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一个毕业很久的学生,和他父亲来找我。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高中教《论语》。课堂上,我看到他俩在门口打招呼。学生们正读到“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那父子俩站在一块,父亲不可思议地年轻,像儿子的兄弟。那一刻,配合书声琅琅,荒谬得有点恍惚。 家长后来告诉我,因为做了肾移植,手术很成功,所以身体机能特别好,人就年轻了不少。但他真是年轻得过分了,返老还童似的,看他在那儿侃侃而谈,一个停止不了思考的小公务员,整幅画面就像什么警世恒言了。我把这位家长写成了《暝色》里的老赵,一个沦落而自珍的男人,由于不得不换肾,由于不知道换谁的肾,让自己和他人都陷入了对生存境况的思考。不过因为我是个没什么用处能耐的人,讲话会随口荡荡,不保证真有这样的原型家长,不保证真像警世恒言。 讲到“沦落又自珍”的人,比如废名、周作人、朱生豪,几个我喜欢的作家,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同一类。朱生豪的文学创作就是写情书,我很喜欢看朱生豪的情书,他把“我爱你”演化成不能更具象的“贪嗔痴”。因为见不到宋清如的回信,便总是不太理解他的一些爱情逻辑,经常想反驳甚至想把那些信都给回了。有一封信里,他写“一切都没有意思,代定婚姻、自由恋爱,以及独身主义三件事的价值同样等于零……比较起来,我觉得代定婚姻比自由恋爱好些,假如那父母是真有识见而真爱儿女的话,即使结果不美满,也可以归咎别人,不似自己上了自己当的有苦说不出”——我给他的信做标签,这一种表达的,都归入“情愿你虐待我”那一类。自己上自己的当,有苦说不出,自己怪自己,总归好过自己怪别人,因为存在过一个“选择”的幻觉了。 废名有一则日记,讲爱女人不得,索性不愿意结识她,引了胡适的诗句“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追求爱,追求理想,追求同世界的相处,这些抽象的命题,背后是最具体的选择。结果无非是“选”或“不选”,不选的结果是“不自由”,选的结果还是“不自由”,后者总算可以说有过了选择。 求而不得、沦落现世,一个“有选择”的幻觉好过“没有选择”的事实,或者说,清楚“没有选择”的事实,宁愿相信“有选择”的幻象。每个人都在受苦,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大家都在挣扎,以为挣扎可以不受苦。在泥淖中苦苦挣扎,把“自由”当成目的,难有自由。意识到这是挣扎无用的受苦,才有一个自己的自由可言——这种认知上的“自由”才有打开无限的绝对可能,最终的真相也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吧。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那实在是一个真的勇士了,勇敢救自己,方知救别人之不可能。知道绝对的可能才有绝对的不可能,这大概是自珍的源头。 前面病了很久。有时昏沉地看一个忧国忧民的长文,放下手机觉得自己,呀,满脑袋只有普鲁斯特。以前也没有抗生素,呐,吃点中成药,或者放放血,一点点感染可以拖好多年,这么多年就把人变成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一直生病看世界是不一样的,就是死也是很接受的,不挣扎的。然后真切地觉到了“自己的园地”的存在,觉得自己跟世界终于可以没关系了,恰恰就是在这样想的时刻,才产生真正跟世界合一的感觉,才觉得可以拥有世界。 在北师大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公共课时,那位把黑格尔康德演绎得性感无比的周老师吧,每到课间,就在讲台后弯下腰品尝几块带来的小饼干,表情慈祥,让我觉得饼干最好吃人间最值得。黑格尔称赞“希腊人把他们的世界化作家园”,一个具有绝对自由感的自我意识,总是坚信自己能够克服异己性,使其成为“为我的”。 可惜像我这样的人,用一个病中的姿势,才能假装有点自己的园地。今年收到一个很文艺的病中问候是这么讲的:斯多葛的策略是默默预演过最糟糕的命运,于是从容面对。我不厚道地想到朱生豪的哈姆雷特说“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最糟糕的命运,我能上下左右演化一遍又一遍,做一个不挣扎不接受的解释,从不从容,不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