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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杨耐思先生于3月5日不幸逝世。杨先生在音韵学、文字改革、语言应用、湘方言、普通话语音规范等多个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的专著《中原音韵音系》在中国音韵学界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杨先生的逝世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大损失，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唐作藩先生在惊悉杨先生去世的消息后万分悲痛，曾发来唁电：六十七载手足情，一旦永别伤透心。 为了展示杨先生的学术成就，弘扬杨先生的学术精神，表达我们对杨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本刊特发表唐作藩先生于1982年刊登在《语文研究》上的文章《评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 文章之前有一个《语文研究》的“编者按”，本刊也一并发表。 评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 唐作藩 编者按：唐作藩同志这篇文章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对杨耐思同志的《中原音韵音系》一书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既肯定了这本书在学术上的贡献，又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这种文风值得提倡。 唐作藩同志的文章还提到王力先生为这本书所写的序文。王力先生乐意为不同观点的著作作序，鼓励自己的学生持不同见解，这种学风值得学习。 本刊将继续发表书评，欢迎这方面来稿。 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中国音韵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打破了《切韵》系韵书的传统束缚，纪录了十四世纪北方官话的语音系统，是研究现代普通话形成历史和汉语语音史的十分重要的参考材料。  但是，《中原音韵》成书之后，长时期没有受到重视，在传统的“小学”里没有它的地位。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国语运动”兴起以后，我国音韵学家学习了西方语言学，建立了语音发展史的观念，才逐渐地改变那种只重古音、今音（《切韵》音），而薄宋元以来北音的状况，开始注意近代音的研究。《中原音韵》是近代音最典型的材料，它和同期的别的语言材料——韵书、韵图、韵文、译音比较起来更为系统地反映了当时的口语音。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研究《中原音韵》的，主要有罗常培先生（著《中原音韵声类考》），赵荫棠先生（著《中原音韵研究》），陆志韦先生（著《释〈中原音韵〉》）。他们对《中原音韵》的音系分类、声韵构拟、版本源流以及有关资料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做出了许多贡献。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解放后改名为《汉语音韵学》）还辟有专节介绍了《中原音韵》音系。王先生的《汉语诗律学》关于《中原音韵》声调的拟测（787页）也是个开创性的工作。 解放后，在全国大力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为了说明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研究《中原音韵》就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王力先生在五十年代中期写的《汉语史稿》（上册）就是把《中原音韵》音系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代表——汉语语音史的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来论述的。六十年代初《中国语文》上还就《中原音韵》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展开讨论，发表了几篇论文，引起了国内语言学界的注意，促进了对《中原音韵》的深入研究。 杨耐思同志自195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考上中国科学院“汉语音韵史”研究生，在罗常培、陆志韦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一直以近代汉语语音作为方向。1961年春结业后留中国科学院（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他在陆志韦先生的指导下专门从事《中原音韵》音系的研究。到1981年他的专著《中原音韵音系》出版（以下简称杨著），已整整二十年了。杨耐思同志为这本著作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本书篇幅虽然不算太长，但内容却相当丰富、新颖。在出版以前，我已经读过其中第四、五两章的手稿，现在又从头学习一遍，感到受益不少。我觉得《中原音韵音系》这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第一，在取材方面有新内容。考订《中原音韵》的音系，最基本的根据是《中原音韵》本身。《中原音韵》成书于元泰定甲子（公元1324年），但原刊《中原音韵》至今尚未发现。历来见到的都是明代早期或后期的翻刻本和增订本，其中比较流行的是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和啸余谱本。过去人们认为瞿氏本是元刊本，实际上也是个明刻本（据专家鉴定大约刊行于明弘治、正德年间）。杨耐思同志《中原音韵音系》的取材根据则是六十年代初新发现的一个明刊本。此本刊于明正统辛酉，即公元1441年，杨耐思称之为讷庵本。讷庵本比瞿氏本大约早出半个世纪。杨耐思同志在陆志韦先生的指导下为讷庵本《中原音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勘。讷庵本已于1978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附有陆志韦、杨耐思《讷庵本中原音韵校勘记》）。新发现的讷庵本无论在篇幅、文字或镂版方面都比瞿氏本更为完整、精湛。杨著依据的是这样一个现存最早的也是最好的版本，这是它在取材方面不同于前人的一个特色。 其次，杨著在考订《中原音韵》音系的时候，还参考了许多同期的有关的音韵资料，主要有《古今韵会举要》《七音》《蒙古字韵》《中州乐府音韵类编》等。其中有前辈学者在研究《中原音韵》中没有参考过的，也有参考过而没有充分利用的。比如《蒙古字韵》，是元代用八思巴蒙古字译写汉语的一部字典。八思巴字是当时使用的法定拼写汉语的一个方案，与一般对音和译音不同，表音比较准确，所以通过八思巴字汉语对音，去了解、构拟当时的汉语语音系统是很有利的。过去陆志韦先生采用过，但是少量的。杨耐思同志从当研究生起就跟罗常培先生学习研究过八思巴字，后来写了一些有关的论文，现在是国内研究八思巴字的几位专门家之一。杨著充分利用了自己这一有利条件，运用八思巴字材料最多。这是它在取材方面的又一特色。 此外，杨耐思在利用同期的资料时有一种明确的观点。他认为《韵会举要》《七音》《蒙古字韵》与八思巴字对音所代表的音系和《中原音韵》音系都是反映当时的共同语言，不过前者反映的是读书音，后者反映的是说话音（见杨著第11-12页）。这个观点也是很有启发性的，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有改进。传统韵书的音系寓于反切之中，而《中原音韵》不注反切，它的音系则主要反映在它的“韵谱”里。《中原音韵》的“韵谱”分为十九个韵部，每个韵部又按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等归字分类（入声字分别作平声阳、上声或去声），每类按“每空是一音”的方式（即用圆圈隔开），排列同音字组，每组同音字就是《中原音韵》音系的音节单位，共计约1600个左右。但是，这些音节单位各由什么声母和韵母结合起来的？《中原音韵》音系究竞有多少声母、有多少韵母？它们的具体读音又是如何？这就需要进行研究，运用一套考订方法。罗常培先生首创归纳法，考订《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即用传统的三十六字母来衡量《中原音韵》的同音字组：（1）“一音”中包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字母的，就证明它们在《中原音韵》里合并了；（2）平声阴阳有别，即依字母的清浊来源不同进行分配，来自清母的归平声阴，来自浊母的归平声阳。至于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则根据现代北京音。罗常培先生由此得出《中原音韵》有二十个声母的结论。 赵荫棠先生继承罗常培的“归纳法”，用36字母和107韵来衡量《中原音韵》的声韵系统，来源不同的也构拟成不同的读音。赵荫棠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考证有特色，但语音学基础差，没有音位观念，所以得出的结论不可靠。陆志韦先生的《释〈中原音韵〉》也是按罗常培的归纳法，但用了八思巴字对音材料，而且陆志韦的语音学根底深，所以有很好的创见。但在基本方法上没有多大改进，资料方面又相信赵荫棠的考证。所以到了晚年，他察觉自己论著中的不足之处，欣然指导杨耐思同志重新考订，另著新篇。 杨著在方法上是有创见的。前人的归纳法是专靠运用中古《广韵》音系和现代北京音来比较归纳，推求合乎逻辑的结论。这样容易使人产生疑问。比如平声的同音字组是送气还是不送气，归纳法就解决不了，只能根据现代音或用卓从之《音韵类编》的阴阳类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确定。又如许多同音字组是归在洪音类还是归在细音类，“归纳法”也没有办法解决。杨耐思同志的考订方法是先不管《中原音韵》的一个“音”的古代或现代读法，而主要根据《中原音韵》本身即“韵谱”和《正语作词起例》的说明，再参考同时期的音韵资料，进行分析比较，这就改进了旧方法的内容，基本上同忌浮即宁继福同志提出的“内部分析法”相似。（见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油印本，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周德清在《起例》中说“音韵内每空是一音”，那么同调类的各个“音”彼此必不同音。这可能是：（1）声母同，韵母不同；（2）韵母同，声母不同；（3）声母、韵母都不同。而不可能超出这三种情况。杨耐思同志从这点出发，进一步用《中原音韵》本身描写语音的一些说明和同期有关的音韵资料逐个地确定各个“音”各属于上述哪种情况。然后确定各同音字组的声母，把同声母的同音字组加以排比，各同音字组在某个声母下有多少类的最高数（即相逢数），就是各调内韵母的数目，并参照八思巴字对音等资料加以验证，把它确定下来。确定每个韵部的韵类总数之后，再看这些类应该如何分配。杨耐思同志采用的手续就是列表，列出声韵调配合表。语音结构是最富有系统性的，只有列出表来，才能认识它的系统；只有列出表来，才能了解音与音之间的关系，才能构拟出可靠的音值来。所以杨著在列表方面用力最勤，它的《中原音韵同音字表》占了全书篇幅的百分之六十。通过“字表”，《中原音韵》音系一目了然。这对读者很方便。从前研究《中原音韵》的人都没有这样做过。所以王力先生在“序言”中说，“这样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 第三，在结论方面有新的见解。杨著考订《中原音韵》的声母为二十一个，韵母为四十六个，声调有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和入声（？）五个。其中多半与前辈学者的意见一致。比如声母基本上同罗常培先生的，韵母和声调则和陆志韦先生的相近。但杨著在材料方面有的有所补充，有的有所阐发；在音系分类和构拟方面，也有些是对前人的修正，有所创获和发展。例如皆来、寒山、蕭豪、家麻、监咸五个韵部中二等喉牙音声母的字，过去多认为属于无介音的韵母，为了和同部中一等韵母区别开来, 二等主元音拟作前元音[a]，一等则拟作后元音[ɑ]，就是说还保持《切韵》音系一、二等韵的区别。结果同部中出现了不同的主元音，这与元曲用韵也不相合。现在杨著同意陆志韦二等字有i介音的意见，参照八思巴字对音系统地考察了这个问题，指出八思巴字  是“专用于拼写二等喉牙音字的腭介音，当是个模糊的 ，正反映出二等喉牙音字的腭介音的雏型”（见杨著35页）。它的主要元音则与一等韵相同。这是杨著对陆先生观点的发展。其他如疑母部分字实际上还保持[ŋ]一个音位；照、知系从音位上归纳应是一组，拟作[tʃ、 、ʃ]；桓欢韵从《蒙古字韵》改作[on]等，杨著都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有所修正或做了补充论证。关于《中原音韵》音系有两个大的问题，即有无入声和语音的基础或性质的问题。前人对这两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解放后还展开过讨论，但意见不一。杨著第五、六章就这两个问题做了专门的讨论，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第六章用许多历史资料论述了“中原之音”的“中原”一词的含义，指出“中原”所包括的地区范围在不断扩大，在元代已包括今河南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山西省以及辽宁省的一些地区，认为中原之音就是当时通行在这个广大区域、应用于广泛交际场合（包括戏曲语言）的一种共同语音。杨耐思同志不同意中原之音是以元大都音为基础的，但他没有进一步阐明这个中原之音到底是以什么方言作基础？只是说，“这个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需要进一步地探索。”这话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当时的共同语言，在杨耐思看来，似乎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点方言作基础。那么它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杨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讲清楚。 第五章“《中原音韵》入声的性质”，作者不仅根据周德清关于“入派三声”的解释和同时期的语音资料，而且运用了大量的现代还存在入声的北方方音材料。更为可贵的是，其中着重用来进行比较的赞皇等地方音材料都是作者亲自去参加调查得来的，确实下了很大的工夫。写作这一章作者曾八易其稿。 《中原音韵》还存在入声的看法，是陆志韦首先提出来的。但当时的入声是怎样的性质，陆先生没有阐述清楚；他所构拟的入声音值也令人难以理解。杨耐思同志对陆说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特别是关于入声性质的解释，更有所发明。通过调查，杨耐思同志发现北方方音保存的入声性质有三个基本类型：第一是带喉塞韵尾；第二只保持短调，喉塞韵尾比较模糊；第三既不带喉塞韵尾，又不读短调，只具有一个独立的调类，跟平、上、去区别开来，但有些入声字已经开始变成平、上、去声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的赞皇、元氏等县的入声就属第三个类型。杨耐思经过调查、分析、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原之音”的入声处在由第二种类型的入声发展到第三种类型的入声的中间阶段，而基本上属于第三个类型，并肯定说：“在周德清的时代，应该是多数方言都还能保持第三个类型的入声，这也是当时北方话的新兴的共同趋势。”（见杨著第65页。）但是，杨耐思同志忽略了一个事实：现代保存入声的北方方言的入声只有一个调类，而《中原音韵》的入声因声母的清浊不同分别派入平声阳、上声和去声三声，颇有规律性。难道当时的中原之音不仅有入声，而且还有三个入声调类吗？正如王力先生在序言里指出的，陆、杨这种说法，“《中原音韵》时代实际有七个声调”，即平声阴、平声阳、入声作平声阳、上声、入声作上声、去声、入声作去声。杨著的《中原音韵同音字表》正是这样分为七个调类的。从语音学上讲，入声分三类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在《中原音韵》里还存在三类入声，则是很难令人置信的。 杨著还有个不足的地方，就是《同音字表》前缺一“凡例”说明。又由于列表，《中原音韵》的韵谱原貌则不容易看出来。同时缺少一个单字索引，查起字来也不够便当。 总之，杨耐思同志的《中原音韵音系》这部著作，虽然有的地方说理尚不够透彻，有的地方论证还欠周全，在技术上还有不足之处，但是整个研究工作是相当深入的，确有不少创获，它把《中原音韵》的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我们还看到，杨耐思同志在著作中体现出来的治学态度是谦虚的，学风是谨严的。比如在讨论入声性质的时候，对于例外或反证，都一一摆出来，努力作出解释。解释未必恰当，但不隐瞒反证事实这一点，的确是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优良的治学精神。 最后值得特别提一提的是王力先生为杨著写的“序”。序文对杨著做了充分的肯定之后，也提出不同的看法。愿意为不同观点的人作序，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鼓励自己的学生持不同见解，这是王力先生一贯的思想作风。近年来有人喜欢给别人扣上“学阀”“学霸”的帽子，如果不是有意地责难污蔑，也是出于一种误解。我们跟王先生学习三十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完全按他的一套去讲课、写文章，他总是一再强调，老师只能引引路，在方法上和治学精神上給予一点影响，路子还得自己去闯。王先生总是告诚我们不要墨守师说，要有所发展，有所前进。当我们读了他的论著或手稿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有时还是很不成熟的意见）时，他总给我们以鼓励和肯定。最近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音韵学初步》1981年出版后，王力先生五十年代的一位研究生写了一份上万字的批评意见，措辞还相当尖锐，他不敢直接寄给王先生，先寄给我，要我看后斟酌一下是否可以转呈先生。我读后当即转给先生。先生看了之后不仅没生气，而且很感动，亲笔写信表示感谢，并做了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另一事是，今年四月湖南邵阳师专一位79级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辞”一节中关于倒置的问题，也是先寄给我的。我读后觉得尚“言之成理”，就送给王先生看了。王先生也认为其中有可取的地方。当我告诉他，这位作者还只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时，王先生很高兴，要我写信去表扬、鼓励这位青年。王力先生这种奖掖后进的高尚风格真令人感动。陆志韦先生鼓励杨耐思同志批评、修正自己的论点，也是具有这种高尚的风格。这是我国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的优良学风。鼓励不墨守师说，不仅能消除门阀之见的迷雾，而且可以使学术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发展。这是我们今后应当大力提倡和推崇的。 1982年5月29日 本文原载《语文研究》1982年第2辑，本刊已获转载授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