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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高峰论传统 以上指出文艺高峰问题的国家构想中具备基于本土立场的跨文化胸襟，有其必要性。不过，更应当看到，这种国家构想背后，其实依托着更加久远而又深厚的历史渊源。更具体地说，上述国家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对中外文艺史上文艺高峰研究遗产的自觉传承或批判性借鉴。也就是说，中外文艺史上都曾有过悠长的文艺高峰研究传统，其间涌现过多种多样的文艺高峰理论和方法。这些正构成当前研究和建设文艺高峰的源源不断的理论滋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都高度重视文艺高峰问题，并对之做过深入的探讨。其基本原因在于，他们都着眼于以文艺作品中的高峰之作去动员群众，帮助人们透过文艺作品去认识世界，并为通过社会实践而改造世界做出必需的精神准备，而不是像一些思想家或理论家那样仅仅满足于理论上的自证或自圆其说。马克思一生特别喜爱莎士比亚剧作，并曾要求艺术创作应当“更加莎士比亚化”⑧，这表明他心目中的文艺高峰应当是像莎士比亚那样。马克思还高度赞扬狄更斯等作家：“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⑨这些作家之所以“杰出”，是由于他们通过“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揭示出远比职业政治家所说更丰富的“政治和社会真理”，并且还对资产阶级的众多人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十分欣赏狄更斯小说中众多的流浪汉、罪犯和妓女等人物形象，因为它们正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入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人口过剩及矛盾激化等状况的生动映照。如柏拉威尔所说，“在英国作家中，除莎士比亚外，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马克思的书信中，供马克思对自己的世界进行变形、扮装和漫画讽刺”⑩。 恩格斯明确地强调典型化，主张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1)。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不仅生动描写了19世纪初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环境，而且塑造了法国“贵妇人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典型形象，“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12)。恩格斯所构想的文艺杰作在于达到“三融合”标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13)。不仅如此，在文艺高峰问题上，恩格斯在论述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巨人时代”概念，至今仍有其启迪价值。希腊艺术高峰虽然已经消逝，但其光辉照亮了后世的“巨人时代”的艺术高峰生成之路：“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典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 恩格斯还进一步对“巨人时代”做了如下界定：“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又加以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14)照此论述，“巨人时代”应当是在下列各方面都远胜于常人的超常时代：一是思维能力，二是激情和性格，三是多才多艺，四是学识渊博。而且，这个“巨人时代”的“巨人”们往往都有一个在其他时代变得不可思议的杰出特征：一人而同时兼擅上述若干方面。由此可以推论，恩格斯心目中的艺术高峰的生成应极大地依赖于“巨人时代”的创造性回归，这个时代的人们同时拥有自由思维、纵情释放激情的性格和多才多艺的爱好，以及变得学识渊博等综合特长。而这正是文艺高峰生成的基本环境条件和主体条件。 列宁高度肯定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把他视为那个时代俄罗斯文学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高峰。从1908年到1911年，列宁连续写了《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七篇批评论文，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对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进行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他不仅把列夫·托尔斯泰视为“俄国革命的镜子”，而且从世界文学史角度充分肯定托尔斯泰的最高创作成就和贡献，称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15)。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神遗产的基础上，对文艺高峰论做了自己的独特建树。中国革命的胜利依靠两支队伍：一支是拿枪的军队，另一支就是文艺大军。由此可见文艺在整个革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运用优秀文艺作品去感染人民和教育人民。而要更好地产生感染和教育的作用，就需要以建设文艺高峰的姿态去努力创造。为此，可以见到“六个更”这一基本标准：“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16)这里的“六个更”的提出，表明毛泽东高度肯定艺术美虽然来自生活美，但又同时高于生活美。假如没有这种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明确意识，文艺高峰的生成就是不可能的。仍然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称赞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新军”中的最高成就：“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7)毛泽东在其已公布的所有著作中，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一口气连用9个“最”字加以修饰，并同时冠之以3个“伟大”头衔即“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些大抵都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最高级的或登峰造极式用法了。由此可见出毛泽东对鲁迅的中国现代文艺最高峰地位和品质的由衷礼赞。 至于中国古典文艺高峰，毛泽东高度评价《红楼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认为“中国小说，艺术性、思想性最高的，还是《红楼梦》”。这里同时看到了该小说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两方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他特别强调《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达到了最高峰：“可以学习《红楼梦》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18)他还对《红楼梦》做了这样的相关评价：“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19)他还认为这部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价值：“《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鬟。”(20)而在“社会历史”的描绘中，对“阶级斗争”的描绘值得重视：“《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21)在这里，毛泽东的文艺高峰论体现了语言和人物刻画等方面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之间相互交融和有机统一的立场，目的是突出优秀文艺作品对工农兵或人民群众的感染作用。 在经过了上面的简要勾勒后，再回头来理解前面有关“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的倡议，就可以产生更清晰的印象了。这种“文艺高峰”论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观，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当代条件下继承和弘扬的成果。 简要地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高峰观中透露了一些共同信息，体现出一种共同精神。首先，文艺史上确实存在高峰之作，它们来自于艺术家的基于生活体验的“天才”般或“巨人”般伟大创造，例如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果戈理、托尔斯泰、曹雪芹等。其次，这些文艺高峰之作由于具有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典型”性，因而远比那些职业学问家的社会历史论述更具有魅力和更富有社会历史内涵。再次，文艺高峰之作确实具有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巨大的精神感召作用。最后，特别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说，文艺高峰的建成既有助于推进民族文化复兴，本身也就是民族文化复兴进程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