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拉美文学爆炸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直到今天它仍旧在被不断发掘。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所有的拉美作家都在写同一部书，他写哥伦比亚的一章，其他人写各自国家的一章等等。而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则是给这本大书编著目录与注释的人。 作为一名拉美作家，加莱亚诺的文学很难归类到“魔幻现实”中去。他既不魔幻，也远离了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他的三部曲《火的记忆》交织了大量传说与神话，但那些魔幻的片段并不来自作者的大脑，而是来自上百本参考文献和已经湮灭的口述史。他的现实主义没有指向日常生活图景，而是指向经济、社会政策、民族工业与资本主义这些其他作家不会直接讨论的话题。 从写作的姿态来看，加莱亚诺更像是个学者，在一片被掠夺一空的大陆上搜寻着历史的记忆，其历程从南美原住民的创世神话直到21世纪的拉美现状。在这个过程中，分裂的拉美国家走向了共同的记忆，发生在美洲大陆上的所有事情——无论是小说之内还是小说之外——都被囊括进了这本编年史的巨著。尽管成书于上个世纪，但它却并没有过时。今年年初，委内瑞拉的局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何理解21世纪的拉美国家，如何探索发展的道路，在这些问题上，加莱亚诺的作品依然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他提出，在21世纪，世界正以全球化为名义扼杀自由和正义。 “请原谅这本书花了我太长时间”，他如此写道，“写这本书时我的手很快乐。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骄傲，骄傲我出生在美洲，在这片污秽之地，在这片神奇之地，在风的世纪里”。 1940年9月13日，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降生在蒙得维的亚一个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具有意大利、威尔士、德国、西班牙血统的他，自身就像拉美这片多元的土地和经历无数次混血的拉美人民，是一个多样性的存在。 “太阳为我们献上一场总是令人惊叹的离别，从不重复昨日的薄暮和明日的夕落。他是唯一以如此神奇方式离开的。死去，再也看不见他将是多么不公。”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爱德华多在其最后一部作品《故事捕手》的末尾写下这篇《一日的终结》，向他深爱的美洲和痴迷的写作告别。他增删誊抄11遍的这份书稿尚未付梓，2015年的残忍四月就带走了南十字星下的这位不知疲倦的老人，留下一串串美丽的故事和爱与痛的记忆。 翻阅国内已经译介出版的爱德华多的十部著作，梳理他留下的精神遗产，我深深被这位孜孜不倦地追求美好事物、坚决捍卫正义自由、坚持以自己的方式来描绘拉美、痴迷于搜集并讲述一个个小故事、笔锋犀利简洁却又深藏柔情的老人折服。 从信仰走向现实 不断蜕变中的成长 年幼的爱德华多在父亲眼中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聪明小子，他在像博物馆一样的大宅子里享受祖辈的疼爱，在三百公顷的庄园里骑马嬉戏，在英国学校接受世俗教育。但每个周六的下午，他都会跪在庄园教堂里祈祷、沉思；他经常给表兄弟画一些辛辣讽刺意味的漫画，毫不掩饰犀利批判的视角；他一直怀揣着梦想：成为一名圣徒或足球运动员，1950年世界杯决赛之际，9岁的小爱德华多哭泣着跪在十字架前，请求奇迹护佑乌拉圭国家队。 《火的记忆》第三卷中有一位贯穿全书的人物、萨尔瓦多工农运动的领导人米格尔·马莫尔，加莱亚诺用12篇短文记录了他11次死而复生的故事。作家认为米格尔是“拉丁美洲”最确切的隐喻，一直在无休止地诞生。作家还认为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许多次的死亡和诞生，在《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里他也写下了自身的两次死亡，《拥抱之书》中记载了他的第三次复活，每一次死亡都是与过往告别，每一次新生都是一次蜕变。 第一次蜕变发生在13岁时，父母离婚打断了他衣食无忧的童年生活，小爱德华多厌倦了学校里以西方主义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便辍学打工，帮助母亲维持生计；也就在那一年，他对宗教信仰的炽热一下子烟消云散，突然间他丢失了上帝。 14岁的他开始在乌拉圭社会党周刊《太阳报》上发表漫画，他与社会党派领导人等左翼人士接触日益增多，每日浸泡在咖啡馆里，聆听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种人士进行辩论，他大量阅读欧美文学作品，这让他自幼就躁动不安、渴望寻求答案的心找到了共鸣。但如此深入心灵的探索让年轻的加莱亚诺与《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一样陷入了更深的困惑和孤独，他认为自己生错了世纪或星球，每天夜里他坐在床边，不停地抽烟，烟头慢慢堆满烟灰缸。 充满战斗情怀的政治活动仍不足以释放他的愤慨和激情、尝试写作却总难彻底抒怀，于是，刚满19岁的他买了足以杀死一匹马的安眠药来终结生命。在被及时救治之后，再次睁开双眼时他感到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世界。他拥有了写作的能力。身体伤痕累累的青年重燃生命之火，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新闻事业和文学创作。第二年，他进入在乌拉圭乃至拉丁美洲影响巨大的左翼媒体《前进》周报，后成为编辑部主编。他访问过中国和苏联，采访周恩来，27岁采访切格瓦拉。客观、冷静而尖锐的文风让他成为当时乌拉圭最敏锐的记者之一。 第三次诞生 在混乱中心追逐历史真相 30岁时，加莱亚诺深入委内瑞拉的雨林去亲眼见证资本主义对拉美劳动力的压榨和奴役，当地恶劣的生存条件让他两次患上疟疾，高烧、溃烂和疼痛把他推至鬼门关。与前一次主动寻死不同，这一次他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他觉得自己“没有疑惑也没有恐惧，整个星球都是我的应许之地”，他意识到他是追逐词语的猎手，写作是他死后与他人相处的方式，那些他曾爱过的所有的人和事都将不会死去。这是他的第三次诞生，随之诞生的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危机》（Crisis） 1973-1976年，加莱亚诺在阿根廷创办了《危机》杂志，“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危机》发行了40期，始终如一地坚定传递独立而富有创造性的语言，不发表中立或假装中立的言论，不表达他人的回声或空洞的声音。” 尽管杂志的编辑们各自持不同政治立场，加莱亚诺坚持胸怀拉丁美洲承诺，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志，并尊重每一位编辑的言论。在他的带领下，《危机》与《前进》周刊一样，在整个拉美大陆都产生了重大而独特的反响，也标志着加莱亚诺新闻事业的巨大成就。 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上台，加莱亚诺被列入死亡黑名单，在周旋失败之后，他决定关闭《危机》杂志，舍弃新闻事业，流亡他乡。进入追逐词汇、搜集故事的写作生涯。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加莱亚诺重新审视他的思想，反思拉美大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私有化运动，反对以金钱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运动。他表示在20世纪，世界的一半以自由为名牺牲了正义，另一半的世界以正义为名牺牲了自由，而在21世纪我们以全球化为名牺牲了正义和自由。 从虔诚地诵读整本的《圣经》到仔细研读《资本论》，从咖啡馆里聆听他人的故事和观点到深入战火中心，从陷入孤独与空虚到不再感到迷惑和恐惧，从早期的各种题材的写作尝试到之后打破体裁界限的片段式小文，加莱亚诺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和重生，逐渐成长为我们现在读到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现实中的自我批判 冷静的思考永远大于政治立场 2014年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巴西利亚的书展上公开谈及对《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看法，表示他不后悔写这本书，但不敢重读，书中传统左派的文字非常乏味。加莱亚诺的这一论调在拉美左翼阵营引起很大争议，也成为右派分子攻击的“把柄”，但回顾他一次次的蜕变，通读他的作品和他参与的政治活动，把焦点放在他所说的“传统左派”上，似乎就可以理解作家的自我批判，经历四十多年，现实发生很大改变，历史证明左派政党也曾犯下许多严重的错误，也在磕磕绊绊中不断自我修正。或许恰恰在这份“自我否认”中，我们可以看到加莱亚诺多年来的坚守：不停探寻问题答案、寻找爱与正义的冷静与激情。诚如他谈起少年时代的宗教热忱时所说：小时候的那份虔诚就像红酒杯底部的沉淀，从没离开，而是变了模样、换了名字，他仍在内心深处或其他事物身上寻找上帝。 哥伦比亚海边的一个渔民说：“我们随心而动，但我们也动脑子；当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时，我们就是感受思考的人。” 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潮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让大家忽略了周遭美好事物的完整性，美洲的记忆被切成碎片，原本应该七彩纷呈的人间彩虹被肢解得七零八落，物质世界不断异化，人们为物质服务，灵魂脱离肉体，思想疏离心灵。因此，加莱亚诺一直在做一个感受思考的人，并坚持用“感受思考的”文字去重建美洲的记忆。 加莱亚诺秉持伽达默尔的观点，认为存在无数视角来理解世界，一切以语言为工具。他认为每个生命，不论高低贵贱，都应该绽放光彩，而真正热爱生命的人会与那些阻碍生命绽放的一切事物做斗争。所以他为那些不能读他的书的人写作，“为那些底层人，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排在历史的队尾、不识字或者买不起书读的人写作”，在他的作品中，许多地位卑微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提供了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讲述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一个个的故事拼凑出完整的美洲记忆乃至人类记忆，创造出心灵与思想结合、多元共生的美，而作家本人则一直走在美的光彩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