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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相对于异常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西夏文学的本来面目及相关研究成果，目前尚不被绝大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了解和认知。究其原因，西夏文字的障碍和相关文学线索的缺失占主导因素，而大型、集中和高水准的西夏文学作品汉译、汇集和整理的缺失，才是其中的根本原因。由此，本文尝试呼吁建立稳定、专门，同时具备西夏文解读和外语著述解读的古典文学研究基础成熟的研究队伍；加强对西夏文学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公布；在已有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对存世西夏文献的整体进一步推进了解；在已有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努力避免重复的浅层次研究，深入下去做持续、潜心的作者研究；在宋、辽、金、夏的大背景下，古代文学研究者应用于打通壁垒，汇集到西夏文学的研究中来，在整个古代文学史的视野下观照西夏文学成就。 关 键 词：西夏 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 西夏文学文献的汇集和整理是当前我国丝路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西夏文学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又是独特的党项羌民族文学和中原汉民族文学、西北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西南藏族佛教文学的交汇融合体，有着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质，能够极大地丰富中华文明。元人编纂了宋、辽、金三史而未编“西夏史”，除了2016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单设“西夏文学”章节，并以大约5000字的篇幅来介绍外，其他各种高校教材性质的《中国文学史》均未介绍“西夏文学”。当代学者编纂的大型资料集也仅有《全辽文》《全元文》等而无“全西夏文”，这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无疑是巨大的空白和遗憾。一百多年以来，西夏文学的研究已经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空白状态，逐步走向令人瞩目的研究前台。但综合起来看，还是存在诸多问题。对这些成就进行总结，对尚存在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反思，或许能够有助于我们推动西夏文学研究的进程。 目前，国内外偶有涉及或专门论及西夏文学的学者已经接近百人，他们先后介入相关的史料整理、翻译、考证、类型分析、概况综述以及各种西夏史、文化史、少量文学史通论之类的文化阐释等研究上来。总体看来，这些研究的成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文学史料的发现和整理，文学现象的个案研究，文学的类型和综合研究，各类通史、专门史中的概述及其他。兹简略介绍之： 其一，资料发现和整理。晚清王仁俊曾在传统史料中辑出27篇①，罗福颐增至38篇②。此后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的学者一直走在此类研究前列。如聂历山《西夏文字及其文献》《西夏语文学—研究论文和字典》(二卷)③，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④，以及克恰诺夫连续发表的《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译了其中几个诗段，《〈夏圣根赞歌〉——东方学文献的瑰宝》《西夏谚语》《新集锦合辞》等。⑤此外，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等发表《西夏圣祖赞咏》⑥，孟列夫著《黑城出土的汉文遗书叙录(科兹洛夫卷)》⑦，克平著《新集慈孝记》⑧和克恰诺夫对《月月乐诗》⑨进行了解读等，均在侧重于资料的介绍和翻译的同时，也尝试做历史文化或语言的解读，不甚作文学的评价。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在文学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上，逐渐形成积极态势。顾吉辰《宋人西夏著作考》一文，对宋人撰写的西夏著作，包括涉及西夏问题的著作存佚情况作一一考证⑩。宁夏谚语集成编委会编、罗矛昆翻译《中国谚语集成(宁夏卷)》也收录了西夏谚语。(11)聂鸿音《补〈西夏艺文志〉》辑录西夏人翻译或撰写文献74种。(12)陈炳应还于1993年翻译了俄译本《新集锦合辞》，依据克恰诺夫所著书后附的影印件，译为汉文，加以注释，并附克恰诺夫对谚语研究的有关论著译文。(13)汤晓芳《西夏史研究的两部重要史料——〈圣立义海〉和〈贞观玉镜将〉简介》一文，对前者这部百科性辞书的诗序和基本内容给予了介绍。(14)史金波、聂鸿音《俄藏西夏文世俗文献目录》一文，对部分重要文学作品或相关文献如《纂要》《新集碎金置掌文》《圣立义海》《西夏诗集》《宫廷诗集》《新集锦合道理》等进行初步介绍和研究。(15)刘建丽《20世纪国内外西夏学研究综述》一文中，对若干西夏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做了介绍。(16)胡若飞《英藏黑水城文献概述》一文中，对英藏西夏文学作品如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五言诗、《新集碎金置掌文》及译自汉籍的《德事要文》、僧人传记《寄照国师传》《沙门善海奉诏集》等做了较多的介绍。(17)翟丽萍《2010年西夏学研究综述》一文，对当年西夏文学研究的国内外成果做了及时的介绍。(18)张蓓蓓、伏俊琏《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学文献及其价值》一文，主要介绍了其中的佚名歌词、佚名诗、《新雕文酒清话》《刘知远诸宫调》《薛仁贵征辽事迹》《千家诗》残卷等的新材料的价值和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意义。(19)胡玉冰《辽金元明清及近代重要汉文西夏文献解题》一文，对清王仁俊《西夏文缀》及《西夏艺文志》、罗福颐辑《西夏文存》及《外编》等做了详细介绍。(20)张美侨《西夏汉人研究述评》一文，从西夏后族中的汉人、汉官和汉僧三个方面，就学界对西夏汉人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回顾，兼作评议，其中不少人皆是西夏文学的创作者或推动者。(21)马淑萍《21世纪西夏文献整理与考释述略》一文，对西夏文学文献研究成果多有介绍。(22) 上述国际、国内学者的研究，体现了由单一、专类的介绍和翻译，到综合介绍、翻译和整理的过程，以西夏文的诗歌和西夏汉语文学文献的收集成就最为突出，其间往往伴随着相关的基础研究。 其二，文学个案研究。此队伍最为庞大，数量也最多，成果也最为突出。这类研究仍然是始于苏联、日本学者，其后美国学者也有较深研究。前者的成果其实也体现在上述他们在发现和整理史料时顺便做出的翻译、解读和基础考证上。如克恰诺夫《关于西夏文文献〈圣立义海〉研究的几个问题》，对三首西夏文诗歌和《圣立义海》等内容给予介绍和辨析，研究西夏人对世界、人类和自己民族起源的认识以及西夏居民生活、亲属系统等。后者实际上是以西田龙雄为代表，其《西夏语〈月月乐诗〉之研究》，对西夏文《月月乐》诗歌进行了日译和简单研究。(23)美国邓如萍《西夏佛典中的翻译史料》一文中，对12世纪下半叶和13世纪初活跃在西夏佛教界的8个僧人的小传情况作了深入探讨。(24)俄罗斯К.Б.克平著、王培培译《西夏文献中的“黑头”和“赤面”》指出现俄藏黑水城文献刻本中的西夏颂歌和赞歌是有区别的。(25)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黄振华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宏观概述了苏联当时西夏学的全面成就，并重点对克恰诺夫的《西夏史纲》进行大量谬误举证，其中透漏出不少关于西夏时期文学作品的成就。这对于沉寂多年的国内西夏学界无疑是一种鼓舞。(26)之后，陈炳应的《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一文，译引了聂历山《西夏语文学》中的6首西夏诗歌和27条谚语，并从党项人发源地、西夏王族族属、民族关系、社会状况等角度进行深入研究。(27)这是国内首次关于西夏谚语、诗歌的论文。牛达生《〈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一文，从明代《嘉靖宁夏新志》中转录了两篇西夏佚文《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座佛顶骨舍利碑》《大夏国葬舍利褐铭》二文，并对相关的作者、时间等作了考证。(28)霍升平、胡迅雷、李大同《西夏谚语初探——兼与陈炳应同志商榷》一文，对1980年陈炳应的翻译进行了修订和补充。(29)罗矛昆《关于一段西夏诗歌的考辨》一文对该诗前三句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30)聂鸿音的《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对该诗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31)聂鸿音《〈文海〉探源》一文，认为西夏地区出现的汉文诗歌是严格压官韵的，但西夏文诗歌并没有严格按照《文海》用韵。(32)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一文，认为该诗是了解西夏文学的一份绝无仅有的好资料。(33)孙昌盛《西夏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一文，对拜寺沟方塔塔心柱的汉文发愿文进行了考证，认为其为西夏惠宗秉常大安二年和其母梁氏发愿修塔祈福所作。(34)尚世东《西夏文书工作制度》一文，以《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依据，并结合其他西夏文献，首次从制文、审核、署押、传递、管理等几个方面系统介绍了西夏文书工作制度。(35)21世纪初，这种个案研究突飞猛进，进一步走向纵深。聂鸿音《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一文，认为这两首诗可以补西夏文学史料之缺。(36)此外，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一文，对该题记进行了全文解读，并阐释其中的名号、职衔等，认为西夏人在翻译藏语人名时并非像翻译汉语或梵语人名那样一概采用音译，而是采用了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特殊方法，甚至有时完全采用意译。(37)聂鸿音《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考》一文，对西夏汉文诗集的作者和写成时间进行了初步考证。同年其《关于西夏文〈月月乐诗〉》一文，对《月月乐诗》重新进行汉译，消除了以往成果对此诗的曲解之处。(38)聂鸿音《西夏文〈五更传〉残叶考》一文，认为西夏民间文学与唐五代敦煌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从俗曲的内容及语言形式来看很可能是西夏人自己的创作，而非翻译自流传于当地的汉文曲子词。(39)聂鸿音《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一文通过对该书序言的考释，认为该书著者是西夏乾祐年间著名僧人鲜卑宝源。(40)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一文，对“景祐”和“福圣承道”两个年号进行了确认。(41)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一文，对以藏文佛经为底本的该经题记进行详细译读并考证其著者、传者、译者及称号等相关问题。(42)胡玉冰《〈西夏文缀〉、〈西夏文存〉、〈宋大诏令集〉论略》一文，认为王氏、罗氏及宋人之作都为我们今天研究汉文西夏公文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43)孙昌盛《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一文，从诗歌意境、内容和诗集装订方式等方面探讨了诗集的文献价值及中原文化的影响。(44)聂鸿音《西夏文〈夫子善仪歌〉译释》，对该诗做了全面解读。(45)尹占华《辨张元事兼论张元姚嗣宗诗》一文，考证张元原名和其入西夏问题及其诗歌作品。(46)笔者《西夏全真教佚词十一首考释》一文，对西夏的十一首汉文词进行了考证，认为它们应该是全真七子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马钰的作品。(47)聂鸿音《〈孔子和坛记〉的西夏译本》一文，指出其汉文原本的撰成时间应在唐代中叶以后，内容为佛、道两家思想的杂糅，且作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文章利用西夏译本对相应的汉文底本进行了构拟。(48)梁松涛《西夏文〈敕牌赞歌〉考释》一文，对该诗中有关西夏牌符的材质、形状，特别是“敕走马”银牌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证，指出其将为西夏牌符问题的研究提供直接的第一手资料。(49)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研究》一文，对西夏文《宫廷诗集》的28首诗歌进行全文释读、考订，初步确定了这两件文书诗歌的写作时间应在乾祐十六年(1185年)至光定辛巳年(1221年)之间，认为其性质应介于诗词之间或偈子和佛赞之间的一种用于皇家举行大的佛事或宫廷活动的配乐演唱的歌词；论文从宫廷诗歌所反映的西夏建筑文化、敕牌问题、圣明皇帝、西夏与克烈和亲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考证，为西夏学的整体研究做了有益的补充和拓展。(50)梁松涛、杨富学《〈圣威平夷歌〉中所见西夏与克烈和亲事小考》一文，反映了西夏与克烈和亲的事，同时也简单描述西夏的10次和亲情况。(51)聂鸿音《乾祐二十年〈弥勒上生经御制发愿文〉的夏汉对勘研究》一文，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世纪末在俄罗斯拍摄的照片对完整的《弥勒上生经御制发愿文》进行译释。(52)聂鸿音《西夏文〈阿弥陀经发愿文〉考释》一文，对该愿文进行了翻译，并认为其施主是夏仁宗的母亲曹氏。(53)聂鸿音《西夏文〈无垢净光总持后序〉考释》一文，对该序文进行了翻译，并认为其与宋施护的汉译本关系密切。(54)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辩”初探》一文，认为西夏说唱文学中的“辩”，与敦煌文学中的“唱辩”一脉相承。 (55)崔云胜《张澍〈观西夏碑〉诗笺注》一文，认为其内容涉及西夏文字的创造、西夏历史的编纂以及西夏的历史和文化。(56)段玉泉《英藏西夏文献中的一幅版画及发愿文考证》一文，认为英藏Or.12380—3197号的残叶中的两份，为西夏仁宗乾祐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施印的《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的发愿文残存。(57)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用典分析》一文，对该诗集中的用典特征、时代性、目的性和儒家文化特征给予了探讨。(58)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版本考》一文，认为Инв.No.121V《宫廷诗集》抄本的写作时间应在乾祐十六年(1185)至光定辛巳年(1221)之间。(59)张清秀、孙伯君《西夏曲子词〈杨柳枝〉初探》一文，以为其是对敦煌曲子词的继承和发展。(60)孙颖新《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用韵考》一文，认为该诗集的作者使用了陕西方音。(61)时俊静《元曲中的北地番曲曲牌》一文，认为进入元曲的少数民族音乐也并非仅限于蒙古族音乐，而是包括西夏、契丹、女真等各族音乐在内。(62)梁继红《武威藏西夏文〈五更转〉考释》一文，认为西夏文《五更转》是西夏少数民族在唐五代敦煌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编创的西夏民间文学作品。(63)苏航《西夏文〈御驾西行烧香歌〉中西行皇帝身份再考》一文，认为其中的西行皇帝为夏仁宗或桓宗，西行时间应在1176年以前。(64)徐希平、彭超《俄藏与中国藏两种西夏文曲辞〈五更转〉之探讨》一文，认为现存最早的《五更转》为南北朝时期陈朝的伏知道所作，西夏文曲辞《五更转》题材风格与中原有别，明显受敦煌《五更转》影响。(65)笔者《西夏佚名诗集再探》一文，对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汉文诗集进行重新校对，并认为其作者至少有三位：某侍行、高走马、王学士。(66) 在西夏文学作品的个案研究上，国际学者们均不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的，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相关问题却是关乎西夏诗歌和谚语。与之相反，国内不仅出现了出现了一大批从其他研究领域逐步涉入其中者，如还出现了聂鸿音这样的几乎遍及西夏文学所有种类、能够做精深的文学史的分析者。但既能够专门从事文学史研究，又能对西夏文了如指掌、对国际国内西夏文学和研究状况非常熟悉的研究人员，整体上还是非常匮乏。 其三，文学类型和总论研究。这类研究显然是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了一步。这个方面，国际学者基本无有涉及，故而研究的主力已经是国内学者。 西夏文学的类型研究，如霍升平等《西夏谚语初探》根据克恰诺夫的俄译本《新集锦合辞》，纠正了陈炳应误译之处，并探讨了西夏谚语的艺术特点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民族风尚、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情况。(67)如白庚胜的《西夏党项羌作家文学述略》从散文、诗歌、碑铭文创作等角度介绍西夏党项羌作家及其作品。(68)旦木秋《羌族西夏王国的音乐及诗歌》一文，认为西夏有高度发展的诗歌，在强调本民族特点的同时，也接纳吸收汉族文学，受到汉族文学的影响，但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描绘又不完全同于汉族诗歌。语句朴实生动，刻画细致入微、多用重叠的手法增饰艺术效果，更多地反映了党项民族诗歌的独特风格。(69)张廷杰的《宋夏战事诗研究》从《全宋诗》中选出200首诗歌进行注释，探讨这些战事诗产生的社会背景、题材范围、诗史性质和北宋文人心态。(70)魏灵芝《党项与西夏题记叙录》一文，认为墙壁、木质、瓷器、银铜器、丝麻织品等材质的题记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71)聂鸿音《西夏遗文录》一文，辑录西夏汉文和西夏文等94篇散文。(72)段玉泉《西夏佛教发愿文初探》一文，发现西夏佛教发愿文有固定的体式，并在社会历史、俗文学研究以及夏汉对译研究等方面具有诸多的价值。(73)黄震云、杨浣《论西夏诗》一文，全面考察了西夏诗集五种以及其外总数近千首的藏文、汉文、回鹘文、女真文、叙利亚文、西夏文文字的诗歌和诗学理论著作，从语言形式、写作主体、演唱性质、精神特质、信息内容等方面作了述评。(74)聂鸿音《西夏诗歌用韵考》一文，认为西夏诗歌中的合用韵现象是当时诗人实际口语的反映。(75)郭勤华《从谚语看党项人的哲学思想》一文，依据西夏党项谚语，探讨党项人的哲学思想，以期勾勒出党项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了解和掌握党项人民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和爱憎。(76)赵阳《西夏佛教文学作品的特点与价值》一文，认为西夏佛教文学文献包括了记、颂、诗、语录等多种体裁，具有官方与民间的二重系统，翻译文学比较多等特点，在文化交流、版本流传、宗教史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价值较高。他认为，这些在西夏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文学作品，应该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77)聂鸿音《夏佛经序跋译注》一著，汇集、考、译了存世西夏40篇西夏文佛经序跋，并考察了22篇汉文佛经发愿文，对它们的文体形式和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做充分而深入的研究。(78)刘红军、孙伯君《〈西夏佛经序跋译注〉读后》一文，则对《西夏佛经序跋译注》的集大成性质、语文学和文献学价值、古典西夏文学翻译风格等做了高度的评价。(79)陈平、黄志浩《北宋辽西夏时期的民族交融与词曲流变》一文，认为北宋与辽、西夏对峙并存的160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交融时期，也是北曲、宋词互渗交融的特定流变期。(80)在西夏文学的类型研究中，赵彦龙等人对西夏文书的研究尤为集中。这些文章主要从西夏文书的内容、特点、体裁、载体、修辞、组织机构、作者、体制等方面，试图对西夏文书史进行建构。(81) 西夏文学的综合研究，是个案研究和类型研究时的必然现象。如鄢凌《西夏文学掇拾与蠡测》，从创作主体、与周边民族文学的关系等侧面对西夏文学作介绍。(82)张建华的《西夏文学概论》一文，按表、疏、书、碑铭、诗、格言等六种体裁对西夏文学进行了分类，概括出它们的特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鲜明的民族特色、深厚的汉文学烙印、浓烈的宗教色彩等。(83)稍后，聂鸿音《西夏文学史料说略》(上、下)一文，首次对400多年的西夏文学进行了纵向的“史”的勾勒和横向的类的分析。如文章认为宋太平兴国七年(982)至景祐二年(1035)为前期，以表章为主，大都不出唐宋窠臼，没有反映出党项本民族的丝毫特色；大庆元年(1036)至乾祐二十四年(1193)为中期，最为辉煌，出现了西夏文文学作品，除传统的诗歌、骈文和散文外，还有与“影戏”“杂剧”“傀儡”等民间艺术形式相伴而生的戏曲文学，且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天庆元年(1194)至明宣德年间为晚期，创作黯淡，多内容空灵的佛教发愿文。该文按时间先后选列了1999年为止学术界所知的重要西夏汉文遗文、西夏文遗文目录，并注明出处。文章认为，西夏没有纯文学目的散文作品，其骈文虽然有严整的对仗，但却没有套用中原传统的“四六”格式，而是受到了其民间文学“道理”的影响。其中的西夏文散文大多事终文止，文学价值远逊于历史价值。(84)应该说在纵、横两个方向从西夏文学史的建设方面来进行研究中，本文实属开创之功。杨梓《试论西夏文学的特色》一文，从比较学入手，认为汉语言文学的影响并非主流，而西夏文学最富特色的部分仍然是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始终的民族精神。(85)冯剑华《西夏诗歌概论》一文，认为西夏诗歌在形式上受汉文化影响，内容则极具本民族特色。(86)张廷杰《宋夏文化交流与西夏的文学创作》一文，认为宋夏文化的密切交流，使羌、汉民族友谊大大加强，同时也使党项羌人的文化结构迅速改变，从而形成“外蕃内汉”的西夏文化模式。(87)张迎胜《浅谈大宋时代的西夏文学》一文以“大宋文学史”为写作背景，认为西夏文学包括西夏民间文学和西夏作家文学，并总结了西夏文学的特点及其价值。(88)张丽华《西夏文学研究述评》一文，从西夏文学总论、西夏谚语和诗歌、西夏“文”、西夏翻译文学四个方面阐述了西夏文学现有的主要研究成果。(89)马小龙《夏宋百年和战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西夏文学》一文，从百年和战与外交方略、文化交流与融合、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来切入，主要对这一时期的诗文谚语等作重点研究。(90)崔红芬《西夏文学作品中所见儒释相融思想》一文，认为儒释相融思想在西夏诗歌、谚语及各类字书、韵书中都有表现。(91)梁松涛《西夏文诗歌所反映的西夏建筑特点及其文化特质》一文，探讨了西夏中后期建筑的特点及其所反映的儒家道德文化特质。(92)梁芳《西夏文学史料述论》一文，重点从内容、特点和史料价值等方面分别对西夏文谚语、西夏文诗歌和西夏文散文作了整理和介绍，充分肯定西夏文学所体现的西夏人在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了丰富而又具有特色的民族文化。(93)王昊《试论西夏文学的华儒内蕴》一文，以“文化建构文学”的文学史观观照西夏文学，认为西夏文学处于“近世文学”的初期阶段，也体现出雅俗二维结构特征。西夏汉文文学是典型的以儒学为根基的文学，西夏文的诗歌、谚语等也禀有儒家文化因子。(94)赵阳《论宋代文学对西夏文学的影响》一文，认为西夏文学受到宋代文学的影响，形成了外蕃内汉的文学格局。(95) 在西夏文学类型和总论的研究上，我国学者已经走在国际前列。由于受目前公布的西夏文学种类和文献数量所限，这类研究呈现出诗歌和散文两大板块。诗歌以西夏文的宫廷诗和谣谚为主，散文以佛教的题记、愿文和公文为主。聂鸿音先生对西夏诗歌和散文的研究成果仍然是最卓著的，但后辈和少量古代文学领域的专家的汇入，使得西夏文学的研究朝综合和纵深方向前进。 其四，各类通史或专门史中的概述。这类研究，国际学者也是明显落后于国内学者。20世纪90年代，德国人傅海波、英国人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专立“辽西夏金元史”卷，但对西夏文学只字未提。(96)而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出版的几部西夏专史及中国史著作在总结国内外西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都辟专节对西夏文化及文学作了介绍，如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97)，吴天墀著《西夏史稿》(98)，史金波的《西夏文化》(99)，陈育宁《宁夏通史》(古代卷)(100)，章正和马胜利、陈原等《中国全史·中国宋辽金夏文学史》(101)，张迎胜《西夏文化概论》(102)，李蔚《简明西夏史》(103)，二十五史新编《西夏史》(104)，李锡厚和白滨著《辽金西夏史》(105)，李范文《西夏通史》(106)等著，皆以几百字或千余字的篇幅重点分析了西夏的汉文或西夏文部分诗歌、谚语、表章、奏文等，并肯定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审美价值。但是这类介绍由于重在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阐释，故而文学性分析较弱，也缺少相对纵深的文学史意识。 相比较而言，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介入，显示了学术界对西夏文学的研究逐步提上日程。如张炯《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第二卷设有《西夏的兴衰及其文学》一节，以及其《中华文学发展史》(中世史)第一章设有“辽、金与西夏的文学”一节，从民族文学的角度，扼要介绍了西夏文学的创作情况，指出西夏文学作品虽未成一定规模，但它毕竟是宋辽金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文学史家进一步加以发掘、清理和研究。(107)刘扬忠《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中第四章《宋代文学与西夏文化》专设“西夏的文学创作”一节，大约用了8000字的篇幅，列举较多西夏谚语、诗歌、表文、碑铭等，并较为深入分析其创作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点，对其创作意义给予了肯定。(108)但限于西夏文文字的掌握，张、刘二位先生的探索，应该说也是古代文学界的初步有益的尝试。2016年，“马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也开辟了“西夏文学”一节，这是“西夏文学”首次出现在高校教材性质的“文学史”之列。目前，古代文学史者的关注，由于自身缺乏较高的解读西夏文的能力，故而大多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少则一两千字，多则三四千字，很难做到深入、系统和全面，和其他朝代的文学史相比，明显还处于尝试阶段。 综上，一百多年来，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夏学显学地位业已形成，先哲前贤们筚路蓝缕， 使得西夏文学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了，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了。然而，回顾整个西夏文学的研究，毋庸讳言，还有许多的疑难问题有待解决，还有更加漫长的道路要走。 首先，群体研究力量薄弱。已有的西夏文学研究队伍多由语言研究者、历史研究者、民族研究者、宗教研究者组成。这群研究者主要精力和兴趣多半围绕着自己的专业来进行。偶一为之的西夏文学研究，对他们而言有点像是“票友”的乐趣。因此，相对专门、稳定，同时具备西夏文解读和外语著述解读的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目前尚未形成，仍需努力。此一点一望便知，无须赘言。 其次，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仍然不足。西夏文学资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汉文官府文书，另一类是20世纪以后在中国西北地区陆续出土的西夏原始文献，既有西夏文也有汉文。后者虽有一部分已经正式刊布，但刊布时仅以发表照片为目的，并没有进行汉文的翻译和必要的说明。前者需要到浩如烟海的宋、元两代文献中去逐一搜集，实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汉文作品的搜集工作始于晚清王仁俊的《西夏文缀》和罗福颐的《西夏文存》,其得到的诗文总计仅三十余种,不及已知汉文诗文总量的十分之一。20世纪末开始有学者尝试继续这一工作,但迄今仅见聂鸿音发表了一份诗文目录的初稿,全部作品的汇集则还未提上日程。迄今发表的西夏文作品散见于20世纪末期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1册、《英藏黑水城文献》第1—4册,以及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17册,另有些未发表的文献照片存在国内研究者手中。这些文献中有一部西夏格言集首先获得了俄文解读(克恰诺夫)，有一部西夏诗集获得了日文的部分解读(西田龙雄)，另有附在各种佛经后面的发愿文在最近得到了系统收集和汉文解读(聂鸿音)。大量西夏文学的原始文献都在国外，尚未经过专门的系统的整理,有的甚至从未刊布。到现在为止,学界只见到《圣立义海》《新集锦合辞》等少数几部,而像《贤智集》和《三代属明言集》等由西夏本土僧人创作的大部头诗文总集还未全文刊布。若把近十余年所刊论文中零散解读的西夏文学作品算在一起,用不同语言解读的西夏作品也还不及总数的五分之一。解读文学作品不仅需要研究者深入理解西夏语的独特表达方式,而且需要具备一定的古汉语写作能力，较之解读佛经要困难得多，所以历来被国内外研究者视为畏途,已有的成果中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基础资料缺乏严重影响了古代文学界对西夏文学面貌的了解,使得建立“西夏文学史”的想法至今未能实施。 再次，个案研究不均匀,主要集中在诗歌、诗集、佛教发愿文和公文上,作家研究最为薄弱，对于西夏文学史研究属于冰山之一角。从已经发现的西夏文学类型而言,汉文或西夏文的诗歌、诗集、佛教发愿文和公文等诚然是核心的主体,但我们对它们的探讨，大多时候还只能停留在其准确或模糊的时代、作者线索上，稍欲深挖，就可能陷于困境。在此略举数例：1986年西田龙雄对西夏文《月月乐》诗歌进行了日译和简单研究,这种研究本身是为了西夏语而非文学。1997年克恰诺夫所译的汉文版本,又有不少错误或被误解的地方。后来2002年聂鸿音先生为了文学的目的，不仅指出其与《诗经·豳风·七月》形式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又对此诗进行了再译,这令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倍感方便。可是关于这首《月月乐》诗形成的年代和作者的情况，完全是模糊的，简直不能做更多的推测。其西夏文和各类译文之间所造成的必然误差系数，也非常难以判断和把握。再如西夏文《夏圣根赞歌》，1936年聂历山研究时，仅是利用了其开头三句来解释西夏自称“白上国”的原因，之后又以俄文翻译过另外的几句,但并没有文学的研究。1968年克恰诺夫对这首诗歌进行了新的俄译和注释,以及1986年西田龙雄的日译,均是为了历史和语言的研究,而非文学的研究。1990年聂鸿音从文学研究需要的角度汉译了此诗并做了简单考释,对其浓重的民谣色彩和丰富的西夏始祖传说的信息做了较为细腻生动的分析。但关于这首诗的作者和创作年代,我们仍然毫无所知。再如西夏文《新修太学歌》，1986年西田龙雄为了语言研究的目的对它进行了日译，1990年聂鸿音先生从了解西夏太学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汉译，认为该诗是了解西夏太学的一份绝无仅有的好资料。聂先生对此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证，指出其创作于仁宗重建太学的乾祐二十三年(1192)，这无疑是正确的。有了这个有力线索，所以聂先生对此诗的解读也就空前深入。但遗憾的是，由于无法解决此诗的作者归属问题，所以聂先生的研究也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其文学性，他只是指出了其“比较浓重的宫廷风格”。可是究竟什么才是“宫廷风格”，还须结合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才能够深入进行说明的，这也被作者的身份和地位的不明确而局限了。再如，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和《劝世歌》，2000年聂鸿音先生首次从补文学史料之缺的角度翻译了它们，并指出其作者均是“没息义显”，其抄写年代是乾祐十六年(1185)和神宗光定辛巳年(1221)之间。但是，我们除了能够认定这位“没息”是西夏姓氏之外，对于诗人的其他情况和诗歌创作年代仍然一无所知。其抄写年代也难以确定。这当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学研究的深度。又如西夏文《夫子善仪歌》《五更转》《敕牌赞歌》《圣威平夷歌》《御驾西行烧香歌》等亦属此类。2008年，梁松涛博士学位论文对西夏文《宫廷诗集》的28首诗歌进行全文释读、考订，并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比较，认为其性质应介于诗词之间或偈子和佛赞之间的一种用于皇家举行大的佛事或宫廷活动的配乐演唱的歌词，其节奏主要是通过音乐的内部韵律来调整，而不一定是通过语言的平仄、押韵来实现；再者从宫廷诗歌所反映的西夏建筑文化、敕牌问题、圣明皇帝、西夏与克烈和亲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考证，为西夏文学的研究作有益的补充和拓展。但其确定了这28首诗歌的写作时间仍然未出之前学者们推测的乾祐十六年(1185)至光定辛巳年(1221)之间，对于其中七首诗的作者“没息义显”的研究还是没能进一步推进。不唯西夏文诗歌的研究现状是这样，业已发现的西夏汉文诗歌的研究，艰难程度也是超乎想象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拜寺沟方塔所出的佚名诗集。此诗集最早由1995年牛达生先生给予了简单介绍，1997年他委托聂鸿音先生对诗集全文做出整理和鉴定。2002年聂先生对诗集的作者和写成时间进行了初步考证，认为其作者应该是西夏乾祐末年即12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贺兰山下的一位由中原迁至西夏的乡村汉族文人。2004年，孙昌盛从诗歌意境、内容和诗集装订方式等方面再次对诗集的文献价值及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做了概述。2001年，孙颖新进一步认为该诗集的作者使用了陕西方音。2016年笔者对拜寺沟方塔出土的汉文诗集进行重新校对，并指出其作者至少有三位：某侍行、高走马、王学士。诗集主要作者某“侍行”本是陕西一带的书生移民到西夏，初为贫寒的私塾先生，继而因为机缘做了夏州或银州某招抚使的巡馆驿使。后来他在一位“王学士”的帮助下得到西夏皇太子纯佑的礼遇，一跃成为翰林侍行学士。其部分作品年代也可基本圈定在公元1193年之前的三两年内，也就是仁宗去世前的那几年。至此，对这本唯一的西夏汉文诗集的研究也是目前比较深入的，但笔者仍然没有能具体考证出这三位作者究竟是谁，另外，笔者对西夏的11首汉文词进行了考证，认为它们应该是全真七子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马钰的作品。但这个结论仍然需要更加直接的线索来支撑。聂鸿音先生对西夏文《孔子和坛记》的翻译和研究，译词优美。他指出其汉文原本的撰成时间应在唐代中叶以后，内容为佛、道两家思想的杂糅，且作者的文化水平不高。但进一步地跟进其作者和时代，暂时又陷入不可能的状态。再如聂鸿音、孙伯君、段玉泉等先生对众多西夏文的发愿文进行翻译或研究，多能指出其发愿文虽然背后的佛经施主或施经年代，但这些动辄以帝后或显贵、文臣名誉制造的发愿文的真正作者，以及其身份和地位也大体不明。以上简例，已经略显西夏文学史研究的艰难，所以目前虽然此种研究队伍最为庞大，数量也最多，成果也最为突出，但其实对于西夏文学尤其是文学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由于西夏文学史料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构建西夏文学史，必然是一个较为漫长和艰辛的过程。 据上，目前在宋、辽、金、西夏的大背景下，乃至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视野下，对西夏文学成就的观照，还只是一个共识和方向，尚缺少标志性成果。所以，思考并着手进行西夏文学史的研究，还有不难预见的漫长道路要走。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供学术界批评和讨论，冀能对西夏文学史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由西夏学界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共同参与，尽量提供一份搜罗详尽且又经过高水平翻译的西夏断代文学作品全集，为在中国文学史领域建立一个新的西夏文学研究方向起到奠基作用。本文所谓的“高水平”，是既要能够准确把握这些文学作品的文学色彩，也要能够准确把握当时应有的文学水准。此项工作甚为艰巨，但至少应该能够提供一份文学类型全面、文学作品、作家重点突出，语言和宗教类型全面和典型的高水平翻译的西夏断代文学作品选集，以飨国内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相比敦煌文献更多属于汇集型的中原文化特色而言，汇集、整理具有西夏人原创性的西夏文学史料，对了解西夏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其次，根据西夏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形，尽可能科学拟定出相对公允的“西夏文学”概念。本文认为，“西夏文学”涉及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党项西夏政权割据和独立时期(1004-1227)西夏人创作的汉语、西夏语和藏语文学作品，具体包括传世史籍所载出自西夏和党项藩镇割据时代的汉语作品，主要为写给宋、金政府的外交文书及其片断；存世党项藩镇割据时代的汉文石刻和夏元两代的西夏文、藏文和回鹘文石刻，主要为碑传和佛教功德记；20世纪出土的文献，包括西夏时代的汉语作品和西夏，蒙元时代的西夏语作品，主要为诗文(含诗文集和谚语集)、官府文告、私人信件、书籍序跋和佛教愿文等。这个概念，既要能够囊括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西夏时期西夏人创作的汉文、西夏文和藏文文学作品，还要能够囊括除了文学性较强的传统诗文之外的包括西夏外交文书、官府文告、私人信件、书籍序跋、佛教愿文、金石铭刻之类的应用文字。在现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中，那些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文学的观照和阐释，无论是汉族作家群还是少数民族作家群，均局限于汉文文学作品的部分。如辽金、元、清等文学史的研究即是。而西夏文学史的研究，目前已经可以设想直接介入党项羌以自己的西夏字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相关历史史料了。这种设想将首次以汉译的方式将西夏文人的作品介绍给全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既便于“奇文共欣赏”，也便于“疑义相与析”，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全体同仁共同持续、深入地参与和研究。 其三，由于我国对西夏文学乃至整个西夏文献的研究都起步较晚，因此必须充分介绍和利用国外本领域的先期研究成果。那些成果主要用俄、日、英、法写成，需要译成汉语以便课题组人员共同使用。不过，相对西夏文翻译而言，这个难点比较容易克服。 其四，需要下决心培养一支较为稳定、持久、专业的西夏文学研究队伍，最终吸引更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加入。由于大量的西夏文作品需要附以汉文翻译，而目前国内能够熟悉中国古代各类传统文学形式和语言特点的专家稀少，翻译工作将会极为繁重。西夏文学史属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个部分，但又属于两宋阶段西北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的一部分。如何在大中华文化史的背景下，了解西夏汉人和党项人、其他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各自的阶层、社会地位、个人遭际和命运，发掘其作品意义，评价其艺术成就，确定文学史地位，这是需要建立在整个中华文明史和宋辽金夏特定时期文明史的框架内进行的，所以异常复杂和艰苦。 第五，由于西夏文学本身的特殊性，“西夏文学史”的研究，不仅要借鉴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以西夏文学的历史分期为主线，纲举目张地带动西夏重要作家、作品、文学创作现象的解读， 还需考虑辅以作品形式来源的板块式讨论，以体现当时河西地区多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特点。西夏是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化交汇的地带，反映到文学作品上则表现为党项、汉、藏等多种文字、多种文体的综合，这与现有中国文学史研究单纯面对汉文作品的情况存在根本的不同。有鉴于此，西夏文学史的叙述理应借鉴更多的叙述方法，以便更好地反映西夏文化的多民族特质，也可以为理解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历史提供参照。 西夏各民族不同的文化态度、西夏政府的政策措施，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均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范例，足以成为我们未来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决策的有益借鉴。我们期待用科学方法率先汇集、整理西夏文学文献中的最精华部分，为中华文化传承和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极大的支持。以西夏文学研究的推动为契机，必能推动全国各个文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加入，使得国内的西夏学研究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其未来的研究价值和影响有望和敦煌学交相辉映，并驾齐驱。 ①王仁俊：《西夏文缀》，《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1937年，开明书店辑印。 ②罗福颐：《西夏文存》，1935年，七经勘校印本。 ③聂历山：《西夏文字及其文献》《西夏语文学——研究论文和字典》(二卷)，又名《唐古特语文学》，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特设委员会监印，东方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 ④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编：《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资料组白滨、黄振华汉译校《民族史译文集》第三辑。 ⑤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1969年，《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夏圣根赞歌〉——东方学文献的瑰宝》，《历史语文学研究》，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西夏谚语》，《苏联民族志》第3期，1971年；《新集锦合辞》，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4年。 ⑥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等：《西夏圣祖赞咏》，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J.E.勃莱格尔、V.M.康斯坦丁诺夫：《东方古文书》，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70年。 ⑦孟列夫：《黑城出土的汉文遗书叙录(科兹洛夫卷)》，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4年；王克孝汉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克平：《新集慈孝记》，苏联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90年。 ⑨克恰诺夫：《圣立义海》，圣彼得堡，1997年。 ⑩顾吉辰：《宋人西夏著作考》，《天水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 (11)宁夏谚语集成编委会编，罗矛昆译：《中国谚语集成(宁夏卷)》，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0年。 (12)聂鸿音：《补〈西夏艺文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年第6期。 (13)陈炳应译：《新集锦合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汤晓芳：《西夏史研究的两部重要史料——〈圣立义海〉和〈贞观玉镜将〉简介》，《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15)史金波、聂鸿音：《俄藏西夏文世俗文献目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2期。 (16)刘建丽：《20世纪国内外西夏学研究综述》，《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7)胡若飞：《英藏黑水城文献概述》，《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5期。 (18)翟丽萍：《2010年西夏学研究综述》，《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9)张蓓蓓、伏俊琏：《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学文献及其价值》，《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20)胡玉冰：《辽金元明清及近代重要汉文西夏文献解题》，《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1)张美侨：《西夏汉人研究述评》，《西夏研究》2015年第3期。 (22)马淑萍：《21世纪西夏文献整理与考释述略》，《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 (23)克恰诺夫：《关于西夏文文献〈圣立义海〉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克恰诺夫：《〈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之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5，1986年。 (24)邓如萍：《西夏佛典中的翻译史料》，《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 (25)К·Б.克平著、王培培译：《西夏文献中的“黑头”和“赤面”》，《西夏学》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6)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27)陈炳应：《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28)牛达生：《〈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29)霍升平、胡迅雷、李大同：《西夏谚语初探——兼与陈炳应同志商榷》，《宁夏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0)罗矛昆：《关于一段西夏诗歌的考辨》，《固原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31)聂鸿音：《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民族古籍》1990年第1期。 (32)聂鸿音：《〈文海〉探源》，《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33)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34)孙昌盛：《西夏方塔塔心柱汉文题记考释》，《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35)尚世东：《西夏文书工作制度》，《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36)聂鸿音：《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37)聂鸿音：《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 (38)聂鸿音：《拜寺沟方塔所出佚名诗集考》，《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2002年增刊；《关于西夏文〈月月乐诗〉》，《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 (39)聂鸿音：《西夏文〈五更传〉残叶考》，《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40)聂鸿音：《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第5期。 (41)聂鸿音：《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2)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题记译考》，《西藏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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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徐希平、彭超：《俄藏与中国藏两种西夏文曲辞〈五更转〉之探讨》，《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 (66)汤君：《西夏佚名诗集再探》，《西夏学》第十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 (67)霍升平等：《西夏谚语初探》，《宁夏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68)白庚胜：《西夏党项羌作家文学述略》，《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 (69)旦木秋：《羌族西夏王国的音乐及诗歌》，《中国音乐》2001年第1期。 (70)张廷杰：《宋夏战事诗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 (71)魏灵芝：《党项与西夏题记叙录》，《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72)聂鸿音：《西夏遗文录》，《西夏学》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 (73)段玉泉：《西夏佛教发愿文初探》，《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期。 (74)黄震云、杨浣：《论西夏诗》，《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75)聂鸿音：《西夏诗歌用韵考》，《西夏研究》2013年第1期。 (76)郭勤华：《从谚语看党项人的哲学思想》，《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 (77)赵阳：《西夏佛教文学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78)聂鸿音：《夏佛经序跋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79)刘红军、孙伯君：《〈西夏佛经序跋译注〉读后》，《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80)陈平、黄志浩：《北宋辽西夏时期的民族交融与词曲流变》，《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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