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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杜甫生前就曾为自己编过作品集。晚唐以来，各种不同的杜集本子在世间流传，或编年，或分体，或分类，不一而足。宋代就有“千家注杜”之说。迄今为止，杜集文献已多达上千种。遗憾的是，宋代“千家注杜”的成果多有散佚，幸赖有若干种集注本保存下来。这也是中国古代典籍传播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四部典籍中，别集流传不易，其注本也容易散佚。相比较而言，总集、选集、丛书、类书等往往成为古代典籍保存的重要载体。流传至今的宋元杜集刻本及各类集注本有二十余种，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值得重视。如何整理这些珍贵典籍，如何在整理中体现时代特色，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纵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整理典籍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单纯的字词注释和文意疏通。譬如东汉后期郑玄遍注群经，唐代前期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多是如此。这是古籍整理校订最基本、最重要的方式。第二种是比较系统的资料汇编，多以集注形式呈现。譬如《昭明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清人校订十三经等，都带有集成性质。第三种是独具特色的疏解，如魏晋时期郭象《庄子注》、王弼《周易注》《老子道德经注》以及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等，多具有思想史价值。这种整理方式与上述两种恪守文字校勘原则的传统注释学很不相同，实际上是一种义理的推衍、思想的阐发。 上述三种古籍注释形式都很重要，并无高下轻重之分。事实上，对多数读者来说，如果没有字词的训释，没有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历代职官等方面的解说，这些深奥典籍是很难读懂的。对学术研究而言，如果没有最基础的字句注释工作，所谓集注和义理阐发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单注本的整理依然是今天最应该重视的古籍整理工作。但仅限于此还远远不够。古籍整理的首要目的是方便阅读，更重要的是引导读者思考文本内容，并对其义理进行阐释。 笔者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魏六朝集部文献集成”研究过程中，也在不断思索这样的问题：一是探索回归传统经典的意义；二是寻求回归传统经典的途径。前者应当没有疑义，后者则见仁见智，理解不同，做法不同，效果也不同。 清代阮元在杭州主持诂经精舍，传经布道，在江西校订十三经注疏，先后云集一批重要学者。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另外一种整理典籍文献的设想，即通过胪列众说的方式，把清朝经学研究成果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具体来说，就是将各家重要见解分别罗列在经典著作的每句话下面，章分句析，旁罗参证，详考得失，断之于心。汇集清朝经学著作，阮元编有《皇清经解》，王先谦有《续皇清经解》。但这种专题丛书远没有达到阮元所预设的目标。这项工作难度太大，尽管阮元位高权重、资源丰富，最终也没有付诸实际。这种编纂方法，游国恩先生有所尝试，并取得成功。他主持编纂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著作，就像阮元设想的那样，在每句诗下罗列历代注释，考订成果，然后下按语，很多按语都是点到为止，引而不发，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空间。今天来看，这样的学问看似朴拙却最有实效，体现了当代学人对历代整理成果的充分尊重和清晰把握。 杜甫及其相关文献研究，历代成果异常丰富，一般说来，几无发掘空间。但笔者认为，杜甫研究的突破，还是绕不开基本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所谓基本文献，就是历代研究成果。随着电子化时代的来临、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可观的珍稀文献的发现，大规模的集成研究与体现时代特色的深度整理，已成为当今典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必然选择。杜甫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逐步推进： 一是选择重要的杜集旧注，校点整理，为广大读者提供阅读便利，扩大视野。 所有从事古籍注释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的注解后来居上，成一家之言，为权威定本。但从学术发展史看，这是很难达到的目标。就杜诗而言，每一位注释者对于前人的注释只能是有选择的截取，十不一二。即便是所谓的集注本，也不可能有文必录。因此，前人注释原貌，一般读者往往看不到。久而久之，这些著作很可能就会被遗忘，乃至佚失。正像清代顾千里所说，古书校订，新本出，旧本亡。所以，他主张不校之校，也就是尽量保持原书面貌。整理前人注释成果，也往往出现顾千里担忧的现象。历代旧注，就是在不断的注释中逐渐消亡的。从古书流传的一般规律讲，自然淘汰属于常态。而从做学问的角度说，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依然是做好学术研究的重要前提。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重要的宋元旧注，如王洙、王琪编定、裴煜补遗《杜工部集》，赵次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旧题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宋末刘辰翁评点、元代高崇兰编次《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佚名《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佚名《草堂先生杜工部诗集》等给予高度重视，原原本本地加以校订，让更多读者看到旧注全貌。尽管有些著作的作者问题尚存较大争议，但这些著作能保存至今，说明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