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20世纪初的西方而言，中国道家思想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缕东方之光，为之呈示可以克服西方文化危机的一种文化精神。西方知识界掉头东顾，在古老的中国哲学智慧中寻觅抚慰心灵创伤之甘泉，其本质在于借东方之道，浇自身块垒。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哲学精神曾对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以前中国哲学思想对西方的影响主要是儒家思想，20世纪以来道家思想逐渐影响西方。在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西方文化界甚至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道家热”，冀望从古老东方文化中寻觅精神之救赎。 “道家热”的兴起 大约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二三十年间，西方对中国道家思想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早在16、17世纪，中国道家学说就与儒家学说一起被译介西传，但由于传教士的亲儒排道政策，其时道家思想鲜受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科技理性的发展，导致了人类的生态环境、精神等方面出现“现代性问题”，西方兴起了一股“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作为一种“精神科学”和生存智慧的道家思想为西方文化界竞相采集，他们把道家思想作为人类至高智慧的榜样加以崇奉。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对道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在当时似乎已成为一种集体现象，其范围远超人们的想象。当时西方出现的这股“道家热”以德国最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一股译介中国古典哲学的热潮，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卫礼贤。他对中国经典特别是老庄道家哲学的译介成就卓著，主要有《道德经》（1911）、《庄子》（1912）、《中国人的生活智慧》（1922）、《老子与道家》（1925）等。其译著一版再版，并被译为多种文字流传欧洲，为战后的西方人注入有益营养，并为西方盛极一时的“道家热”奠定了基础。 老子被视为一位伟大的先觉人物，首先在西方思想界广为接受，当时西方不少思想家纷纷巡礼于道家哲学殿堂。 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深入探讨了中国的宗教文化心理。他认为，东方宗教的特点是以出世的态度，通过冥思默想达到天人合一，获得自身的救赎。道家思想中的“清静无为”等观念具有与儒教理性主义相反的神秘主义色彩，而其“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则与儒教的大同世界相似，两者都试图以一种价值理性来规范人们的现世行为。虽然韦伯在书中并未呼唤人们到东方文化中去寻求治世良方，但该书的问世激起西方知识界对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兴趣。 斯宾格勒盛极一时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主张从“道”来把握中国文化，并详细论述了他所理解的“道”，其所关心的并非作为物质本原而是作为变化规律之“道”。他认为世界有“道”，因之它具有节奏、韵律和周期性，这与他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形态的发展规律是相一致的。斯宾格勒对中国的“阴阳之道”也十分熟悉，他对“道”所包含的对立两极，即受阴阳变化所制约的世间万物相辅相成的两面作了细致阐述，并将此原理运用到自身对宇宙社会的具体分析中。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与道家思想在“贵无”方面不谋而合。德国学者赖因哈德·梅依曾在《来自东方之光：处于东亚思想影响下的海德格尔著作》一书中列出海德格尔文字与道家文本大量相似之处，通过将其著述的部分行文与老庄的德文版对照比较，他发现海德格尔有时几乎是逐字逐句挪用了道家的主要观念。海德格尔对老庄思想的确十分推崇，他曾认真阅读过《道德经》《庄子》，并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道德经》，其工作间所挂中文书法作品就出自《道德经·十五章》：“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 曾与弗洛伊德分庭抗礼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则将道家思想引入其“集体无意识”研究。荣格曾为卫礼贤翻译的《太乙金华宗旨》和《易经》作序，中国的道家经文使他深受启发，其中的经验综合型思维方式为他的心理分析思想提供了佐证。荣格还在宣扬阴阳互补、与道合真的内丹之法中，找到与自己心理分析方法的契合处，他对无意识现象“同步原理”的认识，源于《易经》中星相学与卦象吻合关系之启悟。 道家思想成为西方文学创作的母题 该时期道家思想在西方文学界的影响尤甚，不但成了许多作家的精神支柱，而且还成为他们笔下一再申述的母题。 这首先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中有充分体现。德布林的《王伦三跳》以18世纪中国乾隆年间的历史为背景，以道家哲学为依据，对主人公王伦经由命运的三次跳转最终自焚皈依“无为”的故事进行了形象演绎。王伦的悲剧色彩体现了无为哲学面对人世的无奈，而道家清幽的无为之境正是以其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妙与神秘，撩拨着现代人焦灼的心灵。剧作家托勒尔的剧本《群众与人》主人公在“无为”和“有为”间的犹豫及几次生命抉择，与德布林笔下的王伦颇为相似，作品虽未直接引用道家语录，却深深耦合老子“无为”与不息的生命轮回之思。 德国“浪漫派骑士”黑塞一生钟情于东方文化，并将《道德经》和《庄子》视为他所接触的最重要的中国文化之内容。道家思想不仅影响了其生活和思维方式，并广泛浸润其文学创作，万物源道、对立统一、上善若水、生死循环等思想被其小说作品一再申述演绎，成为黑塞构建自身文学审美观的重要精神依据。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也深受道家思想润泽，他的长诗《老子西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意在借老子而明志。老子以弱胜强的辩证法思想对布莱希特影响最大，其小说和一些诗歌作品对之有着生动演绎。庄子的“无用之用”特别是“有用之患”思想对其艺术思维亦有深刻启示，这在其剧作《四川好人》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中有鲜明体现。 当时法国不少作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浸染。象征派诗人克洛岱尔迷恋中国道家哲学，曾以老庄解诗。克洛岱尔感受最深的是对老子对立统一关系中“有”“无”观念的理解。在其作品中，老子所言的“辐毂”与“埏埴”这两个意象频繁出现，二者所蕴含的“空无”之思成为他表达自身基督神学理念的具体借托。另一位象征主义诗人圣琼·佩斯在北京西郊道宇中所作的长诗《阿纳巴斯》，描述了诗人在瀚海荒漠探索斗争的奇壮图景。“阿纳巴斯”寓有道家“内心登临”之意，诗作在抒情形象、方式与内在结构上都有道家思想滋养的印迹。亨利·米修曾于1930、1931年间游历中国，并与道家思想结缘，其游记多次提到老子和道家。其诗作空灵、飘逸，展示了道家“虚静”“守中”的境界，带有浓郁的“佛”味和“道”味。米修一生的艺术探索寻道求虚，被批评家看作是在20世纪法国诗坛上“开启了西方的《道德经》”。 综上，对于20世纪初的西方而言，中国道家思想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缕东方之光，为之呈示可以克服西方文化危机的一种文化精神。西方知识界掉头东顾，在古老的中国哲学智慧中寻觅抚慰心灵创伤之甘泉，其本质在于借东方之道，浇自身块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