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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更与当代社会背景、事物或事件的存在和发生引发自我的精神感受有关，也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精神价值有着深层的联系。过去四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表明，表现手法过于西化与本土传统语境的丢失成为当下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的最大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应该在一次又一次的探询和确认的基础上，通过反复的尝试，才能塑造和建构自己的艺术语言和精神指向。 前不久，中国某知名当代艺术家涉嫌抄袭的事件引发舆论普遍关注，由此推动了美术界人士对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一种整体性反思。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包括相互碰撞也日趋频繁。如何立足于自身，又不拒斥外来文明的养分，而是积极主动地消化与融合各种异质文化，深化、拓展、推动自身的艺术发展，真正建构起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与价值体系，越来越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曾有过类似的文化焦虑。二战后，日本艺术的发展深受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以及1966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相继举办，日本的文化和民族自觉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始考虑他们的文化定位问题。1960年代末“物派”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日本社会、政治、艺术、文化的语境一种呼应，改变了日本艺术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追随欧美艺术发展潮流的做法，而转向对艺术亚洲化问题的探讨。目前作品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挑战的灵魂:伊夫·克莱因、李禹焕、丁乙”特展中展出的艺术家李禹焕，虽是一个韩国人，却最终成为日本“物派”的灵魂人物和理论奠基者。他针对当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主张要探寻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规范。他从东亚的美学、佛教形而上学和道家哲学中找到了依据，利用当代哲学和批评理论建构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重新解读亚洲自身的文化。“物派”的出现可以说重新界定了文化身份和日本艺术的发展方向，创造了日本现代艺术的独特内涵和形式。“物派”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相融合、相碰撞的状态。 反观自身，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最大的命题就是东西文化的交汇和融合，是西方的影响和中国的回应。中国几代艺术家置身于国际化的文化视域之下，披荆斩棘、执着坚韧，寻找中国艺术发展的全新路径。而当今社会，知识更新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脉动。 美术是文艺的先导，文艺是文化的先导。真正的艺术经得起时间与历史的考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能给人以美的体验或思想的触动。当代艺术是时代的先锋和代表，它所呈现的新观念、新形态和新媒介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现有的艺术边界，扩展艺术的内涵。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使得中国当代艺术一度模仿抄袭西方模式成风，盲目地照搬西方当代艺术表面的形式感与视觉感受，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当代艺术在中国的翻版。实际上，当代艺术除了提供崭新的视觉感受，强调用多元化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之外，更与当代社会背景、事物或事件的存在和发生引发自我的精神感受有关，也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习惯、精神价值有着深层的联系。过去四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表明，表现手法过于西化与本土传统语境的丢失成为当下中国当代艺术存在的最大问题。 应当看到，中国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文化和社会逻辑。只有正确理解中国艺术的本源性和文化性，并从中国自身的文化和社会逻辑出发，才能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化、中国化、本土化有所警觉和抵制。另外，如何获得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平衡与发展？在我看来，意义与精神的重建是关键，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广纳是前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汲取是重点。眼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肯定需要本土文化精神的支撑，但这决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重建”。我们应该在一次又一次的探询和确认的基础上，通过反复的尝试，才能塑造和建构自己的艺术语言和精神指向。 实际上，中国已经有不少艺术家正在进行着这样的艺术尝试和实践探索。比如庞飞的《墨象》系列、陈彧君的《摇摆的信仰》系列、以及毛宗种的《云上的日子》等，受西方抽象图式语言的启发，将自然物象进行了形式化的抽象处理，但作品的精神内核反映的是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那就是崇尚主客体不分、强调人性与自然调和共生、重视自然存在的东方思想。 再比如丁设与王燮达，更倾向于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当代性的转换。丁设利用中国古典艺术书写性特质，让他的水墨抽象不同于西方式的抽象绘画，而是具有中国独有的精神与气质，并形成高辨识度的视觉图像和特有的语言符号。而王燮达的抽象雕塑“子曰”系列，持续地创作了很多年，近期他在原有抽象雕塑的基础上发展为具有独特禅意风格的装置作品。这些作品，我们既可以看到西式抽象思维和装置观念对他们的影响，但更为强烈的是中国传统书法与古典审美趣味对他们的深刻塑造。实际上，透过王燮达这些带有东方意境的当代作品，我们以此可以窥见多元文化叠加之下的时代缩影与文化趋势。 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视域和中国方式首先是一种艺术态度和文化立场，既有多元开放的文化视野，洞悉世界艺术潮流的变化起伏，又有独立自主的文化自觉。其次，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对具有强烈文化主体意识的艺术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从中可以探寻具有中国方法论意义的当代艺术思想和创作实践规律。其三，国际视域下的中国方式其实是当下艺术创作的一种思维，一条取向，既为中国艺术的发展供给动力和资源，又能重振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并突破当下中国艺术发展的新局限。 （作者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副馆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