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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连佛克马这样一位一直受到西方语言文学熏陶的欧洲学者对这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的世界文学绘图都感到不满，更不用说那些美国学者和更多的非西方学者了。我至今还记得，2008年，当我邀请美国学者达姆罗什前来出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时，他提供的主旨发言的题目是《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American Literature as World Literature)，这至少表明了美国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不满和致力于在国际场合推进美国文学的欲望。但美国学者由于其独特的话语霸权地位迅速地掌握了英语世界的世界文学研究和编史的话语权，两部在英语世界影响最广泛的世界文学选集就出自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之手：由马丁·普齐纳(Martin Puchner)领衔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秉持了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兼顾欧美国家以外的文学；而达姆罗什担任创始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则致力于挑选那些流通较广的经典或非经典文学作品。这两部文选相得益彰，可以供我们在考察世界文学的全貌时起到互证互补的作用。好在这两位世界文学选集的主编对中国文学都有着好感，因而在他们主编的世界文学选集中，数十位中国古代和现当代作家得以跻身其中。但是较之美国作家在其中的地位，中国文学仍未得到公正的对待。但是值得称道的是，由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持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已经由中国学者参与并撰写其中的某个章节，⑥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影响愈益扩大，将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参与未来的世界文学史或文学选集的工作。 世界文学所引发的第三个重要问题即是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这也是中西方学者们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理论问题。应该承认，就这一问题，虽然中国学者在中文语境下发表了大量的著述，但是在国际学界仍陷入相对的“失语”状态。如前所述，佛克马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或更早些时候就探讨了世界文学问题，但是他对其评价标准始终持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也即他一方面承认世界文学假设了全世界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文学资质，但一方面又主张对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学成就不能绝对地以一种标准来衡量，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就完全有可能成为以欧洲文学为主的文学史(Fokkema，"World Literature" 1290-91)。众所周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长期以来就秉持了这样一种原则，也即一方面，诺奖应当授给那些(在全世界范围内)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的作家，但另一方面，它也考虑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的发展状态的不平衡，又必须照顾国别和语言的不同分布，因此亚非拉美澳一些相对边缘的国家的作家也能有幸获奖。我认为这一原则也比较接近当年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的初衷，也即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强调各民族文学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这种对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经典的解构尝试在达姆罗什的那本专著中达到了极致。 在讨论世界文学是如何通过生产、翻译和流通而形成时，达姆罗什提出了一个专注世界、文本和读者的三重定义： 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的作品。 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超然地去接触我们的时空之外的不同世界的一种模式(Damrosch 281)。 虽然他并未强调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世界文学的评价标准，但是他的这种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以及他所领衔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中，实际上隐含了他所认为的世界文学的标准。这当然标志着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学者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方面所迈出的一大步。既然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总是通过原文来阅读所有这些优秀的作品。他不得不在大多数情况下求助于翻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翻译在重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同时又必不可少的角色。因此强调翻译的作用也是达姆罗什著作的一大特色。 针对达姆罗什的这一定义，我本人也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对之作了一些修正和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我本人对世界文学概念的理解和重新界定。我认为，世界文学至少带有以下三重涵义： (1)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 (2)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 (3)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Wang Ning,"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Dynamic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5)。 在我看来，强调世界文学的经典性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有限生命中阅读所有的文学作品，他只能有选择地去读那些在他看来最值得阅读的优秀作品。所以文选编辑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为这些读者提供一个阅读指南和书目。根据目前各种世界级的文学奖项的评选和一些主要的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原则，我也提出了我本人的评价标准，也即我从中国的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实践出发，并参照国际学术同行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建构，认为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基本上应依循了这样几个原则：(1)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3)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4)它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5)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学术研究。在上述五个方面，第一、二和第五个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则第三和第四个方面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仅具有相对的意义。⑦我之所有提出上述评价世界文学的标准，并非又回到过去的精英立场，而是在强调文学经典的同时注重阅读、翻译、流通以及批评性选择的作用。并试图以此来引发国际学界对之的进一步讨论。 当然，我们在承认上述评价标准有着部分的合理性时，实际上也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学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在这里仅根据我本人的理解和研究中的实践，将这些方法具体概括于下面三个方面。 首先，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使我们通过阅读世界文学作品了解到生活在遥远的国度里的人们的民族风貌和文化习俗。我们都知道，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他所阅读的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启发。虽然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却促使歌德去联想进而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都具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同样，当我们阅读一部作品时，必然会依循那部作品所提供的场景去联想，那里的场景究竟与我们所生活的国度有何不同，那里的生活习惯与我们的生活有何差异。西方人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东方主义”的思维定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阅读一些东方文学作品所逐渐形成的，同样，东方人头脑里的“西方主义”的定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通过阅读西方文学进而接触西方文化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阅读世界文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使我们的阅读处于一种开放、想象和建构的状态中。 其次，世界文学赋予我们一种阅读和评价具体文学作品的比较的和国际的视角，使我们在阅读某一部具体作品时，不至于仅仅将自己局限在民族/国别文学的语境，而是能够自觉地将这些作品与我们所读过的世界文学名著相比较，从而得出对该作品的社会和美学价值客观公正的评价。尤其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我们是在中国的语境下从事世界文学研究的，因此更应该具有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会重复国际同行已经做过的工作，更不会被人们指责为“翻译”或抄袭国际同行的著述了。例如，当我们试图编写一部世界文学史时，除了基于国内现已出版的文学史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外，还要仔细考察目前已经出版的国际上，至少是英语、德语和法语世界的同类著述，这样我们才能力求既写出中国的特色，同时将来如果我们的著作有幸被译成其他语言时，也能被国际同行认为是一部具有新意的著作。如果能达到这一效果，作为作者我们就会感到欣慰了。因此可以说，这一批评标准是很高的，尽管它在当下还难以实现，但应该是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 第三，世界文学赋予我们一个广阔的视野，同时它也在另一方面使得我们在对具体的作品进行阅读和评价时，有可能对处于动态的世界文学概念本身进行新的建构和重构。当我们在研究世界文学时，头脑里总是躲不过本民族文学的萦绕，并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些世界文学名著与本民族的一些作品相比较。这样，我们有时便会惊异地发现，本民族也有这样的写法，因为人类的诗心都是共通的，人类的审美标准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总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目标，也即所写出的作品必须能打动读者，而要想打动读者则首先要使自己感动。例如，当我们阅读一部当代文学作品时，如果我们的期待视野里有着数百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部作品在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中处于什么地位，它的创新性又体现在哪里。这样，世界文学实际上就成了我们从事民族/国别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参照系。没有这个参照系，至少我们的研究是不全面的。 最后，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广阔的世界语境中大力弘扬中国文学，为新的世界文学绘图提供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方案。关于这一点，应是另一篇文章的论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