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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影人的崭露是天时地利人和

http://www.newdu.com 2019-04-24  北京晚报      万玛才旦李俐 参加讨论

    
    万玛才旦导演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对谈嘉宾:万玛才旦(导演)
    对谈记者:李俐
    曾于威尼斯电影节拿下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将于4月26日上映,这是万玛才旦导演的第六部剧情长片。此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各大影展上有所斩获,而这一次,监制王家卫的加入,令影迷们对这部新片格外期待。王家卫也感慨自己每次看这部电影都有不同感受,“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故事”。
    无论是“藏地三部曲”还是首闯威尼斯的《塔洛》,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一直围绕着故乡和藏人的生活深入展开,但《撞死了一只羊》风格迥然不同,国际媒体评价电影是“一部寓言式的西藏公路电影”,讲述了一个在梦境与现实之间交错的复仇故事,充满了解读的趣味和回味。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万玛才旦导演除像往年一样看电影,他还开设了“大师班”,和影迷近距离交流,《撞死了一只羊》也在北影节开启唯一一场放映。记者对话万玛才旦,谈到《撞死了一只羊》将和《复仇者联盟4》在同一档期上映的话题,万玛才旦的语气依然平静,“顺其自然吧,本来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也就不同”。
    前几届北影节几乎每天都看电影
    记者:这次来北京国际电影节有时间看电影吗?
    万玛才旦:看了一场《辛德勒的名单》,之后要忙宣传,有些抢到的票就没时间看了。我自己比较关注一些经典电影、修复电影,以前没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到的,只能通过电影节的平台去看,前几届北影节我几乎每天都在看电影。
    以前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就看了很多电影,甚至是一些烂片,我觉得也能给自己启发,可以看到它的问题出在哪里,如果自己去拍如何规避,但那种看片是挺痛苦的,要带着创作者的眼光去看。现在看电影和上学时的心态又不一样了,是一种更高级的享受,能给自己带来很多愉悦,是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的。
    记者: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改编自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和您本人的同名短篇小说。这两部小说里有哪些相通的地方,让您有了这样一次创作呢?
    万玛才旦:首先是《杀手》的叙事方式,里面对康巴复仇这种传统的处理方式很吸引人,觉得很适合改编成电影,但它的内容还需要扩充,就想到了另一篇我自己的小说《撞死了一只羊》。这两个小说有很多接近的地方,都是发生在公路上的事情,主角都是一个司机,都涉及到“放下”这样的命题,就很容易把两个故事糅合在一起。
    记者:故事里的两位男主角都叫金巴,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人的两面,有人认为这是在讲一个人的前世今世,或是因果轮回,您对此有“官方解读”吗?
    万玛才旦:我自己没有官方解读。本身小说就是有先锋实验性质,作者肯定不会给出很明确的答案,那种模糊性也给予了电影很丰富的内涵。但电影确实跟小说不一样,它需要面对更多的观众,可能需要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吧,所以要做一些引导和铺垫,让观众更容易进入这个故事。比如,在驾驶室里,画面里的两个人好像是互相的一半;茶馆里,两人坐的位置、经历的事情、听到的讲述都是一模一样的,等等这些设置,都像是一把钥匙,让观众更好地进入。还有人说司机金巴是杀手金巴的一场梦,我自己倒是没有这样想,但是这样的解读也是可以的呀。
    记者:两位男演员是如何选择的?
    万玛才旦:选角时就希望选专业演员吧,因为这个电影对表演上是有一些难度的。具体到两个男演员,需要形成一个反差,在外在的形象上,司机金巴看起来很强壮,但是内心很柔弱,杀手金巴看起来很瘦的,但他内心很强大。细节上也有很多设计,两人的衣服、装饰品的搭配,都有对应。在找杀手的演员时,我就希望找那种眼睛里带着血丝,像是没睡醒的,因为他长期处于一个疲劳紧张的状态,最后找到的演员也确实有这种特征。另外,两人都是长期在外风吹日晒的,皮肤的质感肯定不一样,尤其是杀手有一个用手握住刀把的特写镜头,那就需要他的手能经得起大银幕的考验。所以不仅要通过化妆,我也要求两位演员进组前20多天每天在外面晒,才能有那种质感。
    记者: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都对它的摄影风格印象深刻,为什么要使用4:3的画幅呢?
    万玛才旦:就希望有一些特别的东西,让观众感觉到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很常规的故事,它的讲述方式,它所营造的意向,都跟常规的电影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来处理,增加一些荒诞感、年代感。另一方面也给观众形成一种压迫感吧,本身西部的场景不是很宽阔吗?但4:3的画幅就会让画面一下子变得逼仄,两个男主角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更能强化出关系的转变效果。
    记者: 王家卫导演作为监制,给了您哪些具体的建议或者意见呢?你们有过争议吗?
    万玛才旦:剧本阶段我们就会讨论,后期他提供了很多资源,剪辑阶段也有讨论,比如茶馆那场戏,本来还拍了一段放羊娃的戏,但后面讨论就觉得一场戏的时间有点长,作用也不是很明显,最后就删去了。没有争议吧,就是讨论和衡量,看怎么做更好。不过他都会说一句话,“最终你自己决定”。
    记者:您以前对他了解吗?合作之后对他的印象有改变吗?
    万玛才旦:以前对他本人不了解,但他的作品我都很喜欢,去年我还在大银幕上看了《阿飞正传》,非常好,和以前在DVD上看的感觉太不一样了。他以前展示给公众的形象可能比较高冷,但是你跟他接触之后,他其实很亲切。
    小时候看《摩登时代》的感觉一辈子难忘
    记者:您从小生活在藏区,接触电影的机会多吗?
    万玛才旦:小时候就是看露天电影嘛,看来看去差不多就是那十几部,题材也比较单一,都是革命战争题材,所以当你突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电影之后,就会有非常新奇的感觉。大概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水电工程队,他们会放一些内部影片,比如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当时看完非常惊讶,是完全不同以往的观影体验,那种表演的夸张和荒诞感让我觉得完全不可思议,一辈子都很难忘记那种感觉。再比如第一次看到动画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很新奇。但是当时并没有说会想到以后去做电影,没有这种意识,那时候也完全不了解电影背后的制作过程,以为就是演员演出来的,甚至看到一个演员在这部电影里光荣牺牲,又在另一部电影里出现了,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记者:我知道您当过小学老师,后来又辞职考大学,毕业以后还做了几年公务员,又去读硕士,最终是怎样走上电影这条路的呢?
    万玛才旦:从小学到大学,我对电影的喜爱一直没有中断过,那时候没有电视,我就是看大银幕长大的。后来有个机会,得到了一个基金会的资助,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才真正走上职业电影人这条路。
    记者:您是北京电影学院第一位藏族导演,您也带动了一批藏族创作者,包括松太加、德格才让等。您觉得为什么在这个时期,藏族题材电影、电影人开始比较集中地崭露头角?
    万玛才旦:我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以前普通人想做电影基本上不可能,那是制片厂时代、胶片时代,每年的电影产量就那么多,不可能让一个什么作品都没有的人去当导演,都得在厂里熬到一定年龄、资历。那时候电影也是精英教育,普通孩子能进入电影学院学习的很少。后来这些都打破了,民营电影公司出现了,各种资源也开放了,专业学习电影的机会增多了。另外就是媒介的改变,只要你有表达的欲望,可能通过不同的媒介去拍,像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用几千块钱的DV拍的,可能画质不是很好,但你想要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了。另外我们这一批人都有些积淀吧,不是高中毕业就去学电影,都有些经历。所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是综合因素。
    这些年出现的这些藏族电影人,基本上都跟我有关系。因为我想学电影拍电影,就希望有一个团队,不同的工种来完成一部电影,在这样一个团队里面,熟悉民族文化和不熟悉的肯定呈现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就希望有不同专业的人加入进来。松太加原来是学画画的,我就让他来学摄影,德格才让自己做音乐,声音方面他有优势,就让他学录音,慢慢有了自己的团队,这些人也慢慢有了经验,后来又有了他们自己的作品。
    记者:作为一名藏族导演,您的作品在别人看来不可避免地要打上藏族文化的标签,您自己怎么看?会坚持拍藏语电影吗?
    万玛才旦:我觉得标签对我是没意义的,我做的其实是电影,跟题材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会打破这种标签,我的电影不是为藏族人做的,只不过是做了我熟悉的题材,所以就不要这样区分吧。汉语电影我也会考虑的,只要题材合适我感兴趣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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