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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副词研究 副词历来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关注的重点。一些常用副词甚至多年来都是研究的热点，有些问题一直处在争论之中，比如副词“都”和“只”。冯予力和潘海华的《再论“都”的语义——从穷尽性和排他性谈起》（《中国语文》2018年第2期）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都”表示全称量化的核心语义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都”有两种量化结构映射：1）话题—述题映射；2）背景—焦点映射。这两种映射导致“都”产生了穷尽性和排他性的语义特征。夏军的《论副词“只”的场景聚焦用法》（《中国语文》2018年第2期）讨论了“只”后接感知类动词的用法。作者认为，“只+V感知”具有相对完整的叙事功能，且所描写事件场景生动细致，富有感知冲击力，并常伴有主观评价倾向。李强、袁毓林的《“都”和“只”的意义和用法异同之辨》（《中国语文》2018年第1期）是“都”和“只”的比较研究。文章认为，“都”和“只”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换，均能引发排他性解读。在排他性的语义环境下，“都”和“只”的意义和用法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异，文章还着重探讨了“都”字句产生排他性语义的动因，以及“都”和“只”在关联对象、谓语动词语义特征、焦点话题化和关系从句化等方面所具有的一系列句法语义特性和限制条件。其他研究如金立鑫和崔圭钵的《复续义“又、再、还、也”的句法语义特征》（《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石定栩、周密和姚瑶的《评价副词与背景命题——“偏偏”的语义与句法特性》（《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邓川林的《副词“还”的语义—语用接口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4期），吴婷燕和赵春利的《情态副词“怪不得”的话语关联与语义情态》（《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3期），马超的《现代汉语副词“眼看”与“马上”的意义及分布差异》（《语文研究》2018年第3期），李晓琳的《副词“已经”的提醒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等。 十一 语气词研究 现代汉语的语气词用法颇为丰富，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汪敏锋的《言者依据和预期信息——谈“吧”的两个语用功能及其形式特征》（《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通过有无对比、语义模型构建、话语标记测试等方式，揭示了“吧”的另外两种语用功能：表示言者证据和提示合预期信息。完权的《信据力与“呢”》（《语言科学》2018年第1期）梳理了前人关于语气词“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利用Grice会话隐含模式，借助“信据力”这一语用概念，分析了有“呢”无“呢”的最小对比对。文章认为，“呢”用在交互性强的话语中：信据价值低则不宜加“呢”，反馈期待高则不宜删“呢”。王珏和毕燕娟的《语气词句末迭用顺序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期）讨论了语气词连用的情况。文章关于语气词的排序为：A. 来（着）/去/而已 > B. 的/似的/就是（了）1/罢了 > C. 了/啦/咧 > D. 呢/着呢 > E. 不/不成/不是/没（有）/（>）吗/ F. 吧/得了/好了/算了/G. 啊/哎/哦/哟/嘛/哈。 十二 话语标记成分研究 汉语的话语标记成分数量多，用法丰富，近些年来正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陈家隽的《国内外话语标记研究：回顾与前瞻》（《汉语学习》2018年第5期）依据国内外学者关于话语标记问题的不同研究旨趣、分析重点与观察视角，从范畴界定、语义-语用、历时演变机制与动因等三个方面回顾国内外话语标记的研究现状，并结合国内外的研究动向与新趋势，分析了话语标记研究的发展空间。曹秀玲、杜可风的《言谈互动视角下的汉语言说类元话语标记》（《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讨论了元话语标记中的言说类标记，从构成成分上对它们进行了分类，并对它们的功能与分布作了分析，文章还从语义发展路径和跨语言视角讨论了汉语言说类元话语标记的特点。同类的研究还有陈禹的《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的“还不是”》（《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4期），杨扬和俞理明的《次生叹词“好”反预期标记用法及衔接功能》（《语言科学》2018年第1期），张文贤、方迪和张媛媛的《语体视角下“这下”的话语标记功能及其教学探讨》（《汉语学习》2018年第5期）等。 十三 韵律语法研究 周韧的《争议与思考：60年来汉语词重音研究述评》（《语言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回顾了汉语词重音研究的主要情况，涉及的内容包括：汉语词重音的研究方法、汉语词重音关联的语音要素、汉语词重音与声调的关系、汉语词重音的等级、汉语词重音的分布、汉语词重音的判断环境等，文章依据“能否轻重辨意”和“能否自成节律系统”这两条标准提出一种新的看法：除去轻声词以外，汉语词汇并不具备语言学意义上的词重音。薛亚红、端木三的《形名组合的出现率：词长搭配和“的”字隐现》（《语言科学》2018年第5期）对“兰卡斯特汉语语料库”中的形名组合进行了系统考察，文章在排除“的”字隐现情况的前提下，进行了材料的统计，结果显示：无“的”搭配中，2+1音节组合的出现率不到5%；而2+2音节组合的出现率不到2%。这大大低于前人的估计数据。其他研究如张培翠和庄会彬的《汉语伪定语现象之韵律句法阐释》（《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九）》，商务印书馆，2018年）、王艳秋和黄健秦的《从构式“VV+A双”与“VV+A单”看句法语义与韵律的互动》（《汉语学习》2018年第5期）等。 十四 篇章语法研究 《当代语言学》2018年第2期推出“篇章语言学”专栏，发表了4篇有关话语篇章研究的论文。张伯江的《汉语句法中的框—棂关系》利用“框—棂”分析框架，刻画了汉语的主谓谓语句、周遍性主语句、无定主语句、反身与相互代词句、名词作状语以及带“得”的补语句等句子的句法关系，并进一步讨论了框（话题）和棂（次话题）的指称性质，指出汉语的基本句法关系是话题—说明关系。王红旗的《话语实体的引入—追踪模式》讨论了篇章中实体引入、追踪的指称形式和句法位置。马国彦的《支配还是指称——动词带篇章管界的结构语义基础》认为，支配管领不宜完全归因于述宾关系，动词带篇章管界的深层原因是信息名词的作用，应从名词性成分与句组的同位或复指关系方面来理解篇章管界，从引介的角度重新认识谓语动词的篇章功能。毛浩然、徐赳赳、娄开阳的《话语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阐述了话语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定位、四个维度（哲学假设和认知立场、探究逻辑、实践指南、社会政治承诺）和多种研究方法的选择（实证主义、语言学、诠释主义），并介绍了话语研究的方法程序。其他如屈承熹的《汉语篇章句及其灵活性——从话题链谈起》（《当代修辞学》2018年第2期）、曹秀玲的《汉语小句降级与语篇整合效应——以“作为NP，（S）VP”为例》（《语文研究》2018年第4期）等。 十五 语法研究中的证据问题 汉语语法研究语言材料和事实的论证非常重要。陆俭明在《语言学论证中的证据问题》（《学术交流》2018年第2期）一文中强调，要使事实成为论证中的有力证据，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对所搜集的事实要进行多方精心甄别,二是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三是需要将搜集到的事实放到整个语言系统中去分析、思考,而且在运用所需的语言事实时还得辅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或假设。陈平的《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证据问题》（《当代修辞学》2018年第5期）从语言研究中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的区别出发，分析了语法研究代表性著作所用例证的来源，指出近三、四十年通过自拟获取例证的变化趋势，并由此引申出同现代汉语标准语的起源与发展有关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作为语料的现代汉语标准语、口语和书面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自拟、利用真实语料以及实验/调查这三种获取证据的方式等，然后对这些问题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并指出某些问题的症结所在。 十六 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 崔希亮的《事件分析中的八种对立》（《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2期）选取八种对立，说明了事件分析中语言形式上的不对称情况。这八种对立现象是：1）现实位移和虚拟位移的对立；2）内动力位移和外动力位移的对立；3）过程取景和目标取景的对立；4）现场报道与非现场报道的对立；5）位移方向与位移目标的对立；6）高意志性和低意志性的对立；7）容器图式和路径图式的对立；8）事件与状态的对立。张伯江的《现代汉语的非论元性句法成分》（《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4期）区分了论元性与非论元性，讨论了汉语句法中多种非论元角色现象，包括主语和宾语位置上的非论元角色、三类定语的非论元关系以及某些句法糅合过程中不遵从论元关系制约的情况。文章指出，汉语就其本质来说，或许并不像西方语言那样以论元结构为句法语义最基本的支撑；汉语基本的句法事实，就是句法成分形式上的并置。其他研究如陆丙甫、罗彬彬的《形态与语序》（《语文研究》2018年第2期），张谊生的《从夸张类别到穷尽方式与强调程度——“百般、万般”与“千般”的表达功能与演化模式探讨》（《语言研究》2018年第1期）和《当代汉语“X得慌”的演化趋势与性质转化》（《汉语学报》2018年第1期），刘探宙的《句末的情态性重置和重申性再现》（《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1期），孙文访的《“有（have）”的概念空间及语义图》（《中国语文》第1期》），郑娟曼的《所言预期和所含预期》（《中国语文》2018年第5期）等。 总之，2018年度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学科的研究成果量大质优。由于时间和篇幅关系，本文的述介难免挂一漏万，有遗珠之憾。请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予以谅解，更衷心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