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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这个时代的高频词。尤其是在当下中国哲学作为资本主义危机“补救办法”的讨论和中国身份认同危机的语境下，传统的多种面向使相关讨论更趋多元和复杂。比如儿童文学的兴起是反传统的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那么在今天又一轮重估传统价值的思潮下，儿童文学和传统关系的探讨就很有典型性。 一 晚清以降学界把儿童文学和传统置于对立论述框架的研究很有影响力。这起源于五四文人反传统的立场，如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周作人《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和郑振铎《〈儿童世界〉导言》等文章都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启蒙性，并最终促成了“儿童的发现”。其中周作人的论述最经典：“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儿童的文学》）。周作人把古代儿童观分为“缩小的成人”和“不完全的小人”很有概括性，但历史上儿童观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被遮蔽了。最有说服力的实例是明朝王阳明关于儿童的思考已经涨破了周作人的立论，堪与卢梭的儿童观相媲美。 其实人们都很清楚五四文人的文化激进只是表象，是针对传统文化惰性实施的一种话语策略。周作人就非常欣赏明朝李贽，多次撰文说李贽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盛赞李贽“绝假纯真”的“童心说”开启了晚明的思想解放，甚至把五四新文学比附晚明文学。 周作人对传统的矛盾态度也曲折反映了传统表征的丰富性。严家炎说，作为传统主流的儒家思想有正统和异端之说。同样属于儒家的王阳明和李贽的人性解放说就偏向于异端（《师道师说》）。此外，即使正统儒家思想也存在被异化的现象，梁启超《论幼学》就有对儒家正本清源的倾向。因而不进行深入辨析地把批判传统视作儿童文学现代演进的既定前提，实在是过于简单粗暴。 二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民族文化认同危机逼迫人们再次重新审视传统。这时传统已不仅仅具有历史厚重和沧桑的标识，而且被赋予民族身份认同的价值参照。因而近些年学界出现了大量论述传统与儿童文学亲和关系的文章。有的文章从儿童观上，有的从童话、童谣和神话等文体上，有的从文学或精神资源上，有的从具体作家上，虽切入点各有千秋，但都力图揭示儿童文学与传统的思想关联。这些研究成果把儿童文学现代演进研究的着力点从已经论证充分的“外源说”转移到内在动因上，完成了对以前研究路径的转变。 如果把儿童文学抽离当下巨大的文化权力网络，仅从学理层面来说，儿童文学也无法剥离传统文化母体。根据海德格尔“先行结构”说，一种外来思想能在本土扎根一定有其适宜的土壤。比如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对李贽“童心说”的历史呼应。晚清儿童文学的萌发确有西学的引发，同时也是西学与传统相互激荡的产物。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其名著《论传统》中指出：“传统常常是理性的、道德的和认知的行为‘不言而喻的成分’，甚至也是情感的‘不言而喻的成分’”。李泽厚说得更明确：“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传统既然是活的现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表层的思想衣装，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传统深深浸透在我们的现实人生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童文学与传统的关联是必然的，我们无法抗拒也无法改变。 因而杨洪承认为，论述传统与现代文学亲和关系的文章缺乏问题意识。许多文章只是在大量材料堆积中梳理一个线索，重复说明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中国现代文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与传统的诸多因素有联系，文化精神一定有所承传更是显而易见。很多研究仅仅完成的是求证工作，或者只是为作家创作文化资源做注释（《传统与现代：创造性的文学生成——关于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思考》）。虽然儿童文学和传统的对立说、亲和说都对理解两者关系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但要想把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必须超越现有的研究模式。 三 有学者说，传统总是围绕某种被接受的主题在流传过程中既发生了变异，又保持了某些共同主题和相近的表现方式，从而各种变体之间仍有一条共同的锁链联结其间（傅铿：《译序》，载希尔斯《论传统》）。这就说明我们仅从批判说、影响说、继承说等方面来理解传统是不够的。我们要积极寻求儿童文学中那条或隐或显、不断变化生成的传统主题。 儿童文学最本质的规定是儿童性和文学性，而这两者都可以在传统中找到原发性的主题，即“童心”崇拜传统和“文以载道”传统。现阶段我们要从复杂丰富的儿童文学现象中辨析不断创变的传统主题，然后分析某些传统主题为什么产生变异、哪些元素被扬弃、哪些被整合重构，以及再造传统在何种语境下实现、给儿童文学提供了什么新东西和造成了什么影响等问题。因而儿童文学和传统的关系应该被还原成传统主题在儿童文学场域内，通过与西方思潮、启蒙救亡、民族国家建构、中国身份认同等多重话语碰撞交流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同时又在新语境中保持文化认同。 “童心”崇拜传统是“儿童的发现”的“先行结构”。老子对“婴儿”和“赤子”极其推崇。《道德经》中有“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圣人皆孩之”“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等表述。老子认为“赤子”是“其德足全，其精至纯，其气至和”的真人，也是真正做到守住根本、天人合一的至人。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也指出真正君子能像儿童那样不失本心，保有良知。正如明朝罗汝芳所理解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家国天下运之掌矣。”由儿童的“赤子之心”推己及人，最后可以安邦定国。王阳明主张尊重孩子的天性，因势利导。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果硬性压制，就会对儿童身心造成摧残。教孩子就应该让孩子“趋向鼓舞，中心喜悦”，用快乐去激活孩子的灵性，激发孩子向善的本能。李贽的“童心说”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质疑文明对“童心”的异化，倡议重回“真心”、“心之初”等。尽管这些表述并不特指现实的儿童，且各有具体的文化阐释，但共同认可了儿童本真自然的天性。 “童心”崇拜传统的现代演进包括对“长者本位”的批判和童年美学的现代重构。晚清时，王阳明“趋向鼓舞，中心喜悦”的主张在思想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回响。中国人创办的最早儿童刊物《蒙学报》“东文儿童笑话”和《儿童教育画》“滑稽画”栏目的设置，以及《启蒙画报》用游戏演说新知等表明了晚清儿童读物弱化规训、追求趣味的倾向。随后，由于五四文人对“长者本位”的猛烈抨击，“童心”崇拜一度成为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冰心《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超人》等开启了天使儿童对成人的拯救模式，叶圣陶《小白船》等表达了对美好儿童的浪漫讴歌，凌叔华《小哥儿俩》等则致力于对童心童趣的摹写，丰子恺的散文《给我的孩子们》《儿女》等通过颂扬儿童的本真实现对现实人生的批判。“童心”崇拜传统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丰富阐释，表明了传统主题在现代演进中的自主调适性，其创造性转化也永远是进行时。 文以载道传统带来儿童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共生。儿童文学与教育最具亲缘性，传统蒙学以德育为主，即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价值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教育理想，以修身、明德为抵达目标的途径，并与文学培育和知识教育融于一炉。但在“天理”和“人欲”的制衡中更明显强调“天理”。“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也被扭曲为对功名利禄的追求。 因而鲁迅痛心疾首地喊出了“救救孩子”口号。周作人也说：“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关于儿童的书》）。他大力倡导“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五四”文人一是反对“载道”内容的封建性；二是反对文学成为“载道”的工具。剔除“文以载道”传统中现代不适用部分的革命正是其不断延传和创变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强势介入使“文以载道”传统出现了反复和曲折。贺宜、鲁兵提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顽皮或有缺点的儿童被教育后改正成为特殊历史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流。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界反思“载道”内容的意识形态化，也反思儿童文学的功利性，强调文学主体性。这是对“道”压制“文”的一次历史反拨。 但“文”真的不能“载道”吗？历史证明，古今中外文学大家的作品都是“载道”的。不“载道”的文学很可能流于肤浅、媚俗，或者成为快餐文学，毫无营养。其实“文”并非不能“载道”，关键“载”什么“道”，以及是否反映现实人生、是否具备审美性，也就是“道”与“文”的关系是否和谐。 “文以载道”中的“道”不等同于政治和主流思想，也不等同于教化。反对文学为政治等服务不应该把“文以载道”一起否定。五四文人批判从“长者本位”出发的“文以载道”，在文学中宣传“儿童本位”的新思想，其实也是“载道”，只不过“载道”的内容变了。新时期以来，学界对那些扭曲的、压制人性的“道”给予坚决的批判和清除，传统中仁爱的“道”也进一步扩容为审美愉悦、人文关怀和精神自由等内容。 此外，文学不能逃避现实人生，没有现实关怀的文学是走不远的。即使是儿童文学同样不能违背这种艺术原则。曹文轩的“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说（《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和打“精神的底子”说（《文学能给孩子什么》），以及王泉根的“真善美”说（《儿童文学作家的天职与责任 》）便传达出儿童文学应该对现实有承担，并对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有责任。所以“文以载道”仍然是儿童文学的使命。但既不能以“道”压制“文”，也不能“作文害道”，而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显然，儿童文学追求文学主体性的过程也是“文以载道”传统不断创生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