粤本”实即广雅书局重印之清乾隆武英殿聚珍本。因武英殿聚珍本的版本源流不详，故不知该本最初的编纂者究为何人。今本《张耒集》的卷3-5为“古乐府歌词”，共存作品85首。在现存的苏轼、苏辙以及“苏门四学士”的别集中，将“古乐府歌词”单列一体者仅有张耒，乐府诗的作品数量也以张耒为最多。当然《张耒集》对“古乐府歌词”的认定不够准确，例如卷4的《瓦器易石鼓文歌》，从内容到字句都与韩愈、苏轼的《石鼓歌》如出一辙，而韩诗、苏诗都不被认作乐府歌词。又如卷5的《和归去来辞》，分明是模拟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苏轼的《和陶归去来兮辞》，而陶、苏之作也不被认作乐府歌词。但剔去此类作品，张耒的乐府歌辞数量仍在当时首屈一指。 周紫芝所称之《仓前村民输麦行》有序云：“余过宋，见仓前村民输麦，止车槐阴下，其乐洋洋也。晚复过之，则扶车半醉，相招归矣。感之，因作《输麦行》，以补乐府之遗。”诗中描写村民输麦入仓，幸而遇到“清严官吏两平量”，而不是“如何一石余，只作五斗量”③的贪官狡吏，故得交清租税，愉快返家：“出仓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单衣换。半醉扶车归路凉，月出到家妻具饭。”显然，此诗的主题是“农家乐”，这在乐府诗中相当罕见，张耒也是偶然写到，故自称“以补乐府之遗”。而乐府诗中最常见的“悯农”类主题，在张耒诗中有相当突出的呈现。例如《旱谣》：“七月不雨井水浑，孤城烈日风扬尘。楚天万里无纤云，旱气塞空日昼昏。土龙蜥蜴竟无神，田中水车声相闻。努力踏车莫厌勤，但忧水势伤禾根。道傍执送者何人?稻塍争水杀厥邻。五湖七泽水不贫，正赖老龙一屈伸!”七月正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时节，却逢大旱，农夫为了争水，竟至斗殴杀死邻人，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又如《劳歌》：“暑天三月元无雨，云头不合惟飞土。深堂无人午睡余，欲动身先汗如雨。忽怜长街负重民，筋骸长彀十石弩。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饱儿女。人家牛马系高木，惟恐牛躯犯炎酷。天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酷暑之日，牛马尚被系于树阴下避暑，街头的贫民却为了养家活口，冒着赤日炎炎负重而行，身体弯曲得像拉满的强弓!值得注意的是，张耒诗中的此类主题，实已溢出了所谓“乐府歌词”的范围，这种情形与苏轼诗相似。元祐八年(1093)元月，黄师是赴任两浙刑狱，时浙民苦于水灾，故苏轼作诗送黄师是云：“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④张耒则作《次韵苏翰林送黄师是赴两浙》云：“谁如东坡老，感激论元元。”可见张耒作诗多及民瘼，乃深受其师苏轼之影响。就此类主题而言，张耒诗的成就已是青胜于蓝，主要体现是所涉及的社会现实比苏诗更加广泛。如果说五古《早稻》描写旱灾：“早稻如倒戈，十穗八九折。晚稻不及秀，日炙根土烈。……老农祝天工，叩头眼垂血。”这与苏诗《吴中田妇叹》等作相近，那么像《粜官粟有感》揭露奸商囤积居奇：“兼并闭囷廪，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腾价邀吾民。”七古《和晁应之悯农》描写饥民被迫为盗：“为盗操戈足衣食，力田竟岁犹无获。饥寒刑戮死则同，攘夺犹能缓朝夕。”《有所叹五首》之二写贫儿盗桑被杀：“饥儿无食偷邻桑，主人杀儿尸道傍。母兄知儿死不直，行哭吞声空叹息。”这些形形色色的民间疾苦是苏诗未曾涉及的，也是同时的其他诗人很少关注的。又如《有感三首》之二：“群儿鞭笞学官府，翁怜儿痴傍笑侮。翁出坐曹鞭复呵，贤于群儿能几何?儿曹相鞭以为戏，翁怒鞭人血流地。等为戏剧谁后先?我笑谓翁儿更贤。”直接描写的对象虽是群儿戏谑，却用旁敲侧击的手法尖锐地批判了官吏残害百姓的行径，独特的取材眼光正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 张耒在政治上追随苏轼，始终与苏轼同进同退。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逝世的消息传来，正任颍州知州的张耒饭僧缟素而哭，后因此而遭贬斥。但是张耒从未在朝中担任要职，也未像苏轼那样奋不顾身地参加新旧党争。当苏轼因言获祸后，张耒在《寄子瞻舍人二首》之二中叮嘱苏轼云：“纷纷名利场，向背不知丑。翟公书其门，客态自如旧。势去竞诋沮，有余丐升斗。高贤少畦畛，小子多状候。退之呼字生，房相肆琴叟。事奇出意表，欲辩不及口。……防微无早计，求福常恐后。”“退之”句指韩愈作序赠行后辈裴锷“仍呼其字”而遭到政敌攻讦之事⑤，“房相”句指房琯因善琴之门客董庭兰纳贿而受牵连之事⑥，张耒用两个典故来告诫苏轼要防微杜渐，提防奸人之陷害。此前张耒曾在《寄答参寥五首》之四中自道心迹云：“我生为文章，与众常不偶。出其所为诗，不笑即嘲诟。少年勇自辩，盛气争可否。年来知所避，不敢出诸口。”此诗作于元丰二年(1079)五月，张耒年方二十六岁。当时苏轼正在知湖州任上，“乌台诗案”即将发生，张耒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山雨欲来的政治气候，从而改变先前作诗敢笑敢骂的作风。张耒比苏轼年少十八岁，却同时遭受到政治高压下作诗惹祸之形势的影响，所以他未能像苏轼那样充分发展用诗歌讥刺时事、干预政治的可能性，从而较早确立了回避政治题材的写作倾向。然而，正像苏轼在“乌台诗案”之后并未彻底改变作诗讥刺的积习一样，在张耒此后的诗歌中政治主题并未绝迹，不过变得闪烁其词而已。例如作于大观年间的《寓陈杂诗十首》之四：“唐有元相国，实杀颜平原。……相国死仓卒，秽袜塞其咽。家门随手破，但怪椒斛千。颜公黄尘外，风节犹凛然。元子堕九幽，遗臭万世传。”此时张耒闲居陈州，为何对唐代奸相元载忽发思古之幽情?当是因为元载乃声名狼藉的一代奸相，其贪赃枉法、残害忠良等行径与当代奸相蔡京之流乃一丘之貉，故而借古讽今。又如作于崇宁年间的《读除目有感》：“祸福茫茫不可猜，可能凭势即无灾。相君西闼挥毫日，岂料方还此地来。”这分明是指绍圣年间权相章悖迫害旧党，将苏轼、苏辙等任意贬至儋州、雷州等南荒僻地，没想到几年后章惇自己也被贬至雷州，语言冷隽，讥刺入骨。又如作于绍圣年间的《冬日放言二十一首》之十九：“秦人焚诗书，意欲遂绝灭。六经至今存，何曾损毫发。”多半是对新党执政的朝廷下令焚毁苏黄等人文集的嘲讽。 然而，张耒诗的主要主题倾向并非上述反映民瘼、针砭时弊两类。或者说，张耒作诗的主要目的并非描写社会现实，而是抒写内心情思。他在《投知己书》中云：“古之能为文章者，虽不著书，大率穷人之词十居其九，盖其心之所激者，既已沮遏壅塞而不得肆，独发于言语文章，无掩其口而窒之者，庶几可以舒其情，以自慰于寂寞之滨耳。如某之穷者，亦可以谓之极矣。其平生之区区，既尝自致其工于此，而又遭会穷厄，投其所便。故朝夕所接，事物百态，长歌恸哭，诟骂怨怒，可喜可骇，可爱可恶，出驰而入息，阳厉而阴肃，沛然于文，若有所得。”⑦又在《上文潞公献所著诗书》中自称：“时时心之所感发，亦窃见之于诗。且夫人之生于天地之间，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思，一日之间无顷刻之休。而又观夫四时之动，敷华发秀于春，成材布实于夏，凄风冷露、鸣虫陨叶而秋兴，重云积雪、大寒飞霰而冬至，则一岁之间无一日隙。以人之无定情，对物之无定候，则感触交战，旦夜相召，而欲望其不发于文字言语，以消去其情，盖不可得也。则又知诗者虽欲不为，有所不能。”⑧由此可见，在张耒看来，写诗的冲动主要源于诗人的自身遭际，其中既包括穷厄困苦等社会因素，也包括时光节物等自然因素。张耒的诗学观念与《诗大序》及钟嵘《诗品序》等传统诗论一脉相承，但更加强调诗人感受之个体性与当下性。正因如此，张耒笔下最常见的诗歌主题便是下面两大类：一是目耳所及之风物景象，二是亲身所历之生活情状。 先看第一类。张耒在《曲河驿初见嵩少》中自称：“平生忽俗事，丘壑情所好。”又在《二十三日即事》中自称：“到舍将何作归遗，江山收得一囊诗。”当他欣赏自然风光时，往往诗兴大发，以至于人们称赏张诗，常常着眼于其模山范水的佳句，比如晁补之、吕本中等曾赞赏张耒的“斜日两竿眠犊晚，春波一眼去凫寒”“苍龙挂斗寒垂地，翡翠浮花暖作春”“秋明树外天”“城角冷吟霜，浅山寒带水”等诗句⑨；皆属描摹景物者。在《张耒集》卷十中，描写雨景的诗便多达十二首，其中题作《春雨》的便有三首。在卷十一中，描写草木虫鱼的诗便多达二十一首。张耒既善于刻画壮阔奇丽之景，例如《题焦山》：“焦山如伏龟，万古浸碧浪。举头北顾海，尾负金刹壮。我闻城东楼，秀色日相向。松杉数毛发，人物见下上。欲携浮丘公，据壳恣潜漾。仙风如见引，金阙或可访。”也善于描绘平凡朴素之景，例如《宿东鲁父居二首》之一：“夕阳低欲尽，春浅色萧萧。暝色催归牧，炊烟向晚樵。疏星临水际，过火隔村桥。黯黯柴门夜，栖鸦对寂寥。”他还善于从细微平常的景物中发现美感，例如《牧牛儿》：“犊儿跳梁没草去，隔林应母时一声。”又如《夏日杂兴四首》之三：“蜗壳已枯粘粉壁，燕泥时落污书床。” 再看第二类。张耒喜咏平凡的日常生活，例如《视盗之南山》：“穷冬策羸马，秖役走南山。……百里不逢人，我徒互悲叹。但见女几峰，万寻戈剑攒。淋漓锁冰雪，冷射狐裘穿。日暮投主人，茅茨起孤烟。燃薪不计束，未解手足拳。主人前致辞，问官来苦艰。我答岂得已，王事不可闲。馈我脱粟饭，殷勤为加餐。山家无酒肉，粗粝味亦甘。月出万岭光，夜归霜满鞍。回视所历处，猿鸟应愁颜。暗想酸两股，夜眠惊梦魂。人生亦可贵，何事恋微官。”又如《寓陈杂诗十首》之一：“传舍不可久，束装投新居。新居亦苟完，佳木颇扶疏。洒扫寻丈地，琴书遣朝晡。风云中夜变，大雨如决渠。落点若强箭，穿我老屋涂。中夜起明烛，移床护吾雏。传闻北城隅，老弱堤上庐。官吏操畚锸，纷纷役千夫。蚁漏或一决，城闉变江湖。吾衰也久矣，岂复惮为鱼?”前者作于元丰年间，时张耒任寿安县尉，所写乃入山视盗的经历。后者作于政和初年，时张耒闲居陈州，夏季移居，乃写新居之简陋，以及夜雨屋漏之情状。此类诗作中虽然缺少传诵人口的名篇，但其总体成就是相当可观的。 总之，张耒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在许多方面都成就卓著，乐府诗仅是张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类主题而已。 二、张耒诗为何有粗疏草率之病? 张耒为贺铸词集作序云：“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⑩后人或认为“他过分强调了这个方面，又不免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因而形成他自己的诗歌风格虽具有不雕饰而平易舒坦的优点，但终不免流于粗疏和草率，是既不‘工丽’，也不十分‘自然’的”。(11)那么，张耒诗果真有粗疏、草率的缺点吗， 其原因又是什么? 最早批评张耒诗风粗疏的是南宋人朱熹。朱熹云：“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然好处亦是绝好。”又云：“张文潜诗有好底多，但颇率尔，多重用字。”(12)朱熹所云其实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肯定张耒诗自有优点，其次才是批评其粗疏，但后人往往只注意后者而对前者视而不见，例如钱锺书评张耒诗风云：“可惜他作的诗虽不算很多，而词意每每复出叠见，风格也写意随便得近乎不耐烦，流于草率。……看来他往往写了几句好句以后，气就泄了，草草完篇，连复看一遍也懒。朱熹说他‘一笔写去，重意重字皆不问’，还没留心到他在律诗里接连用同一个字押韵都不管账。”(13)此语除了“重意重字”是明引朱熹外，其实还暗引了朱熹的另一段话：“张文潜软郎当，他所作诗，有四五句好，后数句胡乱填满，只是平仄韵耳。”(14) 让我们对上述指责逐一验证。“重意”如指整首诗的主要意旨，则凡是作诗较多的诗人，大多难以避免。据今本《张耒集》统计，存诗共二千二百零五首，作品数量不算少。况且张耒作诗常有一题多首之习，如《感遇二十五首》《岁暮书事十二首》《梅花十首》《晚春初夏八首》之类，若要彻底回避全篇题旨方面的“重意”，恐属强人所难。“重意”如指单句之诗意，则确为一病，这在张耒诗中也确实比较严重。比如卷八《冬日放言二十一首》之五有句云：“吾事幸无急。”同卷《题壁》则有句云：“事幸无甚急。”句意雷同。又如卷一八《和柳郎中山谷寺翠光亭长韵》有句云：“功名叹不偶，岁月去如奔。”同卷《岁暮独酌书事奉怀晁永宁》则有句云：“天涯催晚岁，残律去如奔。”虽后者将一句之意分为两句，但亦属雷同。又如卷一七的《宿东鲁父居二首》之二有句云：“烟树淮南阔，鱼盐楚俗轻。”同卷《淮上夜风》则有句云：“烟水东南阔，鱼盐吴楚同。”以及卷一九《岁暮闲韵四首》之一云：“岁暮柯山客，端居不出门。”同卷《岁暮》亦云：“岁暮无聊客，端居如坐禅。”都是接连两句皆句意雷同。更加严重的则如卷一九《十一月七日五首》之二有句云：“寒暑添线衲，朝晡折足铛。”同卷《冬至后三日三首》之一中又见此二句，一字不差! 再看“重字”的情形。一般来说，古体诗是不避重字的，张耒诗也是如此。比如卷一一《十三夜风雨作暑气顿尽明日与晁郎小饮》中即云“老火不复燎”，又云“灯火清自照”，两用“火”字，但相隔五句，或不足深病。但如果一首诗中重字太多，比如卷一二《对莲花戏寄晁应之》中既云“水宫仙女斗新妆”，又云“晁郎神仙好风格，须遣仙娥伴仙客”，连用四个“仙”字；或重字之句连接较紧，如卷一三《秋风三首》之二云“长淮烟波渺千里，怅望搔首山川长”，两个“长”字出现在上下句中，便给人以重复之感。张耒的律诗中也时见重字，情形就较严重，比如卷一九《冬日作二首》之一的中间两联：“眉颦鲁酒薄，肠断楚梅酸。云梦寒全薄，湖湘春欲还。”接连两个出句以“薄”字收尾，确为瑕疵。又如卷一七《何处春深好二首》之一：“何处春深好，春深老宿家。茶炉寒宿火，佛案晓添花。坏宅无妖火，通途有宝车。院深人不到，幡影逐风斜。”不但中间二联的出句连用“火”字收尾，而且全诗中三见“深”字，难免给人以粗率之感。 再看“草草成篇”的情形。这种情形主要见于张耒的古风，尤其是五古。例如卷一一《四月之初风雨凄冷如穷秋兀坐不夜堂二首》之一：“东君已成归，风雨为之殿。夜来柯山溜，深射交百箭。可怜东园花，收拾无一片。开门不能出，径滑那得践。还归酌卯酒，佐酌有藜苋。重思理貂裘，未用愁纨扇。”前四句笔力雄劲，描绘生动，后八句却意陋词芜，直塌下去。又如同卷《庵东窗霁月出梅花影见窗上》：“山头冷月出，射我幽窗明。屋东有新梅，寒影交疏棂。暗香不可挹，仿佛认繁英。耿耿终无言，依依如有情。恍疑姑射真，仙驭下我庭。姮娥晓西去，满树晨霜清。”前四句写难得之景，如见目前，相当新警。后八句却词意凡陋，草草收尾。这种“虎头蛇尾”之病，正是张耒古诗中少见意境浑融之佳作的主要原因。 至于钱锺书所说的“律诗里接连用同一个字押韵”，确有二例，即钱氏《宋诗选注》中指出的卷二一《京师废宅》的中二联“古窗雨积昏残昼，朽树经阴长寄生。门下老人时洒扫，旧时来客叹平生”，以及卷二二《自海至楚途次寄马全玉八首》之六的首联、颈联“萧萧晚雨向风斜，村远荒凉三四家”“愁如夜月长随客，身似飞鸿不记家”。但是遍检《张耒集》，除此之外未见他例。笔者一方面佩服钱氏读书之细，另一方面也认为这可能是张耒偶然粗心失检，并非张诗的普遍情况。 上述种种不足，确实与张耒“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写作态度有关，前人对此论述已多，不须重复。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张耒虽然在口头上主张写诗应“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在创作实践中却并非一味如此。从炼字、押韵到用典，张耒也曾颇下苦功。先看炼字。卷十《出伏调潘十》有句云：“老火炽而焰，弱金融未凝。”“老火”指烈日，“弱金”指初秋，“老”“弱”二字甚为凝炼。可能张耒对此颇为得意，故在卷十一《入伏后三日》中又重用之：“老火炽而焰，端能流弱金。”此外如卷十一《文周翰邀至王才元园饮》中的“众绿结夏帷，老红驻春妆”，“众”“老”二字也颇见锻炼之功。再看押韵。卷二五《潘大临莲池二首》是两首七言律诗，都以“累、时、葵、池”为韵脚，且甚稳妥，例如“葵”字较难入韵，但此诗中“终朝挥拂倦蒲葵”“用智从前不及葵”二句却押韵颇工。卷一四《赠吴孟求承议二首》是两首七言古风，都以“口、走、柳、缶、牖、瘦、守”为韵脚，其中“口、走、缶”诸字都较难入韵，但这两首诗中押得相当精稳。卷一九的《福昌书事言怀一百韵上运判唐通直》长达百韵，通首不出“庚”部，而且有许多韵脚均是难以入韵的，例如“官舍连麋鹿，人家杂鼬鼪”“秋心悲杜宇，春候听鸧鹒”“野胥形矍掠，村隶语生狞”“太史遗重补，骚歌韵再赓”“战苦心逾勇，锋交敌丧勃”“顾步丹霄近，联绵盛事并”“量度分寻尺，题评尽甲庚”“陋每轻樊子，勤将比老彭”等句，押韵既精准，对仗亦工稳。而且此诗连押百韵，并无一处重韵，可见上述律诗中出现重韵者实属偶然。再看用典。卷十《晓赴秘书省有感》：“跳梁干造物，乃取镆铘诮。”此处用《庄子·大宗师》“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以表达“委怀随所遭”之处世态度，用典甚为贴切。卷一一《理东堂隙地自种菜》：“桓桓左将军，英气横八区。邂逅无事时，弛弓曾把锄。”“左将军”指刘备，因其曾仕汉为左将军，此处用刘备之故事：“曹公数遣亲近密觇诸将有宾客酒食者，辄因事害之。备时闭门，将人种芜菁。曹公使人窥门。既去，备谓张飞、关羽曰：‘吾岂种菜者乎?’”(15)此典仅见于《三国志》之裴松之注，张耒用以形容自己的种菜之举，甚为贴切。卷一八《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木镵随杜胫，葛制暖韩躯。”二句分用杜诗“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16)以及韩诗“冰食葛制神所怜”，(17)来形容自身衣食不周之窘境，言简意赅。无论是故事还是成语，这些典故的出处都相当冷僻。综合上述几方面的情形，可证张耒的创作态度也有刻苦锤炼的一面，下面这个例子更能说明此点。 张文潜尝云：子瞻每笑“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右军方熟眠”，谓“汤?了王羲之也”。文潜戏谓子瞻：“公诗有‘独看红蕖倾白堕’，不知‘白堕’是何物?”子瞻云：“刘白堕善酿酒，出《洛阳伽蓝记》。”文潜曰：“云白堕既是一人，莫难为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杜康亦是酿酒人名也。”文潜曰：“毕竟用得不当。”(18) 这则轶事不仅反映出张耒与苏轼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张耒对于诗歌写作精益求精的态度。今检张耒集卷二三《仲夏》云：“云间赵盾益可畏，渊底武侯方熟眠。”前句与《道山清话》所载者相异二字，后句则相差四字，而“水底右军方熟眠”一句则不见于今本张集，当是传闻异词。清人王士稹因而戏云：“武侯云者，如言卧龙也。此谑当更云‘汤?诸葛丞相’耳，与右军无涉。”(19)按“云间赵盾”指烈日，因赵盾曾被称为“夏日之日”。(20)“渊底武侯”则指龙，因诸葛亮被称“卧龙”。(21)用典虽巧，但毕竟不够稳妥。张耒讥评苏轼用“白堕”代指酒“毕竟用得不当”，其实也意味着承认“云间赵盾”二句确实欠妥。值得注意的是，张耒后来的诗作中有“多士方怀宣父日，苍生竟失傅岩霖”之句，(22)用典手法未变，但明白点出“日”“霖”二字，便稳妥得多。“宣父”当指赵衰，因赵盾称赵宣子，故称其父为“宣父”。《左传》中称赵衰为“冬日之日”，杜预注：“冬日可爱。”“傅岩”指傅说，相传殷高宗立傅说为相，命曰：“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23)张耒用赵衰、傅说二典形容范纯仁生前深得人心，既贴切稳妥，又庄重典雅。范纯仁与苏轼同卒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可证张耒此诗的作年晚于《仲夏》。这个例子说明，张耒作诗有时也追求精工稳妥，也能臻于精深工整的艺术境界。同时也就说明，张耒诗在总体上未能避免粗疏草率之病，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张耒论诗，最重平易简洁而不主瑰奇险怪，卷五五《答李推官书》中云：“足下之文，可谓奇矣。捐去文字常体，力为瑰奇险怪，务欲使人读之如见数千载前蝌蚪鸟迹所记弦匏之歌、钟鼎之文也。足下所嗜者如此，固无不善者，抑某之所闻：所谓能文者，岂谓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为主也。……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之文也。《六经》之文莫奇于《易》，莫简于《春秋》，夫岂以奇与简为务哉?势自然耳。《传》曰：‘吉人之词寡。’彼岂恶繁而好寡哉?虽欲为繁，不可得也。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为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又取古书训诂希于见闻者，挦扯而牵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覆咀嚼，卒亦无有，此最文之陋也。”这段文字被元人撮要录入《宋史·文苑传》，(24)长达二百一十三字，而同入《文苑传》的“苏门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诸传中皆无一字及其文论，可见张耒此论影响之大。“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之论是指写作态度，此论则指风格倾向，它们相辅相成，表明张耒对于诗文写作是以平易简洁为追求目标的。这样的追求对张耒诗的成就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过度，难免产生粗疏草率的缺点，已如上述。如果适度，则会形成平易晓畅的优点。试举一例：卷一八《发长平》：“归牛川上渡，去翼望中迷。野水侵官道，春芜没断堤。川平双桨上，天阔一帆西。无酒消羇恨，诗成独自题。”方回将此诗选入《瀛奎律髓》，评曰：“虽自然，无不工处。”纪昀则评曰：“盖贪自然者，多涉率易粗俚。自然而工，乃真自然矣。”(25)两则评语虽是针对此诗而发，但也准确地说出了张耒诗整体上的艺术优点。 三、张耒诗在苏门诸学士中地位如何? 在苏轼及周围的诗人群体中，张耒的卒年最晚：元符三年(1100)，秦观卒。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陈师道卒。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卒。大观三年(1109)，李廌卒。大观四年(1110)，晁补之卒。政和二年(1112)，苏辙卒。政和四年(1114)，张耒卒。后人注意及此，如南宋汪藻跋张耒集云：“元祐中，两苏公以文倡天下，从之游者，公与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号四学士，而文潜之年为最少。公于诗文兼长，虽当时鲜复公比。两苏公诸学士既相继以殁，公岿然独存，故诗文传世者尤多。”(26)至元人撰《宋史·文苑传》，遂云：“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辈相继没，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肴饮食之。”(27)清人吴之振等人编纂《宋诗钞》，遂袭用《宋史》中语云：“时二苏及黄、晁诸人相继殄殁，惟耒尚存，士人就学者众，分日载酒肴事之，其名益甚。”(28)其实张耒诗名早著，决非由于晚卒而“其名益甚”。下文稍作论述。 据《宋史·文苑传》载， “耒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29)熙宁八年(1075)，二十二岁的张耒因见苏轼《后杞菊赋》而作《杞菊赋》，次年又因苏轼所命而作《超然台赋》，深得苏轼欣赏。元丰四年(1081)，苏轼作书与李昭玘曰：“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此数子者，挟其有余之资，而骛于无涯之知，必极其所如往而后已，则亦将安所归宿哉!”(30)此时张耒年方二十八岁。至元祐元年(1086)，三十三岁的张耒作书予苏轼，苏轼答书曰：“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31)可见苏轼早将张耒与黄庭坚、晁补之、秦观、陈师道诸人相提并论，并对其文学事业寄予厚望。张耒的年龄低于黄、秦、晁、陈诸人，可见其得名甚早。元祐年间，张耒入汴京任职，此后与二苏及黄、晁、陈诸人交游日密，诗名益著。黄庭坚寄诗云：“短褐不磷缁，文章近楚辞。未识想风采，别去令人思。”(32)蔡肇誉之曰：“诗雄变怪有如此，震动犹能止啼乳。已倾太白酒船空，更压少陵饭山苦。”(33)晁补之称曰：“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34)陈师道则称其曰：“诗岂江山助，名成沈鲍行。”(35)又曰：“今代张平子，雄深次子长。”(36)可见张耒正是在元祐时期进入诗歌创作的盛期，他的创作高潮与苏门诸君基本同步。及至其晚年，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严酷，苏轼及苏门诸人皆受到越来越重的政治迫害，诗歌创作皆转入低潮。葛立方云：“绍圣初，以诗赋为元祐学术，复罢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畏谨者至不敢作诗。”(37)叶梦得云：“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因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诋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38)在这样的环境中，张耒虽然没有彻底放下诗笔，但其创作盛期显然已经过去。所以张耒在北宋诗坛上的地位，与其卒年较晚并无关系。 那么，张耒诗在苏门诸君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苏门四学士”在文体上各有擅长。黄庭坚的诗歌成就首屈一指，故得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与晁补之以词人的身份载入文学史册，张耒则以诗文著称。但在当时，人们却有其他的评价。比如黄庭坚与秦观以词人的身份并称“秦七、黄九”，张耒则以诗文与晁补之齐名。曹辅诗云：“张晁自是天下才。”(39)黄庭坚诗云：“晁张班马手，崔蔡不足云。”(40)又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张子笔端可以回万牛。”(41)陈师道并称晁、张曰：“白社双林去，高轩二妙来。”(42)叶梦得追忆元祐末年的史实：“始天下名文章，称无咎、文潜曰‘晁张’。”(43)“张晁”一词甚至成为人们夸奖他人诗才卓越的代名词，惠洪云：“临川谢无逸，……尤工于诗。黄鲁直阅其与老仲元诗曰：‘老凤垂头噤不语，枯木查牙噪春鸟’，大惊曰：‘张晁流也!’陈莹中阅其赠普安禅师诗曰：‘老师登堂挝大鼓，是中那容啬夫喋’，叹息曰：‘计其魁杰，不减张晁也!’”(44)但事实上若论五七言诗的创作实绩，张耒明显高于晁补之。试举一例：元祐二年(1087)，张耒与诸人会饮于王才元舍人园，张耒于席间作诗，大得诸人赞赏。王才元之子王直方曾亲睹此事：“文潜与李公择辈来饮余家，作长句。后数十日，再同东坡来。坡读其诗，叹息云：‘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语。’盖其间有‘漱井消午醉，扫花坐晚凉’‘众绿结夏帷，老红驻春妆’之句也。山谷次韵云：‘张侯笔端势，三秀丽芝房。作诗盛推赏，明珠计斛量。扫花坐晚吹，妙语亦难忘。’”(45)今检张诗即卷十一《文周翰邀至王才元园饮》：“朝衫冲晓尘，归帽障夕阳。日月马上过，诗书箧中藏。心疑长安人，一一如我忙。城西有佳友，延我步闲坊。入门见主人，谢客无簪裳。蒲团乌皮几，密室留妙香。门前佳木阴，堂后罗众芳。饭客炊雕胡，旨酒来上方。盈盈双鬟女，身小未及床。执板歌一声，宾主无留觞。漱井消午醉，扫花坐晚凉。主翁尘外人，三十辞明光。闭门自灌园，种花见老苍。有才不试事，归卧野僧房。知君非徒然，顾我不能量。始知同一国，喧静自相忘。众绿结夏帷，老红驻春妆。何惜君马蹄，坐令风雨狂。”此诗并非张耒的代表作，却得到苏、黄如此赞赏，当因其全篇结构匀称，意脉流畅，却又含有“漱井”“扫花”“众绿”“老红”等精警工丽的“妙语”，堪称佳构，连黄庭坚的和诗亦未能远过。(46)至于晁补之的和诗，(47)则显然相形见绌。所以晁补之赠诗张耒曰：“雄深张子句，山水发天光。……骥尾何当附，西风万里长。”(48)当是由衷之语，而非客套之言。 那么，张耒诗若与黄庭坚、秦观相比又如何呢?先看后者。秦观的诗文在当时也卓然名家，但其风格与张耒相去甚远。王应麟云：“秦少游、张文潜学于东坡，东坡以为秦得吾工，张得吾易。”(49)朱弁则云：“东坡尝语子过曰：‘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无能优劣二人者。少游下笔精悍，心所默识而口不能传者，能以笔传之。然而气韵雄拔，疏通秀朗，当推文潜。’”(50)可见在苏轼看来，张、秦二人各有优点。对于“秦得吾工”，张耒本人也有体认，他说：“秦子善文章而工于诗，其言清丽刻深，三反九复，一章乃成。”(51)这与张耒“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写作态度几乎是南辕北辙。再看前者。张耒对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极为钦佩，称之云：“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52)他对黄诗的独特风格亦甚为推崇，称之云：“黄子发锦囊，句有造化功。”(53)又云：“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诗人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有律吕外意。”(54)虽然张耒对黄诗的成就推崇备至，但是黄诗那种生新瘦硬、戛戛独造的诗风并不符合张耒本人的风格追求。从总体而言，张耒的诗风与黄、秦二人皆相去较远，而与苏轼本人的诗风比较接近。苏轼以“气韵雄拔，疏通秀朗”称许张耒，颇可窥见此中消息。崇宁元年(1102)，张耒作《立春三首》，黄庭坚次韵和之，其二曰：“传得黄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55)所谓“黄州新句法”，即指苏轼而言。此时苏轼已卒，黄、张也已进入晚年，可见黄庭坚对张耒诗的定评是传承了苏轼的诗风。 从字面上看，张耒学习苏诗“句法”的情况并不普遍。像“去年今日淮扬道，落絮残红正断魂”(56)之模仿苏诗“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57)，以及“强驱睡味谁不仁，漠漠黑甜留两眦”(58)之模仿苏诗“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59)之类的例子，甚为少见。张耒在立意或篇章结构上仿效苏诗的情况也不太多，效果则参差不齐，前者如卷一二《有感三首》之三：“南风霏霏麦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边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获。雨多萧萧蚕簇寒，蚕妇低眉忧茧单。人生多求复多怨，天工供尔良独难。”此诗写雨水充沛对田父有利而对蚕妇不利，故天工亦是进退两难，此意早见于苏诗《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60)相比之下，张诗远不如苏诗之精警显豁。后者如卷一四《再和马图》，此诗乃《读苏子瞻韩干马图诗》的姐妹篇，所和者是苏轼的《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但其结构却是模仿苏轼的另一首题画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苏诗开篇即用“江上愁心干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等十二句描写真实山水，然后用“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等四句点明所咏者乃画中山水，紧接着又用“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等十句叙写自己在山水幽胜之地度过的人生经历，最后方用“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点明题画意旨。虽是一首题画诗，但全诗的主要篇幅都是描写人间的真山真水，而且渗入浓郁的人生感叹。张诗共三十二句，前面二十六句叙述自己少时喜骑恶马，至老犹未能忘的人生经历：“我年十五游关西，当时惟拣恶马骑。……我心未老身已衰，梦寐时时犹见之。”最后才用“想图思画忽有感，况复慷慨吟公诗”等六句转入题咏马图的题旨。这样的题画诗，诗人的思绪完全不受画面内容的束缚，而且包涵着真实人生的情感波澜，笔势骞腾，生机勃勃，在题画诗中另辟一境。这是张耒学习苏诗的成功例证，但在张耒集中并不多见。 从整体来看，张耒集中的好诗都呈现出平易晓畅的风格倾向，试看不同诗体中的例证。五古《离黄州》：“扁舟发孤城，挥手谢送者。山回地势卷，天豁江面泻。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雾岭，历历渔樵舍。居夷实三载，邻里通假借。别之岂无情，老泪为一洒。篙工起鸣鼓，轻橹健于马。聊为过江宿，寂寂樊山夜。”洪迈曰：“‘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缔绝壁下。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为长年者?’此老杜《玉华宫》诗也。张文潜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谒之。凡三日，见其吟哦此诗不绝口。大圭问其故。曰：‘此章乃风雅鼓吹，未易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赋，何必减此?’曰：‘平生极力模写，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语。’遂诵其《离黄州》诗，偶同此韵。……此其音响节奏，固似之矣，读之可默喻也。”(61)北宋后期，学杜已成诗坛的整体风尚，张耒诗中也时露学杜痕迹，例如杜诗有句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62)“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63)句法甚奇。张耒学之，仅在卷一九《秋雨书事》一诗中就有两联：“红湿梨垂颊，黄沾菊破金”“碧涨池中浪，青藏云外岑。”《离黄州》并未在字句上模仿《玉华宫》，韵部相同也属偶然，但是二诗的风格确有相似之处：结构平顺流畅而感慨深沉，少见典故成语而纯用白描。值得注意的是，《玉华宫》在杜诗中属于风格异常的作品，《离黄州》虽然学杜，但仍然体现着张耒自己的风格追求。 七言短古《海州道中二首》：“孤舟夜行秋水广，秋风满帆不摇桨。荒田寂寂无人声，水边跳鱼翻水响。河边守罾茅作屋，罾头月明人夜宿。船中客觉天未明，谁家鞭牛登陇声。”“秋野苍苍秋日黄，黄蒿满田苍耳长。草虫咿咿鸣复咽，一秋雨多水满辙。渡头鸣舂村径斜，悠悠小蝶飞豆花。逃屋无人草满家，累累秋蔓悬寒瓜。”吕本中称“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64)并举其律诗中数句为例，其实移用来评这两首短古，更为妥当。二诗描写荒芜凋敝的海边小村，写景如见目前，叙事简洁生动。这种自然质朴、无意求工却又兴味盎然的作品，与苏诗《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异曲同工：“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岗。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苏诗虽然也是七言短古，但并未转韵，中间两联且稍似对仗，形式上还比较整齐。张诗则更加不衫不履，其第一首前四句押上声养韵，五六两句押入声屋韵，七八句又转押平声庚韵。第二首前二句押平声阳韵，三四句押入声屑韵，后四句又转押平声麻韵。随意转韵，声情古朴，很好地衬托了诗人在荒凉秋景中的萧索心情。 七律《和周廉彦》：“天光不动晚云垂，芳草初长衬马蹄。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花开有客时携酒，门冷无车出畏泥。修禊洛滨期一醉，天津春浪绿浮堤。”元人方回称赞颔联曰：“不见着力，自然浑成。”(65)清人贺裳赞扬张耒“长律尤多秀句”，亦举此联为例。(66)此类佳句在张耒诗中相当常见，比如“涕泪两家同患难，光阴一半属分离”(67)“几年鱼鸟真相得，从此江山是故人”(68)“愁如夜月长随客，身似飞鸿不记家”(69)“归鸟各寻芳树去，夕阳微照远村耕”(70)“啼鸟似逢人劝酒，好山如为我开眉”，(71)不胜枚举。对仗工整而似不费力，全因在律诗的严整形式中渗入了活泼流动的因素，全诗因而自然清丽，摇曳生姿。 七绝《初见嵩山》：“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怀金陵三首》之三：“曾作金陵烂漫游，北归尘土变衣裘。芰荷声里孤舟雨，卧入江南第一州。”两诗一绘眼前美景，一怀旧时游踪，然皆抒写倦于宦游、嫌恶红尘而欲在自然中寻觅心灵归宿的情思。 据洪迈云，张耒“好诵东坡《梨花》绝句，所谓‘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者，每吟一过，必击节赏叹不能已，文潜盖有省于此。”(72)的确，上引两首张耒的七绝，其情思之宛转，风调之流丽，皆与苏诗一脉相承。如果说前一首之直抒胸臆酷肖苏诗，那么后一首之意在言外显然是青出于蓝。 上引诸诗都是张耒诗歌的代表作，它们都体现着张耒诗的风格特征，那便是自然晓畅。陈衍云：“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又云：“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73)所谓“元祐”，实为北宋后期诗歌的总称。与唐诗风格分道扬镳，从而自成一代诗风的宋诗，即形成于这个时期。元祐诗坛上的代表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其诗风虽各具特色，但在“力破余地”上则体现着相同的艺术追求。笔者曾说：“王安石诗的‘工’，苏轼诗的‘新’，黄庭坚诗的‘奇’，乃至陈师道诗的‘拙’，其实都是相对于唐诗或宋初诗的陌生化的体现，也就是宋诗独特风貌的个性化表现。……就风格个性的独特、鲜明而言，也许是王、黄、陈三家更加引人注目，所以黄、陈诗向来被看作宋诗深折透辟、生新瘦硬特征的典型代表，王诗也时常被看作是宋诗风气的开创者。然而在创作成就上，则无疑以苏轼为第一大家。”(74)张耒诗风在整体上与苏轼诗风比较接近，而且更加自然质朴，也就更加远离深折透辟、生新瘦硬的倾向。也就是说，在元祐诗坛上，张耒堪称距离唐诗风调最近的诗人。元人刘壎云：“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家。”(75)明人胡应麟云：“张文潜在苏、黄、陈间，颇自闲淡平整，时近唐人。”(76)皆有见于此。如果我们仅从对形成宋诗独特风貌的贡献来评价，则张耒在苏门诸君中的地位显然不如黄、陈。但如果摆脱这样的评价尺度，则张耒的地位当在黄、陈之间。 注释： ①《竹坡诗话》，《宋诗话全编》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834页。 ②《跋郑虞任昭君曲》，《渭南文集校注》卷27，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67页。 ③皮日休：《橡媪叹》，《全唐诗》卷608，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019页。 ④《送黄师是赴两浙宪》，《苏轼诗集》卷36，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63页。 ⑤《旧唐书》卷160《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8页。 ⑥《旧唐书》卷111《房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23页。 ⑦《张耒集》卷55，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31页。 ⑧《张耒集》卷56，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41页。 ⑨《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51，《宋诗话全编》4，南京：江苏古籍出版，1998年，第3871页。 ⑩《贺方回乐府序》，《张耒集》卷48，第755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610页。 (12)《朱子语类》卷140，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330页。 (13)《宋诗选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7页。 (14)《朱子语类》卷130，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122页。 (15)《三国志·蜀书》卷2引胡冲《吴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75页。 (16)《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杜诗详注》卷8，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94页。 (17)《苦寒歌》，《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18)《道山清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49页。 (19)《居易录》卷15，《王士禛全集》5，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3970页。 (20)《左传·文公七年》：“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杜预注：“冬日可爱，夏日可畏。”《春秋左传注疏》卷19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20页。 (21)《三国志·蜀书》卷5：“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2页。 (22)《范忠宣挽歌二首》之二，《张耒集》卷24，第437页。 (23)《尚书正义》卷10《说命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 (24)(27)《宋史·文苑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114页。 (25)《瀛奎律髓汇评》卷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81页。 (26)《柯山张文潜集书后》，《全宋文》157，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28)《宋诗钞》卷30《张耒宛丘诗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9页。 (29)《宋史·文苑传》，第13114页。 (30)《答李昭玘书》，《苏轼文集》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39页。 (31)《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文集》卷49，第1427页。 (32)《次韵答张文潜惠寄》，《山谷诗集注》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35页。 (33)《次韵上文潜丈》，《全宋诗》卷120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648页。 (34)《饮酒二十首同苏翰林次韵追和陶渊明》之二十，《全宋诗》卷1122，第12768页。 (35)《寄张宣州》，《后山诗注补笺》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3页。 (36)《寄张文潜舍人》，《后山诗注补笺》卷4，第155页。 (37)《韵语阳秋》卷5，《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4页。 (38)《避暑录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46页。 (39)《呈邓张晁蔡》，《全宋诗》卷726，第8395页。 (40)《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以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其五，《山谷诗集注》卷4，第156页。 (41)《以团茶洮州绿石研赠无咎文潜》，《山谷诗集注》卷6，第234页。 (42)《晁无咎张文潜见过》，《后山诗注补笺》1，第33页。 (43)《书高居实集后》，《全宋文》147，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 (44)《跋谢无逸诗》，《注石门文字禅》27，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75页。 (45)《王直方诗话》，《宋诗话全编》2，第1167页。 (46)《次韵文潜同游王舍人园》，《山谷诗集注》6，第236页。 (47)《次韵张著作文潜饮王舍人才元家时坐客户部李尚书公择光禄文少卿周翰大理杜少卿君章黄著作鲁直》，《全宋诗》卷1124，第12781页。 (48)《次韵邓正字慎思秋日同文馆九首》之二，《全宋诗》卷1133，第12841页。 (49)《困学纪闻》卷17《评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65页。 (50)《曲洧旧闻》，《宋元笔记小说大观》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92页。 (51)《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张耒集》卷48，第752页。 (52)《读黄鲁直诗》，《张耒集》卷23，第407页。 (53)《休日同宋遐叔诣法云遇李公择黄鲁直公择烹赐茗出高丽盘龙墨鲁直出近作数诗皆奇绝坐中怀无咎有作呈鲁直遐叔》，《张耒集》卷6，第64页。 (54)《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宋诗话全编》4，第3841页。 (55)《次韵文潜立春日三绝句》之二，《山谷诗集注》卷17，第618页。 (56)《三月一日马令送花》，《张耒集》卷25，第451页。 (57)《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苏轼诗集》卷21，第1077页。 (58)《叙十五日事》，《张耒集》卷14，第260页。 (59)《发广州》，《苏轼诗集》卷38，第2067页。 (60)《苏轼诗集》卷6，第290页。 (61)《容斋随笔》卷15，《全宋笔记》第5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62)《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五，《杜诗详注》卷2，第151页。 (63)《放船》，《杜诗详注》卷12，第1040页。 (64)《童蒙诗训》，《宋诗话全编》3，第2897页。 (65)《瀛奎律髓汇评》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59页。 (66)《载酒园诗话》，《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34页。 (67)《送杨补之赴鄂州支使》，《张耒集》卷21，第377页。 (68)《发安化回望黄州山》，《张耒集》卷22，第397页。 (69)《白海至楚途寄马全玉八首》之六，《张耒集》卷22，第389页。 (70)《登城楼》，《张耒集》卷21，第387页。 (71)《二十三日即事》，《张耒集》卷22，第392页。 (72)《容斋随笔》15，《全宋笔记》第5编第5册，第190页。 (73)《石遗室诗话》1，《陈衍诗论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页。 (74)莫砺锋：《论苏轼在北宋诗坛上的代表性》，《唐宋诗歌论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92页。 (75)《隐居通议》卷6，《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2页。 (76)《诗薮》外编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1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