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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74年，到2014年时，我在中国的南方整整生活了四十年。 2014年年初，我带着七岁的女儿，独自到了纽约，住在一个叫贝赛的小镇上。小镇有公交车去新兴的中国城法拉盛，也有公交车去曼哈顿，分别为半小时和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到贝赛之前，我与女儿住在酒店里。在美国租房子并不容易，没有熟悉的朋友，刚到时也没有任何信用。看了很多套房，因孤母独女且没有信用而被拒。一个月后，依旧困在酒店里。继续找，最后找到了贝赛，看中一套位于二楼的小二居室，从一楼的梯子上去，迎面便是客厅，窗外有两棵不知名的树。公寓的不远处，有一个森林公园。 忐忑不安地回酒店等消息，几天后，对方拒绝，理由是房子在二楼，怕七岁的孩子会有什么意外。我告诉中介，希望能与房东当面谈谈。房东白天上班，约了晚上九点。去时，他们已早我们先在出租房。我提出可以多押几个月的租金。他们看见了我的诚意以及七岁女孩的安静，当下就签了约。过程中，女儿犯困，独自躺在客厅西边角落的地板上睡着了（美国出租房一般不带任何家具，屋子空荡荡的）。离开时，我过去唤醒女儿，她睡得沉，人虽站了起来，但表情迷糊，不知身在何处。房东过来道：“记住，以后不能乱蹦乱跳，不然就不给你住了。”女儿睡眼蒙眬地看着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对方又补了句：“你怎么不回话呢？”我搂住女儿，什么都没说，一步步小心地走下楼去。外面刺骨的冷，灰暗的路灯下，旧雪积得厚实。 二十多年前学过几年英语，之后几乎没再说过或者碰过。来纽约时，必得开口。安住下来后，第一件事是送女儿去学校。去学校的头一天，做了几小时的功课，准备好要说的英语，结巴别扭地背熟。去了学校的办公室，他们要了我的租房合同，确认是住在小镇上的人后，他们让我填写了电话号码和地址，随后便把女儿带去了班级。如此简单，甚至连家长的职业都不需要填写。 放学时，她拿回一大摞作业，全是英文的。我用手机将作业翻成中文，陪她一起完成。之后，她都会带回作业和学校的各种通知，我一句句翻译，有时一做就是几个小时。自己开始疯狂地记单词，是一种无助的焦虑和无边的饥渴，脑子里全部是遇到和接触到的词，做饭时背，走路时背，半夜醒来去洗手间想不起要记的那个词，强迫症似的打开手机查出来背。 我去银行、去超市、去邮局，写支票，查账单，带着她坐公交车，乘换地铁，每一步长如过河，每一句重如千斤。女儿也因刚进学校不太会英文，被同桌欺负，情绪低落。找去学校与老师结结巴巴地谈。好在女儿性格大大咧咧，换了另一个女生同桌，很快恢复了正常。 没多久，我也开始去学校学习。女儿八点到校，下午两点四十放学，我早起送她，下午接她。她在学校的这个时间段里，我奔波在去自己学校的路上，每天迟到早退，每日作业每周考试，苦苦坚持了两个月，胃病发作，半夜疼醒，白日因为严重缺觉，头痛欲裂、萎靡不振，只能选择暂时放弃。在这里，最最不敢的是生病，怕病倒了女儿没人管。 2014年的纽约特别冷，四月还下了两场大雪。小镇树多人少，孤寂荒凉。女儿上学后，我常出门去公园散步。到处都是清冷的，没有一丝绿意，也少人迹。一心就盼着春天快点来，灰扑扑的枝头能闪出油嫩的绿，枝间能开出粉色的花。我绕着原生态的树林长时间地走路，听自己的脚步声孤独地响在林间，思绪飘浮，远去，远到自己的童年，最早的记忆，然后又拉近，近到此时此刻。如此这般寂寂地走几个小时后才回家。 这样过了三个月后，春天终于来了。 每到周末，我就和女儿坐公交车去曼哈顿看博物馆，或者坐火车去看别的小镇以及镇里的建筑及古董店。 这期间，女儿出门玩耍时，手摔成骨折，半夜胆战心惊带她去医院看急诊。又一天，我穿拖鞋下楼取信，鞋底滑，直接从二楼的楼梯摔下去，当场晕过去，醒来片刻，下身毫无知觉，身体虚脱冒汗，在翻江倒海般的眩晕中，又沉睡过去，再醒来时，尾椎骨刺痛，一片心慌悸乱间，唯有一个念头在混乱的嗡嗡声里异常清晰：“万一住院，谁照顾有个性有脾气的女儿？”万幸最终没什么大事，只需躺床上静养。 躺床上的日子里，情绪低到了极点，每天早晨甚至都不愿意醒来，只想在睡梦中逃避。这异国日复一日的孤寂，承着女儿全部养和育的重，独自面对生活中随时会出现的不可知的种种状况，更为巨大的是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困惑以及极度的自我怀疑，为何要来美国？ 在国内，女儿虽日夜与我一起，但生活里有母亲和阿姨，有亲情有友情，是可依可靠的，是舒适安稳的，是熟悉和固定的。在贝赛，在隔着大西洋一般宽的落差里，你置身一片陌生中，没人看得见你，没人知道你，你走在路上，你在任何一处，都只是你自己，仅仅只是自己，一个有待重新结构、重新认识的自己。 在国内，女友们可以一起出门旅行，可以常聚一起美食、清茶，除了谈艺术，也常谈股票、谈房子。在银行上班的女友，与同乡同族一起炒房，最多时在上海有十五套房子。另一女友，最初与先生将房子抵押给银行，拿了钱办厂，几年后转做钢铁，继而做房地产之后做资本投资，节奏踩得踏实到位，不到二十年，积下数十亿资产。有知名画家女友，一边艺术理想一边持续买着市面的房，从几千一平方米到几万甚至十几万。 都是同龄人，都有着差不多的背景。我也身夹其中，迷迷糊糊地走在天翻地覆的时代浪潮里，人到中年，原先低价买的房子、纯粹因爱好而做的收藏、长线持有的股票，都在不知不觉中有了几何式的增长，绝非先知先觉，只是恰好身处这特殊的时间段。其速度之快，快到让人毫无觉察。 身边的女性，在这样的快速里，无论是踩对节奏的大幸运者还是小幸运者，无论是大白领还是小职员，无论是职业女性还是家庭主妇，她们都有不同的焦虑。她们都需要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困境，关于感情，关于婚姻，关于家庭，关于责任，关于自我，关于某种真正精神意义上的觉醒和独立。 这些年里，有女友因为情感，厌世出家。有女友离婚，丈夫不要孩子，她与孩子一起生活，丈夫说好给生活费，一年后说生意失败，人影无踪。也有女友，与男友交往时怀孕，并没有做好与对方结婚的准备，却想留下孩子。也有女友的丈夫天天在外应酬、醉酒、出轨，她们虽知无爱，仍挣扎在婚姻中自问该何去何从。也有幸福的，也有恩爱的，也有经了波折与修复后继续走在一起的。但事实上，在这里，无论经济有多独立，无论离婚的或者没离婚的，看似幸福或者不幸福的，都各有各的不安与困惑，且绝大多数女性的脑袋依旧被套在旧式妇人的小鞋子里。 她们都在艰辛地付出，她们的人生如长长的隧道，需要穿越成长、生育、社会观念、文化宗教的局限，带着被挤压的疼痛。她们同时担着责任，承着使命，天塌下来，她们不仅是她们自己，更是孩子的母亲，亦是年迈父母的孩子，她们得站着，得扛着，她们必须强大，并且要强大到能够让身边人也觉得安全。 但是，她们也是脆弱的一群。她们站起来，试着去打开一扇又一扇窗，亮光随窗进来，美到不同寻常，可抬头去望，却发现头顶的那片天花板一直横亘在那里，灰的，黑的，暗的，若隐若现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有着深度的自卑。小时候生活在重男轻女的粗暴的父权环境里，稍大时，在男权世界里听着、看着、经历着，产生无意识的自卑。这样的自卑，经了漫长的努力和修复，仍旧在深处存在，让人心悸。 这种自卑，绝不是因为我是女人，而是因为，别人视你为“女人”。身边有个至亲的女友，历经一生的坎坷和努力，承一般人不能承之重，担常人不能担之责，创下巨大的财富，为人极为开阔大气坦荡智慧，论品行和能力，远超绝大多数异性。她早已年过七十，却仍旧有人会问类似的问题：“你的钱是你自己赚的吗？”如果她是男人，绝没人会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如此，仅仅只是因为，她的性别为“女”。 然而尤为奇妙的是，在男权社会里，女性往往自动弱化自己，压抑自我。男性有时候就是资源，缺乏独立意识的女性为资源竞争，又因深受数千年男尊女卑之毒，喜欢踩“女人”和贬“女人”的，往往又是女人。 在国内时，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姐姐》的书，关于这一代女性在这特殊时代里所承受的和所遭遇的，以及她们在寻得经济独立的同时，如何保持着对精神独立的曲折又坚韧的追求。 关于写作，处女作《阁楼》写在椎间盘突出最严重时的病床上，也不知道要寄给谁，就找了杂志抄下地址，寄给了《大家》，后来发表，被《小说选刊》等几家刊物选载，又被人买去拍了电影，随后有了约稿，于是看似顺当地开始了写作之旅。之后有了小长篇《阿布》，寄给了《收获》，许久没有消息，仍旧是不自信的，也不敢问，就又给了别的刊物。有一天收到电话说《收获》通过了，却绝不好意思再向别的刊物要回来。如此这般不紧不慢地一路写来，竟然也已有十五年之久。写作本身虽艰辛，每日安坐方桌前，如打坐修禅，但却成了一种生活状态，它似乎始终能帮助我超越繁杂的日常，将自己凝于完全静心的一处。 2013年底，我试着写下三万多字的《姐姐》。书稿随身到了美国，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无法写作。 带着女儿一脚跨进这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政治体制的移民大国，女儿越来越快乐，而我几乎进入了抑郁的状态。 抑郁的那段时间里，我在万般寂静中一再自问，为什么不回去？ 有一天，我突然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回去？我知道答案，就生活而言，那是个安全舒适的地带！我在南方生活了四十年，这四十年里，有太多土生土长的顺利，有太多时代给予的机会，但也染了大量思想观念上的禁锢和环境造成的惰性。 是禁锢，是惰性。 我为什么如此害怕接受新的挑战？为什么不能在内心里推倒自己，敲开紧紧包住自己的旧壳，重新长出新的模样？ 是自我的禁锢，是逃避的惰性。 回去太容易，随时随刻都可买一张机票，十几个小时后，便可退回到原来的生活，旧的方式伸手可触。 进呢？进则是另一种撕裂、打破、挣扎和重新生长。 夏天很快就到了，杭州的女友玲来看我，住在女儿的房间里。她说，顺着小小的楼梯爬上二楼，看见你穿着宽松的T恤站在厨房里削土豆的消瘦的样子，念想你在杭州优雅的生活，心里感慨万千。秋天时，北京的女友雅专门飞来贝赛陪伴了我们一个月，她走的时候已是深秋，落叶满地。那天黄昏，她对女儿说：“阿姨要回去了。”女儿习惯了有她的生活，她比妈妈更温柔比妈妈更会做饭，却也知道她是必须要离开的。女儿踏着脚下厚厚的落叶，落寞道：“阿姨给我买的围巾会暖暖地陪着我的。”我与女友都听得清晰，两个人都没回话，看秋风吹起满地的金黄，喉间酸痛，眼角泛泪。 这期间，因了各种机缘认识定居在美国的慧子、Fiona、瓶儿、紫霞、玲华、琳琳、永熹、格格，以及来美国访学的小蕾，她们都是来贝赛小住过的人。我与她们在有月光的走廊前长谈，清晨一起去清香湿润的公园散步，偷采野葱回来炒鸡蛋。还有Richard一家和Johnny一家，如亲人。那个独居在对门的叫Rose的美国老太，她得过癌症，孩子们远在加州，却选择独个儿自在地生活，平时常在门口遇到她提着大包小包从超市回来，上去帮助，被一再拒绝：“我可以。”她家的窗帘永远只拉一半，另一半露出来用于和别人打招呼。每次黄昏散步回来，总会看到她在灯光里微笑着挥手。还有后来认识的叫Tinar的老太，会十几种国家的语言，八十岁了，仍在读第三个博士学位。她说，学习就是生活，就是活着的态度，忘记年龄，忘记死亡。 之所以一一写上她们的名字，是因为在最初的时间里，这些来过贝赛的女性带来的温暖以及她们自身平凡却又不凡的故事，给了我支撑与力量。这是一种缓慢的力，是可以回击到内心深处的力量，那些故事里，有绵暖不倒的坚韧…… 之前以为坚持就是咬着牙关，忍、撑、熬。后来明白，坚持是犹豫着、退缩着、不安着、脆弱着，掉了眼泪仍旧往前走，往前走，带着希望去回望，去梳理，一个人慢慢走到内心开阔的明亮处，走出简单自在独立的样子来。 来纽约的第一个冬天，我开始缓慢进入写作的状态。我删了之前的三万字，重新为《姐姐》写下新的文字，我把所有人物放置在我家乡那个叫湖镇的小镇里，文字由着她们各自不同的命运不断生长。之后的三年里，我与她共同经历着生活中所有的变化，我们搬了家，她从一年级升到了五年级，个头如我一般高，我也在《姐姐》的陪伴中往前，几易其稿，修修改改，最终成书，希望能在文字的朴素里呈现出她们的痛和光亮。 无论如何行走，感谢这道亮光始终都在。 这束光亮，是我的脆弱，更是我的坚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