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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目录学中，选本属于集部总集类，其功能在于删汰繁芜与解释评论。选本与诗话、笔记、评点及序跋等批评方式，构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古典文学批评的主体。自《文选》开选本之风后，宋人李昉等的《文苑英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等断代选本均沿袭《文选》体例，在分类上并无新创。《文章正宗》突破了《文选》不取六艺、史传、诸子的选文标准，将范围扩展到史、子两部，创立了后世古文选本的通行体例。 《文章正宗》分正、续集。正集二十四卷，分四类：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卷一至三为辞命，卷四至十五为议论，卷十六至二十一为叙事，卷二十二至二十四为诗赋。所收文章周秦起、诗赋虞夏始，迄于唐。续集二十卷，真德秀晚年所编，分三类：论理、叙事、论事。全收宋代名家作品。全书于正文之外，还有真氏“点”“抹”“撇”“截”等批点。《文章正宗》在真德秀生前已有自刻本问世，明清两代不断翻刻，甚为流行。常见版本，有明正德十五年马卿刻二十四卷本、明嘉靖庚申三十九年范惟一浙江刊本三十卷本、清乾隆杨仲兴据宋版的复刻本等。明清两代对朱子之学高度重视，朱熹编注《四书章句集注》是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文章正宗》随之成了举子们的必读参考书之一，产生了极大影响。 《文章正宗》的选文具有鲜明的文体分类和归类意识，由此开创了全新的文体观念与批评范式。在辞命、议论、叙事中，收录了《左传》《国语》的章节。其中辞命类39篇、议论类21篇、叙事类21篇，数量庞大，“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这种分类与宋人编纂文章总集的眼光一致。譬如南宋汤汉《妙绝古今》中选录《左传》《国语》的篇章，也近四分之一。在以诗赋、骈文为正宗的时代，文章以抒情和论理为要务，但在以《文章正宗》为代表的宋人选本传统中，文章的叙事功能得以高度重视。《文章正宗》首次将“叙事”作为文章分类。《文章正宗纲目·叙事》：“独取《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与后世记序传志之典则简严者，以为作文之式。”（《四库全书》集部八《总集类》）在南宋古文之学兴起和文章之学发达的背景下，《文章正宗》此举具有示范意义。 《文章正宗》的文章归类法具有极强的概括力和典范性。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认为，真氏之前的文粹、文类只收一代之文，而《文选》编次无序，缺乏一个内在的系统，“独《文章正宗》义例精密，其类目有四：曰辞命、曰议论、曰叙事、曰诗赋。古今文辞，固无出此四类之外者”（《文章辨体》凡例）。这种归类意识到明清以后又有新的发展，一直影响到现在。 不同于六朝时期有文体分类实践而缺乏文体分类理论阐述，宋人开始在文体分类的学理依据上进行理论建构，《文章正宗》便是其中的代表。在《文章正宗》所归类的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中，每一类前都有一个小序，用以说明每一类文体的缘起、功用及体制特点、写作要求等，并对代表的作家作品予以列举，从而彰显其文体的分类观念和归类意识。这种文体的归类意识，到明清以后发展更为成熟，很多文章总集在编撰时，譬如高棅《唐诗品汇》、吴讷《文章辨体》、黄佐《六艺流别》、徐师曾《文体明辨》、李兆洛《骈体文钞》等，都在文体的类目之前用小序来说明分类与归类意图，以期阐明编者的文体观念。 《文章正宗》在文类方面的新创，源自选者所独具的道统观念与理学眼光。宋代选本，深受唐宋以来学术思潮和选本传统的影响。唐代自韩愈以来，形成了尊道统的学术传统，宋初柳开、王禹偁倡导重道统、重义理，其后文坛领袖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宋代文学讲格求意、重义理的基调。王安石《四家诗选》就明显地贯穿了尊杜宗韩、有补于世的观点。真氏之前，有吕祖谦选编的《古文关键》，所选唐宋散文六十多篇，以说理文为主，对尔后“唐宋八大家”多有提及，是现存最早的夹杂有评点的散文选本。名曰“关键”，旨在建立了一个正统的古文系统，以明示初学者门径。选文只为作文的立意、布局、炼字炼句，其总论、旁批，批语均不涉及思想内容。与吕氏兼有古文家和理学家的眼光不同，在《文章正宗纲目》中，真德秀批评了《昭明文选》《唐文粹》未得源流之正。《鹤林玉露》记载了真氏对时人诗文选本的痛切评价：“笔头虽写得数句诗，所谓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读之将恐染神乱志，非徒无益。”（《鹤林玉露》乙篇卷四）故真氏选文，目的明确，为求正宗，欲为后世文辞立一标准。在《文章正宗纲目》中，他明确提出理学家的选文标准：尚理、弘道、宗经、资治。所谓“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四库全书》集部八《总集类》），所收录者“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故而保留了大量的诏书、论谏、奏疏、章表、赞颂、碑铭及序、记、传等方面的范文。真氏自觉地将理学思想贯穿于文学批评，开“谈理一派”的新模式。四库馆臣评曰：“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别为谈理之诗。”（《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但在具体的选文和评语上，却不尽然。《文章正宗纲目·议论》：“书记往来，虽不关大体，而其文卓然为世脍炙者，亦缀其末。”又如《过秦论》文末评曰：“如谊所云，真书生之论也。今姑以其文而取之。”由此可见，对于文章的风格、艺术形式及文辞之工，真氏还是颇为在意的，尤其《续文章正宗》专选宋文，且以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的文章居多，而程朱的文章入选很少，这也显示出真氏晚年道统观与文统观的分离。 《文章正宗》选文，秉持“文以载道”的宗旨。宋代理学是讲道之学，周敦颐曰文以载道，朱熹提倡文从道出、文道一贯，这种重道、尚理、轻文的观念对宋代诗文创作及文学选本的产生都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真德秀将文章分为“鸣道之文”和“文人之文”，认为“鸣道之文”为正宗，“文人之文”乃“饰奸之具”。他选诗论文不谈美刺讽喻，专讲义理，以义理之学来解释古今文学现象。所谓义理为“性情之正”，与性情相通。《文章正宗纲目·诗赋》：“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四库全书》集部八《总集类》）他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创作均要“发挥义理，有补世教”。以此眼光，他认为汉代以后只有董仲舒、韩愈勉强够格，但他们仍然不能同“濂洛诸先生”相比。“濂洛诸先生”“虽非有意为文，而片言只辞，贯综至理，若《太极》《西铭》之作，直与六经相出入。”（《跋彭忠肃文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正因为以义理之学为选文的标准，故而他视“濂洛诸先生”为宋代文学的代表。 真德秀是南宋后期著名的思想家，阅历丰富，政绩卓著，知进退、识时务、重实干，是宋代理学家中担任官职最高、任职最长者。真氏之作，流传最广的是《大学衍义》《文章正宗》，其次是文集及对越甲乙稿、心政二经、读书记等。其理学思想、经世思想、文学思想均自成体系，多有研究的价值。但囿于古人“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宋元学案·西山真氏学案》）的断语，以及今人对其选文标准的评价：“趋于极端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它完全抹煞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是对梁代萧统编《文选》宗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反拨。《文章正宗》是理学思想为了全面控制文坛而提供的范本，对于南宋后期的散文创作起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缺乏对其关注，研究视野单一，整体性的爬梳剔抉尤为缺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