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评论 > 作品评论 >

《众生之路》多视角叙事的情感矛盾

http://www.newdu.com 2019-02-11 《新文学评论》 程露 参加讨论

    山西作家李骏虎最初以写城市生活体验以及个人感情经验的小说崭露头角,其小说《流氓兔》《局外人》《奋斗时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等,描写了年轻人从农村来到城市后对爱情、人性、社会的感知,获得不少赞誉。李骏虎早期创作的城市小说,其主人公多有农村背景,小说以农村看城市的视角展开叙述,并且隐含着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2005年,李骏虎被省作协派到洪洞县挂职县长助理,并积极投身当地的实际工作。由于经常与家乡农民接触,李骏虎重新关注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并将笔触转向“寻根写作”,创作了一系列描写乡土风物、故乡人事、农民精神及生存状态的乡土小说,代表作有《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母系世家》《众生之路》等。
    李骏虎的乡土小说延续了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叙事视角则转为城市看农村。对于李骏虎而言,这一转向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解决了早期创作题材枯竭的难题,另一方面,则是作家情感表达的需要。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会评价《前面就是麦季》为“一部纯正的、关于心灵和道德净化的乡土小说,流淌着平淡、日常的心绪,蕴含着诉不尽的温情与关爱。笔调质朴、平实、幽默、从容,深入到乡土生活的深处,抒写着人性中善良美好的愿望”。“秀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凝聚了作家对乡村道德的高度期望,其续篇《母系氏家》则进一步描述了乡村生活、乡村政治以及乡村伦理的平和性与自足性,如评论家所言:“《母系氏家》营造了一个关于乡土文明的纯净、纯美的乌托邦图景,让作者获得了凤凰涅槃的精神洗礼,也让读者获得了温柔温馨的心灵抚慰。”短篇小说《还乡》和长篇小说《浮云》也有类似主题,《还乡》描写了生活在城市的“我”因失眠严重回乡疗养,最后在自家瓜棚里睡了一个好觉的故事,小说结尾写到:“太阳喷薄而出了,霞光刺破浓雾,河上的雾墙轰然倒塌时,仿佛一条彩色的河流将我们托起。我望着流光溢彩的田野,感到一切都那么新鲜,自己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这段风景描写具有明显的隐喻性,它暗示了久居城市的写作者在乡村获得心灵的涤荡。从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逻辑出发,乡村成为城市的对照物,乡土则是洗涤城市困境的心灵净土,这是李骏虎乡土小说最根本的情感逻辑。长篇小说《众生之路》正是基于这种情绪展开叙事的。
    1 文人怀旧视角的抒情模式
    《众生之路》与《母系氏家》有着明显的互文性,两者都描写南无村的人事。就叙事视角而言,《众生之路》整体上采用全知视角,部分为叙述者参与视角,即以学书的视角讲述故事,并且学书这一视角本身亦存在分裂,既有少年时的学书视角,又有成年后的学书视角,此外,还夹杂着作家本人的视角。这种多元化视角在小说上部表现得尤其明显,小说的情感表达也因此变得复杂化。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学书艳羡着隔壁庆有家的一切人和物,自打他还是个娃娃起,有些年头了。” “艳羡”一词是鲁迅《坟》的用词,冯骥才《花脸》也用过,是明显的知识分子口吻,虽然随后的“娃娃”一词带有乡土味道,但是整个叙事却是以城市文化阶层的视角展开的,小说中的学书成为这一视角的承载者,并且以他的回忆性视角展开叙述。小说特别描述了庆有家的那株梨树,“每年春四月,那一树梨花却是村里最美的,像雪片、像粉蝶,庆有一家每天就坐在这一树耀眼的犁花下吃早饭。”(第2页)这一树梨花的视觉效果非常强烈,透露出一股浓烈的文人怀旧情绪。小说叙述庆有家并不是村里最富裕的,庆有的母亲对学书也常有嫌弃,但是学书仍然觉得他家什么都好。这种心态源于庆有家灶屋前的梨花、用黄泥抹得细腻光滑的猪圈、天然的石头猪槽、还有让人看着又舒坦又振奋的一株老杏树,最美的时候“一缕阳光突然就会从前排人家的山墙之间穿过,斜射下来,黄澄澄明晃晃白花花地照到老杏树的半边身子上,让她那铁黑色的枝杈和鹅黄色的叶片散发出毛茸茸的毫光,让她成为被绿荫遮盖的阴暗背景上最亮最耀眼的一种光芒,这种光芒穿过学书的眼睛直射到他的心里,让他的心脏膨胀、心跳加快,他觉得快乐,觉得眼前和心里都是希望。学书最初感到的人生的诗意,就来自那束照射在老杏树上的阳光”。(第4页)在学书眼中,庆有家的好是一种诗意的美好,这种诗意来自于美的风景,小说中描写的大椿树、大榆树、大洋槐、箭杆杨等,无不带有古朴的自然之美。
    《众生之路》描写了许多乡村果树,比如桃树、杏树、梨树、石榴树,但是叙事者从来不叙述硕果累累的丰收场景,而是充满诗意地去描写果树的花朵给人带来的视觉享受与精神回味。小说在叙述学书兄弟拉粪车的事件时,将南无村的村景做了一番描述,其中特别写到大贵家的石榴花:“墙外长着一株茂盛的石榴,开着红得让人心疼的石榴花,花瓣像喇叭,从喇叭深处探出细细密密的花蕊,红里透着看不清的白,顶端抹着星星点点金黄的花粉。那些头上箍着白羊肚毛巾的老汉们,排排坐,摆在一树繁花的石榴树荫下。”(第53页)红与白的色彩对照鲜明突出,极具视觉效果,“等死队”老人与盛开的石榴花并置,更呈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审美意味。如此细致地观察石榴花蕊,如此精心地设计人物场景,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叙事者的审美趣味,即久居城市的文化知识分子对乡村风物的怀念与想象,这一审美趣味使小说前半部分呈现出“诗情画意”式的抒情色彩。
    对于乡村自然风景的怀念与赞叹,在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中最为常见,优美的自然风景描写曾是作家的惯用手法,用于缓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不适,这一世界性的审美主旨在沈从文、废名等“京派小说”家的乡土小说中有充分体现,此后又在孙犁、周立波、汪曾祺等人的创作中得到延续,成为中国乡土小说叙事的重要派别,丁帆教授将这一类具有“地方色彩”及“诗化”风格的乡土小说视为最正宗的乡土小说。李骏虎继承的显然是沈从文式乡土叙事理念,这一点与他的山西前辈赵树理有着明显的差异。赵树理小说几乎不会从审美角度去描写风景,无论是《李家庄的变迁》还是《三里湾》,自然风光的描写大多数具有实用性,如《三里湾》第十五章“站得高看得遍”中张信带何科长上“青龙背”,小说中难得一次描写自然生态,但是叙事的重点却是三里湾水渠的规划,完全不带抒情意味。对于赵树理式的乡土叙事,刘旭教授的评价是:“赵树理文学表层结构的最大突破在于文学话语方式的变化,抛弃了五四式欧化启蒙叙事,采取了民间化话语方式,对此赵树理是有意而为,而且当时即取得了惊人效果。”李骏虎与山药蛋派的乡土叙事形式具有明显差异,但是作为山西地方文化的记录者,他们都秉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此,李骏虎坦陈:“不同时代的山西作家一脉相传的,就是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道路,以及反映时代、关注社会的情怀和担当。”
    《众生之路》以读书人学书的回忆性视角展开叙述,小说前半部分的风景描写几乎都是在学书的眼中才有所呈现,在讲述学书的故事时,抒情意味最浓。我们来看一段小说的农事描写:学书和父母要抢在雨前给玉米地撒尿素施肥。正在睡午觉的学书被父母喊起来去撒尿素,心里极不情愿,当被告知弟弟学文不用起来时,又嫉妒起他来,情绪坏到了极点。学书的父母为了赶在雨前完成施肥,急着出发,“妈妈和爸爸保持着一致到惊人的速度和节奏,他们脸上是一般无二的如临大敌的面部表情”。(第64页)此时的学书渐渐被这种紧张到神圣的气氛感染,居然感受到一种快乐。一路上,风鼓胀起学书身上披的塑料雨衣,“他心中的懊恼也被风吹了个干净,只觉得这样紧张的气氛有些像做梦”。(第65页)等到了玉米地,小说直接开启抒情模式,进行了田园牧歌式的描写:“绿色的庄稼地浩瀚地摇曳着,像是海上的巨浪,因为有它们的庇护,风柔和多了,学书甚至感到有些如沐春风的惬意。”玉米苗“很粗壮,叶子像海带,但是有些嫩绿发黄,学书知道施肥后叶子就会变得墨绿,庄稼是需要呵护的。”甚至连尿素也如“钻石般晶莹的颗粒流淌到盆里。”“庄稼也是很神奇的,雨后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在田间路上,能听到它们‘吱吱嘎嘎’拔节生长的声音,就像老鼠在耳边喧闹。风拂过玉米地,送来远处河谷里的鱼腥气息,学书的思想信马由缰,想象着外星人是不是也会种地,他们主要种什么庄稼呢?”(第65页)这种描写农事的方式,显然不是对事件的客观描述,尤其是学书的心理变化如此之快,叙事逻辑也不符合一个孩子的正常心态,造成这种矛盾性叙事情感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说叙事杂糅了两个视角,即少年学书当时的视角以及成年学书的回忆性视角。
    然而,上述解释还不能完全理顺这一段叙事的情感逻辑,尤其是那一句“只觉得这样紧张的气氛有些像做梦”,梦从何来?需要再细致分辨。李骏虎曾在散文《我是农民中的“逃兵”》中直言过劳动者的真实感受,“丰收在望的麦田,的确是壮观的,但当我成为一个农民以后,守望麦田的情景和课本里的描写却无法重合”。三伏天,骄阳炙烤,挥汗如雨,面对麦浪,观赏者和劳动者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李骏虎在这篇散文中用形象细腻的文学语言描述了作为农民的身体痛苦,并讲述了一次雨前抢收事件:那一年麦子长势喜人,然而天气预报却带来连天阴雨的坏消息,父母忧心忡忡,为减少损失,决定提前开镰,11岁的李骏虎也被要求下地割麦抢收。然而在那种紧张的氛围下,他却怎么也拉不动镰刀,还不小心把大脚趾划伤,最后被父母赶回家。文章这样写的:“母亲说:‘你就不看这是什么时候?!’父亲说:‘指望不上你,回去吧!’我满腹委屈,弄不明白父母怎么突然把我不当回事了,只好自己用一只脚跳着逃回了家中。”李骏虎的父母就是《众生之路》中学书父母的原型,《众生之路》的“雨前施肥”故事则是这次收麦行动的变体,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小说创作正是作家潜意识激发的白日梦,因此才会有了“只觉得这样紧张的气氛有些像做梦”这样的叙述。回想那时候因脚伤逃避了夏收的恐怖和劳苦,幼年时的李骏虎曾为自己的侥幸窃喜,并立志离开农村,成年后的他却并不那么心安。“我现在的生活质量(这个词对农民来说毫无意义)与我当农民时绝不能同日而语。这一切,都源于从农村的出逃。我想,这条路我可能是走对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东西却越来越令我不安。”于是《众生之路》成为作者的圆梦之路。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一书详细讲解了梦的工作原理,认为梦通过压缩、移置等手段对做梦者的隐念进行了伪装,解梦者则要“研究梦的显意和隐藏的梦念间的关系,并追寻后者向前者转变的过程”。伊格尔顿将此原理用于文学批评,认为文学创作类似于梦的生产,文学批评类似于解梦,即“通过注意叙事中那些看起来似乎是种种回避、种种情感矛盾和种种紧张之点的地方——那些没有得以说出口的话,那些被说得异常频繁的话,语言的种种重复和种种滑动——文学批评就能够开始探穿层层二次修正,从而揭露有关‘潜文本’的某些情况,而这一‘潜文本’就像一个无意识愿望一样,乃是作品既加以隐藏而又加以暴露的”。
    我们试将这一方法用于解读《众生之路》“雨前施肥”的情节。小说中的学书爱读书,农活上却爱耍小聪明偷懒,这一点在兄弟俩一起拉粪车那段叙事中有明显体现,文中庆有也曾嘲笑学书“干活像个女子”。然而,小说“雨前施肥”故事中的学书却如有神助,成了一个农活高手,当妈妈催促“你俩快点”,他顿时焕发了精神,一点乏力的感觉也没有了,接下来甚至赶上了妈妈的进度,因为他的超常发挥,一家三口在大雨到来的前几秒钟,完成施肥任务并回到家中。此处叙事的行文逻辑与前后文存在矛盾,我们把这个矛盾之处视为考察作家无意识的切入点,并对照他少年时经历的那次雨前收麦行动加以分析。现实情况是那一年他家的麦子最终还是被连天阴雨泡在了地里,麦芽长得像豆芽一样又粗又长,全家因此吃了整整一年黏牙的面。虽然这次收麦行动的失败不能归于少年李骏虎的脚伤,但是仍然在他心里留下了比较深的烙印,以至成年后进行了自我反思。小说中“雨前施肥”学书的超常发挥,正是作者无意识的投射,借小说弥补自己当年的失误,表达对农民父辈的愧疚之情。施肥行动顺利完成后,“学书脱掉雨衣,浑身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他偷偷地欣赏了一下父母脸上快乐的笑容,心里感到很激动,而且竟然有那么一点鼻酸”。(第66页)对学书而言,如此壮举,“激动”是合情合理的,“鼻酸”又从何而来?这种情感表现的矛盾性正是出于小说叙事中作者本人无意识情感介入的结果。
    借助小说人物抒发作者个人情怀的写法在《众生之路》中时有表现。学书和庆有一起去运土,经过一条长满败节草的村路,这种喜欢长在轮压马踩的车道上的败节草被马车和人力小平车压过,反而越长越旺。“车辙里的草短秃,两道车辙间轮子压不到的地方,地势低雨水足,大小牲口的粪尿经年累月的滋润,得天独厚,各种野草密密匝匝地挤着生长,都有齐膝高,举着白色的米粒花瓣或蓝色的环形花束。”(第75页)然而,当学书目睹庆有拖拉机的橡胶轮胎压过路面的败节草,却感慨万分:“学书扶着前挡板站在车斗里,看着庆有开着红色的拖拉机头像船头劈开水面一样压倒那些野草,纹路粗大的拖拉机橡胶轮胎用一种自然之物无法抵御的力量践踏着它们,势不可挡,震撼着学书的心。……那些被压扁甚至压碎成纸浆状的植物的茎叶,依然在竭尽所能地想重新站起来,它们的抖动和挣扎,显示了生命的存在和顽强。”(第75页)接下来,小说描写了一大段学书关于劳动的回忆与思考,他的胡思乱想与庆有的专注开车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然,小说不仅在叙述人物的故事,也同时在叙述作家自己的故事。
    2 乡村现代化进程的零度叙事
    南无村的现代化进程是从云良的榨油厂开始的,这一卷命名为“百年孤独”,让人不由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思的魔幻现实主义名作《百年孤独》,后者采用一种奇幻的叙述方式展现了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进程。虽然《众生之路》并未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但是其立意受到《百年孤独》的启示,重在表现现代工业文明对乡村风物及伦理道德的影响。从“百年孤独”开始,学书的抒情视角退出小说叙事,这一人物也不再成为叙述对象,故事的讲述转向相对客观甚至冷漠的叙事方式。
    榨油厂是南无村兴建的第一个工厂,从建厂第一天起就影响着乡村的自然生态及人情世故,小说极少直接描写榨油厂的运营状况,而将大量的笔墨用于描写乡村景物及民风的转变。传说榨油厂要高价收购无限量的油葵,南无村的经济作物棉花第一次退出了种植的舞台,油葵成为全村最大规模的种植作物,乡村风景也随之变化。“漫山遍野都是金灿灿的葵花,在滋养了晋南数千年文明的阳光下像人一样整齐地扭动着脸盘子仰望太阳,以往五色纷呈脏乱驳杂的秋天,整齐划一地成一幅以绿色和黄色为主调的油画,人们都有些不认识自己祖辈生息的故乡了。”待到收油葵的季节,“乡村间的柏油路就变在了晒场,所有的打麦场、平房顶上,只要平坦干燥的地方,都被铺上了黑色的油葵籽,失去绿色和黄色的大地,又被黑色遮盖”。(第84页)相比于小说前半部分借景抒情的田园牧歌,这一番景象给人的感觉带有反讽意味,风景描写中透露出对工业文明的无奈之感,自此,学书的抒情视角不再呈现。若干年后南无村土地被征、房屋拆迁,“银亮一个人下了车,一脚踩在南无村的土地上,身后是已经一片废墟的村庄,面前是被压路机平整过的耕地,绿色的庄稼被压进了黄色土地,像是油画的底色,四月的阳光无遮无拦地铺洒着,瓷实地土地焕发着水泥地般的光泽”。(第244页)虽然面前的土地仍然有着“油画的底色”,但是人却完全没有了欣赏它的心情,相比于上一幅土地的油画,小说的语气极为冷静,让人难以觉察其内在情绪。“瓷实地土地焕发着水泥地般的光泽。”这样的比喻几乎不带有抒情性,更难以激起读者的美感。
    运土填地、工地纠纷、退学入厂、全民入股、沿村卖油,金钱成为这些事件的内在推动力,小说又描写了另一种面对金钱的态度,如学书帮庆有挖土,庆有不好意思给自己从小的玩伴工钱;榨油厂倒闭,云良自杀,村里人慷慨地原谅了死者,人死账烂,“人都死了,还能怎么样呢?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歹咱还活着,钱不钱的,就算了吧,本来种地的也没有那个有钱的命”。(第101页)无论是对金钱的追逐,还是对金钱的淡漠,小说并无褒贬,叙述语调也没有明显的改变。榨油厂对南无村的影响,小说在叙事的表层借学书之口评价那些在厂里上过班的人有了“气质”,“他们走路的姿态和说话的腔调甚至看人眼神都和庄稼人不一样了”。(第101页)但是,叙事的深层结构则将其视为乡村伦理道德变质的源头。这种变质在二福搞副业赚钱后勾引刘娥儿时已经初露端倪,待到云良将姨妹变成情人已是见怪不怪了,但小说对此没有铺陈叙述,只是通过庆有的一句私语点明事实,小说以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叙述了从病床上起来的巧儿看见自己的男人睡在妹妹小巧的床上,当她再次喝农药被送往医院抢救时,村里人正在给铁头爸送葬,小说极其铺陈的描写了这一乡土民俗的全过程,却只写了一句:庆有妈难得一见地抹着眼泪说:“这回巧儿不一定能回来了。”(第94页)与云良结婚后的小巧事后回到榨油厂当会计,小说也没有细写村人的闲言碎语,仅说小巧“只把那些闲言碎语当耳旁风”(第95页)。叙述笔墨如此精简表明小说道德评判的主观意味近乎为零。
    “团结学校”中的郭老师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女人,一向对与林校长有染的庆有妈和铁头妈嗤之以鼻,甚至当面侮辱,然而,她却将女儿秀芹嫁给了庆有。媒婆说出关键原因:谁不想让自己的女子嫁到光景好的人家。秀芳与铁头自由恋爱,郭老师却拼命反对,甚至放下师道尊严去骂街,她一方面是嫌弃铁头家穷,另一方面也是担心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行为不检的女人当儿媳而被村人说笑。结果,秀芳和铁头生米煮成熟饭,婚不得不结。事后,郭老师以为自己要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却发现旁人根本不把这当回事。时代变革,南无村人的婚恋观念已经悄然转变。榨油厂倒闭之后,投入全部身家入股的铁头夫妇血本无归,铁头秀芳等人街头行骗,秀芳带着村妇做澡堂按摩女,最后沦为卖淫女,丈夫铁头默许,正直的红芳知晓此事,也保持了沉默,最后忍不住跟秀娟吐槽,两人却商议不要外传。“五福临门”写下一代新锋永强犯案,艳艳外遇,大贵一家以亲情为掩盖骗取二贵的钱。“普天同庆”中连喜的造纸厂虽然收纳了村里几个恓惶女人,却也有海云们在胡作非为。纯朴民风一步步被金钱所腐蚀,“这是资本物语对民间德语的胜利,也是物质时代对民间道德伦理的彻底摧毁”。小说叙述的内容无不说明乡村民风恶化,然而语言上极其克制,尽量不显露出明显的道德褒贬,甚至有意采用隐讳的方式,以免形成语气上的鄙夷。如福元家儿子十二周岁办酒,“村里的信用联社代办员洪记现场给办理了存款手续,早早断了那几个一心想借几个钱糊弄日子的闲汉的心思”。(第201页)此处的“闲汉”实指那些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小混混。
    乡村现代化进程不仅带来民风的转变,更影响了乡村政治生态。卷四“普天同庆”开始描写村干部的换届选举。村长天平讲江湖义气,愿为村民出头,他熟悉村里的家家户户,关心村民的日常生活。他曾引导村民打趴仗势欺人的张钩子,让老百姓感觉不受人欺负,后又痛打在造纸厂乱搞女工的海云,为残疾兴儿等人出了一口恶气。他对自己在南无村的江湖地位充满信心,“我不干那抠屁眼吮指头的事情,靠给点甜头当上干部,也树立不起威信来,不如不干!”(第221页)未曾估量人情早已被金钱收买。当造纸厂老板连喜加入竞选队伍,其所作所为让我们充分认识到金钱利益是如何成为撬动政治杠杆的有力工具。不同于天平与村民的关系,企业家连喜本来无意于竞选村长,后来得知南无村将被征地,受利益驱动决定参与政治角逐,以同样的原因参加竞选的还有老支书银亮。连喜以给造纸厂员工发福利的方式进行贿选,通过给嘉诚子女安排工作来安抚人心,给虎娃送色拉油以拉拢政治同盟,虎娃也有样学样,整个选举过程背后的支配力量显示出被选举人经济能力的重要性。最终天平落选,历史的舞台被轮换,但是没有谁去议论对错,小说叙事对此保持沉默,读者很难捉摸到叙述者的情感倾向。
    《众生之路》尝试采用一种零度叙事的方式记录南无村的现代化进程,它有意不对人物行为做道德评判,对政治腐败只述不议,记录事件而不带有批判色彩。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最早提出“零度写作”这一概念,强调用一种中性化的写作或“白色”写作来对抗萨特提出的“介入式”写作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巴特提倡作家在写作中的零度介入,主要针对的是诸如政治式写作、思想式写作、革命式写作、警察化写作等种种传统写作。在这些写作中,语言成为了一种‘透明’的工具,所谓的政治意识、思想形态都可以通过语言穿透,语言的多种可能性也被取消。”李骏虎熟读哈代、雨果、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也熟悉《百年孤独》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并且乐于归纳创作理论。在写作长篇历史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时,李骏虎提出“去小说化”的观点,希望读者像信任史书一样信任他的小说。“去小说化”是对中国当代小说过度形式化的反拨,“我要去小说化,就是要摒弃这种讨厌的小说腔,让人说人话”。对于李骏虎而言,从城市叙事返回乡土叙事,心理上缺乏鲁迅式启蒙叙事的优越感,也缺乏一种批判农村的道德制高点,而且,面对不断被现代化进程侵袭的农耕文明,沈从文式的审美叙事也不再适宜,唯有采用现代主义小说的零度叙事,通过情感的零度介入来构建乡土叙事的自足性与稳定性。
    零度叙事也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写法。《众生之路》最后部分描写南无村被征地建韩国工业园区,兴儿爸为了保留田地拒不签约,“只是还有另一份牵挂,那就是他那二亩地,打了一辈子土疙瘩的庄稼人,突然没地种了,想想手脚都没处放,魂儿都要丢了”。(第236页)已成功转型为小商贩的银亮到处找租地种粮,“没有了土地的人,就是这样没有底气”。(第251页)土地对农民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银亮租地这个素材别出心裁,但是小说并没有着力表现这一行为的批判性。“麦黄种谷”卷的最后一个情景写银亮与兴儿爸一起在地里做事,兴儿爸发现韩国工业园没有先建农民的安置房。他说:“这帮龟孙子不说先盖安置楼房,忙活什么呢?”“银亮闻声望去,目光却越过那些爬来爬去的机器,投向远处的长天,那里正有一排大雁向南飞去,雁阵下是无边的田野。再有个把月秋就收过了,在第一场霜落下来之前,那些留下来过冬的鸟儿已经开始修筑自己的巢。”(第257页)小说没有直接去揭露谜底,而是不露声色地描写了一处风景,对此,我们既可以解读为村支书银亮只关心个人利益,对于广大老百姓的生计漠不关心;也可以解读为作者故意回避现实问题,离开土地的农民该怎么生活呢?丁帆教授曾谈及他对中国乡土文学的忧虑:“从事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作家们,应该如何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汲取价值理念的营养呢?!”其潜台词是说乡土文学的批判色彩正在减弱,《众生之路》在这一点上也值得反思。
    3 乡土风物及民俗的追忆视角
    丁帆教授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一书中将乡土小说的美学品格概括为“三画”,即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李骏虎的观念与之类似,他在创作长篇小说《母系氏家》时尝试从风俗史和人的精神角度去描写乡土世界,三易其稿后得出经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要把人物命运放到社会时代背景上去,既要把风云变幻写出来,也要把风土人情写出来,而且,在故事进行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慢下来,或者干脆跳出故事,去谈点题外话,或者写写风景,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节奏,让小说离故事远一些,靠艺术近一些。”这一段陈述可以被视为其乡土叙事的指导思想,《众生之路》对乡土风物及民俗的描写也是为了贯彻这个原则。但是,《众生之路》叙述风土人情,其视角同样是多元化的,小说从文化知识分子视角哀叹传统手艺人的精湛技艺及其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没落,从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纯客观视角记录了丧葬民俗文化,并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情感方式。
    木匠家族小喜一家是《众生之路》的主要人物之一。小喜福娃父子是乡村兼职木匠,农忙时下地,农闲时做手艺,这也是大多数乡村手艺人的生存方式。小喜父子打门框、窗户,做桌椅板凳,偶尔也打寿器(棺材)。在“十组合”柜流行的那年,老汉小喜仅是去看了成品,回来三勾两勾就依样画出图纸并指导儿子福娃打出第一套像模像样的组合柜,让人不得不佩服乡村手艺人的智慧,“十组合”柜成为福娃的招牌,并使他在短短几年发家致富。然而组合柜很快就过时了,福娃又回归了一个地道的农民,闲时伐上几根木头,大材料打成寿器等人上门购买,小材料做成马扎子便宜卖给老人,赚钱不图快慢。最初的福娃还算心平气和,“他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稳扎稳打”。(第33页)然而,当他急需一笔钱给二儿子娶媳妇时,这种重义轻利的乡村商业伦理被打破了。他听信闲汉银贵的话去敲棺材,是想让家里的几具棺材尽快出手,然而没想到这被敲打过的棺材装殓了弟弟二福。小说出人意料的情节设置,让人唏嘘不已,其故事逻辑既有中国本土乡村叙述传统的因果报应,也有现代性文学思维中关于生存处境的反思。
    另一个在小说中隆重亮相的手艺人是银匠。小说第8章从学书的视角叙述了银匠打造老虎戒指的好手艺。银匠在南无村的日子,成为女人的节日,甚至连小男孩学书也开始想象自己戴着一枚刻着下山猛虎图案的硕大的银戒指走在校园里将会引发多少惊羡的目光,他算计着从父母那找些钱和银子去为自己打银戒指,“团结学校”后三章的叙事几乎都是围绕银戒指展开的。当妈妈将打好的戒指送给学书,学书激动无比:“梅花戒指套上手指的一刹那,学书的胸腔膨胀到他无法呼吸,他发出一声类似狗被踩住尾巴的声音,飞快地从妈妈身边跑开,在水泊间跳跃着。”(第68页)然而,戒指最终遗失在割猪草的路上,再也没有找到,学书哭得不能自已,其情境与情感恰是对那已经慢慢失传的民间手艺和手艺人的哀叹。
    随着乡村的城镇化,民俗正在悄然改变,有些甚至消失,但是农村的丧葬风俗依然存在,成为重要的乡村文化生活。《众生之路》中有许多类型的死亡故事:小喜老汉因为二福的事情连惊吓带熬煎作古了、巧儿和文明都是喝农药死的、云良生意失败自杀、新锋犯案被枪毙、铁头爸被火车压死、二福醉死、二贵病死等等,但是小说只重点写了文明和铁头爸两个人的葬礼,从情节设置的角度来看,两场葬礼可有可无,但是从记录民俗的角度来看,两场葬礼非常有代表性。文明葬礼的冥婚与送灯,铁头爸葬礼的丧葬戏曲,都是典型的中国丧葬民俗文化。
    少年文明因为村里的闲言喝了农药,小说并没有多费笔墨描写文明之死给父母和家庭带来的伤痛,而将大量篇幅用于描写中国鬼文化与丧葬文化。小说细致地描写了“白纸灯笼”的制作方法以及“送灯”的情节:“由一个最至亲的晚辈提着一盏白灯笼走在前头,大家排着队一路号哭到村西南通往团结学校的路口……据说这里原先有个土地庙,要把人的灵魂引到这里才算交还给大地,虽然土地庙早就片瓦不存了,这个地方却清清楚楚地记在祖祖辈辈人的心里,把灯送到这里,亲人跪下再尽情号哭一番,吹灯拔蜡,一个人的灵魂之灯就算永远熄灭了。”(第45页)虽然写了两次“号哭”,但是读者却全然感受不到死亡给人带来的情感触动,也丝毫未引发共鸣,小说的叙事语气及其语言方式类似于说明文,叙述者只是从文化记录者的视角讲述故事,情感投入极少。
    铁头爸是南无村第一个被火车压死的人,火车进村可以被视为南无村现代化进程的先兆。铁头爸因为死在外面,属于孤魂野鬼,尸首不能进村子,葬礼只能在村外举行,灵堂设在村口的大柳树下。这场葬礼的地点和时机设计非常巧妙,意味深长。铁头爸的葬礼有一场重头戏,一个女人假扮铁头妈在戏台上唱了一曲传统的哭夫歌谣,悲悲切切,感人至深,出殡前铁头妈更情绪失控大哭一场。叙述者讲述铁头爸葬礼时的情感投入明显多于文明的葬礼,一方面是为了充分表现民间哭丧文化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借这场葬礼为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消逝唱一曲挽歌。在铁头爸葬礼上铁头怒砍柳树的情节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文明死后,村里人传言他的魂附在柳树上,红生砍树受伤,巧儿赌气喝药,鬼的故事被传得越发真切。按说铁头砍树算是移风破俗,但是此后他的生活屡遭失败,从小说情节的设置中我们可以隐约推断出作者的叙事立场。
    《众生之路》描写的酒席文化总是裹挟着乡村政治,吃席顺序的先后以及所坐的席位无不反映人物的社会地位。二福妈过寿除了描述酒席的汤水,重点写的是派出所长老叶,他后来帮二福摆平了煤矿和刘娥儿事件。福元的儿子江江十二岁过圆满时的流水席只是前戏,重头戏是村干部们的较劲以及天平与连喜的正面交锋。孟繁华教授总结中国新乡土文学的成就,提出“超稳定文化结构”这一概念,用于说明新乡土小说对于中国乡村风俗人情的关注。李骏虎在写作《母系氏家》时即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写作《众生之路》时观念更加明确,用不少篇幅描写手艺人、酒席文化、丧葬文化,《众生之路》不仅是用现代性文学思维讲述的乡土故事,也是有着自身故事逻辑的中国式乡土叙事。
    《众生之路》叙述了庆有家、学书家、福娃家、铁头家、云良家、二贵家、兴儿家以及嘉成、天平、连喜、虎娃、银亮等众多家庭与个人的故事,小说超越了线性时间叙事模式,多人物多故事齐头并进,作者有意模糊故事时间,放弃讲述村史的宏大叙事,构建了一面空间叙事的多棱镜。对此,金春平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精心于对一个个彼此联系又彼此隔绝的空间场景进行细微的刻摹,在叙事空间的共存叠加中,通过叙事视角的多维棱镜,消解了小说寓意指向的单一化,在特定空间场景所隐喻的格局当中,让文本呈现出意义的复调性、发散性、可逆性、包容性,散点式的空间化叙事转向将历史、现在和未来并置,实现了对小说文体的虚构场景与非虚构现实的功能交融,由此反思和发掘现代化语境中传统乡土文明的‘建设性’功能对现代人生存的补葺,这种叙事范式的暗示,是重新激发乡土文学内在精神活力,释放乡村、乡土、乡愁所包蕴的艺术能量和价值先锋的有效方式。”
    从写作资源来看,《众生之路》受到了五四文学、地方文化、新乡土小说以及西方文学经典等多重文化资源的影响,在整合运用这些资源进行乡土叙事时,作家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言说方式,多视角叙事导致小说的情感表达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既而影响到小说风格的稳定性。作为70后作家代表,李骏虎的乡土小说具有旗帜意义,这一代作家正是经历乡村城镇化的一代,对他们而言,农村生活经历非常难得,李骏虎的乡土经验在创作上大有优势,而且由于山药蛋派文学的浸润,他的叙事语言极具可读性与表现力。但是,如何超越启蒙叙事、审美叙事、问题叙事等既往的乡土叙事逻辑,形成自己独立的乡土叙事风格,是李骏虎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也是70后作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由于《众生之路》是由《后福》《用镰刀割草的男孩》《五福临门》《留鸟》等多个中短篇小说合编而成的长篇,小说各部分的写作时间相差十余年,期间作家本人的写作理念与叙述风格也在不断地调整中,这些也影响到成品《众生之路》的整体性及其叙事风格的稳定性。例如,小说大体是以零度写作的方式叙述南无村的现代化进程,但是讲述福娃敲棺材的故事时却又忍不住发表了议论,这其实是早已发表于2009年的中篇小说《五福临门》的残存。小说各章节之间的关系非常松散,章法不清,将南无村几代人的故事交杂叙述,年岁含糊,甚至出现时间上的混乱,如卷三第15章翠莲借钱荷花创教的故事,明显时间有误。由于缺乏一条明确的故事主线,人物主次不明,形象不够突出。中短篇小说合并成长篇小说的做法虽然有助于作家快速进入市场,然而也唯有突破这一行文方式,他方能在长篇小说上真正形成独立、成熟且自成一体的乡土叙事风格。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