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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学的“情义危机”病菌的滋长和流行，还与长期以来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片面理解不无关联。 不论是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19世纪欧洲文学，还是以鲁迅为先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主要作家多半高擎现实主义大旗开垦生活，塑造典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包括陈忠实、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等人的作品，基本都坚守现实主义立场，比较善于打捞、刻画、揭露、针砭生活中的负面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披露矛盾、批判现实的能力，这是完全必要且非常宝贵的。相对而言，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产品，我们的小说创作比较缺乏对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的塑造能力，缺少对正面价值、正面思想和情感呼吁、呐喊、倾诉的声音。其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不仅注重揭示和剖析社会的阴暗面，也注重挖掘和展示生活的亮点和希望；不仅看重批判社会阴暗面的准确性和深刻性，更看重作家对人物命运前途的深切关怀和真切同情。 雷达先生曾在《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批评有些作家沉湎于负面生活的描写，如莫言的《檀香刑》对死亡、虐杀、屠戮的极致化表现，“似乎是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趣味，作者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的酷刑中，在施虐式的快感中不能自拔，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而歌唱，这就足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薄弱面”。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雷达指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当一些作品中，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只有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只有吐苦水的能力，或者只有在文本上与污垢同在的能力，这往往被誉为直面现实的勇气，或被认为忠于真实。而实际情形却是，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与作家拥有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资源有极大关系。由于没有永恒的人文关怀，没有相对准则之外的长远道德理想，人的灵魂总是漂浮和挤压在暂时的处境之中，像风中的浮尘一样飘荡无依。对当今的文学来说，最迫切的也许莫过于精神资源问题”。 这里所谈文学创作“精神资源”匮乏现象，完全可以涵盖和包括我们所讨论的“情义危机”问题，也说明“情义危机”并非文坛初犯或突发之病，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时有发作、久拖未能根治的顽症。 四 如何治愈这一顽症？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家，除了作家需要全面提升精神高度和情义浓度等内在素质外，还要在创作观念上消除一个误区，即描写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往往难以产生震撼人心佳作的误区，才能更多更好地关注和开掘生活中的真善美，打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力作。 这里不妨品味一下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的名作《鼠疫》，以纠正我们对问题的偏见和认识。当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突发无药可治的鼠疫时，为防止猖獗鼠疫向外传染，人们不得不把所有城门封闭，城中人被彻底孤立囚禁，陷入焦虑、恐怖、绝望的挣扎之中。可是，奥兰城虽然堕入走投无路的绝境，虽然也有人无耻诿过、贪婪欺诈等等，尽管写这些容易引起牵肠挂肚乃至惊心动魄的阅读效果，但作品的主脉并没有放在对罪恶肆虐的描写上，而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以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组正面人物，在荒谬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道义，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英勇抗争并度过灾难的故事。加缪笔下奥兰城突如其来的猖狂鼠疫，虽然深陷社会失控和集体沉沦的阴森环境之中，但作家所倾心描绘和铺展的，却是坚守善良与正义、歌吟大爱与奉献的感人画卷。可以说，塑造生活中正面形象并没有降低和损害，而是提升和增加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最近读到滕贞甫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刀兵过》，对其在有情有义地感知和表现生活、雕塑正面人物形象方面留有深刻印象。作品写王克笙、王鸣鹤父子于辽河湿地深处创建“九里”村及其所经历的一次次“刀兵过”，在呈现百年风云激荡历史和各种刀兵之劫给民众生活带来灾难的同时，展示基层百姓应对各种劫难的生存智慧和道义追求，高歌象征民族文化精魂主人翁的坚强信念、担当精神和博爱情怀，突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造的君子人格及乡贤形象，对于营建良好道德风尚，维护社会行稳致远具有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 孟繁华、贺绍俊等在追踪文学创作整体面貌和新近动向时，以数量可观的作品说明，文学的“情义危机”目前已有改观，这是一个让人欣喜的走势。当下文坛着力表现人间美好情愫、讴歌美好心灵的作品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相信在文艺的百花园里，这类作品会以沁人心脾的芬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正能量。 （作者：钱念孙，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