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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毕飞宇所著的文学评论集《小说课》着实“红了一把”，虽然其十二万册的年销量与同年畅销书相比不算太惊人，但是对于同类型的书籍而言这已经是个巨大的数目了。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书评、影评网站豆瓣上，它更是跻身于“2017年高分图书榜”，获得了网友们打出的高达8.6分的评分。而且在学术界，这本评论集也获得了不少的赞誉，或被称赞为“个性十足”[1]，或被认为是“对当下文学批评的一种‘补遗’和校偏工作”[2]。借用一句评论电影的行话来说这本书就是“叫好又叫座”。而《小说课》为何能够突破大众与学界之间的“次元壁”掀起了一阵阅读热潮？ 与以往的作家批评相比，《小说课》最大的不同显然是毕飞宇采取了别样的评述方式，以不一样的批评方法进入了所研读的文本内部。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一些颇具声名的作家如马原、残雪、王安忆等人就开始向文学批评领域进军。他们的批评作品既规避了学术批评中所存在的过于理论化的问题，又不似普通的媒体批评那般随意进行价值判断，而往往是从自身的阅读体验出发，立足于以往的创作经验，提出极具个人特色的看法和观点。而通过对文学作品情节上的还原来挖掘作品魅力，是早期的作家时常使用的批评方法。以残雪所写的批评文章为例，她在自己的批评文集《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中对卡夫卡作品《审判》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K的命运被残雪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了复述。以至于有网友吐槽这“相当于重述了一遍情节”，甚至有个别极端的网友认为阅读这部批评文集是浪费时间。除了残雪之外，其他经典作家也曾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作品之中进行了对情节的重述，如余华在《契科夫的等待》一文中，不断对契科夫作品《三姐妹》中的情节进行讲述。为何这些作家们在进行文本赏析之中要不断进行情节的重述？ 这可能需要对早期作家进行文学批评的目的进行考量，与学术界企图从学理角度解析文学作品、大众传媒试图营造阅读热点不同，作家们进行文学批评的目的不是在于弄清作品背后的内涵，也不在于进行文学知识的普及，而是期望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通过对他人作品的研读表达自己的文学理念或是对创作的认知。在情节重述中，看似不起眼的人物出场顺序的调整，或是时间轴线的变化，其实已经带来了叙述意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所折射出的是批评者自己所秉持的文学理念。譬如残雪在对《审判》中K的命运进行叙述的过程中，她并没有依照卡夫卡《审判》中的时间线索进行讲述，而是对K身边出现的人物进行分类，如“女人们”、“初出茅庐者和运动员”，在这种分类之中，她实则已经对这些人物做出了价值判断，隐晦地展现出了她的价值观与创作理念。这种文学批评与作家作品相互辉映，向读者展现出的是作家更为完整的精神和创作世界。但是这种批评方式却对读者不算友好，在进行情节重述的过程之中，读者往往还是会被故事吸引，沉溺在被复述的故事之中，忽略掉批评家本身想要表达的意图。而且面对已知情节的一再被重复，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样的阅读无用且无趣。 而毕飞宇在《小说课》中却不再把情节复述当作主要的批评手段，而是去发现文学作品之中的种种隐藏的机巧，带领读者去重新认识已经熟读的文本，颠覆已有的对作品的认知。如在《“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中，毕飞宇带大家看到了山神庙中的那块石头、那漫天的风雪和“向东走”。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水浒传》中林冲被逼上梁山本是因为乱臣当道，林冲悲惨的命运是对黑暗政治环境的控诉，但是那风雪和石头分明展现了另一种比黑暗世道和幽暗人心更强大的东西：命运。林冲因风被抛入了绝境，却又因石而得救，他的命运似乎不是被乱世所左右，而是由偶然的际遇所决定的，这部完成于一千多年前的现实主义作品分明具有了些许现代主义精神。这些隐藏的情节打破了读者对文本的固有认知，自然激发了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这样接近文本的方式，很类似于时下流行的在电影之中“找彩蛋”的行为，评论者为读者指出文本之中曾经被忽略的细节和漏看的精妙伏笔，不仅使读者脑洞大开，更激起了他们的阅读兴趣。正如一位阅读者所说在阅读《小说课》后“你的视野变得更广阔，也更毒辣了。同时，你也获得了一种戳破秘密的快感”。其实近年来和毕飞宇一样带领读者“找彩蛋”的批评家并不少见，如作家格非在他的文学评论集《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中就写到了不少有趣的细节。你看，他说西门庆与李瓶儿之所以能够三番五次相撞，既是因为当时的服饰和建筑使他们有了相撞的可能性，又是因为两人早已起了淫心，合谋导演了这出因“撞”而生的艳情剧。而在张怡微的最新评论文集《新腔》中，她闻到了王琦瑶家飘散出的肉香，看到了程先生正在做的家事，窥见了上海这旖旎的十里洋场背后的烟火气息与不曾明写的上海里弄的家长里短、蜚短流长。这些作家的批评文章分明展示出了作家批评的一种转向。作家批评已经由以往在情节的重述中召唤自己的心灵世界变为了“深挖彩蛋”以追寻作家们所不曾为人所知的匠心。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作家批评发生了这种转向？ 答案当然有很多，或是作家批评理念的变化，或是对当今图书市场的适应，或是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作家驻校制度的兴起对作家批评所起到的作用。作家批评大放异彩之时，正是作家驻校制度兴起之日，这两个时间段的重合并非是单纯的巧合。当作家进入校园之后，他们的身份发生变化，出于授课、讲学的需要，他们在进行创作之余还要向广大学生分享自己的创作与阅读的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家批评的繁荣。同时，他们进行文学批评的目的和言说文学作品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往，当作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更为关注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和见解观点，他们实则是在借助大家作品完成与自己内心的私密交流。但是当作家作为师者出现在课堂上，担负起为学生传播文学与创作等相关知识的职能时，他们必须考虑到授课的目的与效果。正如毕飞宇所说：“作为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清晰，他要混沌得多。可是，作为一个教师，你必须得清晰，清晰到每一个同学都知道你在说什么。”[3]情节的重述以及这重述背后的细密的情感与思想表达显然不完全适合于课堂讲学，作为教授的作家们需要探索一种新的言说和批评方式，而从文学作品中找出那若隐若现、独具匠心的“彩蛋”显然更能够挑起听众们的兴趣，带热课堂气氛。 作家驻校制度的兴起成为了作家批评发生转变的契机，促进了作家批评向大众化方向发展，只是这种转变似乎并不为作家所喜。马原和王安忆尽管都入高校从教多年，但是情节重述仍然是他们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手段，而且就算《小说课》获得了如此多的好评，毕飞宇仍然坦言他并不喜欢这本书。这个中原因很可能与经典作家对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评价有关。其实何必过分纠结于已有的价值体系和标准，能够把阅读由“独乐乐”之事变成“众乐乐”之事，难道不已是功德一件？ 注释： [1]叶立文：《从灵魂之旅到技术理性——论作家批评的时代新变》，《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2]刘艳：《做有温度和体贴的文学批评》，《中国文学批评》，2018年第3期。 [3]魏沛娜：《专访知名作家毕飞宇：写小说是可以教的》，《深圳商报》，2017年7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