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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难发现，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中的巴赫金相比，同一个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相对而言，的确很少提到他在前书中经常强调的“外位性”这一重要概念。笔者特意提到这一表面现象，也是因为这一点最容易给巴赫金的反对者留下一个口实，即以此证明，巴赫金已经放弃了他曾经坚持的外位性立场。其实，后一个巴赫金和前一个巴赫金相比，之所以较少谈到所谓的外位性，其内在原因就在于，后一个巴赫金谈论外位性的重音，则已经转移到外位性的第二重含义上，而且在对第二重外位性含义的理解上，也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他原本在审美判断上偏重强调“外视角”的重音，此时已开始被他积极强调“内视角”的重音所代替。 当巴赫金步步深入复调小说理论时，其实就已经意识到，他深入揭示的这个理论，本身就意味着他要改变的不仅是别人对小说（包括对陀氏作品的看法）的一些基本看法，而且这些看法本身同样也是他自己曾经持有，也需要自我改变的一些基本看法。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巴赫金的确发生了判若两人的相反性转变：确切地说，这就是对“外视角”带有的消极性开始颇多微词，对“内视角”含有的积极性则开始大加赞赏。 谈到这一点，托多罗夫所言极是：“今天我们发现，从二十年代初到他垂暮之年，他不断回到另外一个主题上去，并对此倾注了主要的精力。这是一个更加特殊的主题，因为它只涉及到一个美学问题；但同时又因为这一问题大大超过了美学本身而显得更具普遍性：这个主题就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关系”。(25)笔者认为，巴赫金正是在反复深思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日益自觉地站在哲学高度，不断深化着其学术思想中一以贯之，也堪称是他哲学人类学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人”和“物”是两个明显有别的认识对象，不应该简单沿用认识物质的态度来认识人。因为人是具有自我意识、可以表露心迹、作出应答的对象，这也是人性不同于物性最本质的特性所在。就像巴赫金所言：“‘人身上的人’(26)不是物，不是无声的客体，这是另一个主体，另一个平等的‘我’，他应能自由地展示自己。”(27)这不仅是巴赫金在认识人的认识论上不断捍卫的一种立场，同样也是巴赫金在描绘人的审美论上不断彰显的一种立场。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清，巴赫金发出的两种声音，其实并非是思想者的思想自我矛盾的体现，而是他对人这一对象的认知和审美思想上不断进取，自我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常常忘记任何认识活动所包含的一个基本事实，即观察者所选择的视点将对观察对象进行重新勾画和定义。”(28)巴赫金正是从以上所述的深刻思考出发，才开始对陀氏的创作面貌进行重新评判。我们最早也正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中，听到了巴赫金发出的这一声音。但是，我们换一种方式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促使巴赫金改变态度，重新评价“内视”和“外视”这两种审美观照方式的一个重要诱因，显然又和他深入解读陀氏的作品密切相关。因为巴赫金正是在这里才深刻发现，陀氏前后的许多作家描绘出的主人公形象，和陀氏相对而言的一个明显区别就在于：那些侧重从外部、以完成论定的权威语调描绘出来的主人公，他们的“形象原则上是背靠背的产物”。因为这样的“形象将对象封闭起来，因此忽视对象有变成另一人的可能性。在形象里不会有对象声音和说话者讲对象的声音两者相遇，不会有两者的结合”。如此描绘出来的主人公形象，也正是巴赫金所谓“独白小说”的一个基本标志：“什么是完成了的独白世界呢？在这个世界里主人公已经无话可说，他们把一切都说尽了；作者凭借着自己的外位和起决定作用的超视，替主人公也替自己说出了盖棺定论的最终话语。”(29)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也许还可以说，对巴赫金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仅是他思考的对象，也是他思想的来源。”(30)因为陀氏与众不同的小说特性，在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形成史上，的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启示性意义。巴赫金正是在陀氏的创作中，才发现了复调小说得以凸显的一个根本标志，即侧重从“我眼中的我”这一内视角出发，描绘主人公这个“全新的作者立场”。(31) 中国文论界近年来谈到复调小说时的偏失在于一味强调所谓的对话性，并且以此为标签，把一些作家的小说也“泛化”为复调式的小说。这种不求甚解，恰恰忽视了复调小说的对话性植根的内视角这一重要问题。其实独白和复调小说，分别和“外视”与“内视”这两种艺术观照方式原本就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层内在关系。在巴赫金看来，通过内视角深入表现“人身上的人”这一人性特质，这一作者立场才是陀氏胜出许多作家的一个根本所在，也是复调小说不同于其他小说的一个“全新”所在。独白小说之所以缺少复调小说中特有的那种对话性，恰恰是因为人物在作者眼中只是一个被客体化的描写对象，只有转向把人物深刻主体化的内视角，人物形象的客体化才会得到有效克服，小说多声鸣响的复调潜能才会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因为“复调小说中作者的新立场，揭示出人身上的另一个无穷尽的、不可完成的‘自己眼中之我’”，“它能将客体（实质上是被物化了的人）转化为另一个主体，另一个能自由展示自己的‘我’。”(32) 八 通过阅读巴赫金后来写就的一系列相关著述，笔者发现，20世纪20年代相继发出两个声音之后的巴赫金，在与他者持续不断地驳难中，围绕着“外视”和“内视”这两种审美视角，依然还在深入思考着有关人的形象塑造这一根本问题。“这是一种永远重新开始的反复思索。”(33)应当承认，在一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文学形象观深刻地影响下，在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上，中外文论界早已形成了一种不约而同的创作理念：这就是任何人物形象的一言一行，都是外在于所写人物的作家一笔一划刻画出来的。就像驭手为了避免“失控”，始终都要小心翼翼驾驭住拉车的马匹一样，人物形象始终也是被作家完全控制的对象，尽管人物身上也会发生意料之外的惊奇举动，它终究还是作家的神来之笔，把对象写“活”了的结果，人物从头到脚就像雕塑作品一样，毕竟是被作家这一塑造者塑造的产物。如此说来，就会得出这样一个顺理成章的不刊之论：形象这一“对象本身并不参与自己的形象塑造”。但是在巴赫金眼中，这种看法本身也体现着“极端的外视性”(34)这一视角固有的局限性。正是针对这一完全视人物为客体化对象的形象观，不无挑战和批判意味的巴赫金鞭辟入里展开的一些思考，的确具有深刻的启示性。它其实就关系到“主人公形象的物化程度（外视性程度）”这一重要问题。在塑造人的形象时，由于作家“要充分利用其外位的优势”，依靠“外位视点和它的超视性。他人关于自身原则上无法了解，无法观察到和看到的一切，可优先加以利用。所有这些成分大都具有完成的功能”。但是作者做出这种审美“认识的一个前提，是先要视对象为死物，而认识的目的是要驯服世界（把世界变为掌握消化的客体）。艺术形象的这种强制力表现在：回避对象的未来，把对象全部写尽从而使它完全失去开放性的未来，充分写尽它的内外边界，使其不能再越出边界一步；对象整个地全在于此，此外别无他的存在”。“这种形象不具有对话性和未完成性。完成了的整体总是背靠背的形象。不可能从内部，而只可能从外部看到这个完成了的整体。”文艺史上塑造的许多“艺术形象也是这样做的，艺术形象不是为对象自身（而是为艺术形象自己）才再现对象并使之永存”。(35)也正是在这一层审美意义上，巴赫金一针见血地指出：独白小说中“知之最多、最善理解、无所不见者，仅仅作者一人而已”。(36) 作家对人的形象积习已久的这类审美态度，也深刻折射着作家对人这一形象的主体性习焉而不察的轻视；而巴赫金对人的形象主体性的尊重，则体现了这位思想家对人的主体性别具一格的人文关注。只是读者在理解巴赫金所谓主人公的独立性时，应该打消自己的审美误解，真正意识到：在作品中进行自我描绘的主人公形象，终归还是作家站在新的立场上描绘的产物，正是作家积极采用的“内视角”这一创作方式，才赋予了主人公从“我眼中的我”这一视角出发描述自己的能力，正是把人物形象充分主体化而不是客体化这一创作方式，才赋予作家笔下的人物自我意识上的巨大潜能，才使主人公这一被描绘者，也能够扮演自我形象的描绘者这一角色；同时，当作家创造出具有着充分独立性的人物形象时，他所放弃的也并非是自己从事创造的权力本身，而是放弃了从外位过度把人物物性化的权力；作者在这里只是看似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其实是转向了一种赋予人物主体性的新立场；作者始终发挥着自己积极的主动性，但这是一种摈弃独白主义，凸显着各种对话性的主动性；作者仿佛是一个缺乏主见、消极无为的旁观者，其实他是在扮演着一个难度更大、更“高超”的作者角色，这一角色要求作家在行使塑造人物的权威性时，也理应发挥滥用这一权威性的“自控”和“自省”能力。 九 最后，针对巴赫金两种声音中涉及的有关问题，笔者再发表一些评价性的看法。 巴赫金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谈到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人们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作家的主体性，却很少像巴赫金这样逆向性地深刻意识到，放弃自己高踞人物之上的主体性，给自己笔下的人物也赋予充分的主体性，这恰恰是作家身上更难得、更宝贵的一种主体性品格。复调小说的作者放弃的，并非是自己的主体性，而是要在作者与主人公之间重建一种新型的主体性关系。在陀氏小说的背后，站立着复调小说理论的揭示者巴赫金。我们确应承认，揭示者从小说中揭示的这一小说特性，并非是一厢情愿的无根之见，因为它们在陀氏的小说中，的确得到了言而有据的文学印证。而且一经巴赫金切中要害地提醒，我们才恍然意识到，独白主义一家独大的思想通病，在作家过度使用外视角这一得心应手的方法创作的不少小说中，的确也会得到习惯性的甚至是下意识的体现，甚至外视角隐含的这一局限性，也是托尔斯泰这样的大作家习焉而不察的。 但是在笔者看来，在巴赫金发出的两种声音中，虽然第二种声音后来明显占据着上风，他不仅对复调小说流露出了明显的偏爱，也对这一小说的发展前景充满着无限的期待：“我感到，未来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37)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陀氏的确是一位深刻影响作家的作家，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小说，在文学世界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它依然是这一经典作家曾经创造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学个案。就像美国学者布思谈到巴赫金所谓主人公的独立性这一颠覆性看法时所言，“这种观点对我本人关于作者声音(38)的观点发出的挑战是清晰的、深刻的。”复调小说也许被陀氏这一作家实现了，“但是当然实际上许多小说家做不到。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确实，大多数被称之为小说家的人，从未将他们的人物从作者所产生的压倒性独白中释放出来；在他们的作品里，人物极少能逃脱而成为充分的主体，说他们自己的故事。相反，他们一般总是被作者用作客体去实现预定的要求。”(39)所以这里也应该指出，巴赫金虽然把陀氏的小说定性为复调小说，但是巴赫金这一独具慧眼的小说判断，毕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这一论断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关闭从其他视角探究陀氏小说的大门。充满表现力和想象力的经典作品，也像是一个文学结晶体，本可以从不同的审美判断出发，对之作出多姿多彩的深入观照与论述。巴赫金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反对思想的绝对化，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把巴赫金的思想本身绝对化。外国文论谈论文学话语的话语，就像任何谈论人文现象的人文话语一样，都不可能是“完成论定”的唯一真理，“这里的标准，不是认识的准确性，而是契入的深度”。(40) 为此，我们理应采用更加开放、长远、包容的眼光，来看待独白和复调小说植根其间的内视和外视这两种审美视角。它们虽然各有短长，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却不应该是尖锐的、彼此对立的关系，而是各自都可以生辉，相互之间也可以互补和互动的关系。这一点巴赫金已经有所意识：“任何新体裁只能补充旧体裁，只能扩大原有的体裁的范围。因为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主要的生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复调小说的出现，并不能取消也丝毫不会限制独白小说（包括自传小说、历史小说、风习小说及史诗小说等等）进一步的卓有成效地发展。因为，人和自然的一些生存领域，恰恰需要一种面向客体的和完成论定的艺术认识形式，也就是独白形式，而这些生存领域是会存在下去并不断扩大的。”(41) 所以，我们最终在巴赫金生前难以发表、自问自答的一些思考性札记中，又会听到与前两种声音有所不同的第三种声音，这是思想者对自己的思想孜孜以求的深入思索。在这种声音中，巴赫金有关外位性双重含义的意识不仅更显自觉，而且对“内视角”和“外视角”的看法也更具包容性：“外部的视点，其超视性和边界。从自身内部看自己的视点。在哪些方面这两种视点不相一致，不能互相融合。”作家描绘主人公“总是不仅从内部（从‘自己眼中知我’），也从外部（从他人的角度也为着他人，最终是从作者的角度也为着作者），在自己的视野中也在他人统摄一切的视野中，最终是在作者的视野中。我们既在形象之内又在它之外。形象不可能只在一个视点上构成，形象的本质就在于‘从内’和‘从外’的独特结合（与融合）（内在物的外化和外在物的激活）”。(42)巴赫金的复调小说观，亦可视为他的这一思想探索在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杰出成果。 “复调小说”这一外来文论术语，已经成为中国文论界谈论小说时经常引用的一个关键词。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始终离不开对外国文论的吸收和借鉴，但是借用巴赫金的话说：也正是由于中国文论占有着不同于外国文论的外位性，才使“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涵义”。(43)在认识人和描绘人这一形象的过程中，作者要摆脱自高自大这一根深蒂固的独白意识，要克服“世界经千年来思想的营造形成了得心应手的思维习惯”，就“要探索可以让‘我’和‘他人’相遇的新场合，建构人的形象的新场合”。“在塑造他人形象和塑造自我形象时意识所取的立场。目前这是整个哲学中一个关键的问题。”(44)巴赫金生前持有的这一值得长久关注的问题意识，对于当下的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也依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